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 | 《四库总目》“四部关系论”四题

《四库总目》是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著作，充分体现出古典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尤其是各类“序文”，排比整齐，堪称一部“别样之学术史”。修订《四库全书》、撰著《四库总目》的工作，又在清代“汉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展开，因此剖析《总目》文字，无疑是理晰清人学术思想的很好视角。《总目》序文中，涉及对经、史、子、集四部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说，今抽取之，各为论析，以明清人四部关系之分疏，并试图为今日古典学问之回归提供一点借鉴。

这一节，乃就一个重要的经学命题“孔子与《六经》”，展现经学视角与史学视角的差别。

《总目·经部总叙》开篇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谓“经禀圣裁”，乃指经书禀受圣人的裁断；所谓“删定之旨”，乃指圣人删定《六经》的宏旨。这里的“圣人”，当然指的是儒学宗师孔子。这一段话，点明了两千余年来尊经崇儒的真谛。

不难看出，《总目》以儒家《六经》皆经孔子删定，乃是一种预设，在他们那里理当如此，无需证明，这明显是一种“经学”的立场。因为若从“史学”角度考察，《六经》是否皆经孔子删定，则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颇值得讨论。譬如“孔子删诗”说，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西汉史迁首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云：

清人方玉润则坚决反对，认为孔子根本未曾删《诗》，《诗经原始·自序》云：

至于当代，仍有众多学者在为孔子是否“删诗”各自寻找着理由。

《圣迹图》之《删述六经》

我们要问的是，在经学家那里，为何要把孔子删定《六经》作为一种预设？兹仍以《诗》为例。受先秦诸子，尤其是孔、孟、荀三代儒师说《诗》论《诗》的影响，“汉儒对诗意的诠解立足于读者的角度，先验地限定了考察立场，他们认为解《诗》的终极目的是解释其中隐含的微言大义，以资治政。《诗》之微言大义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儒引进了孔子删《诗》说”[1]。可见，引入孔子删《诗》说，是汉儒经典阐释体系中一个必要的步骤。这中间，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又存在差别。按周予同先生的区分，今文学家“崇奉孔子”，“以《六经》为孔子作”，《诗》当然也在其中；古文学家则“崇奉周公”，不过仍尊“孔子为先师”，并且亦认同孔子曾经整理过《六经》，只是“以《六经》为古代史料”[2]。即便是对司马迁之说提出最大质疑的唐儒孔颖达，其真实意思也并非否定孔子删《诗》编《诗》的事实，而只是怀疑“古者《诗》三千余篇”之说[3]，《毛诗正义序》说得明白：“先君宣父，厘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间，六诗备矣。”宣父者，孔丘也[4]。

如此说来，张舜徽先生仅从文献形成角度论说此条，则显得未触抵其本质，《四库提要叙讲疏》云：

实际上，言《六经》必推尊孔子所删定，“莫不高远其所从来”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刻的原因乃在于他们要靠这个来搭建其经说创立施行的必要环节。

既然孔子删定《六经》的预设对于经学家而言如此重要，那么“五四”以来的现代学者反对经说时特意在孔子与《六经》关系上大作文章，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譬如作为“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中便明言“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六经’和孔丘无涉”。“古史辨派”的主倡者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也明确表态：“这一册书的根本意义，是打破汉人的经说……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这些说法，无疑都是现代史学的立场。

张舜徽与《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换一个角度说，经师们肯定“经禀圣裁”，所看重的是这种预设背后“垂型万世”的经学经世意义，而不太关注“经禀圣裁”的历史真实性；反之，失却“宗经”立场的现代学者，即便运用文献考古等科学手段真正证明了孔子删定《六经》的真实性，也不太会像经师们一样，认定这中间存在什么“如日中天”的“删定之旨”。

这一节，意在阐明四库馆臣“正史体尊，义与经配”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经史观”区分。

《总目·正史类叙》云：

《总目》划分“史部”为15个小类，分别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而于“正史类”特为表章，置于端首。《正史类叙》中，“正史体尊，义与经配”一语最值得关注，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四库总目》的经史观。而这一问题的探讨，又需与学术史上影响甚大的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联系起来考察。

