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在28岁那年发表的第一部论著《悲剧的诞生》（1872）中，尼采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终其一生的现代性批判的立足点：以古希腊伦理为衡量尺度批判现代伦理。然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其实并未做到畅所欲言。由于与其当时的精神教父瓦格纳的政治观点不合，尼采删除了论及古希腊政治伦理的两个核心章节。《悲剧的诞生》刊印之后的1872年底，尼采将一份题为「五篇未成文之书的前言」的手稿赠送给瓦格纳夫人科西玛。这份礼物用了「豪华皮面」，可见尼采自己非常珍惜这些手稿，其中就有《悲剧的诞生》写作构想被迫删除的两个重要章节，分别题为「《古希腊式国家》前言」和「《荷马世界的竞赛》前言」。在五篇「前言」中，这两篇「前言」篇幅最长，已经算得上独立论文，而且相互发明。它们不仅明晰地展示了尼采在随后的一生中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立场，而且埋下了与瓦格纳决裂的种子。[1]可以说，就理解尼采政治哲学的思想底色而言，这两篇「前言」比《悲剧的诞生》更为重要。

「《古希腊式国家》前言」共14个自然段。[2]在前6个自然段中，通过对比古希腊和现代的政治伦理，尼采对现代西方思想的人性论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批判。青年尼采明确宣告，他所揭示的古希腊人的「人性」观堪称「残酷」的真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没法承受这样的真理。《荷马世界的竞赛》「前言」一开始就说：

于是，古希腊人——古代最具人性的人——自在地具有一种残酷特征（einen Zug von Grausamkeit），一种猛虎般的消灭欲（Vernichtungslust）特征：在古希腊人甚至被放大到怪诞程度的镜像中，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这个特征非常清晰可见。但在古希腊人的整个历史中，正如在其神话中一样，这个特征不得不让用懦弱的现代人性概念来面对古希腊人的我们置身于恐惧之中。[3]

直到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喜欢尼采的读书人都不在少数，难道「我们」能够承受尼采揭示的「残酷」真理？难道尼采低估了现代的「我们」的精神承受力？情形会不会是：其实「我们」从未坦诚地直面过尼采所揭示的「残酷」真理，否则，「我们」绝不会喜欢尼采？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逐段研读「《古希腊式国家》前言」的前6个自然段，而且要用尼采亲自推荐的阅读方式来读：读的时候眼睛要放尖些，手指头要放慢些。[4]

《古希腊式国家》这个题目让我们会以为，尼采这位古典学教授要谈论的是一个无关现代人痛痒的古代文史论题。让我们感到惊骇的是，「前言」第一句话就尖刻挖苦我们「现代人」（Neueren）引以为自豪的价值观念：

[1]我们现代人有两个概念胜过古希腊人，它们几乎作为安慰手段给了举止奴性十足却又惧怕「奴隶」一词的世界：我们谈论「人的尊严」，「劳动的尊严」。（页542）

尼采开宗明义地表明，他写这篇文章的基本意图是：用古希腊式的价值观念挑战现代式的价值观念。按照我们被现代启蒙思想教化出来的历史意识，今人比古人幸福。古人活得没有「人的尊严」，现代人虽然也「劳动」，却有「劳动的尊严」。[5]尼采首先让我们感到惊骇的是，他说，我们现代人「奴性十足」（durchaus sklavisch）却又不敢承认自己是「奴隶」，用「人的尊严」或「劳动的尊严」之类的观念来哄骗自己：赞叹人的生存「劳动」具有尊严，如果不是现代哲人的「理智」由于「受‘意志’诱惑」在刻意骗人，就是在自欺欺人。尼采针锋相对地提出，「劳动」不过是人为了存活而不得不凭靠的「一种痛苦不堪的手段」（ein qualvolles Mittel），毫无「尊严」可言。否则，人们无法解释，为何很少有人不贪图「安逸」。尼采用下面这句话来结束第一自然段：

[1]在所有千百万人的劳动困苦中（in der Arbeitsnoth），除了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的本能，也就是瘦弱的植物藉以将根延伸到没有土壤的岩石里的那种同样强大的本能（Trieb），我们还能发现什么！（页542-543）

