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1898—1977）
他28岁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由他担纲，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31岁时，又组建起了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的清华理学院，由他担任院长。在此期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请来了吴有训、熊庆来、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国内一批顶尖学者。其中，吴有训是从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系主任位置上拉过来的，资历并不如他，但他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他曾对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个敢说别人比他还强的院长，其本身实力也很雄厚。20岁时，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受教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22岁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测定普朗克常数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被国际物理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长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他领导的学院，遵循的宗旨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之下，由他组建的团队，后来撑起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半壁江山。他的出色贡献，使他成为清华的一面旗帜，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物理学界的地位。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他是受到各方一致推举的理学院院长。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选举，选出了八十一位院士，他位居其一。1949年，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务。1950年，他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委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后来的科协主席。这样的身份地位，标志着他在中国物理学界的地位，如北斗七星，耀眼闪烁。而由他担任教学并领导的清华物理系，培养出的英才，更是群星璀璨：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是他的学生；“卫星之父”赵九章，“氢弹之父”彭桓武，“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力学之父”钱伟长，以及“光学之父”王大珩，都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林家翘；第一位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戴振铎。数学大师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是叶企孙力排众议，让他任教清华数学系，并送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共和国23位两弹元勋，有9位是他的弟子。他为这个国家，培养了79名院士。他一生服务清华，桃李天下，贡献之巨，无与伦比。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的晚年，竟然备极凄凉，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熊大缜（1913年—1939年），上海人，书香门第出身，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37年，熊大缜通过考试获得赴德国留学名额。原打算在出国前与恋人完婚，适逢“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避寇南迁，学校委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指派熊大缜作为叶企孙助手协助工作。抢运工作尚未结束，日军即已进入清华园内，叶企孙被迫转移天津，在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大学同学会内，建立临时办事处，安排南下师生和家属从天津南下。迁校任务完成后，按原定计划，熊大缜将随同叶企孙赶赴昆明，参加新校区的建设和教学工作。但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熊大缜的人生轨迹，并最终酿成把叶企孙也拖入其中的悲惨结局。却说抗战爆发后，原东北军万福麟手下的一个团长吕正操，拒绝从华北撤离，愿意留下来继续抗战。他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在冀中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但冀中地处平原，无山脉、湖泊可以藏身，根据地处在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敌军凭借津浦、平汉、平津等铁路线不但运输快捷，而且适宜机械化运动作战。为应对恶劣环境，根据地急需武器弹药通讯器材医疗器械药品的生产和补充，组建自己的兵工厂和技术人员队伍。为此，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找来二分区参谋长张珍，要他在平津一带物色技术人才。张珍曾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做过助教，认识不少北平、天津的技术专家。张珍潜回北平后，利用他过去的关系，找到辅仁大学同学孙鲁，请他协助自己寻找科学家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孙鲁来到天津，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向熊大缜介绍了冀中急需技术专家的情况。熊大缜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的设想，异常兴奋，决定放弃赴德国留学的机会，推迟婚期，参与到第一线抗战中去。熊大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叶企孙。叶企孙感到非常吃惊，忍不住问道：“你不去昆明了？也不去德国了？到根据地，你觉得自己能行吗？”在热血沸腾的熊大缜看来，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叶企孙明白，眼前的学生意志已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和提醒。约定好上路的日子到了，这天，叶企孙送别熊大缜，心情不免沉重。七八年的朝夕相处，不是父子，却情同骨肉。自此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凭直觉，叶企孙隐约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不祥之感。作为老师，他太了解熊大缜了，这学生年轻、单纯，却又太聪明，太能干，在纷繁复杂的战争年代，这些特点反而不是好事。现在，熊大缜就要远行，他只能再一次叫住了他，嘱咐说；“你放心去吧，我也暂不离开这里。你到那里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在熊大缜投笔从戎的带动下，北平一大批青年学子，也跟着他去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熊大缜进入根据地后，受到了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赏识重用，不久即提升为冀中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以及无线电通讯的研制工作。为获得相关材料，熊大缜多次潜回天津，托老师购买制造雷管需要的化学原料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等。叶企孙不但替熊大缜买到了相关材料，还先后介绍了汪德熙等清华师生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与各种技术研制工作。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和材料，在制造炸药的同时，还造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在熊大缜和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区的炸药厂不断壮大，到后来发展成了拥有2000多名工人，能制造地雷、手榴弹、子弹、小炮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在一次行动中，熊大缜研制的地雷，将日军的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威力巨大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运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使日军吃尽了苦头。