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啸宇 | 王权、教会与现代国家的构建

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1554 -1600）

英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起始于都铎王朝，正是在都铎王朝，英格兰结束了惨烈而漫长的内战（即“红白玫瑰战争”），实现了政治上的和平与统一；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英国转型为绝对主义君主国，开始了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在此进程之中，由都铎王朝第二任君主亨利八世发起的“宗教改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教改革不仅使英国建立起了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教会，强化了王室的保护权和权威，还使国王获得了修道院的大量土地，促成了乡绅阶层的崛起和行政、司法机构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国教会培育了英国的民族精神，强化了英国人的国家意识，而这一点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极为关键。[1]

但是，在16世纪的英国，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国教会的改革方案。除了拥护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之外，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后期，清教徒已经取代了天主教徒，成为与国教会对抗的主要力量。他们认为都铎王朝所建立的国教体制未必就是最佳的政教制度，清教徒们同样有一套在英国贯彻自身原则的制度方案，并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国教徒与清教徒关于政教制度所争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国王的权威问题——英国的政教事务是否需要国王的统一领导，还是像清教徒主张的那样，国家与教会应当彻底地分离，作为世俗首脑的君主也只是教会的成员而已，在宗教问题上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2]在当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是代表国教徒为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教方案进行理论辩护的主要人物，他的煌煌巨著《论教会政治体的法则》（以下简称《法则》）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国教制度的正当性，并对清教徒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对胡克来讲，劝说清教徒和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其他英国民众归附国教，[3]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信奉安立甘宗的教义，更是为了捍卫以“至高王权”（Royal Supremacy）为中心的英国政体，因为在英国国教的政教体制之下，国家（commonwealth）即是教会，教会即是国家，它们都处于国王的领导之下，是英国这个“教会政治体”（Ecclesiastical Polity）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法则》的第一至四卷中，胡克已经在理论层面证明了对教会制度进行改革的正当性。胡克继承和发展了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并着力论证了以下观点：（1）通过发挥属人的自然理性能力，人可以认识上帝创造的永恒秩序，进而为政治共同体制定出符合自然法的实定法（positive laws）；（2）教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制度和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历史情势的变化而改变。而且，由于上帝没有将具体的教会制度和人的灵魂得救联系起来，所以，不必像清教徒坚持的那样，完全依从《圣经》记载的模式，复制使徒时代的教会体制；（3）清教徒与天主教徒罔顾英国教会的具体处境，用教条的狂热取代理性的审慎，他们的方案将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和秩序的崩溃。相反，英国国教的改革是在充分尊重英国历史传统的前提下，根据英国的当下情势开展的，其改革措施符合英国国情，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说到底，这也仅仅在理论上证明了，建立一套不同于罗马或日内瓦的制度是可行的，但还不足以说服国教会的反对者，让他们承认当下英国政教制度的合理性。国王对教会的统治权，就是一个使各方争论不休的核心议题。在《法则》的第八卷，胡克也加入了这场关于至高王权的论战。胡克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争辩的，与其说是国王的权威问题，不如说是英国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教会和国家这两座“政治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的？它们是两具分离的身体，还是共用了同一个躯壳呢？

清教徒的答案显然是前者，胡克对自己论战对手的观点了如指掌，在胡克看来，清教徒把教会和国家彻底地割裂开来，并且把所有的宗教权力（ecclesiastical power）都归于教会。教会和国家不仅在本性和定义上（in nature and definition）不同，而且在本质上（in substance）就是被永久地区隔的，因此“其中的一方就不能任命和处决属于另一方的人员，无论在整体的意义上，还是在部分的意义上，归属于这一方的职责就不属于另一方。”[4]胡克认为，清教徒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个问题上犯下了错误:

清教徒的第一个失误是把政教关系在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偶然形态当成了永恒不变的教条。在历史上，清教徒所主张的政教关系确实存在过，但胡克指出，这是因为在那些国家，犹太教或基督教并没有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因此教会不得不独立于政府。可这只是偶然状况，如果基督教成为了全国上下共同信仰的宗教，那么之前的政教关系就不再适用了。胡克指引他的读者首先关注犹太人历史中的政教关系，在犹太人的国家当中，国王——如大卫、亚撒、约沙法、希西家、约西亚既是世俗君主，同时也担任最高的祭司，他们在纯粹的宗教事务方面，也有制定法律（laws）和规则（orders）的权力。犹太人的典范——同样也是《圣经》记载的典范——表明，“依据该领域的法则，在教会事业方面的类似的权力附属于王冠之上。”[5]罗马帝国的事例也能说明这一点，基督教最初受到世俗政府的迫害，在那时候，教会是独立于国家的，但是当“罗马成为了基督教的，当他们所有人都领受了福音，并且制定法度来捍卫它的时候，假如还要使教会与罗马国家的关系保持原先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们必须把基督教国家中教会的名义限定在教士的身上，把其余的信众——君主和民众——全都驱逐出去。”[6]我们可以发现，在胡克看来，当基督教成为整个国家的信仰的时候，想要把教会和国家分离开来，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当每个人同时都兼有基督徒和臣民这两种身份的时候，当教会和国家管辖的对象完全重合的时候，怎么可能把两者清楚地区分开呢？同样地，在英格兰的每个臣民也都是基督徒的情况下，试图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划一条界线也是不明智的。[7]

