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
时间：2021 年 10 月 31 日
警告：本文包含有关恐跨（transphobia）和厌跨女（transmisogyny）的讨论。
译者注：本文作者是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是《过一种女权主义的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一书的作者。本文原标题为「性别批判主义 = 性别保守主义（Gender Critical = Gender Conservative）」，且文中包含了许多讨论英国具体法律规定的内容；译者为贴合国内性别议题语境和语言表达习惯，结合文意自拟了标题。译者翻译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让读者对英美日渐甚嚣尘上的恐跨症语境有更好的了解，从而不要掉入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与保守主义合流的语境中，并被这些群体常常使用看似无害的表达所蒙蔽——尤其这些话语中隐含的排斥和恐惧是以一种女权主义话语的形式呈现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借这篇文章，对一些国内经常出现的有关跨性别者和跨性别权利运动的常见误解，进行简要解答和回应。
以下译文将 gender 翻译为性别，sex 翻译为性，biological sex 翻译为生物性别，feminism 翻译为女权主义，transgender/trans 翻译为跨性别者，transsexual 翻译为变性者，man/woman 翻译为男性 / 女性，male/female 翻译为雄性 / 雌性，masculine/feminine 翻译为男性化 / 女性化。
本文是本号即将发布的一系列从女权主义视角支持跨性别权益的文章的一部分，之后还会发布斯坦福哲学百科「女权主义视角下的跨性别议题」条目的翻译以及其它相关文章，敬请期待。
性别（gender）是如何成为一个时刻的图式的？为何这么多运动都以反对性别为名？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朱迪思·巴特勒展示了反性别运动（anti-gender movement）的运作方式是如何由对该运动进行说明的困难体现的。「反性别运动动员了一系列来自整个政治光谱的修辞策略，以最大化对于来自各种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渗透和破坏的恐惧。它并不追求连贯性，因为它的不一致性正是它的力量之一。」巴特勒的文章主要论述了威权政权对各种修辞策略的运用。Ta 展示了「性别」一词如何被视为一种「外来入侵物」，以及包括性别研究、酷儿理论和批判性种族理论在内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如何被展现为威胁到包括婚姻、家庭、国家、文明，「甚至人类自己」等社会机构崩溃的「破坏性力量」的。许多女权主义学者都在撰写有关反性别言论在全球范围动员的文章。巴特勒也因此参与了更广泛的女权主义对话。这些对话之所以紧迫和必要，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事关重大。[1] 正如巴特勒所说，「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扭转过去几十年由 LGBTQI 和女权运动赢得的进步立法。」在这个对反性别运动的描述中，巴特勒基本没有提到所谓的「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女权主义。然而，巴特勒在结论中表示，「『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与反动势力结盟、共同针对跨性别（trans）、非二元性别（non-binary）和性别酷儿（genderqueer）人群，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接着，ta 发出了这样的邀请和呼吁，“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变得真正批判起来，因为已经没有时间让这场运动针对的任何目标相互攻击了。现在到了反法西斯团结的时候了。」在这篇文章中，巴特勒并没有将「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称为法西斯主义者，而是邀请她们不要与法西斯主义结盟，将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和性别酷儿作为自己针对的目标。
巴特勒的邀请也可能是一种刺激。诚然，在阅读巴特勒的文章时，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使用的许多修辞策略及其自相矛盾之处，与法西斯或威权政权的话语是十分相似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相同）。「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读者会在巴特勒对反性别运动的描绘中看到自己的论点吗？如果「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在这幅图绘中看到了自己，巴特勒的邀请可能也就起到了镜子的作用。那么，重点便在于「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在看到自己出现在这幅作品中时，可能并不喜欢自己看到的形象：这本身就很有希望了。但是，也许不足为奇的是，否定巴特勒文章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一位「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在推特上说：「我只是觉得，如果有人能和朱迪思·巴特勒坐下来，耐心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性别，对大家都会有所帮助。」另一位「性别批判」的盟友在推特上说：「读起来好像巴特勒刚刚开始研究这些问题，而且主要是依靠 Twitter 和 Tumblr。」一种逃避面对自己不愿见到的模样、不从自己的倒影中认识到自我反思的必要性的方式，就是砸碎镜子。阅读这些推文很难不发笑。几十年来，巴特勒在学术界内外为我们许多人提供了重要的批判工具，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我们性别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许我们确实需要笑。