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欧智库专家对话，共同应对欧洲历史上分水岭时刻

乌克兰危机发生一个多月，伤亡人数继续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影响到全球经济，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供应、运输和供应链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2022年3月29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主题为“缓和俄乌冲突”的线上研讨会，旨在凝聚中国和欧洲领先智库专家力量，推动形成对当前冲突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中心研究员Eleonora Tafuro Ambrosetti，“连接和平”组织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ean-Christopher Ba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专家Temur Umarov，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Fabian Zuleeg，CCG理事长王辉耀参与研讨。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中心研究员Eleonora Tafuro Ambrosetti表示，必须不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为俄乌双方创造沟通对话机会。从意大利的角度讲，俄乌冲突造成了三重影响，首先在政治领域，意大利与俄罗斯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并致力于在俄乌冲突中发挥斡旋调停方作用。然而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新任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对俄立场转为强硬，并且有意加力推进对俄制裁。在经济领域，俄乌冲突导致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意大利油气价格上涨，有不少游说集团呼吁取消制裁。在人道主义领域，战乱导致意大利境内乌克兰难民数量激增，严峻的人道主义形势造成了诸多政治难题。意大利依然在努力为俄乌创造对话机会，但冲突的最终解决在于俄乌双方折中妥协。联合国过往的和平努力均已付诸东流，欧盟国家也不太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可信赖的调停者，因此他不认为它们能在当前局势中发挥有力作用。但中国和土耳其等与俄罗斯关系良好又有意愿保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他们的主张可能在俄罗斯看来更加中正，值得信赖，这种双边外交可能更有希望推进事态向好发展。

“连接和平”组织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ean-Christopher Bas认为，此次事件对于欧洲或欧盟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乌冲突促成了欧洲过去几十年的争论和谈判都无法取得的进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安全和国防方面的呼吁得到回应，德国决定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甚至希腊也和乌克兰制定了联合倡议，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给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业已解体的今天，旧世界和新世界国家应该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共同维持一个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局面。普京与马克龙总统的会面表明外交渠道依然畅通，但是普京很难向西方国家妥协，仍需要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参与磋商。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专家Temur Umarov表示对俄乌谈判的成果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当前的局势几乎已是陷入僵局。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无法放弃各自利益，也没有意愿结束战争，未来形势变化依然无法研判。他同样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发挥的影响力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不能将第三方斡旋调停的作用理想化，因为俄罗斯的行为本身就是不理智的，斡旋调停难以发挥作用。从纯粹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发动战争是由于其地缘政治利益长期被忽视，但如果俄罗斯能够采取更加理智的态度，那么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所能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是可以预见的。俄罗斯过去30年发展经济的努力已是付诸东流，然而危机影响的深远程度尚且无法预测。他认为，俄罗斯的问题在于权力过度集中，只有少数人能参与决策过程，而且他们还缺少专业知识。此外，联合国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束这场危机的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俄罗斯政府手中，但专家们应反思本次危机是如何爆发的，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安全，制定国际新秩序。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Fabian Zuleeg指出，俄乌冲突的爆发是欧洲历史上的分水岭时刻，这既是对乌克兰民众的挑战，也是对欧洲安全架构和生活方式的挑战。首先，对欧洲人而言，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仍然重要。北约或欧盟不希望形势升级为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但俄罗斯必须避免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进行威胁，同时欧洲非常希望能够尽快阻止战争，在保证乌克兰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下制定出解决方案，但只要停火协议尚未达成，欧盟就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在这场战争中向乌克兰出口武器；其次，从欧洲角度出发，中欧关系将在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形势的背景下进行衡量，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最终会在俄乌冲突中采取哪些措施，中国是否会保持中立、是否试图促成某种形式的和平等等，中国可以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强调不使用核武器、不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而如果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了俄罗斯一边，将对中欧关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最后，在重建乌克兰方面，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合作，在应对粮食价格上涨等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指出，俄乌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时刻，不仅影响到了世界各国，也会给全球治理体系造成深远改变。从俄乌冲突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军事同盟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呼吁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1944年我们成立了世界银行、成立了世贸组织，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经济机制推动了全球贸易与投资，真正带来了繁荣。然而今天军事同盟的数量却越发地多起来，过去有北约（NATO）、有五眼联盟（Five Eyes），现在又有了“澳美英联盟”（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然而俄乌冲突警示我们军事联盟对于事态是全无裨益的。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经济合作而不是组建军事联盟，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努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且欧洲国家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倡议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FOCAC）。这些努力不仅是未来全球治理发展潮流的反映，也为各国团结协作、避免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中美双方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完全可以通过联合国机制发挥影响，劝谈促和，呼吁各方对话，促成俄乌双方停火，最终达成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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