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的政治生涯漫长而又卓越，但直到最后阶段，他才特别英勇。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截然不同。年迈的政治家（stateman）听天由命，他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这样，他令罗马共和国最后的时日与其最优良的传统相称。

罗马政制深受廊下派（stoics）理论影响。然而，直到公元前43年罗马共和国轰然坍塌，[1]这些观念和原则才在罗马统治阶层失去控制力。这如何发生呢？问题容易提出却难以回答，这与萦绕在文明发展和衰落中的神秘有关。然而，到最后关头，就是西塞罗——他深受廊下派的影响——奋起领导这场斗争，反抗共和国内部的敌人。

西塞罗在早年以罗马旧政体的捍卫者知名。他反对武力颠覆共和国。他身为年轻的律师，保护苏拉专政下的受害者，他在起诉喀提林阴谋中达到政治生涯的颠峰。

在接下来的三年，凯撒收紧了控制，西塞罗仍在沉默中隐退。他的朋友卡图，在行动上是典型的罗马廊下派哲人，选择了自杀而非苟活于凯撒淫威下。“如果我来选择，我也会这样做。”爱惜生命的西塞罗这样写道，“但我要看看有没必要这样做，就像他的所为（对他来说必要），我当前所为也是如此。”[7]他争辩道，只要能捍卫自由，他就得大胆言说。既然已经不可能安抚“共和派”，那就只好支持他们。他说，他如今会“探讨伦理学和政治学”。[8]实际上，他正好在写作《论共和国》。

在私下里，他与凯撒仍保持友好关系。“我带着众所周知的英雄主义……认为生命最美好，”他说，“我仅对那些我有所亏欠的人感到友好。”[9]然而，到公元前45年早些时候，他更加痛苦。“我很遗憾地成为奴隶，”他写道，“所以我情愿忙于其它事情出丑，也不要在政治上出洋相，以此避免柏拉图的责备”。[10]

布鲁图斯和盟友们想当然地认为，凯撒的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他们忽视了安东尼。安东尼是凯撒的左右手、骑兵统领，外加新上任的执政官，他能让共和派举步维艰，他甚至可以建立独裁统治。

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

面对安东尼的敌意，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离开意大利，在东部行省组织军队。另一方面，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14]在意大利北部带领一支军队，这直接威胁到安东尼的野心。

西塞罗仍然怀疑，让凯撒继任者来捍卫共和国，这是否明智：“因为年龄我不敢信任他，也不知他意欲何为”，这是他某天收到这个年轻人两封信后的评价。他听说屋大维向凯撒的雕像伸手，并宣称希望成就“父亲”的伟业，西塞罗感到深深的不安。西塞罗说道，“这更像个灾星而非救星！”[21]但他是个政治老手，他认识到在这种局势下的可能性。布鲁图斯则不愿利用这种局势，这让他很愤怒。

到了关键时候，西塞罗退隐乡间别墅写作，这可能是他的政治遗嘱，同时也是史上极具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它的主题是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正好切合当时的环境。他完成这个作品后回到罗马，践行他的原则直至惨死。

《论义务》（De Officiis）有着卓越的内在价值，而且，这本书也显露了西塞罗的为人，此刻，他正与道德和政治传统的敌人作殊死斗争，在他看来，正是这些道德和政治传统令罗马卓越。

西塞罗回顾起苏格拉底，把他当成正人君子的典范。西塞罗热爱雅典以及它的传统，他认为正是这些传统提供了基本道德原则，从而奠定了罗马公民的美德。西塞罗在早期作品中曾承认他受益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认可他们的信念，不仅相信人性的普遍，而且相信人性正面的品格。正是这普遍而正面的人性，而非任何骗人的政治和社会等级，才是个人和社会善的真正媒介。西塞罗认为，不是理性，而是人们生来热爱的真理和正义，打造了政治哲学的“神火”（divine spark）和基石。[22]