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劳动」这个概念获得了哲学人类学的含义，在马克思哲学那里又进一步获得了历史社会学的含义，但无论在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那里，其含义都是：「劳动」是人的生存的本质，或用哲学行话说，是人的类本质。不仅如此，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劳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因。如果我们已经接受并信服这种「劳动」观，尼采的说法就堪称「残酷」：「劳动」固然是人的自然「本能」（Trieb），但它是有如「瘦弱的植物藉以将根延伸到没有土壤的岩石里」的那种本能。自近代以来，从霍布斯、洛克到黑格尔，西方哲人关于人的「自然本能」（自然欲望）的界定有很多，就符合人的「自然」而言，尼采的这个界定更为入木三分。

尼采据此宣称，人在本质上是自己的生存的「奴隶」，即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折磨性劳动」（verzehrender Arbeit）。十分清楚，所谓「奴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受压迫阶级的含义，而是哲学人类学的含义：人作为「奴隶」不是受某个阶级的压迫，而是受自己的生存「本能」压迫。换言之，即便消灭了地主或资本家，我们仍然是「奴隶」。毕竟，与其他动物乃至植物相比，人作为一种类的生存活得非常辛苦——其他动物可以不劳而活，人这类动物却必须靠劳动存活。如果人要不成为「奴隶」，唯有从这种仅仅为了生存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2]只有那些随即又被艺术家式的文化的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的个人，才能从这种可怕的生存斗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没有走向实际的悲观论——自然将这种悲观论当作真正的非自然来憎恶。（页543）

「劳动」是人的赤裸裸的「生存—斗争」（Existenz-Kampf），凡是为了如此「生存—斗争」而生活的人都是「奴隶」。只有「被艺术家式的文化的高贵的疯狂图景攫住的个人」才不再是受这种「本能」支配的「奴隶」。我们应该注意到，前文说到「奴隶」时用的同义词是「所有千百万人」（aller der Millionen），也就是俗话说的「芸芸众生」。与此相对照，这里说到「从这种可怕的生存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人时用的是「个人」（Einzelnen），而且用到两个小品词：sofort wieder[随即又]。这意味着，这类「个人」虽然也需要生存，但由于「被艺术家式的文化的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他才不再仅仅为了单纯的生存而活。所谓「艺术家式的文化」（die künstlerische Kultur）这个特殊概念很可能来自布克哈特，它指有天赋的个体所创造的高贵「文化」，而非大众所创造的流俗文化——真正的艺术家无不是有特殊天赋的「个人」。所谓「高贵的疯狂景象」这个表达式明显来自柏拉图，它让我们想起《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所描述的「爱欲的疯癫」所看到的景象。[6]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尼采所说的这种艺术家式的「个人」其实指一种特殊类型的灵魂。换言之，「艺术家」仅仅是一种比喻性指称，有别于从未见过「高贵的疯狂景象」的芸芸众生的灵魂。

众生没有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难免会成为「实际的悲观论」者。所谓「实际的悲观论」（praktischer Pessimismus）与当时尼采所钦佩的叔本华哲学有关，即认为人生本身就是「苦」，这是人世的本相。可是，为什么「自然」会把这种悲观论「当作真实的非自然（als die wahre Unnatur）来憎恶」呢？「自然」一词可以读作「天性」，「非自然」这个语词则可以理解为并非出自天性的「怪物」——比如机器人就是个「怪物」。但更有可能：「自然」一词这里指「能力最高且最高贵」（in seinen höchsten und edelsten Kräften）的人的天性，「非自然」则指没有这种高贵天性的人。[7]换言之，与「奴隶」概念相对的概念不是「主人」，而是被「高贵的疯狂图景攫住的个人」。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个人」理解为「主人」。因为，这种「个人」有支配自己的生存本能的能力，而非仅仅被生存本能所支配。

尼采挑明了这样一个人类学事实：人的灵魂天性有两种类型，或者说有两种本能性的「贪欲」（die Gier）。一种是本能性的「生存—斗争的贪欲」，这是「所有千百万人」的灵魂类型；另一种本能性的「艺术需求的贪欲」，这是极少数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的「个人」的灵魂类型。如果说上智与下愚亘古不移，那么，这两种本能同样如此。天性具有「艺术需求的贪欲」的灵魂才有「尊严」可言，因为这种人的生活不受「生存—斗争的贪欲」支配。现代启蒙哲学企图勾销这种传统的区分，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本能搅合在一起，于是打造了「个体的人」（der einzelne Mensch）这个概念。所谓「人的尊严」或「劳动的尊严」的说法不过是用来打造这个概念的工具，以便让「生存—斗争的贪欲」得到「辩护和圣化」（zu entschuldigen und zu weihen）。启蒙哲学相信，通过普及启蒙教育，天性仅贪欲「生存—斗争」的庶众也可以成为天性贪欲「艺术需求」的人。尼采则相信，现代启蒙哲学的这一主张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在骗人，因为这种捏合是「非自然的融合」。因此他说，现代启蒙哲学所谓的「个体的人」有如贺拉斯《诗艺》开篇描绘的那个「怪胎」（页543）。[8]尼采的说法倒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在后现代的富足舒适的国家中，为何会出现许多艺术「怪胎」。