我们先来看张舜徽先生对于《正史类叙》这段文字的论说：

显然，张先生是不太认同《总目》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的说法的。窃以为，关于“正史”之名及其包含范围，《讲疏》言“自来学者，递有是非”固是事实，然称其“偶言及此”，恐非确论。尤其是对于章学诚而言，他在《史考释例》[7]中的观点，非但不是“偶言及此”，反而应当是刻意为之，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8]。从章学诚的学术行历及个性考察，他显然不满于自己具有“刺猬”的本性（重一贯与综合，指义理学）而生当“狐狸”得势的时代（尚博雅与分析，指考据学），因此，他撰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书，倡言“六经皆史”之说，真正用意乃在于：

而章氏所抗衡的对象，恰恰是考据派的学术领袖戴震（尽管戴东原从内心深处更倾向于义理学），以及戴震所代表的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趣向——由纪昀任总纂官的《四库提要》即是这种主流趣向下的产物。换句话说，章学诚路数是“史学”的，戴震及《四库提要》的路数是“经学”的。从学科分疏角度讲，章氏强调“史学”的独立性，强调一切“经学”归于“史学”；而“正史体尊，义与经配”之说所透射出来的，则是要将“史学”附于“经学”。《总目》之说尽管表面看提高了“正史”的地位，但在章氏学术体系中断然不可接受，章氏之学不妨可以概括为“史学体尊，六经皆史”。

当然，这里所谓章氏“史学”，准确地讲是“古典史学”或“传统史学”，在与经学的关系上，跟“现代史学”大异其趣。简言之，现代史学视经书为史料，很大程度上排斥经世观念，与传统经学格格不入，陈少明先生说得更为到位： 

而古典（传统）史学与经学，其实并无本质差别，最核心的缘由就在于，它同样是明道的，同样是经世的，无非是方式的不同，或者是所明之“道”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会越出儒家正统经世观念的界限）。从这一点说，经与史本属一家，可以合流。不惟高举“六经皆史”旗帜的章学诚，就连跟章氏同时代的其他史家也多持经史相合说。譬如嘉定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作序文即云：

尽管钱氏有着抬高“史学”的用意，但他的经史相合、并非二学的立场却非常鲜明。又如嘉定王鸣盛，亦认为经史“小异而大同”，《十七史商榷序》云： 

王氏所谓考其典制、考其事迹，“是以治经之法治史，故亦以尊经之说尊史，谓经史非二学，经史小异大同，以批判扬经抑史之习。这样的史学，是与当时的经学朴学风气相呼应的”[13]。不妨可以这样说，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六经皆史”、“经史相合”、“经史小异大同”的观念，仍在“经学”的大范围内。

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与此相关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章学诚之史学是纯粹的“史学”吗？一个细节不可忘却，他的著作叫“文史通义”，而不叫“史通”之类。龚鹏程先生给了它一个更准确的称谓，叫做“文史学”：

与乾嘉以后重于史实纂辑和史考者不同，章学诚的文史学重在“作史”，在他的观念中，“著述才是史学，整齐排比、考逸搜遗却仅仅是史纂史考”，而要著述，则须恢复古代良史之体，为文章之正，并首先须辨别一般词章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间的差异。可见，“实斋之文史学，即因此而不协于同时代的经史学，又不同于同时代的辞章学，拔戟独立，自成一队”[15]。

这一节，意在梳理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经、史、子三部地位消长与嬗递之脉络。

《总目·子部总叙》云： 

显然，在四库馆臣眼中，作为“《六经》以外立说者”的“子书”，是一种“杂学”的地位，与“可以正天下之是非”的经、“可以明古今之成败”的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地位比较特殊的是诸子中的“儒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表明它素有渊源；“要可与经史旁参”，则表明它仍是一种附于“经史”的地位——经史的崇高地位早已十分稳固，经史关系的分疏见上文所述。至于“兵家”、“法家”等剩余十三类，《四库全书》收录的原因也只是“存之亦可为鉴戒”，其与儒家非处同一层次，更与“经”、“史”遥遥相隔的境遇，可见一斑。