西塞罗认为良知最重要，良知借助个人判断来表达。判断就是良知的行动。政治、社会和法律世界中的正义，是这些判断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正义在社会中产生，但不能把正义仅仅用于服务任何政体和法律，正义更不是赤裸的权力：“即使没有认识到善，它仍然好；不管我们怎么说，真理由内在本性决定，即使没有任何人认可。”[23]

西塞罗相信人是所有道德价值的中介，那他必然也相信人的先验价值。人不能完成某些事情，“仅仅因为他是人”（《论义务》，页145）。虽然西塞罗强调良知高于一切，但他不是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者。他经常强调个人的善和社会的善相互依赖。人们的手足之情是财产权存在的前提。他说道，“所有人，应该像伙伴一样生活，由理性和共同语言来巩固”（《论义务》，页57）。家庭是社会的单元，逐步扩展到血缘关系（而非苛刻地约定不要作恶，以遭不测），这就是国家的基础。但人们之间的道德联合最为结实：“人间存在的所有联系[在此他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人’这个词]，最美好和最牢固的联系莫过于习性高尚的人志同道合的联合”（《论义务》，页59）。

如果说西塞罗的作品有固定的主题，那就是道德价值和人生的有机关系。他说道，美德本身吸引人：“道德上的善……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它，它都一直深刻影响着我们，吸引我们接近那些有德之人”（《论义务》，页90）。然而，他也完全认识到，人们很难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他们需要借助训练和经验来完善这门技艺（《论义务》，页60）。

《论义务》（De officiis）

西塞罗讨论义利[24]关系时，进入了问题的核心。他跟苏格拉底一样，反对把这两者作俗常的比较。这些看法会让人们无视义利的目标长远来看其实一致这一事实。他说道，一旦人们接受义和利相对立（antithetical）的主张，就会“没有欺骗，没有犯罪”，他们也就不会堕落。不像有学识的人，普通人看得很清楚，就像他们那些俗语所言。他会问，农夫们看来不过平淡无奇，哲人为何会在其中发现两难之处（《论义务》，页164）？

他回忆起凯撒乐于引用的欧里庇得斯台词：“如果要违反法律，须是出于统治的理由（raison d’etat），否则应该遵守法律”（《论义务》，页166）。他争论说，这种态度破坏了所有道德，最终破坏国家。

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道德占第一位。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武力和恐惧统治，他们错了，并且最终也会证明他们错了。人们热爱自由，却不珍惜自由，这本身也自相矛盾。然而，当自由被侵犯时，“自由和法律迟早都会浮现，而且人们会冷静地做出判断”（《论义务》，页107）。

国家依赖于道德，如果国家忽视正义必然会坍塌。除非有基本的人权，否则不会有其它权利。因此，国家刚刚创建时，人们选择能尊重所有人权利的人来统治他们。灾祸降临罗马共和国，西塞罗将它归因于道德的衰败：“……我们宁愿由恐惧而非爱来统治……”（《论义务》，页109）。

西塞罗言之凿凿，罗马人已经腐化堕落，不同以往。百年前，罗马还不存在反贿赂法。因为那时，一系列的法律（当前比过去更严厉）能起作用。酷刑只会导致广泛的敲诈和对公正程序的漠视。尽管罗马征服了很多地方，但西塞罗认为罗马的政治权力是虚假的，更多应归因于对手的软弱，而非罗马人的道德力量。

西塞罗并不认为道德判断绝对可靠。道德判断属于可能的领域而非数理确定的领域（《论义务》，页101）。但是他坚持，道德判断正确与否跟遵循良知并不相左。首要的是公正，但他认识到，我们实际上

人人都会遵从他们理解的善，这是所有道德完善的基础，没有它就不存在有美德的生活。另外，我们不仅不能分离私人道德和社会的善，它们间的相互依赖至关重要。恶行，远远不只是纯粹个人和主观的行为，它比起死亡、疼痛以及财产的损失来说更危害社会，因为这些恶行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人类的善而承担种种困难和危险，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自然而然”。西塞罗攻击那些人，他们认为行不义不会违背本性。西塞罗问，“你能够和反人类的人讨论人性的基础吗” （《论义务》，页144）？