阐明两种类型的天性这一人类学事实之后，尼采才开始说到「古希腊人」：

[3]古希腊人不需要这些个概念虚构，他们以惊人的坦白说，劳动是一种耻辱……人这种东西也是一个耻辱和可怜的虚无，是一个「影子的梦」。……希腊人感到，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斗争的人不可能是艺术家。（页543）

我们难免会问：历史上所有的古希腊人都这样认为吗？显然不是。尼采引用了品达的诗句，但历史上的古希腊人并非个个具有品达的天性。我们至多只能说，品达是为数不多的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的古希腊人之一，他们不再「为了单纯继续活着（um das nackte Fortleben）而斗争」，无异于从「所有千百万[古希腊]人」中脱颖而出。尼采随即把「古希腊人」说成「艺术家」。显然，与「艺术家」这个语词一样，尼采笔下的「古希腊人」是一个哲学性的比喻指称，喻指有别于「所有千百万人」的灵魂类型。这种灵魂类型的人在历史上尽管代不乏人，却从来不会有成千成万。[9]问题在于，哪种灵魂类型应该占据支配性地位。尼采紧接着就说：

[3]在现代，不是需要艺术的人，而是奴隶，决定着普遍观念：为了能够生活，奴隶依其天性不得不用欺骗性的名称来描述其全部境况。诸如人的尊严、劳动的尊严等幻象（Phantome），不过是自惭形秽的奴隶制（Sklaventhum）的可怜产物。（页543）

这段话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尼采的「古希腊人」与其说是一个史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古希腊与现代的对比，或者说「艺术家」与「奴隶」的对比，在尼采那里意味着两种文明类型的对比：谁在「决定着普遍观念」（die allgemeinen Vorstellungen）。现代文明意味着，「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斗争」成了具有支配性的「普遍观念」——这就是所谓「民主文化」的真正含义。

现代文明是怎么产生的呢？尼采说，「为了能够生活，奴隶依其天性不得不用欺骗性的名称（mit trügerischen Namen）来描述其全部境况」，似乎现代文明是「奴隶」造反的结果，「奴隶」的生存观念夺取了对文明的「普遍观念」的支配权。尼采死后长期背负蔑视普通民众的罪名，尽管尼采经常缺乏节制的言辞对此难咎其责，我们仍然有必要看到：尼采绝对没有蔑视「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斗争」的芸芸众生的生活方式，似乎希望众生个个都成为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的人。尼采清楚地知道，「所有千百万人」的天性不可能不「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斗争」。事实上，尼采恰恰反对现代哲人对「所有千百万人」施行这样的启蒙教育：你们其实是「个体的人」，你们应该学会「反思自身并超越他自己」，不再「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斗争」：

[3]不幸的时代啊！在这样的时代，奴隶需要这些概念，在这样的时代，奴隶被鼓动去反思（zum Nachdenken）自身并超越自己！不幸的诱拐者们已用认知树的果子毁了奴隶的无辜状态！如今，奴隶不得不日复一日地靠这些个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虚度光阴（hinhalten），正如对每个有深邃目光的人来说，所谓「人人平等」或所谓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或劳动的尊严[之类概念]中的谎言昭然若揭。奴隶甚至不许可去理解，在哪个层级以及何种高度上才可以大概地谈论「尊严」，即当个体完全超越自己，且不必再为其个人的继续活着而繁衍和劳动。（页543-254）

尼采在这里用了两个带惊叹号的感叹句。[10]这两个感叹句足以让我们清楚看到尼采对启蒙哲人深恶痛绝的理由：启蒙哲人「鼓动」芸芸众生去「反思自己并超越自己」，最终「毁了」众生们的「无辜状态」。奴隶「被鼓动去反思自身并超越自己」句用的是被动态，这表明众生并非自己主动要去「反思自身并超越自己」！尼采很清楚，众生哪里会理解「反思」和「超越」。尼采把「现代」称为「不幸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的「不幸」是启蒙哲人造成的。尼采称启蒙哲人是「不幸的诱拐者」（Unselige Verführer），因为他们用「认知树的果子」——即哲学——「毁了奴隶的无辜状态」。