这种笑声也是一种抱怨，因为「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已经被主流媒体如此放大，以至于现在这些扭曲会使一个刚接触女权主义的人很难看清楚发生了什么。当然，许多「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也对自己所谓的「学术女权主义者（academic feminists）」抱有强烈批评，包括对我们这些在英国参与发展和巩固女性和性别研究课程的人。一位「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在「女性之地（Women’s Place）」会议上开了个玩笑，说大多数学术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你可以听到听众中表示赞同的嗡嗡声。这种否定并不奇怪；性别研究课程往往是由同性恋研究和跨性别研究的工作塑造的，尽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便使基于跨性别研究对性和性别的理论化不是仅仅被附加在性别研究上，而是从性别研究出发。在这篇文章中，我给「性别批判」加了引号，因为学术界关于性和性别的大多数批判性工作，正是在许多「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反对的性别研究、酷儿研究和跨性别研究等空间里发生的。
巴特勒最著名的作品《性别麻烦》
我很庆幸我在职业生涯中作为一名学术女权主义者（或者可能更准确地说，作为一名女权主义学者）度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指的不仅仅是我作为女性和性别研究的讲师所度过的岁月，或者我与女权主义同事一起致力于制定新的平等政策或寻找新的方法来面对大学中的骚扰和欺凌等老问题花费的时间。我指的是，自从我在 1988 年选修了第一门女性写作的女权主义课程后，我就一直系统地阅读女权主义作品。当你把你的生命献给女权主义时，你会获得许多资源。巴特勒呼吁我们参与反法西斯团结，便是在利用这些资源。如果我们跟随巴特勒的脚步，我们便可以听到这一邀请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巴特勒呼吁女权主义者不要把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和性别酷儿作为自己针对的目标，因为这相当于在使「这个运动针对的目标」「互相对立」。互相对立便是在反对我们自己。巴特勒鼓励我们在这个紧迫的时代中见证，「反性别」运动就是一场反女权主义的运动。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我想说明为什么「性别批判」女权主义会成为（或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性别保守主义（gender conservative）的运动。如果女权主义给了我们挑战反女权主义的资源，那么女权主义也给了我们挑战「性别批判女权主义」的资源，让我们能够举起这面镜子，展示它的倒影。在我关于常识的这个新写作项目中，我希望展现性别保守的女权主义如何成为了不那么新的保守主义常识的一部分，展现它如何将「现实」重新武装了起来，变成一场「反对觉醒（woke）者的战争」，一种通过妖魔化质疑者来恢复种族和性别的等级秩序的企图。我也将表明有多少「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做出的骚扰行为，是被表面上「开启辩论」的措辞所掩盖的。
如果你是一个不习惯身处那个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当你进入「性别批判」的世界时，你会有一种迷离困惑的感觉。我们可以看看社交媒体。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引用推特上的内容，这些内容将以斜体句子的形式出现（稍后我也会引用学术文章和商业书籍的内容）。[3] 进入这个世界后，你会遇到带有紫色和绿色，即代表女性参政论者（suffragettes）颜色的推特签名。在这些签名里，你会发现诸如「性不是性别（Sex not Gender）」或「性别或性是真实的（Gender or Sex is Real)」这样的表述。你还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声明：我支持某某某，因为某某某显然是因为说了「性是真实的」这样的话而被针对了。你会遇到诸如「成年人类雌性（adult human female)」，或「天生女性（natal woman)」，甚至「生物学女性（biological woman)」这样的字眼。你也会遇到那些你知道其实是父权制核心逻辑的说法，比如，「女性是因为她们的生物特质而受到压迫的。」我们都知道，女权主义者对作为社会范畴的性和性别的理解存在着许多分歧；毕竟这些概念是我们继承的，而并非我们发明的。我们也都知道，女权主义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质疑这种遗产。甚至「性与性别的区分（sex-gender distinction）」也不是女权主义者发明的，而是由比如约翰·曼尼（John Money）这样的性学家的工作引入女权主义的。[4] 如果你读过女权主义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对这种区分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区分恰恰把「性」放置在了历史之外。以安·奥克利（Ann Oakley）的作品为例，她的经典著作《性、性别与社会（Sex, Gender and Society）》便参考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的工作，运用了性与性别的区分，即「性」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生殖器的可见差异、生育功能上的差异，而「性别」指的则是「文化问题」，以及将人分为「男性化」和「女性」的社会分类 (16)。然而，在奥克利 1997 年的后期作品中，她便对这种区分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性别简史》中，奥克利写道：「性和性别之间的区分并未质疑『自然的身体 (natural body)』本身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鉴于我们对两者的讨论是以我们作为社会存在者为中介的，性并不比性别更自然」(30)。我们也可以想到历史唯物主义者克里斯廷·德尔非 (Christine Delphy) 的作品，她认为「性别先于性」。她写道：「我们一直以来是从性的角度思考性别的：我们将其视为由自然的二元对立决定的社会的二元对立」(1993, 3)。[5]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女权主义对性 - 性别的区分的批判，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会知道，我们组织自己生活的类别，我们指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自己的方式，都不是中立的；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的术语，都与我们质疑的这个世界息息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描述既是临时的，也是政治性的。