当然，西塞罗也意识到，把义置于短期的利之上，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和牺牲。但这些牺牲是正确的，它们本身有吸引力，这样行事的人也鼓励后代这样做。这是不断保卫文明的斗争，这些保卫者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西塞罗像个优秀的廊下派哲人一样认为，如果仅仅把延长生命当成至善，那么道德就跟死亡一样好，因为道德是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他认为必须反对僭政：“……当需要时，我们会进行肉搏，死亡总好过做个奴隶受羞辱”（《论义务》，页79）。

毫无疑问，他考虑到自己的境况，拒绝免除学者的公民责任。如果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他必须离开书本而去帮助国家，即使他打算去“清数星星或丈量土地”。他说道，只有人类各民族的统一与和谐，才能追求知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国家的善当成至善：“……有些行为如此可耻和罪恶，即使有助于拯救国家，聪明人也不会做”（《论义务》，页95）。

健康的社会不是挖苦道德价值，而是最终严肃对待像卡图这样的人，他选择“去死而非面对暴君”（《论义务》，前揭，页79）。西塞罗和安东尼斗争时曾提到，他更关注几百年后盖棺定论，而非时人的品评。他对共和国的幸存并不抱太大希望。虽然如此，他坚持认为，持有那些信条的人（正是这些信条哺育了共和国），应该冒一切危险来保卫共和国。如果要让后代们重视这些价值，罗马共和国必须轰然崩塌而非带着诉诉怨怨。

他的时间已被侵占，他也担心自己遭遇危险。西塞罗完成倒数第二部作品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他离开他平静的别墅，回到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罗马城。

他于44年12月9日重新进入了元老院。在几周前，他发表了第二篇“菲利浦”演说抨击安东尼。他攻击安东尼贪得无厌、劣迹斑斑，损害公共和私人道德。他说很后悔，3月15日的那次肃清不够彻底：“我不仅要结束一次行动，而且是整个人生”（《反菲利浦演说》，页99）。

安东尼如今更容易受到攻击。他的执政官任期将满，他想宣布屋大维为共和国公敌的愿望又成泡影，他手下很多军士都已倒戈。他决定北上攻击布鲁图斯的军队，尽管他可能受布鲁图斯和屋大维军队两面夹击。西塞罗看准了这个机会，尽力劝说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共和国公敌，并且调集元老院军队支援屋大维。

他于44年12月20日发表了第三篇菲利浦演说。这可能是西塞罗最好的时光。与第二次演说不值一提的私人谩骂相比，第三篇演说关注核心问题。他抛给元老院一个艰难的抉择，但这完全符合他的政治哲学：元老院要么支持安东尼的执政官权威，支持他清剿对手，要么宣布安东尼为叛国者，尽全力歼灭他。他呼吁元老们恢复祖先们的精神，

他只是想将道德观念用于既有权威。比如，他认为，虽然实际的法律是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公正的法律才不可侵犯。如果法律——或者统治者——变得残暴，就不仅应该忽视而且应该抵制这法或者这人，甚至要诛杀暴君。他也清楚，从法律上说，屋大维和布鲁图斯都反叛执政官安东尼的权威，但是，西塞罗还是站在道德律的基础之上进行判断，他认为，道德律是所有民法的根基。

当国家权威本身残暴时，人们就应该诉诸良知。每个人都应该遵从自己的良知。如果元老院忘却自己的职责，人们就应该遵从自己的良知。发表第三篇檄文前，他在致布鲁图斯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主要的问题在于……就保护罗马人民的自由和福祉而论，你无须等待陷入奴役的元老院的支持……”[25]

西塞罗认为，应该限制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威。如果两者的权威都用于服务暴政，人们就应该反对它们。他按照道德而非制度来看待安东尼、屋大维和布鲁图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战神军团和第四军团倒戈于屋大维，他们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救星。所有头脑正常的罗马人应该全力支持他们。

