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过圣诞节——中国的现代性与拿来主义
文 | 双瞳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主义》（鲁迅）
最近，该不该过圣诞节这个老话题又引起了不小争论。无疑问的是，长久以来，圣诞节都是与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笔者没有语言学的相关教育背景，不该也无法在英文原文的词源上班门弄斧，但是“圣诞节”这个翻译过来的词语还是能够说上两句的——既是圣诞，那自然就是“圣”（noble、耶稣）的“诞生”（birth）。这么来看的话，当下许多针对圣诞节的批评乃至于因这种批评产生的结论：“中国人不该过洋节，特别不该过圣诞节”的论调是“合理”(区别于“正确”)的：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无神论国家，在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时必须警惕乃至禁止宗教元素渗入社会基层。
持这种论调的人确实不少，但事实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在笔者看来，类似的看法在走向极端后就有一种鲁迅先生描述的为了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意思。
要说清楚中国人该不该过洋节，特别是该不该过圣诞节，我们先要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下的圣诞节，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宗教节日。圣诞节最初的起源的确可以追溯到基督徒为了确定“耶稣”到底是在哪一天降生于马棚的研究。只不过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化用（拿来）了许许多多的“异教徒”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典故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哪怕是圣诞节——耶稣的诞辰也同样如此：
4 世纪初, 1月6日是罗马帝国东部各教会纪念稣降生和受洗的双重节日、称为“ 主显节 ”（E p i p h a n y , 亦称“ 显现节 ”即上帝通过耶稣向世人显示自己）。当时只有耶路撒冷的教会例外，那里只纪念耶稣的诞生而不纪念耶稣的受洗。后来历史学家（历 史 发 明 家）们在罗马基督徒习用的日历中发现公元354年12月25日页内记录着 : “ 基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 经过研究（瞎 编）, 一般认为将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可能开始于公元336年的罗马教会。
12月25日，本是古罗马多神教祭祀太阳神的日子，这一天是罗马历书中的冬至日。在古罗马宗教中，太阳神是最重要的神。古罗马人相信它出生在12月25日冬至日，罗马教会在公元336年开始纪念耶稣圣诞日。他们把12月25日定为耶稣圣诞日，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诞生，犹如太阳照临万物，给世界以光明和生命。
可见，被不少人恐惧乃至恐慌的圣诞节，其本身在诞生的过程中就不只是宗教的————基督教历史建构家们在确立耶稣诞生日期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到具有普适性的冬至日的影响。除了少数生活在赤道附近与极地地区的人类，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文明都对冬天的来临有着明确的观感与记载，受这些观感与记载影响而最终诞生的各地历法往往都有“冬至”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基督教的圣诞节在诞生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民俗领域的影响。
为了使传教更加容易，圣诞节展现出的是其宗教节日的特殊性与冬天人们渴望家庭团聚，享受一年辛劳成果，期待开春万物复苏的普适性。这样的对冬至的历史记忆固然会因为地区的不同存在具体日期的差别，但这种普适性却是共通的。只不过，我们在了解这种普适性的同时也要对普适性中蕴含的特殊性有所警惕。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帝国主义不会放弃通过运用这样那样的节日进行紧锣密鼓的文化入侵，如果我们有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宗教组织以圣诞节的名义对群众乃至儿童进行传教。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应当支持政府对其雷霆打击，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色。
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和基督教关系最为紧密的英国，人们圣诞节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清教徒盛行时期的英格兰，圣诞节因为酗酒和其他与清教徒教义互斥的不当行为而被禁止。圣诞节因而在英格兰社会声名狼藉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初英格兰教会开始强调圣诞节的中心在基督教和慈善穷人，考虑到19世纪初正是大英帝国殖民全球，社会矛盾因此尖锐，贫富差距因此加大的时代，很难说这不是受到现代化冲击的教会尝试在新时代绵延下去的手段。
我们现在熟知的，例如圣诞老人一类的圣诞节元素都是诞生于19世纪之后，而这些元素距离纯粹的宗教庆典就已颇有距离，更不要说中国商家们遵循消费主义逻辑推出的“平安夜吃苹果”在基督教角度上有多大逆不道了————基督教经典中，亚当夏娃就是吃了苹果才被上帝赶出伊甸园，而中国人过平安夜，过圣诞节的逻辑则完全相反。
就好像新中国要采用公历一样，在中华民族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确实被动的接受了很多外来性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遣词造句与概念是一种从梁启超等人所处的那个时代建构出来的“文学”。这在百年后的如今，也成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过程中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因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最常见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概念“时间”。具体来说就是“公元”与“世纪”。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说：现代时间带有不可逆转的差别；它产生出不可化约为“以前”的“以后”。这是一种丰富多产的时间，它蕴含新生事物，从不自我重复，因此所有的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时间产生之前，必有一场观念上的革命，而这革命不是朝夕之间就完成的。而属于中国的“现代时间”的形成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清末民初的纪年论争与变革，促使单向线性时间观念得以确立，完成了中国“现代时间”形成的革命。与此同时，历史学的时间意识也因为现代时间观念的确立而发生剧变。