那么，为什么使用这些术语似乎不只是在做简单的描述，而且好像本身就和女权主义有关呢？如果「性别批判」女权主义场域中充斥着像「性是真实的」「性不是性别」这样的短语，那我们就得问问它们做了些什么。让我们称这些短语为套话（catch phrase），注意没有空格)，即被反复并便捷地用于指代或描述某个人、团体、想法或观点的词语或表达方式。这些短语是向一个政治运动效忠的一种方式，而这个政治运动的主要速度（velocity）似乎是在虚拟空间中体现的。它们也是对一些旧术语相对较新的使用方式。不过，尽管这些短语相对较新，遇到这些短语仍然相当于是被给予了某种历史的缩影。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些短语本身入手尝试理解它们，就会像是突然加入了一场他人的对话，你听到其中一方做出了反应，却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一反应。此外，许多人对这些短语的使用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些短语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验证我们是否能说出它们：它们被变成了故事。女性们被迫辞职，只因为她们说了「性是真实的（sex is real）」？但像我们这样，把质疑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并代表我们的性进行宣传视为女权主义的全部意义的女性不应被迫如此（正如我们不应被迫赋予「顺性别（cis）」这一标签一样）！你可能会有一种失去控制的感觉，还会对这一情况感到难以置信：我们甚至不能说性是真实的！这种使用发挥的效果，正是它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激起愤怒。而愤怒正是这个故事获得动力、得到推进的方式。人们因说「性是真实的」而被迫离职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如果你看了任何一个具体例子，你都会发现这并不是这些人被迫离职的原因，这句话不能脱离它所处的语境），而且通过传播获得了实体性，获得了通过不断重复而实现的真实感。「性是真实的」在近代已经成为一个口号（就像基于性的权利（sex-based rights）在近代成为一个口号一样——只要在网上快速搜一下就会发现它从 2018 年开始才被女权主义者经常使用）。「性是真实的」是一系列断言中的一个。性是真实的。性是物质的。性是不可改变的。性是生物的。性是客观的。性是科学的。有了这些关于性是什么的断言，也就有了关于性别不是什么的断言。性别是不真实的。性别是非物质的。性别是主观的。性别是刻板印象。性别是意识形态。我们通过术语被使用的方式了解它们；而一个故事被用某些术语讲述是有原因的。女权主义的核心口号是因哪些人被与「性别」一词联系在一起才变成了「性」而不是「性别」的。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告诉我们，反性别运动论点的自相矛盾是有实际效果的。反对某种事物的论点越是自相矛盾，这些人所反对的东西就越是模糊不清。而目标越模糊，就有越多人被它所吸引：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性别」概念、性别教育（teaching gender）、性别研究、跨性别者这些词语不仅被向彼此折叠，并且因此变得更具威胁性。换句话说，性别这个词被变得粘稠了；它越移动，黏住的东西就越多。[5]如果跨性别者与性别相关联，而性别被视为非物质（immaterial）的，那么跨性别者或跨性别身份就被变得无关紧要（immaterial）了。你只需要在你的签名里写上「性是真实的（Sex is real）」，就可以表明对一系列无需明确的立场的依附或效忠：身为跨性别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事实，是非物质而不是物质的，是主观而不是客观的。这些术语自身就可以完成使跨性别者失去合法性或「失去真实性」的效果。这种效果可以通过或微妙、或显白的方式完成。当一个「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网络成立时，它被描述为关注「性化的身体为何重要（how sexed bodies matter）」，并批评「限制性的性别刻板印象（constraining stereotypes of gender）」。一旦我们了解「性」和「性别」往往被如何使用，被与谁相关联和不相关联，我们就能理解究竟发生什么了。但对一部分人来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点还并不明显。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努力使其更加明显。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不仅是「性」和「性别」这两个术语被用来使跨性别者失去真实性（de-realise）和合法性（de-legitimate），而且包容跨性别者的政策还被描述成了一种女权主义意义上的排除，好像跨性别者正在用自己的术语取代我们的术语。「如果我们用『性别』代替『性』作为思考自己的方式，就会更难解决基于性的压迫（sex-based oppression）。」因此，这里隐含的故事便是，如果我们接受跨性别者，性就会被取代，甚至女性也会被取代，或者我们会失去谈论我们历史所需的术语。一个短语可以带来一段历史的关联。「如果性不是真实的，就没有同性之间的吸引。如果性不是真实的，全世界女性活生生的现实就会被抹去。」首先，这句话暗示有某些人在说性是不真实的。我不知道有谁会说性不是真实的，尽管我知道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对「现实的政治」（借用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一本重要书籍的标题）有所了解，并且至少当我们谈论人类如何组织和理解自己时，也了解「什么是真实的」的答案是复杂且由各种因素中介的。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这样一种说法：「除非性是真实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谈论全世界的女性。」
2.