元老院拒绝就此事谴责安东尼，但是，他们认可了屋大维和布鲁图斯的行动。西塞罗决定给这懦弱的团体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直接向罗马平民呼吁（有点不同寻常），他发现人们非常希望在加强元老院中心地位上通力合作。他回忆，“那天首次给罗马人带来恢复自由的希望。”[26]

安东尼那时正在穆提那围攻布鲁图斯。安东尼同时与罗马的朋友保持联系，他的朋友们拼命反击西塞罗的影响。到43年1月，他们努力促成了元老院与安东尼公开和解。

西塞罗强烈反对他们之间的任何交易，他认为这等于抛弃了布鲁图斯。布鲁图斯反对安东尼，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反菲利浦演说》，页293-295）。西塞罗声称，元老院应该向安东尼宣战而非和谈。元老院应该谋求屋大维的支持，他也准备以私人的名义保证屋大维忠诚于共和国。

他的演说在元老院引起热烈的争论，他一度看起来要扭转局势。但在紧要关头，安东尼的母亲、抱着初生婴儿的妻子戏剧性地出现在元老院，扭转了整个局势。元老院决定向安东尼派遣特使，这让西塞罗遭受严重挫折。然而，新上任的两个执政官，希利提乌斯（Hirtius）和庞撒（Pansa）是凯撒的追随者；西塞罗的前任执政官同僚大部分政治上不能信任。虽然他的柏拉图哲学轻视多数人的民主，但他不得不向更低层的元老们求助，并且继续向罗马民众（hoi polloi）求助 。“虽然我一直以来……反对群众的骚乱，”他宣称，“最高的事业让我成为民主派”（《反菲利浦演说》，页339）。

元老院的特使如约前往安东尼驻地，却没带回安东尼的谦卑顺从，而是一系列非分要求，包括奖赏军队，进一步控制高卢以及掌握六个军团。愤怒的西塞罗再次要求宣战，但是元老院只满足于宣布国家进入“骚乱”状态。然而，不久以后，执政官希利提乌斯率军北征安东尼。

另一个有利的迹象在于，布鲁图斯成功地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安东尼在元老院的同侪试图剥夺布鲁图斯的指挥权，他们称布鲁图斯是凯撒的谋杀者，凯撒的老兵团不会接受他。这个问题政治上非常危险。屋大维的大部分将士，仍然追忆那个被谋杀的将军，但他们却是共和国所仰仗的力量。西塞罗认识到，敌人们想把他置于军队的对立面，但他拒绝偏离主题：罗马元老院能否允许自己受军队胁迫。他质问元老院的同僚：“当我们努力打破奴役的桎梏时，有人说老兵们不希望这样，这就能阻止我们吗”？

同时，安东尼的胜算也在增加。雷皮杜斯（Lepidus，高卢南部的指挥官）的忠诚也成问题。雷皮杜斯身为凯撒46年任命的执政官，开始露出真面目，他派禁卫队到意大利支援安东尼。西塞罗严厉警告他，写道：

西塞罗在罗马的境况开始变得危险。他维护政制程序，拒绝讨好老兵，反而使对手们占了便宜。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卫兵须臾不离左右。

屋漏偏逢连夜雨，前方又传来不利的消息。普兰库斯加入雷皮杜斯一边，他身为横贯阿尔卑斯的高卢统帅（也是西塞罗的老朋友），要求元老院与安东尼媾和。更令人不安的是，因为西塞罗与屋大维联合，布鲁图斯（恰好是雷皮杜斯的妹夫）越来越敌视西塞罗。更糟糕的是，布鲁图斯开始同情安东尼。四月份，布鲁图斯写信给西塞罗，冷淡地揶揄他推迟攻击安东尼，他建议应该尽一切力量来避免内战。西塞罗被这封信激怒并且忧心忡忡，他已经气昏了头，怀疑雷皮杜斯、布鲁图斯和安东尼一起反对屋大维。“我完全不同意你，布鲁图斯，”他写道，并以严厉的警告结尾：“……如果你不加留心，你就会失败，相信我。你不是一直能找得到民众，元老院，以及元老院里这样的领袖。”[28]