可是，子、史、经的关系本来如此吗？《总目》的这段文字，体现出清代学术的何种特点？让我们从连接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重要目录书《汉书·艺文志》[16]谈起。

首先来看《汉志》中经、史的关系。《汉志》采用的是六部分类法，所分六类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与四部的对应关系大概是：“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经部，居首位；“诸子略”是后世子部的主体，居次位；“诗赋略”相当于后世集部，居再次；“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后世则咸归子部。《汉志》中并无史部，《世本》、《太史公书》等史书，皆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后。《汉志》不为史书单独立类，当然首先是因为史书数量不多，背后折射出的自然是史学的相对不发达，这应当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而之所以把史书隶于《春秋》而不隶于其他，乃主要是因为《春秋》除去经书性质，又是一部编年体史书，附于其后，名实相称。换句话说，史书隶于《春秋》首先是从书籍归类角度考虑的——这也是目录书的首要功能，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即云：

而李零先生认为，班固的这种处理“当与尊经有关，并非先秦两汉史学的本来面貌。史书，先秦固有，特别是事语类的古书，出土发现越来越多。汉代，史书也很多。数量如此巨大的古书，无论如何，都不能以鲁《春秋》一书而范围之”[18]，似乎推导得稍远了一些。附于《春秋》，不代表这些史书具有经书性质。况且，即便出土发现越来越多的先秦汉代史书，在刘歆、班固时代史书数量相对很少、史学相对不发达终究是一个历史事实。再者，“数量如此巨大”这一说法也嫌过当。

其次再看《汉志》中经、子的关系。《汉志·诸子略》序文云： 

这中间，“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一语最为关键。在班固看来，诸子之“九流十家”，绝非可以随意增损，凡纳入《诸子略》者，必须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当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关于这点，姚明辉曾有分析： 

《汉书·艺文志》，《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影印本

也就是说，在《汉志》的学术体系中，“子”仅次于“经”，“子”与“经”关系十分密切，是“经”的支流余裔。

那么，《汉志》如此论说的学术深意何在？李零认为：

李零的这番话，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从战国至于汉朝，经历了一个诸子兴盛终而归宗于儒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转换过程，“本来，六艺是诸子共享，汉代变成儒家的专利。本来，儒家是诸子之一，汉代变成诸子之领袖”[21]。正是从这一角度讲，李零认为《汉志》的论说及措置体现出的立场是“尊经贬子”。不过，假若倒转回来从清代往前代看，则经学时代“子”与“经”的关系，在《汉志》那里却还是最密切的，无论在“六部”体系中还是“四部”体系中，“子”的地位还算最高。也就是说，汉代以来，“子”的地位一直是往下降的。在这中间，还有三点值得讨论：

第一，从先秦到清代，是一个从“六艺”格局向“四部”格局演化的过程，对于“子部”来讲，则是一个外延逐渐扩大的过程。《汉志》的六艺格局，是先秦两汉学术演递的目录学（同时也是学术史）反映。其中，“兵书”、“数术”、“方技”与“诸子”是并列关系，不相隶属。至于唐代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名称，并将“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五类悉归于子部，加之承袭《汉志》而来的“儒、道、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九家，子部共分十四小类。至于清代《四库总目》，对以往目录书再加增损，子部合“名、墨、从横”于杂家，“天文、历数”并而为一，易“五行”为术数，新立“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类。虽仍凡十四类，包含的类型实有扩展。

第二，外延扩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子部地位的逐渐降落。从先秦的“蜂出并作”、“各执一端”，到《汉志》的“《六经》之支与流裔”，便体现出明显的降落。至于唐代《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的座次已经排定。关于这点，从同时代的文人奏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明人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五载：