其实，「我们能够讨论全世界女性『活生生的现实』」这一观念本身，就已经被许多女权主义者挑战过了。我希望在此强调，这种挑战并不是新出现的。任何了解女权主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女性」这个范畴本身甚至都一直在被女权主义者挑战；它很少是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这种挑战是与性这个范畴带来了什么相关联的（尽管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因素）。
有些人需要坚持强调自己是女性（才会被承认为女性）。我们可以想到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作为一名曾经为奴的黑人女性，在 1851 年俄亥俄州阿克伦的女性大会（Women’s Convention）的发问：「我就不是个女人吗？（Ain’t I a Woman?）」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注意到的那样，特鲁斯在她的表述中提到了她体魄的强健，她劳作的身体，从而挑战了那些反对妇女参政论者做出的「更柔弱的性（weaker sex）」的论点。（译者注：当特鲁思站出来发言时，许多白人妇女敦促她赶紧闭嘴，因为她们担心特鲁思的发言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妇女选举权转移到黑奴解放上。）
有些人需要坚持自己不是女性。我们可以想到莫尼克·维第格作为一名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在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78 年纽约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女同性恋者不是女性。」这一大胆的发言对维蒂格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她想说明「女性」这一范畴本身是如何在历史上作为一种异性恋律令发挥作用的，以及「女性」是如何作为与男性相关联的概念出现或被要求出现的。
甚至，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自己，但仍在与彼此对话、努力求同的原因，可能就是仅靠「性」这一个词并不能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尽管女权主义内部对性和性别等类别的地位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对性这一概念的批判一直都在进行。例如，黑人女权主义者不仅挑战了「女性」这一类别，而且挑战了性和性别的自然性。正如切·格赛特（Che Gossett）有力地总结的那样，康巴希河团体（一个 1974 年组建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团体）和它对生物本质主义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构建政治危险和反动的基石』，到黑人女权主义的跨性别谱系——黑人女权主义总是已经是跨性别的了（always already trans）——许多作家都质疑和问题化了二元性别和医学指定的二元性类别。
即使是被认为不受性这一范畴困扰的女权主义传统，如激进女权主义，事实上也是受此困扰的。例如，安德利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憎恨女人（Woman Hating）》，就从激进女权主义角度挑战了她所谓基于「两个互相分离的生物性别」构建的「传统的性差异生物学」(1972: 181, 186)。我稍后还会回到质疑「性」这一范畴的女权主义批判史，因为它将帮助我解释，只批判性别而不批判性，为何会导致性别保守主义。指出这段女权主义的历史，就是在打断将历史讲述成「性」被抹杀的故事。事实上，正是通过抹杀女权主义批判的历史，「『性』被抹杀」的故事才能得到讲述。性被抹去的说法不仅被无休止地重复并被赋予了原因（酷儿理论、跨性别意识形态、跨性别者、性别酷儿、非二元性别者、蓝头发的人（译者注：对支持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等社会议题的人的蔑称）、玻璃心学生（snowflake students）；是的，越多就越造成威胁），而且往往是另一种更强烈的，所谓「禁令（prohibition）」论调的基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说性是真实的，因为性别（那种虚构，那种感觉，那种意识形态）被强加给了我们，这意味着我们不被允许谈论性或谈论女性（为了再次说明这一点，重要的是，正在被讲述的故事是，如果性不是物质的，或者如果生物性别不是不可改变的，女性就会被消失）。对这种禁令的主张也涉及到某人被某人禁止的主张：所以，这里的故事是，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团体有一个议程，这些人才不允许我们谈论我们想谈论或需要谈论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女权主义者经常被定位为那些对别人施加限制的人，因为她们有一个议程，或者因为那本身就是她们的议程（我们不能再管女性叫「亲爱的」了！我们得说女士！我们不能用男性（men）来指代所有人了！）。事实上，任何尝试挑战规范和惯例以使其更加包容的人，都会知道自己会很快被判断为在对他人的自由施加限制。对那些被规范承认的人来说，规范这种限制是可以被感觉为一种自由的。因此，挑战一种规范，几乎总会被视为在限制他人的自由。经常用来针对女权主义者的策略被「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用来对付跨性别者，这不仅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它还告诉我们了关于「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的一些事情，即她们愿意使用这些策略。为什么性已经成为一种策略，不仅是一种立场（position）还是一种项目（project）？通过对性的使用，好像性是自然的、物质的，而性别则好像不是，一些人也变得「不是」，变得非自然、非物质、甚至不真实和虚假了。危险便可以被定位在「不是」中。当性被战术性地使用、变成一种项目时，跨性别者不仅被视为非自然、非物质的，而且被视为强大和危险的了。
