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乡起义

孔子生于三代之周末，是古代社会的现代人，目睹了古代人世的古今之变。

最初，“听其言而信其行”意味着言行一致；因此，一旦转向“行胜于言”（Facta non vebr），不仅在于肯定见诸行事胜于空谈，更指明了言行分离的局面，所以“听其言而观其行”。“今之从政者”，“斗筲之人”（《论语·子路》），也足见政治的古今之变。孔子要挽救三代末流，不愿“托之空言”，而要“见诸行事”，以《春秋》当王法，以言行事（《史记·太史公自序》）。

因为有了言行分离的古今之变，文武殊途即为势所必然，三十世家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第13-16世家）后转入《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便是周末以来文武殊途的标杆。《孔子世家》是“周失其道而《春秋》作”，《陈涉世家》是“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太史公自序》（光绪十一年重镌汲古阁本）

孔子教诲以言行事，然而当逢春秋战国的乱世，这种儒家之论易被视作“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时人如商鞅者，未尝不知晓帝王之道，然而“近己而俗变相类”（《史记·六国年表》），所以春秋战国以来多用霸道的“就近”之法，未能“远虑”。反秦时期，刘邦就指出，军事时期不见儒生。儒术的作用要等待汉武帝与窦太后的政争来解决（立教时刻），对于汉家立朝而言（立朝时刻），陈涉揭竿而起的历史意义则更大。

陈涉曾为“佣（庸）耕”，中途辍耕，“怅恨久之”，与同耕者交心，“苟富贵，无相忘”。旁人笑他痴人说梦，庸耕之人，有何富贵可言？鸿鹄之志，可见一斑。陈涉被发配戍边，途中遭遇大雨，道路不能通，无法按时抵达指定位置，若如此，依法当斩。陈胜以为既然无论如何都是一死，不若“死国”，于是向吴广申说自己的政治算谋：

由头是“当”与“不当”的统治正当性问题，那么眼下接着这个正当，“诈自称”扶苏和项燕，是“便宜”（convenience）之举，会有诸多响应者。

秦始皇在武力和刑法方面都十分严苛，因此秦二世即位之时，“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虽然秦二世的即位正当性受到质疑，但天下人还是对新君主抱有希望的。“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天下苍生嗷嗷待哺，不正是新君主展示仁德、收拢人心、安定秩序的契机吗？在困苦的黎民面前，很容易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然而秦二世担心众人不服，就这样放弃了治国安邦的良机，转而采纳赵高（？-前207）的建议，认为“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虽然已经一统六国，却仍然认为当时不应当仿效文教，而万事仍旧取决于武力。问题是，“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复杂，只需要安顿黎民就可以了，秦朝君主舍近求远，终究南辕北辙，可悲可叹。秦朝历经秦始皇、秦二世胡亥（前230-前207），想不通周朝末年以来遗留的历史问题，“终身不悟”，最后身死国灭，“不亦宜乎”？秦始皇和秦二世想的是东游求仙，两位君主都曾向东巡视各郡县，以为东临碣石观沧海，既展示了国朝威力，又有求仙的可能，实在荒诞（《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

然而，“诈称扶苏、项燕”的口号有内在张力。扶苏是秦始皇长子，项燕是楚国遗老，既然秦灭楚而立朝，则秦楚势不两立，如何既能诈称扶苏，又能兼及项燕？若以秦朝的谱系计算，扶苏是理应的正统，却被抛弃，因此对捍卫秦朝的人而言，诈称扶苏可以整合希望矫正秦朝的力量。若以六国的谱系而言，以项燕为号，是重新号召六国遗民，奋起反抗。如是这般，大概是出于“宜多应者”的权宜之计。由此可见，与推翻暴秦、另立德政有何相关？

陈胜说动吴广，两人决计行卜。

据《史记索隐》，李奇认为卜者是告诫陈胜，“所卜事虽成，当死为鬼”，而陈胜未能达意，“反依鬼神起怪”。彼时心境，或如“握粟出卜，缘何能谷”，其实在我而已，何用卜为（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陈胜、吴广由此要借鬼神以“威众”，于是在鱼腹之中置书写下“陈胜王”。做了手脚的这条鱼恰恰被买回来，又岂是纯属偶然？似乎一切皆在算计之中。吴广躲到附近的丛祠中，夜作狐鸣，高呼“大楚兴，陈胜王”。与其说神道设教，不如说是装神弄鬼。