皮日休在这里推崇《孟子》，但视“子”的地位仍是“史之降者”。而到了清代《四库总目》称诸子之学皆为“杂学”，子部地位更是跌落谷底。

第三，诸子地位一路下跌的历史原因，乃在于顺应汉代一统社会而建立起来的经学发达与儒术独尊。这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汉代建立一统社会，经学成为学术思想主导，同时意味着纷扰抗衡的诸子时代的终结，诸子地位势必会降落；一层是汉代独尊儒术，故“儒家”在诸子中一直稳固地居于首位，《汉志》如此，《隋志》如此，《总目》也不例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总目》虽斥诸子为“杂学”，但仍对“儒家”另眼看待，称“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要可与经史旁参”，由之亦可看出清代学术对汉代学术的继承。

这一节，意在突显一个相对来讲为人忽略的经与文之间相辅相成的关联。

《总目·总集类叙》云：

这里虽然讲的是“总集”编纂的一种新路数，折射出来的却是文学与经学的相互关联。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云：

真氏所谓“明义理、切实用”，“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的标准，其实就是一种“以理为宗”的宋代“道学”观念在文集编选领域的客观反映。换句话说，理学（准确地讲是“经学化的理学”）对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总先生即认为： 

当然，这种融构有利有弊，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孔子删诗》云： 

《四库总目》则对其利其弊均有剖断：

“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的另一层含义，是文学反过来对经学也有影响，经学典籍中的某些意义（即经学义）的形成，往往得益于对这些经典的文学阐释。而这一点，以往研究中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譬如《诗经》，汉代以来经师往往惯于训诂名物或美刺劝戒的解说路数，而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却兴起了一股“文学解《诗》”的风潮。比如清人陈继揆《读风臆补》卷一说《周南·卷耳》云：

甚至将后世“艳情诗”、“应酬诗”等的传统也上溯于《诗》，例如《读风臆补》卷十三说《桧风·匪风》云：

对于这样一种文学解《诗》路向，在经学家那里当然不被接受，后世学人也很自然地将其与经学解《诗》的路径对立起来：

也就是说，从古代《诗经》阐释史看，所谓《诗》的“文学义”，其实正是“经学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四部之中距“经”最远的“文”，又何尝完全脱离过政治教化呢（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文学解诗”存在着对“经学解诗”的某些排斥）？“各明一义，未害同归”，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四库总目》以“书籍目录”的形式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系统总结，自然独具学术价值。其中对于“经、史、子、集”关系的论述，乃是站在古典学问的角度，与现代学术视角殊有不同。从分疏传统四部关系，指明现代研究之路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古典学问视域中的四部之学具有内在关联，不可分割。“史、子、集”三部，与“经”部虽可别白，却无一例外地体现出“致用、教化”的经世色彩（无非是浓淡区别而已）。“经”是“史、子、集”三部的共同源头，经学思想是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二，现代以来，推倒经说，解构经学，降经为史，排斥“宗经”立场，造成了今日对经学传统的很大隔阂。承续和恢复学术传统的首要任务，当然是“经”、“史”关系的分疏与协理。不过，由于“子”、“集”二部或是《六经》之支裔，或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提供着“经学义”，理应给以应有的关注，否则便有失偏颇。

 三，现代学术研究的格局，既有现代文、史、哲之学相互之间的客观排斥，又有未曾明确地意识到的现代学术与传统四部之学之间的区别。扭转这一局面，对待经典的态度是一个关键。在继续推进儒家经典基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要把这些典籍当经书看，甚至需要重新找回那些曾经的经学立场上的“预设”。这一方面是进入家法、真正理会经典的方法论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建经学、接续传统的思想观念上的必要前提。

四，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迫切需要“古典学”方法的指引。譬如读《诗》，即需侧重“以《诗》为劝善惩恶之用”、“以《诗》为修养身心之用”等角度对《诗经》做更多切合现代社会的阐发；而不当仅仅限于从“文字学”、“文章学”、“史地学”等角度作一种文史性、工具性的阐释[26]。说到底，要有意突出《诗经》之“礼教学”在今日之显扬，“以礼为质，以教为用”[27]。

《小雅鹿鸣之什图》（局部）

马和之绘，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