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非常关注所谓「来自陌生者的危险（stranger danger）」，一些身体如何成为了「不合时宜之物（matter out of place）」，以及危险（和暴力）如何被定位在了那些被认为不属于那里的人身上。「陌生者的危险」关乎危险是如何被定位在外来者身上的。[7] 我主要关注种族主义。陌生者的危险往往是通过使暴力成为一个群体的内在或外在表现形式而起作用的（因此，如果来自穆斯林背景的人实施了暴力，这种暴力就成为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陌生者的危险是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它因被频繁使用而运作良好。[8] 许多恐跨者对跨性别者的骚扰，就是通过「陌生者的危险」的逻辑运作的：跨性别者不仅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被定位为陌生者，还是因为这些人对「合时宜」者的威胁。只要想想「性别极端主义（gender extremism）」这样的术语的使用，其作用是创造一种威胁，一种模糊的威胁感，并且也许是借用了种族化的话语（极端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总是倾向于粘附在某些特定的身体上）。注意像被普遍使用的「跨性别游说者（the trans lobby）」，甚至「跨性别塔利班（the trans Taliban）」这样的术语，都暗示了某些行动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代理人。恐跨症并不意味着某人必然对跨性别者有来自个人的敌意或恐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恐跨症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跨性别者被构建为危险的人，被构建为那些需要被恐惧的人。如果「陌生者的危险」的作用是将危险定位在那些被认为是外来者的人身上，通常是通过夸大那些被认为有必要被排斥的人的权力，那么它也创造了面临危险的人物，通常是一个孩子。当代的恐跨症常常提出或暗示跨性别者正在危害儿童（一个标题写道：你恐跨吗？我也不，我们只是担心我们的孩子）。「陌生者的危险」也创造了一条划分内部和外部的线，一条边界，而这种区分被认为是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一些人就是这样被判定为在给他人强加限制的；有时 ta 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被判定为在进行这种强加了。一个范畴也可以被认为是封闭的；例如，可以用一扇门来封闭「女性」这个范畴。重要的是，无论封闭如何被证明是自然的或必要的，这种封闭仍然取决于行动；如果旧的术语包括了那些你不想包括的人，那就创造新的术语（「女人」被变成了「成年人类雌性」）。通过某些术语开启辩论的方式就是这样将一些人拒之门外的。当然，我们本就不应该用这些术语进入一场辩论。性别同样可以被变成一个陌生者（是的，一个思想范畴可以被当作一个陌生者），并被判定为强加限制给自然或生物现实（「女性」成为了「天生女性（natal woman）」）。将性别转化为陌生者的一部分，就是将性，通常是生物意义上的性，作为自然或天生甚至先天的，仿佛这些范畴不是实践的产物，仿佛我们没有参与创造和塑造它们一样。[9] 当性别这一范畴成了陌生者后，那些被认为依赖这一范畴存在的人也就成为了陌生者。一个范畴被变成了一个阴谋。例如，LGB 联盟（译者注：一个排跨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同盟）认为石墙组织对「性别」一词的使用便是一场阴谋的证据，这一阴谋旨在抹杀性以及同性吸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如果人们谈论被「相同性别」的人所吸引，这就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强迫女同性恋者与跨性别女性（她们实际上是「生物男性」）发生关系的阴谋。很难想象任何关心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会不止把这种观点当作一种偏执。但这些人可以而且确实这样做了，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基于这些观点写作的文章。
LGB 联盟
请记住，性和性别之间的区分只是在最近才被提出。它是我们有时为了方便画的一条线。一些女权主义者使用这条界线，而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则对这条界线提出质疑（这些很多时候是同一批女权主义者）。在英国法律中，性和性别这两个词往往被交替使用。如果一个人具有受法律保护的性别再造手术的特征（使用当时 2010 年平等法案中的术语），那么 ta 们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跟随这些词语就是在学习它们。在日常话语中，被更频繁使用的往往是性别而不是性。我记得 2001 年我第一次作为女同性恋出柜时，我的一个亲戚用了「同性别（same gender）」这个词。他说，「那又怎样，你爱上了和你同性别的人」。事实上，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在平等机会表格（equal opportunities forms）上用于指代「男性」和「女性」的词有时是性别而不是性。我自己的怀疑是，人们经常使用「性别「作为一种不谈「性」的礼貌方式，因为性唤起了身体和欲望，而性别则不。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是含糊地使用性和性别这两个词的。ta 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性和性别是模糊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试图明确它们是什么、创建某种界限的做法，都会使我们进一步远离这两个词的日常用法。认为性别是由跨性别活动家强加的想法不仅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追溯这个词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使用得到证明），而且是战略性的。它使「跨性别极端主义者（trans extremist）」的形象成为了那些强加限制的人。换句话说，「性别一次是由跨性别游说集团强加给我们的」这一观点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是因为它允许为跨性别者争取平等的斗争被框定为一个正在形成的行业体系。它允许跨性别者被定位为拥有或挥舞着 ta 们所没有的权力的人。
没有比使用「跨性别极端分子」或「跨性别游说者」这样的术语更清楚的证据了。[10] 当然，如果你甚至用跨性别恐惧症这样的术语来描述这些话语机制，你就会被判定为在试图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在这里我还想说一点。我已经注意到，像「极端主义」这样的词对一些人来说比其他人更有吸引力。记住：目标越模糊，它包括的人越多。这种吸引变成了一种滑坡。「跨性别极端主义者」变成了「性别认同极端主义者（gender identity extremist）」。性别认同极端主义者并不寻求跨性别者的平等，公众是支持所有人的平等的。幕后黑手的操纵把它变成了一种跨性别至上主义 [原文如此]。宣传机器和机构的控制使得谈论现实变得危险。然后，「性别认同极端主义者」就变成了「性别极端主义者」。性别极端主义圈子里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用基于性的人称代词便会被认为是可恨的，并被视为仇恨事件。因此宣布自己人称代词的人也是在向这种极端主义献媚。「性别」这个词不需要「极端主义」就带有了极端主义的含义。