“吴广素爱人”，士卒能为其所用，只差造反的契机。谦爱的吴广故意惹怒将尉，被痛打后联手陈涉斩杀将尉。陈涉高呼：“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诚然，因由陈涉揭示，刘邦终于成为中华历史首位平民出身的君主。然而，凭借对皇室血统论的反驳，足以担负起新政权的正当吗？君子的德性未必可以通过血缘继承，然而重点是如何守卫德性和庶民的利益；毕竟，破未必是立。

陈涉趁势而起，先后率部攻下大泽乡、蕲县和陈县，最后因陈县豪杰鼓吹，自立为王，号“张楚”。

起事不久，暴秦未诛而先已称王。陈涉虽在田垄之间展现出鸿鹄之志，然而一旦起事，却仍旧器小，志大而才疏，德亦不济。由《陈涉世家》可见，截至揭竿而起时，陈涉关心的都是“富贵”和“大名”，因此所谓“天下苦秦久矣”的申诉，也不过是为自己求取富贵提供口实，似乎并非要让庶民脱离周末以来文敝法苛的苦海。战国苏秦曾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史记·苏秦列传》）秦朝李斯也曾讲“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史记·李斯列传》）。足见陈涉仍未逃出周末历史遗留问题的熏染，其所虑及富贵，不在位极人臣，而在立国为君。后面汉高祖的故事里有一节，刘邦戏谑乃父，曾以为自己不如兄长有力，无法置办产业，而今却坐拥天下为产业。直至明清之际黄宗羲（1610-1695）回顾中国政治史，仍念念不忘，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再次申说：

无怪乎，这第一滴血流下来，陈亮（1143-1194）一语总结“田野村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所以，当时虽然各地陆续有反秦响应者，但终究未能形成合力，推翻秦朝。毕竟，陈涉既以反秦为名而自立为王，各地反秦者何尝不可纷纷效法？

武臣到邯郸后“自立为赵王”。陈王自然不满，然而柱国所谏已揭示此为大势所在，无可奈何：

起事若要坐实为起义，应当念念不忘如何推翻暴秦，而不是日夜揪心于填补各地的权力空白。于是，陈涉谴使承认赵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事后追认的示范意义在于：既然事实敲定便可获得义理追认，以力代理，大势所趋。韩广自立为燕王之后，赵王非但没有加害其母，反而将其归还。随后，“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陈王又“立甯陵君咎为魏王”。效仿陈涉之举，本身也内蕴了瓦解陈涉的力量。

周文率西路军被秦朝的章邯率部击溃后，田臧无意为反秦的信仰而战，只想着保存实力，一方面深恐吴广不许，另一方面又看到各地军人据地自立为王，心有所属，于是说吴广“骄”，“不知兵权”。前言“吴广素爱人”，彼时尚未着意起事，恐非虚与委蛇、笼络人心所能解释；而今竟被田臧以骄纵之名杀害，无异于说，吴广为反秦而战，其余军士与他同在一军却不能一心。

可悲之处在于，田臧杀吴广，并将人头返还陈王，陈王竟回馈以楚令尹之印。事实胜于义理，功成甚于立德，由此可见一斑。既然陈涉以此计称王，他人纷纷效仿，又能奈若何？

陈涉起事，发表了“诈称”的正当性论证，本就荒唐。正当既为正当，若仍倚靠诈称，则何以自立而立人？田臧“矫王令以诛吴叔”；陈涉派武平叔接管郯县各部，秦嘉不服，“矫以王命杀武平君”，此类事件发生，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史记·陈涉世家》（武英殿本）

《陈涉世家》频频使用“矫”与“诈”，不能不让人想到孔子关于古今民疾之变的论述：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多。孔子之“今日”如此，至秦末的“今日”唯恐更甚。陈涉、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盖子，让秦朝留下了“第一滴血”，但也反噬其身。陈涉以“矫”、“诈”起事，然而，“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何以“矫”、“诈”起事，竟获善终？

《陈涉世家》最后一部分就讲了陈涉为王六个月就败亡：

陈涉的这一举措，与司马迁的当朝君主汉武帝很像，所用“苛察”之臣与当朝酷吏有何相异？酷吏在上，表面严格执法，实则深文周纳，“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酷吏的代表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就被御史大夫狄山视作“诈忠”（《史记·酷吏列传》）。