什么叫做「奴隶的无辜状态」？如果「奴隶」状态指「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斗争」，那么，所谓「无辜状态」（den Unschuldsstand）指的就是「所有千百万人」单纯为了「继续活着而繁衍和劳动」的状态。然而，为何这种状态「无辜」呢？按照基督教《圣经》中的说法，人本来生活在伊甸园，由于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从此过上了辛苦的人世生活。换言之，人世生活的艰辛由此得到了解释：由于人违反上帝的禁令，生活的艰辛是对人之罪的惩罚。尼采用「无辜状态」这个语词来反驳这一基督教信仰的人世解释：人世生活的艰辛是人的自然本质带来的，因为人的本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有如「瘦弱的植物藉以将根延伸到没有土壤的岩石里」。所谓「无辜」就是「无罪」，受苦是生存的本相，对此，人不能抱怨或归罪于谁，否则只能抱怨或归罪自己的生存「本能」。

因此，在尼采看来，就对人世本相的理解而言，佛教比基督教深刻而且真实得多。尽管如此，基督教的人世理解毕竟没有给人世生活的艰辛赋予诱人的光辉。与此不同，启蒙哲学编造出「基本人权」、「人人平等」、「劳动的尊严」之类的「谎言」，让众生以为自己的在世生活从此是属人的生活，而非悲惨的生活。只有「深邃目光的人」懂得，「基本人权」和「人人平等」之类的「认知树的果子」其实是蹩脚的「谎言」。道理很简单，即便「人人平等」而且都有了「基本人权」，不等于芸芸众生从此不再「单纯为继续生存而斗争」；即便我们以为「劳动」有「尊严」，不等于「劳动」不再是「一种痛苦不堪的手段」。因此，尼采绝没有蔑视芸芸众生为了「继续活着而繁衍和劳动」的人生，而是强烈指控启蒙哲人对众生不负责任地「诱拐」。

在这里，尼采解释了他所理解的「尊严」：「当个体（Individuum）完全超越自己，且不必再为其个人的继续活着而繁衍和劳动」，才有生存的「尊严」。因此，尼采说，要大概地谈论「尊严」，就必须上到某个「层级」和某种「高度」（Höhe）。然而，尼采为什么说，「甚至不许可（darf nicht）」芸芸众生去理解这个「层级」和「高度」呢？因为，芸芸众生既不可以「完全超越自己」，也不可以「不必再为其个人的继续活着而繁衍和劳动」，否则就违背了自己的「本能」。

尼采的说法已经让我们感到难以承受，其实，到此为止，尼采还没有说出他要说的「残酷的真理」。尼采甚至说，即便「艺术家式」的劳动，也「并无尊严」可言。

[4]在希腊人看来，艺术家式的创作同样归属于并无尊严的劳动概念，就像任何俗气的手工业一样。但是，如果艺术家式的本能的强制力在希腊人身上发挥作用，那么，他就不得不创作，并忍受那劳动的困苦（Noth der Arbeit）。

「艺术家式的创作」也是一种「劳动」，任何「劳动」都是一种「困苦」。艺术家式的「劳动」不是出于「为了单纯继续活着」的「本能」（Trieb），而是「为一个比自己的个体保存更高的目的服务」。尽管如此，「艺术家式」的劳动本身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具有尊严。

[4]希腊人行事有如这样一位父亲，他赞叹其孩子的美和禀赋，但却怀着羞耻的不情愿（mit schamhaftem Widerwillen）回想起生育行为。对这美[生发的]兴致勃勃的惊叹，并没有使他对这美的生成（Werden）视而不见——对他来说，这美的生成像自然中的所有生成一样，是一种巨大的困苦（eine gewaltige Noth），一种向此生的自发突涌（ein Sichdränen zum Dasein）。生殖过程被看成应该感到羞耻地加以隐瞒的事情，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为一个比自己的个体保存更高的目的服务：这同样的感情也掩盖了伟大艺术品的出生，尽管通过伟大的艺术品，一种更高的此生形式被开创出来，就像通过生育行为，新的一代被生了出来。（页544）