事实上，使性别本身变得极端可以与如何使性别变得非物质 / 不重要联系起来，甚至成为呼吁阻止跨性别者存在的基础。因此，在最近的 LGB 联盟会议上，一位「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反对使用「性别极端主义」一词，因为她说这个词暗示身为跨性别本身并不是一种极端主义立场。对她来说，承认跨性别者存在就是极端主义。对她来说，跨性别者并不存在。她真的是这么说的。当她这句话时，她得到了观众的掌声。我们需要听到这种掌声背后的暴力。「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无论多么多元和自相矛盾，都让这种仇恨言论有了去处。被表现为最被禁止的言语行为往往是最被提倡的；种族主义如此，恐跨症也是如此。说「性是真实的」，或者说出比它更强烈的表述「我不被允许说性是真实的」，或者「我因为说性是真实的而被针对了」，你便会被给予一个平台；你说得越多，你会得到更多的平台。你不仅会被赞颂、被给予发表自己言论的平台，还会被保护，这种保护通常是以捍卫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的形式进行的。换句话说，这种禁令是被激发的。那些不仅因这些观点被表述的方式、还因它们被激发的方式而感到不安或被伤害的人的担忧，便往往会因被视为无关紧要而忽视。某网站上列举的无数反对跨性别者的平台、团体和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像「性是真实的」或「性不是性别」这样看似简单的话语，可以成为一段较长历史的缩影：一段有关暴力的历史，一段有关一些人如何被变得危险，或一些人如何被消失的历史。[11] 参与这种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使用这些套话，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因使用这些表达而被噤声的人，就是参与了一个使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性别酷儿和非常规性别者更难按自己的意愿生存的运动；就是在参与一个与将跨性别者、酷儿和女权主义者从强制性的性-性别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愿望相悖的项目。是的，我说跨性别者、酷儿和女权主义解放（trans, queer and feminist liberation），因为我们的解放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在前面指出，那些被女权主义者质疑的术语，只有在抹去了大量女权主义的批判史后、才能被提升为似乎体现了真理的套话。换句话说，把跨性别者从女权主义中剔除的计划，最终也把女权主义本身剔除了。让我们回到安德利亚·德沃金对性差异生物学的激进女权主义批判。她进一步阐释说，激素和染色体研究，开发人类新繁殖方式（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创造或维持的生命）的尝试，对变性者的研究，以及对儿童性别认同形成的研究，都为挑战两种互相分离的生物性别的概念提供了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将传统的性别差异生物学，转变为激进的性别相似生物学（biology of sex similarity）。这并不是说只有一种性别，而是说有许多种。与此相关的证据很简单。我们使用「雌性」「雄性」和「男性」「女性」这些词，只是因为其他的词还不存在」(175-6)。
德沃金认为，跨性别者在「雌-雄分离（male-female discreteness）」的文化中处于一种「紧急状态」，并应该有机会获得荷尔蒙和手术，因为 ta 们有「按照 ta 自己的意愿 / 话语（terms）生存的权利」(176)。如果德沃金确实想象过变性者可能在未来消失，这也只是在她认为二元分离的性别制度消失的背景下才会消失。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她「雌雄同体」的这一解决方案，我们都可以从德沃金那里了解到，激进的女权主义，一个在根本上女权的女权主义，必须有一种激进的性和生物学模型。
安德利亚·德沃金
我又想到了德沃金对生存的强调，对跨性别者按自己的意愿和话语生存的权利的强调。我想到了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的话 (1978, 31)：「我们中的一些人本就没有被设想着能活下来。」奥德雷·洛德 (1984, 112) 还建议，「我们这些站在这个社会对可接受女性定义的圈子之外的人」知道，生存「不是一种学术技能」。也许，如果那些「站在这个社会对可接受女性定义的圈子之外」的人，那些必须为自己生存而战的人，如果 ta 们关于性和性别的理论能被认知为重要的，如果 ta 们的声音能因对这些术语、对可接受之物标准的质疑而被人们听到，那我就无需在这里做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了。在一个强制性的性-性别系统中生存，对包括跨性别者和酷儿在内的一些人来说，是一个耗时费力的项目。我们的很多政治（诉求和行动），都来自于为了在一个不适合我们的系统中生存所需要做的事情。也许为了在一个系统中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拆除它，再次借用奥德雷·洛德的话，拆除主人的房子，拆除它的根基。我们现在便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性别批判」女权主义最终成为了性别保守主义或社会保守主义，为什么没有拆除主人的房子，而是成为了他的工具。如果性别创造了两个互相分离的生物性别，那么把性变成一种诉求（cause），就等于复制了我们试图拆除的系统。换句话说，批判性别却保留「性」，或者把「性」当作历史之外的东西，便是通过把它的效果变成我们的诉求保存了这个系统。再换句话说，提出空间是为不同的「两性」准备的，就是在复制一个性-性别系统。当「性」发挥作用的时候，「性」只是起到了组织作用，而不是这种作用的起源。把「性」当作一种组织模式的起源来使用，便是在掩盖这种组织模式；而这也就是性-性别系统的运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性被视作历史、性别规范、身体规范之外的东西，关于女性应是怎样、男性应是怎样、女性是什么、男性是什么的规范便会被行使，而讨论这些问题的话语本身也会随之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目睹了对女性和男性实为怎样及应如何表现愈发保守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还是以女权主义的名义做出的。这些判断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假设组织起来的：你总是可以通过女性和男性的外表来分辨两者。以下便是「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精装图书中的一些引文。