吕正操将军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熊大缜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了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缜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就在熊大缜为根据地竭尽全力工作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正在向他逼近。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在表面的团结之下，已经不断有摩擦发生。1938年秋，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下令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吕正操拒绝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火拼的危险。熊大缜从大局出发，认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使一些政治嗅觉极度敏感者，对熊大缜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怀疑。1939年1月，省主席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考察，有个叫方平的团员来到冀中区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亲近起来。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认为熊大缜故意羞辱他，于是将这件事当作特务活动上报给了冀中军区锄奸部。锄奸部的工作，旨在专门清洗汉奸、特务。作为一个机构，不能不干活，不能没成绩。一听说有敌情，立即将目光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锄奸部首先将熊大缜抓捕起来，搜查中，发现了一封密信，信上说：“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到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经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其实却是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根据地运送炸药，彼此是合作的关系。结果这样一封运送炸药时夹带的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不但熊大缜受到抓捕，就连技研社的全部技术员、以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医院、报社、机关中所有从平津来的知识分子，也通通抓了起来，总共100多人，搞成了一桩大案。这桩大案震惊了延安，上面派彭真下来复审，复审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夏天，日军对冀中军区实行大扫荡，在军区机关转移途中，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负责押解犯人。熊大缜因连日来不断遭受酷刑，遍体鳞伤，步履维艰，无法跟上队伍，遭到史建勋呵斥：“快走，磨蹭什么？想逃跑吗？”自尊心极强的熊大缜感到深受屈辱，忍不住回答说：“别那么凶好不好？”毫无怜悯之心的史建勋，用了更大的声音吼道：“凶又怎么了？对你这种汉奸特务，没有什么好客气的！”熊大缜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中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就成特务了？”两人争吵起来，史建勋一怒之下，突然举枪对准熊大缜的脑袋，威胁说：“走不走？再不走我毙了你！”血气方刚的熊大缜此时反而镇静下来，语调平缓地说：“造一颗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真要想弄死我，用石头砸好了。”暴怒之下的史建勋，真就找来了一块石头，对着坐在地上的熊大缜，狠狠地砸了下去……这一幕惨剧，并未随着熊大缜的冤死而彻底落幕，30年后熊案再次借尸还魂。红卫兵为了打倒铁道部长吕正操，旧案重提，大搞株连，将包括叶企孙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批的批斗，抓的抓捕，关的关押，有的甚至迫害致死。1968年，年届古稀的叶企孙，在经受了揪斗、抄家、停发工资之后，被中央军委办事处以涉嫌国民党CC特务集团的罪名正式宣布逮捕关押。面对不断的提审，叶企孙只有一句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在关押了一年多后，因查无实据，叶企孙被放回北大，但仍以特务嫌疑的罪名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因为接连不断的迫害，叶企孙出现了幻听，总感觉有电台在监视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他起身喝茶，电台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房门，电台命令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见他整天神经紧张，“甚觉悲哀”，对他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是不能穿透墙壁的，不可能有电台监视你这种事，这只是幻觉。”叶企孙坚持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久而久之，叶企孙的身体出现状况，他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只能弯成九十度，酷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到后来，叶企孙的幻想症日趋加重，精神分裂，整天胡言乱语，疯疯癫癫。他疯了！有段时间，在中关村的大街上，人们看见这位昔日的物理学大师，穿着一双裂口的破棉鞋，像个乞丐似的，走到一家小摊前，向摊主伸手讨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会伸出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见他，看见老师竟然成了这幅模样，马上跑上前来跟他打招呼。叶企孙一看到钱三强过来，立刻挥手驱赶，低声说：“你快离开我，越远越好，以后看见到我，就装着不认识！”钱三强当时是国务院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钱三强明白老师的用意，他是怕自己眼下的身份，连累了学生，影响到钱三强的前程。叶企孙终身未娶，无妻无子，晚年生活由他的侄儿照顾。1970年代中期，在北大工作的教师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叶企孙。见面时，叶企孙已经不认得他了。张之翔说：“叶老师，我是张之翔啊。”叶企孙就点头说：“哦哦，坐坐。”叶企孙坐在藤椅上，指着两条肿胀得很厉害的腿，解释说：“腿肿了，走不了路。”交谈中，张之翔发现叶老师神态平静，没有半句牢骚，“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张之翔当场泪流满面，却不知该如何说好，只能不断的嘱咐：“先生多多保重，多多保重。”然后一步一回头的走了。叶企孙的侄子说，但凡有客来，他从不对任何人讲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1976年，折腾了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中国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叶企孙的生命，也接近走到尽头。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抢救。偶尔醒来，他会不断自语：“回清华，回清华。”延至13日，叶企孙呼吸消失，心跳停止，在平静中撒手人寰，终年79岁。1月19日，叶企孙先生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悼词中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对他生前所蒙受的诬陷，也未给予洗刷。对此，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吴有训愤而退场，以示抗议。1978年后，全国大部分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到了纠正，而叶企孙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症结就在于牵涉到熊大缜案。据熊案卷宗记载，是叶企孙介绍熊大缜参加的CC特务组织。叶企孙终身从事教育，从不过问政治，也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一个根本不是CC的人，怎么可能介绍另一个人参加CC特务组织？这一驳就倒的逻辑关系，居然存在了几十年。而熊大缜之死更成了覆盆之冤，一因年代久远，再加之当年诬陷过他的人后来身居高位，处处阻挠，所以迟迟不能昭雪。直到1986年10月，在各方呼吁下，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才终于作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此时距文革结束也已整整十年，距熊大缜被害更是长达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还了熊大缜一个清白，也使受他牵连的恩师，终于恢复名誉之身。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学者联名呼吁，希望清华大学为他树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著名科学家施嘉炀和王淦昌（左），在清华大学为新落成的叶企孙铜像揭幕。
这迟到的尊荣，逝者不会知道。但它留给后人的警示，却饱含一份沉重，在时时追问着一个民族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