尼采把「艺术家式」的劳动模拟为生育美的行为，从而有别于「所有千百万人」仅仅「为了单纯继续活着」而从事的各种劳动。我们不难理解：「艺术家式的本能」「贪欲」美和高贵。难以理解的是，尼采为何说，生育出美和高贵固然值得赞叹，但生育过程本身一点儿不美，依然是「一种巨大的困苦」，因而对生育过程应该感到「羞耻」。尼采这样说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艺术家式的灵魂生育「美」的东西，需要毫无美可言的「劳动困苦」垫底。[11]换言之，人世中的美的创造极为稀罕，这种创造需要「所有千百万人」承担大量的「劳动困苦」。因此他接下来就说：

[5]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普遍观念，得以把古希腊人涉及劳动和奴役（Sklaverei）的感觉归入其中。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两者是一种必要的耻辱，人们在它面前感到羞耻，既是耻辱，同时又是必要。（页544）

理解「必要的耻辱」（nothwendige Schmach）这个表达式的关键在于「必要」这个语词：「劳动困苦」尽管是一种「耻辱」，对于「艺术家式的本能」生育美和高贵来说却是「一种必要」。尼采所说的「普遍观念」，就是我们难以接受的「等级制」或「奴隶制」观念：

[5]教化（Bildung）首先是真正的艺术需求，它建立在一个令人惊骇的基础之上，不过，在对羞耻的逐渐明晰的感受中，这个基础会让人得到认识。为了使艺术发展有一片广阔、深厚、肥沃的土壤，绝大多数人必须为极少数人服务，必须超越自己的个人需求的尺度，奴隶般地屈从于生活困苦。基于绝大多数人[付出]的代价，那个优选阶级应该依靠他们的剩余劳动摆脱生存斗争，以便造就出一个新的需求世界并满足它。（页545）

「艺术」是生育美的行为的代名词，人类的「教化」基于这种行为。毕竟，所谓「教化」就是用美的东西来培育自己。然而，人世间只有「极少数人」（Minderzahl）具有这种生育本能。由于这种本能，这种灵魂「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的「极少数人」理应是「优选阶级」（bevorzugte Klasse），他们对其生育本能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的「绝大多数人」（die ungeheure Mehrzahl）具有生存上的特权。[12]如尼采在晚期著作《敌基督》第57节中说：

极少数人——作为最完善的等级，拥有极少数人的特权：它代表幸福，代表美，代表地上所有的善。只有那些最具精神性的人，才获准追求美，追求美的东西；只有在他们身上，善才不是软弱。

这样一来，生育美的「极少数人」与仅仅为了繁衍后代的「绝大多数人」就形成了一个差序关系或等级关系。显然，这种等级关系与我们所理解的以财富来衡量的贵族—平民等级或以权力来衡量的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尼采说的作为「优选阶级」的艺术家本能是一种灵魂类型，这种灵魂本能贪欲美和高贵，「绝大多数人」的灵魂本能仅仅贪欲「自己的个体保存」（individuelle Erhaltung）。可以设想：即便人类可以通过民主革命废除贵族—臣民或君王—臣民的等级关系，却无法通过任何革命来废除尼采说的这种人性差异。就此而言，尼采彻底地质疑了无论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前景：毕竟，革命后的国家即便承认了每个人的平等尊严，绝不等于人类已经彻底解决了自身的政治问题。[13]

现代的「我们」不是已经信服现代的这种「主义」就是那种「主义」，因此，我们断难接受尼采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断难接受生育美的「极少数人」应该拥有「特权」。时年还不到30岁的尼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接下来就说：

[6]按此，我们必须懂得把以下事实说成是听起来残酷的真理，即这种奴隶制属于一种文化的本质：这当然是一种真理，它对于生存的绝对价值没有留下丝毫怀疑。这真理是兀鹫，它不断啄食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促进者的肝脏。（页545）

注意尼采说的是，他所揭示的「真理」仅仅是「听起来残酷」（grausam klingende Wahrheit）。言下之意，这种「真理」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不可避免是「残酷的真理」。尽管如此，尼采仍然固执地说：他所揭示的「真理」属于「文化的本质」。否则，人们就得承认：「文化的本质」不是贪欲美和高贵。不仅如此，还不到30岁的尼采已经看到，现代的各种「主义」无不在培育对美和高贵的贪欲的憎恨。

[6]为了让少量奥林珀斯人（Olympische Menschen）能够生产艺术世界，还必须增加艰难度日之人的痛苦（das Elend）。这里有那种愤恨的源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其更为苍白的子孙，那些在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反对艺术、而且也反对古典的古代（das klassische Alterthum）的「自由派」白种人，滋养了这种愤恨的源泉。（页545）