清教徒的错误还不止于此，胡克认为，他们还在根本上误解了教会与国家的性质与职能。清教徒主张将国家和教会进行分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教会与国家所涉及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亦即国家管理世俗事务（temporal affairs），属灵事务（spiritual affairs）的管辖权则属于教会。胡克并不彻底否定清教徒的观点，他承认教会和国家确实有不同之处，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词来命名“教会”（Church）和“国家”（Commonwealth）的时候，这两个名字确实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特质，指涉着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区别和不同只是偶性（accidents），并不妨碍它们其实属于同一个主体（subject）：

胡克对国家的理解明显不同于路德、加尔文乃至奥古斯丁，而是追随了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位希腊哲人，[11]就像教会不能离开政治统治而存在一样，灵魂的教化本身也是国家的应有之义。接着，胡克又举了异教国家和犹太人的例子，异教国家既制定与精神相关的礼法，也设立世俗的制度，但这并没有使异教国家分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犹太人的律法直接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律法不仅涉及属灵事物，也涉及世俗事物，它使两者并存于同一个国家当中，使其在同一个共同体当中发挥作用，也没有令犹太国家一分为二。胡克认为，在历史的演进中，基督教的政教关系先后出现过三种形态：首先，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基督的教会与国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社会；在罗马天主教统治的时代，一个社会既是教会，同时也是国家，然而，罗马主教却把原本完整的躯体生生剖为两半，使教会不用依赖于世俗君主或统治者的权威；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如今的英国，英国社会既是国家，也是教会，同时教会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管辖。第二阶段的教会和国家虽然属于同一个社会，但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首脑，在其内部仍然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权威，所以其实依然是两个社会，第三阶段英国的教会与国家在国王的领导之下真正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社会，而这种模式正是上帝的古代选民（犹太人）的政教制度的再现。[12]

沃格林认为胡克的论证受到了一种历史神秘主义（mysticism）的鼓舞，似乎在胡克看来，英国的政教制度的正当性，最终依赖于不可臆测的神意在历史中的展现，“历史发生了这样一种转折，以至于英国国教被确立起来。”[13]但使胡克拥护英国政教制度的更为重要的理由，或许还是他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认可，既然政治共同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众人的生存，还是要朝向优良的生活，既然灵魂的教化原本就是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那么胡克心目中最佳的基督教政体就应当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由于环境与条件的限制，这一点无法实现，教会和国家被分裂成两个部分，从“最佳政体”的视角评价，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确实是存在缺陷的。尽管以“明智审慎”而著称的胡克不会对前人有过多的苛责，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这种健康的政体形式终于通过宗教改革，以安立甘宗的政教制度在英国得以实现时，作为政治哲人的胡克，必然要挺身而出捍卫这一制度，并阻止清教徒重新将国家与教会引向分裂。

胡克认为，英国子民对于国教信仰的认同在维持国家的统一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与国教争竞的同时还有两种方案，天主教试图使英国回到宗教改革前的状态，这意味着，英国人要重新服从于一个外在的权威，甚至令英国堕落为第二个意大利，变成“教皇党”和“国王党”（在意大利就是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帝党”）相互杀伐的战场；清教徒则试图把统一的国教再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地方教会，并且拒绝国王和主教的统一领导。站在国教派的立场上，这无疑会使英国分裂成许多个各自为政的宗教单位（分离派的主张尤其体现这一点），而同时作为教会与国家的英国信仰共同体就将不复存在。在教派纷争愈演愈烈的欧洲，无论是天主教的“大教会方案”，还是清教徒的“小教会方案”，在政治家的眼中，都有把英国引向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这当中不仅涉及到先前所论述的君权和教权的关系，还与信仰共同体的边界这一问题密切相关。换言之，胡克必须为教会划定一个界线，这条线既不是沿着威斯敏斯特的边界划出的，也不是沿着原先天主教世界的边界划出的，而是与英王统治的疆域重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回答先前被匆匆放过的两个问题：第一，何以英国是一个统一的信仰共同体；第二，何以掌握这个共同体至高权柄的人竟是一位世俗君主？

清教徒

亨利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