「一般来说，人类，包括儿童，有能力仅从视觉外观上判断出他人的生理性别，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判断他人的性的能力建立在启发式认知的基础上，而且显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是一种对社会认知的性质非常老套和简化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似乎没有参考任何批判性的或女权主义的文献。作者接着写道：「我们的批评者认为，人类识别他人性别的唯一手段是『检查生殖器』，而这正是维持性别隔离空间所需要的。如果这是真的，约会将永远不会出现（性别歧视也不会）。」我不太相信有人会声称除非你能看到男女之间的差异，性别歧视就「不会出现」。女权主义者已经展现了性别歧视正是关乎对这种差异的巩固。观念的稳定性指向的不是自然而是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正是将历史性的变成了自然的。By Franziska Barczyk @NYT另一位作者将判断另一个人性别的能力描述为「精致的（exquisite）」，这个词不仅意味着精确（precision），而且意味着美丽。这是作者的原话：「由于进化使人类具备了瞬间识别他人性别的能力，这种识别有着一种精致的准确性（exquisite accuracy），很少有跨性别者能『通行（pass）』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性别。因此，为了把这些人看成是那个性别，其他人必须对他们的感官告诉他们的东西打折扣。」这就像在读一本糟糕的进化心理学（还有其他版本吗？可能没有了）。女权主义是一种对感官的教育（pedagogy）：我们学习的正是我们的感官是如何被训练的，感官告诉了我们什么，而我们该如何通过政治努力解除（unlearn）它们。那些看起来混淆感官，制造混乱（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谁，你是什么）的人，正是那些未能再生产既有历史的人。同性恋和跨性别女权主义在这种失败中发现了一种革命的潜力。我们学会不做假设。我们互相询问如何称呼对方——要求不做假设不仅是善良的，而且是我们解放自身的关键。在某个词或某个世界里感到不自在（not at home），不仅是我们认识这个词或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我们自己和世界、开辟其他可能性的方式。[12]
当我们把性看做自然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那个让我们从中看待世界、看待与我们共享一个世界的其他身体的规范。[13] 这就是规范的作用，通过不作为规范出现。[14] 如此多的暴力遵循我们看不到的规范，这也意味着有如此多的暴力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么多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最终会显得不正确，奇怪，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因为它们与规范不一致。许多双性恋女性和跨性别女性，都因为她们表现了或没有表现成某种样子，被告知她们不符合规范；被告知她们进错了房间；被告知她们不是真正的女性。当然，我在这里描述的许多暴力正是性-性别系统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项目要挑战这个系统。相反，一些「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却因认为这对保护女性有必要，在为那些对非常规性别者施加的暴力辩护。这些人写道：鉴于我们对他人性别的能力偶尔会有失误，主张为女性提供同性空间，如浴室、宿舍和更衣室，意味着有时这些空间里的女性会被误伤，而有时这些空间里的男性却没有被发现。我们认为前者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代价，但如果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身份认同进入这些空间，女性空间就会在事实上变成无性别空间，因此这一代价还是小于这种情况下女性受到的更大伤害，且应当与之进行平衡。」关于「同性空间」的论点要求那些使用这些设施的人成为警察。强制执行同性空间的边界，就是强制执行女性的边界。
上图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关恐跨者的真实笑话：原推文作者指责站在左边的「跨性别」女拳击手高出另一名女性一头、完全俯视另一名「正常」女性。然而实际情况是，矮一些的那个才是跨性别女性。
沙拉·富兰克林将「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描述为「女权主义脱欧派」，这很有意义。她写道，承诺保护女性厕所的神圣性、并将其作为性别公正的保障就像是英国脱欧派承诺将英国从经济毁灭中拯救出来一样，是反动的恐慌和混乱的一种表现。这不仅是一个完全不可信的承诺，而是一种由短视的愤懑驱动着的痛苦的怀旧。就像那些承诺「夺回国家边界控制权」的英国脱欧领导人一样，承诺拯救真正女性身份的女权主义脱欧派在用性别指代这些人想象中失去的曾经，指代自己觉得受到了威胁的身份，指代一场自己把自己既看作受害者、又看作高瞻远瞩之人而参与其中的战斗。
像所有的怀旧一样，「性别批判」女权主义的怀旧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人想要回到的状态从来都没有以这些人设想的方式存在过。这种对失去之物的怀念能让人以为这个失去之物是真实的，从而可以迅速变成一种对保护的承诺。那么，在对归还失去之物的承诺、警治和暴力之间便是有联系的。保护的理由往往是保护女性免受暴力。但对许多女性来说，这种保护本身就是暴力。无论是对顺性别还是跨性别者这样非常规性别女性的暴力，都被认为是警治系统的代价，而这种警治系统被认为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也请注意这种令人遗憾的代价向那些承担这种代价，被拦截、被审问、被骚扰的人发出了怎样的讯息。也许你也会被告知，如果你不想受到伤害，你应该改变你的行为方式，如果你不想被问及你在女性空间或设施中的权利，你就应该试着表现得更像女性应该表现的那样。即使它不是用这种术语来表达的，这也是一种对性别规范的主张。这种主张便是，如果女孩能是女孩（girls to be girls）（而且我们能够分辨出女孩是女孩），男孩能是男孩（boys to be boys）（而且我们能够分辨出男孩是男孩），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安全、也因此更加美好了。By Alex Williamson @NewYorker一位「性别批判」学者在她的书中引用了一篇博客文章，这篇文章认为使用首选性别代词（preferred pronouns）就像在使用约会迷药。这个观点是，如果那些不符合某种狭隘女性形象的人要求被称呼为「她」，那么这就会对感官造成混乱，使其他女性的反应变得迟钝。这篇博客的作者认为，跨性别女性故意使用了这种感官上的混乱来利用顺性别女性。跨性别女性作为性掠夺者的刻板印象是一种明确且令人深感不安的厌跨女（transmisogyny）形式。我怀疑一些「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跨性别女性和对顺性别女性的威胁的联系在不使用这种刻板印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得到保留——甚至可以通过看起来挑战它得到保留。