必须承认，年轻的尼采让现代的读书人非常难堪：由于教育的普及，我们成了读书人。然而，我们在天性上并不属于「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的「极少数人」，即便我们获得了博士学位甚至当上了哲学教授。由于我们的生育本能仍然属于仅仅为了繁衍后代的「绝大多数人」，我们不可能不「愤恨」对美和高贵的贪欲本能。让我们更为难堪的是，尼采主张：必须对现代的读书人施行强行管制，否则，对美和高贵的贪欲本能的「愤恨」迟早会毁掉人类文化的本质：

[6]如果真的听凭一个民族去摆布文化，如果这里没有无法摆脱的权力（Mächte）在施行统治——对个人来说这些权力就是法律和限制，那么，对文化的蔑视、对精神贫乏的颂扬、对艺术追求的破坏圣像式的毁灭，就会多于受压迫群众对寄生虫般的个人的反抗：这会是同情的呼声，这呼声会推倒文化之墙；要求公正、要求平摊受苦的本能（Trieb nach Gleichmaaß des Leidens）会淹没所有其他观念。（页545）

对我们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自由民主观念已经取得了不可动摇的法统地位，「对文化的蔑视、对精神贫乏的颂扬、对艺术追求的破坏圣像式的毁灭」早就已经是我们的「新常态」。倘若如此，尼采在文章一开始的说法就已经一语中的：我们现代人「奴性十足」却又不敢承认自己是「奴隶」，用「人的尊严」「人人平等」之类的观念来哄骗自己。即将结束关于「古希腊人」的论述时，尼采回到了第一自然段所要揭示的道理：

[6]有一点不可忘记：我们在任何文化的本质中发现的残酷，同样存在于任何强有力的宗教（jeder mächtigen Religion）的本质中，说到底，存在于权力的本性中，而权力始终是恶（immer böse）；所以，如果一种文化凭借对自由或者至少对公正的呼唤拆毁宗教诉求垒得太高的堡垒，我们将同样能很好地理解。任何想要是或者不得不在这种可怕的万物状况中是称为生活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其本质都不过是原始痛苦和原始矛盾的映射，也就是说，「顺应世界和大地的器官」落入我们的眼中不得不是从不餍足的生存贪欲和时间形式中永恒的自相矛盾，这就是生成（Werden）。每个瞬间吞噬掉前面的瞬间，每次诞生都是无数生物的死亡，生殖、生活、谋杀是一回事。（页545-546）

所谓「任何文化的本质」指任何古典文化的本质——其本质在于：这种文化具有「权力的本性」（Natur der Macht）。或者说，古典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施行，以便强行掩盖人类生存的本相。就此而言，古典文化与宗教在本质上相同：必须施行权力压制「绝大多数人」的本能，以免「从不餍足的生存贪欲和时间形式中永恒的自相矛盾」袒露无遗。毕竟，人类生存的本相说到底不过是「原始痛苦和原始矛盾的映射」。既然现代的我们已经无条件地赞同自由民主观念废黜古典文化的本质，民主的文化让人类的生存袒露出自己的本相，「生殖、生活、谋杀是一回事」，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6]当今可怕之极的社会危急状态（die ungeheuren socialen Nothstände）诞生于现代人的娇惯，而非诞生于对那种悲苦的真实且深切的怜悯。如果古希腊人毁于其奴隶制会是真的话，那么，另一种情形就更为明确，即我们将因缺乏奴隶制而走向毁灭。

本文在开始时提到，尼采断言，他的「古希腊人」伦理观会让现代人感到惊骇。果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对尼采的一段总体评说：

对于我们中那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来说，很难沿着尼采的思路走下去。尼采是民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合理性的一位公开反对者。他希望出现一种有助于强者支配弱者、加剧社会不平等甚至助长某种残酷的新道德。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尼采主义者，就必须强健我们身体和精神。尼采冬天拒绝给屋子生暖，以致手指冻得青紫，他甚至在精神病发作前的几年里，都几乎每天受十次剧烈头痛的折磨——他指向的生活方式，不会为舒适与和平所动。[14]

尼采写这篇「前言」时不到30岁，福山写上面这段话时多少岁？对照尼采的原话，任何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尼采「希望出现一种有助于强者支配弱者、加剧社会不平等甚至助长某种残酷的新道德」？冥府中的尼采读到福山的这段话一定会朗声笑起来，他不会对说他「冬天拒绝给屋子生暖，以致手指冻得青紫」之类的说法生气。尼采与苏格拉底一样清楚，一个读书人的灵魂如果缺乏最起码的自知之明，这个灵魂不是可悲，而是可笑。