若回到最初，陈涉以“矫”、“诈”起事，称王之后重用“诈忠”之臣也便不稀奇了。所谓失败并不在于这几个“诈忠”之臣，而是他们矫且诈，竟能够层出不穷，得到授命和信任。“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羿、奡空有武力而不修德性，终究不得其死然；子路亦如此（《论语·先进》，《论语·宪问》），陈胜、吴广又何如？

汉高祖为陈涉置守冢，自不待言，若没有陈涉起事，何谈秦汉之变？最难突破的革命第一枪由陈涉开出，项羽、刘邦前赴后继，也便理所应当。然而，公天下既已无路可返，对高祖和汉家政权而言，如何守住“正”与“当”，而不靠“便宜”和“诈忠”行事，便关系到这个新朝的成败。陈涉起事，值得追记（论证本朝代秦而起的历史正当性）；陈涉败亡，更当念念不忘（落实本朝执政的政治德性）。

后继而起的项羽进驻秦都后，面临定都的问题，最终决计定都关东：“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史记·项羽本纪》）相较而言，汉高祖刘邦则气度非凡。无怪乎后世李商隐称其“承运应须宅八荒”（《题汉祖庙》）。刘邦《大风歌》所唱与项羽之言形成鲜明对照：“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跻身天子而回到久别的故乡，但考虑的不是如何向乡里炫耀（如项羽），也没有要杀掉知其少时无赖的故人（如陈涉），考虑的是得到猛士守卫天下。虽然刘邦也以天下为一姓之私产，斩杀异姓王，大封同姓王，以白马之盟拱卫刘汉政权；但相较于陈涉、项羽而言，不仅有天下抱负，更懂得守成之志。

刘邦（前256年—前195年）

取“正当”而非“便宜”，汉文帝已经透过德法之辨给出了政治意见。针对秦律一人有罪并坐家室的规定，汉文帝他认为“法者，治之正”，“禁暴而率善人也”，“法”的意义是用来引导德性（面向未来），而绝不只是制止罪恶（斩截历史）。相关部门负责人却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专业意见，“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既然普通黎民缺乏自治的德性，便只能依靠法律禁止，“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这样一种做法“所从来远矣”——原来是一种历史流传下来的办法，“如故便”（即自古以来如此），一从历史就是便宜之举。专业官僚的技术考虑不能满足汉文帝的政治眼光。史迁记下文帝所思：

“便宜”或曰“方便”是一种技术标准，用这种技术标准去引导德性，可能非但不会解决问题，还会制造问题。汉文帝关于法与罪的“正”“当”之说，意在告诫官吏应当引导人民向善，法若“不正”，反倒会将黎民引向反面，因此汉文帝要正法（可勘黄宗羲“无法之法”与“非法之法”的辨析）。如果没有“正”“当”，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方便”。此番“法”议，汉文帝彰显了“德甚盛”的气象，连坐家室的秦律至此方才废除。

据潘雨廷先生《〈史记〉的思想结构》所示，扶苏有复兴齐学之志，项燕乃楚地贵族，如此一来，陈涉高举扶苏与项燕的大旗，背后或有意或无意触碰了一个政治—思想事件，即用齐楚对抗暴秦。秦朝一统天下前，最有力量的正是齐楚秦三国，三国也代表了三种学问进路：齐国儒家，楚国道家，秦国法家。《太史公自序》讲完《论六家要旨》后便悄然将天下学说由六家转化为三家，正是儒道法三家。由黄老之学而儒术独尊的立教事件，表面正是告别秦朝法家之制后，由道家转向儒家。

《论六家要旨》（载《史记·太史公自序》，光绪十一年重镌汲古阁本）

与陈胜、吴广不同，汉武帝意识到事实论证（de facto）有限，要想对内以郡县终结封建，对外以一统对抗匈奴，非有一套关系朝廷正当永续的义理论证（de jure）不可。然而，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终究阳儒阴法，仍无法摆脱以“矫”“诈”正名的荒唐局面。

既然有陈胜起事在先，才有后面的楚汉故事，司马迁将陈胜抬高到汤、武、孔子的谱系中。阅读汉家事，或许仍需回到三十《世家》第二部分的前三篇（第16-18）：《田敬仲完世家》（田氏代齐）、《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更有甚者，此后历朝历代的立朝与立教，都需要重新回到这三篇。“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后世中华历史再历千年，国朝鼎革，均不能不回到陈涉的“首事”。而这场“首事”所遗留的“矫”“诈”问题，更值得反复思量。

（编辑：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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