西塞罗的策略似乎正在分崩离析。他在政治上开始裹足不前。布鲁图斯的态度使他更依赖屋大维，这反而让布鲁图斯与西塞罗为敌。他陷入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困境。

但是，四面受敌的老政治家仍然不屈不挠。他并没有惊惶失措，反而继续以同样的教诲鞭笞国家：必须将生命当成自由的代价。他声称，即使智慧女神建议他不要冒生命危险来避免受奴役，他也不会听从。但是，如果智慧忠告他，应该把生命和财产置于自由之后，并且为了保卫自由可以舍弃这些，“那么我似乎该听从智慧女神，像遵从神一样遵从她。”他确信这就是元老们面对的问题。他（正确地）预言，即使元老们为保卫共和国而身灭，“我们应该，如果不能保全生命，至少可以保全美德的名望”（《反菲利浦演说》，页551）。

在这个节骨眼上，穆提那来的消息给元老院的事业注入了新活力。执政官的军队已经和布鲁图斯和屋大维的军队会师，他们在决定性的战役中重创安东尼。西塞罗和首都人们欢欣鼓舞，他给喜悦中的罗马平民致辞，欢庆他们最近的胜利。

但这个胜利是皮鲁斯王式的胜利。[29]西塞罗的状况更为复杂，他最终乱了阵脚。这场战役后不久，屋大维与布鲁图斯起了争执。因为布鲁图斯参与暗杀屋大维的舅父，屋大维无论如何都觉得有嫌隙。更糟的是，很多元老认为已经安全，可以解除屋大维的武装了。西塞罗警觉到这点，他对此坚决反对。因为安东尼仍然活着，雷皮杜斯和普兰库斯的忠诚仍值得怀疑，这还不是疏远屋大维的时候。元老们忽略他的建议，任命布鲁图斯为政府军的最高指挥官。

屋大维对元老院的忘恩负义非常不满，他可能开始考虑，要不要继续反对舅父的老朋友。他大概觉察到了布鲁图斯的敌意，也知道布鲁图斯宽容安东尼的所作所为。如果布鲁图斯，安东尼、雷皮杜斯和普兰库斯联合起来，他会被整垮。正好安东尼当时想联合雷皮杜斯。另一方面，屋大维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老兵拒绝臣服布鲁图斯而倒戈，他的实力已经开始壮大。

西塞罗在罗马越来越消沉，但他仍然强调要留住屋大维的忠诚。他知道布鲁图斯好疑成性，却称赞屋大维“自然品质异乎寻常”。他似乎预料到会遭到反驳，随即补充，他仅希望“当他处于荣誉和名望的颠峰时，我们像当前一样引导和控制他”。[30]

这时安东尼身在高卢，他想趁雷皮杜斯洋洋得意之际，筹备策反他的军队。他们双方的士兵有深交，使得雷皮杜斯常常“受胁迫”。5月30日，雷皮杜斯写封信给元老院，这实际上宣告共和国灭亡。他声称，整个军队都叛变了，并且“强迫我保卫生命以及罗马公民的财产。”[31]

接下来的问题是，普兰库斯（他在42年上任执政官）和布鲁图斯是否会保持忠诚？西塞罗尽一切来维持朋友的忠诚。到了6月中，前景趋于明朗。布鲁图斯和普兰库斯的军队在高卢会师，似乎有望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意大利北部则处于屋大维的控制之中，局势仍然相对稳定。

但是这时，西塞罗和布鲁图斯的关系更加恶化。他们争论的焦点仍集中在屋大维身上。布鲁图斯对西塞罗粗言相向，责怪他助长了屋大维的野心。他质问西塞罗，如果西塞罗只是给安东尼的继任者扫清道路，那打倒安东尼有什么好处？