福山是富足安适的美国生活方式养育出来的智识人，因此他研究过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他看到，

在尼采之前，托克维尔已经完全意识到从贵族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将会失去什么。他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贵族社会中所特有的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从诗歌和形而上学理论到法贝尔彩蛋；另一方面，他们会制造大量丑陋实用的东西：机床、高速公路、丰田凯美瑞轿车以及预制结构的房屋。（《历史的终结》，页318）

即便托克维尔是个贵族分子，面对民主化的世界进程会舍不得自己身上的「那种从容刻意的反功利精神所培育的东西」，他也感觉到世界的民主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顺从去必然性，并且为它的风靡感到满足」：

托克维尔与尼采不同，他敏锐地感受到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在一点点地改善。而且，无论如何，他觉得民主的进程不可阻挡，因此，一切对它的抵制不仅毫无希望，而且会适得其反：人们充其量能够做到的，就是告诉那些民主的狂热支持者，还有其他替代民主的严肃方案，只要对民主自身进行修正，它们就能够保存下来。（《历史的终结》，页318）

福山所概括的托克维尔是否托克维尔本来的样子，是否也像他概括尼采那样，把他变成了一幅哈哈镜，不值得进一步去查考。问题在于，福山用他的「必然性」来反驳尼采，并不具有任何效力。毕竟，即便世界的民主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不等于尼采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人类学事实，或者说不再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无论福山想出怎样的「对民主自身进行修正」的「严肃方案」，「推倒文化之墙的同情呼声，对正义和平均分担痛苦的渴望会淹没所有其他想法」，都会是世界民主化的必然。

黑格尔把「主人」—「奴隶」关系视为世界历史的基本人类学事实，与此不同，尼采把「艺术家」—「奴隶」关系视为世界历史的基本人类学事实。黑格尔—科耶夫从「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引出了「承认的欲望」的普遍性，[15]由此推导出「现代性」的正当性。尼采依据「艺术家」—「奴隶」关系这一世界历史的人类学事实对黑格尔的「现代性」论证提出了反驳：

我们会反驳尼采说：正因为人世的生存太辛苦，启蒙思想才要积极致力于改变人的生存状况。有目共睹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减轻了人的自然生存的艰辛，医疗条件的巨大进步使得婴儿存活率和老人寿命期等等都今非昔比。现代商业文明明显增加了人类的财富，使得人的自然生存变得富足、安适甚至悠闲。由于财富的增长，不少人的生活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单纯为继续生存而斗争」，而是像过上了游戏般的人生。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大哲人科耶夫相信，在黑格尔那里，主—奴关系的转变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劳作」——或者说「世界历史」是主—奴关系的辩证史。

尼采会回答说，的确如此——尽管如此，这些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人类学事实：「所有千百万人」尽管不再为生存而斗争，仍然「单纯为继续生存」而生活；或者说，「所有千百万人」的生存即便变得富足、安适甚至悠闲，也仍然是「单纯为继续生存」而生活，从而仍然是「奴隶」。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完全超越自己，且不必再为其个人的继续活着而繁衍和劳动」，没有被「高贵的疯狂景象攫住」。不仅如此，一旦为了让生存变得富足、安适甚至悠闲来决定人类的「普遍观念」，那么，就意味着让「奴性」来决定文明的质量。

我们会进一步反驳尼采说：「所有千百万」「单纯为继续生存」而生活的人，未必没有艺术家式的需要，他们在历史的过去为了「生存—斗争」而生活，仅仅因为技术文明不发达，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不好。如今，在商业文明的自由民主政制中，「所有千百万人」不是从「生存—斗争」中被解放出来了吗？「所有千百万人」人不是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了吗？我们不是看到，在富裕的后现代国家，人口不断下降，因为，人们甚至「不必为其个人的继续生存而繁衍」，遑论为「继续生存」而劳动。在微博时代，尽管不是「所有千百万」人在写诗，至少也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写作……尼采的说法难道是人类学的不变事实？

尼采如何回答呢？他说，「所有千百万人」当然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或者写诗，然而，这仅仅是他们有了闲暇之后的消遣，他们的天性中并没有真正的「艺术家式的冲动」。20世纪的大哲人科耶夫承认，尼采说对了。因为，他们只能模仿自己天性上没有的激情；他们以为自己因此获得了「幸福」，其实获得的仅仅是「满足」，就像动物只会有「满足」感，不会有「幸福」感。[16]