同样受困于这一现代性构建问题的日本也有学者注意到过这一点，柄谷行人在其著作《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中这么讲道：基督日历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它仅仅表现为一种线性的年代表，但是它自身包含的基督教叙事，从外部为其赋予意义。
另外，一百年或一千年这样的划分方式，保持着特殊的形式上的意义。如果基督日历只是线性的年代表，大概就不会发生"世纪末" 的说法。再者，这种日历不仅使事件含有"世纪末"的意义；而且实际上，它使"世纪末" 这种现象得以生成。退一步而言，即使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以百年分期，如 18、19世纪这种观察历史的实际状况，也因此产生了叙事标点。换言之，当我们根据基督日历进行思考时，我们就被限定在某种思想的体系中，把本土的历史看作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使我们忘记了自身所需的话语空间的类型。
甚至不仅是这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遥远的学者们，对于我们来说栩栩如生的“塔利班成为阿富汗新生政权后，原伪军及附庸大儒们纷纷逃离阿富汗”（喀布尔市民阶级尚且和喀布尔城市贫民脱节，不要说文化界，更不要说阿富汗市民阶级与阿富汗非市民阶级了）也正是这一矛盾的体现，只不过东亚国家里尚还有中日韩这样的作为强国从而有主体性来源（日韩有是有的，只不过比起中国来说颇为畸形），支离破碎的伊斯兰世界要比东亚还存在自我、现代性与西方性三者的冲突。
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不是一篇旨在痛斥猪队友们瞎搞文化自信扩大化的新媒体文章所能论述完毕乃至最终解决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上述的管中窥豹中了解到构建当代中国叙事的困难程度与复杂程度。比起过不过圣诞节，《雄狮少年》、陈漫等人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界（毋庸置疑这些人在当代中国文化界仍然是一种“主流”，不然雄狮少年何德何能有那么多官方机构出来站台呢？）在这个问题上才是真正的卑躬屈膝与奴颜媚骨。
对于这些人，鲁迅先生的评价也同样是毫不客气的：“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不夸张的说，在新世纪的众多华语电影里，唯一站在本土性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并给出一定思考的电影只有姜文导演那部争议颇大的《一步之遥》。
对于废物的批判，前有笔者《尚气：从满大人到查理陈》的抛砖引玉，后有猫骑士老哥《尚气之于华裔，就像黑豹之于黑人》的点石成金，又有天书总编的《《雄狮少年》们的傲慢与话术，一次说清楚》。沉思录在这方面从来是与废物们泾渭分明的。但同样，既然有对着敌人的枪，自然也要有指着自己脑袋的枪，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新浪潮源源不断的法宝。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将宣传分成短期的“鼓动宣传”和长期的“整合宣传”。鼓动宣传是短期的，主要目的是激起人们的感情，造成立即的行为。整合宣传则出现于20世纪，旨在制造共识。与鼓动宣传不同，整合宣传诉诸理性，让接受宣传的个体接受某个既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而围绕圣诞节争议，许多官方或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宣传机构与宣传个人依然采取的是短期的、感性的“鼓动宣传”的策略，而这一策略已经无法在当今社会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了。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反对过圣诞节引起的舆论爆点与接踵而来的“三只松鼠”“雄狮少年”的舆论爆点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最迟从迪士尼与漫威试图通过运用舆论压力使得《尚气》成功通过审批开始，到今时今日国内外反动份子空前一致的对“三只松鼠广告”与“雄狮少年”洗地的文稿。虽然宣传的效果本身难以量化，但读者们应该会同意，在“尚气”一事上，除了部分漫威孝子孝女，认为“尚气”是反动电影的群众占了大多数，而到了“三只松鼠”与“雄狮少年”事件上，我们却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点“势均力敌”了，而这之中的关键转折就在于最近由于泛官方媒体引发的“中国人过不过圣诞节”的政治议程。
在这点上，泛官方宣传群体因为过去的成功从而习惯于缺乏深刻与理性的论述而诉诸于短期的情感宣泄，以为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将志愿军粉碎“联合国军”圣诞节攻势的史诗拿来做自己工作失误的挡箭牌。不能够理解和体谅当前中国人想过圣诞节的真正原因：年末了，圣诞节相当于元旦的预热活动（同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元旦也是春节的预热活动），饱受新冠疫情摧残多年的人们想要在冬至（区别于具体的冬至日，表冬天这一整个集结）的时候有一个由头做一些令人开心的事情（比如吃饭唱k）。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正是一些媒体和个人的极端言论，引起不少路人的反感，让普通人对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产生怀疑，并最终在接踵而至的“雄狮少年”们的话术中动摇自己的立场。
正如小约翰可汗发布于12.26日的新一期《硬核狠人》评论区下一位B站用户说的那样：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要讲中国故事。同样，过好中国节日，也不一定要禁止外国节日。笔者以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选段作为题记来开篇，也让笔者继续以《拿来主义》的选段作为“豹尾”来结束吧：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