西塞罗也反唇相讥。他首先提醒布鲁图斯，就是因为他们在3月15日没有清洗完凯撒分子，才导致今日的窘况。布鲁图斯也质问西塞罗，为何想离开意大利，而非留在元老院与安东尼斗争。西塞罗回忆起他的离开以及那股逆风，“就像反对我的决定”迫使我回来，并且回忆起与布鲁图斯会晤时的痛苦。“……你正在离开，布鲁图斯——我说‘正在离开’，因为我们廊下派从不允许贤人逃跑。”至于屋大维，“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必须承认我们还得依赖他”。他承认他是那个青年人导师，但他拒绝承认屋大维完全配不上的荣誉。[33]更糟糕的是，早前屋大维得到风声，听说了他的俏皮话。西塞罗曾明确评价这个年轻人想要“赞扬，荣誉——以及鼓励。”[34]屋大维很愤怒，他说他不想被晾在一边。因为西塞罗正处于屋大维与元老院的中心位置，这个事情对他很不利。

到43年夏天，屋大维要求元老院任命他为执政官（虽然他太年轻），从而中断了这种联系。让步能否维持住他的忠诚呢？这还很难说。西塞罗认为，元老院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个要求。元老院想解除他对两个军团的领导权，并且拒绝他同享授予军队的荣耀，这使得屋大维更加疏远了元老院。

这个年轻的指挥官可能已经跟安东尼接触过，他如今想用武力夺取执政权。四百名百夫长到元老院会所。他们不仅要求元老院任命屋大维为执政官，更离谱的是，他们要求解除对安东尼的禁令。元老院拒绝受胁迫，某个军官舞着剑，喊道：“如果你们这些元老不给凯撒执政权，那么这个可以给他。”[35]

这个预言成了现实。屋大维向罗马进军，公民开始恐慌，元老院想力挽狂澜。他们在西塞罗缺席的情况下，派特使到屋大维处，同意了他的所有要求。正在那时，两个非洲军团不期而至。有心无力的元老院开始恢复信心。他们取消了让步，准备保卫这个城市。然而，安东尼亲自挂帅，非洲军团溃不成军，元老院很快就投降了。43年8月19日，屋大维和他的亲戚被任命为执政官，罗马共和国走到了终点。

普兰库斯带着军队投诚雷皮杜斯和安东尼，共和国仅存的希望也破灭了。兵败如山倒，布鲁图斯的军队也投诚普兰库斯和安东尼。布鲁图斯也在高卢军队中寻求庇护。

屋大维如今准备清洗凯撒的敌人。第一步就是通过一项法律来惩罚3月15日的谋杀者。他到北部与安东尼和雷皮杜斯会晤，他们同意共同掌权。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列出迫害名单：一长串的共和派名单以及一些打算暗杀的人。他们之间有些交易。屋大维很想宽恕西塞罗，他还在不久之后委任西塞罗的儿子要职。然而，他对安东尼的叔叔卢奇乌斯·凯撒（Lucius Caesar）怀恨在心。安东尼同意以西塞罗的人头作为交换。大规模屠杀开始了，有三百个元老及二千罗马贵族被杀。

西塞罗先乘船南逃到阿斯图拉（Astura），他想从那乘船去希腊。当船启航时，他又要回来。他回到别墅休息了会，心烦意乱，疑惑重重。仆人看见安东尼派来的刽子手，非常慌张。最后，他在仆人的恳求下同意重新上船。仆人开始抬着他往海岸出发。不久，安东尼的人闯入房子里搜寻猎物。惊魂未定的仆人暴露了西塞罗的行踪。这些人追了上去。他们终于追上了逃亡者。当西塞罗看到他早就料到的（确实预料到的）结果来临，他像个真正的廊下派哲人一样行事。他让人把担架放到地上，安静地把头伸到剑锋之下。百夫长赫里尼乌斯（Herrenius）[36]很快砍下他的头，并按安东尼的指示砍下双手，正是这双手的写作触怒了安东尼。这三样东西很快就悬挂在元老院的演讲坛上。

李维这样写道，“人们泪水涟涟，不忍将目光转向同胞残缺不全的躯体”。[37]后来，另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这个事件，他这样向安东尼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