尼采所谓「残酷的真理」意味着这一的真理：科技文明也好、民主政制也罢，都无法改变如下生存事实，即「所有千百万人」不过是为「生存」而活的奴隶。这个真理仅仅对福山这样的启蒙知识人而言堪称「残酷」，因为，福山与「我们」中的多数人一样，天生并没有「艺术家」的灵魂天性，却以为自己上过常春藤大学并获得博士文凭，自己就不再是为「生存」而活的奴隶。这意味着，相信商业文明、技术进步和民主政制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无异于对人类真正的最高价值即高贵和美的精神质量的彻底颠覆。一旦这种颠覆得以实现，「人人平等」的观念就会让所有天性质量低劣之人的观念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随着民主化大学教育的普及，整个人类文明的景象必然是精神或文化或学术领域的群魔乱舞。

本文原刊于《哲学与文化》（Universitas-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2018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1] 参见吕尔，《〈王制〉1871：青年尼采论古代希腊城邦》，见彼肖普编，《尼采与古代》，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页103-110。奥尔苏奇考察了尼采的中期和晚期思想如何以古希腊伦理为衡量尺度抨击现代欧洲思想，没有提到尼采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坚定地以古希腊伦理为本的思想立场。参见奥尔苏奇，《东方—西方：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徐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页10-39、337-393。

[2] 五篇「前言」的中译（赵蕾莲译）见《尼采全集》第一卷，杨恒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页536-563；「《古希腊式国家》前言」见页542-551。这篇「前言」早前有蒋如俊译本（魏育青校），见《复旦哲学评论》，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248-257。本文所引采用赵译本（随文注页码），笔者加了自然段落编号，用方括号[ ]标示。译文凡有改动，依据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eds.), Nietzsche, KSA 1 (Berlin, 1988), pp.764-777。

[3] 尼采，〈《荷马世界的竞争》前言〉，收于《尼采全集》第一卷，杨恒达等译，页555。

[4] 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前言」格言5。

[5] 赵译本将Arbeit译作「工作」，蒋译本译作「劳动」，更符合中国口味的黑格尔—马克思术语用法。

[6] 「高贵的疯狂景象」（die edeln Wahnbilder）赵译本译作「高贵幻觉」，蒋译本译作「高贵幻象」，都把Wahn译作「幻」。熟悉柏拉图的尼采肯定知道，《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所描述的「爱欲的疯癫」所看到的景象绝非「幻」象，反倒是上天的真实景象。要看到这样的景象，得靠一种特别的灵魂「疯狂」。参见刘小枫编∕译，《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页319-335。

[7] 参见尼采，〈《荷马世界的竞争》前言〉，收于《尼采全集》第一卷，杨恒达等译，页555。

[8] 据说，「精神小说」家穆齐尔花了两千多页来描绘这种「怪胎」的画像，仍然没有画全。参见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9] 《悲剧的诞生》问世之后，信奉实证史学原则的古典学家抨击尼采虚构历史的「古希腊人」形象，显然误解了尼采。如莫利所说，维拉莫维茨的脑筋完全没法理解，尼采的「古希腊人」是一个「非历史的」概念，他要用这个概念来摧毁现代实证史学的「毁灭性史学狂热」：「尼采不仅希望质疑并对抗他所谓现代对史学的过高评价，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抬出一种与传统解释完全相反的古希腊文化理论」。参见莫利，〈「非历史的希腊人」：神话、历史与古代之利用〉，见彼肖普，《尼采与古代》，田立年译，页33。

[10] 原文是两个独立的感叹句，中译文有三个惊叹号，第一个是为了符合中文习惯加的。

[11] 比较柏拉图的《会饮》中第俄提玛教导苏格拉底何谓「爱欲」时的说法：第俄提玛从普通人的爱欲讲到少数人的爱欲，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205a5-207c1）。

[12] 赵译本和蒋译本都把「优选阶级」（bevorzugte Klasse）译作「特权阶级」，在《敌基督》57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所用的「特权阶级」是另一个德语词。

[13] 参见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见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页46。

[14]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页323（以下简称《历史的终结》并随文注页码）。

[15] 关于「认知自己」与「承认」的关系，参见科耶夫，〈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理念〉，收于氏着，《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页115。

[16] 同上注，《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页518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