虽然这本书的作者不同意博客作者关于变性妇女是性掠夺者的假设（她甚至将其描述为制造恐慌（fearmongering）），她仍然将该博客作为一个可靠的来源加以引用，从而使其成为可信的来源。而且她仍然保留了该博客的核心假设，即遵守首选性别代词会对女性造成危险。对于那些试图遵守代词的人来说，其认知劣势（cognitive disadvantage）是一样的。谈到「认知劣势」时，她指的是身体上面临的危险。一些减缓妇女对潜在攻击者的认知过程的东西，可能对她们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请注意，这里的危险是服从带来的结果，通过遵从首选性别代词（引用该作者在同一段中使用的术语，即「跨性别行动派」推动的），女性将处于不利地位，她们的健康、安全或福祉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种对遵守首选代词和危险的联系表明，安全取决于明确性（clarity），身体需要符合规范，或者该身体的性可以被准确判定。换句话说，那些不明显像是男性或女性的人，那些不以「他」或「她」应由的样子出现的人，便是危险的。我们要清楚，任何对人们需明确是男性或女性的要求，都是父权制的世界观。但是，从「性」是物质的、「生物性别」是不可改变的观点出发造成的后果，就是所有身体都必须符合规范、并且只能是以男性或女性的身份出现的。生物性别被用来创造一种社会界限，我们有权利，甚至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执行这种界限，而任何执行这种界限产生的代价都只是「令人遗憾」的。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偏离（deviation）被看作是危险、甚至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将两个互相分离的生物性别视作超脱于性-性别系统之外、存在于这一系统之前，而非性-性别系统的产物的想法实则加强而非放松了这个系统对我们身体的控制。要在女权主义的空气中呼吸，我们必须放松这种控制。
Beauvoir, Simone de（1997). The Second Sex, trans. by H. M. Parshley. London: Vintage Books.
Butler, Judith（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Davis, Angela（1983).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Delphy, Christine（1993). “Rethinking Sex and Gender,”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6, 1: 1-9.Dworkin, Andrea（1972). Woman Hating. New York: E.P.Dutton.Franklin, Sarah. 2001. “Biologization Revisited: Kinship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Biologies,” in Sarah Franklin and Susan McKinnon eds, Relative Values: Reconfiguring Kinship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Franklin, Sarah（forthcoming). “Gender as a Proxy: Diagnosing and Resisting Carceral Genderism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Germon, Jennifer（2009). Gender: A Genealogy of an Ide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hooks, bell. 1987.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Pluto Press.Lorde, Audre. 1978. Black Unicorn. New York: Norton.Lorde, Audre. 1984.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Oakley, Ann（1972). Sex, Gender and Society. Maurice Temple Smith.Oakley, Ann（1997). “A Brief History of Gender,” in A. Oakley and J. Mitchell（eds) Who’s afraid of feminism?, London: Hamish Hamilton;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Spade, Dean（2006). “Gender Mutilation,” in Susan Stryker and Stephen Whittle（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pp.315-332.Stone, Sandy（2006).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exual Manifesto,” in Susan Stryker and Stephen Whittle（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Young, Iris Marion（1990).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Wilchin, Rikki（2014). Queer Theory, Gender Theory. Riverdale Avenue Books.Wittig, Monique（1992).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Beacon Press.
[1] See for example the very helpful series of blog posts by LSE Gender Studies, https://blogs.lse.ac.uk/gender/tag/anti-gender-politics/.[2] A contribution to the book produced by the Conservative Common-Sense Group discusses attacks on Britain as attacks “not in a physical sense, but in a philosophical,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ense.” In addition to how immigration has rendered people feeling like strangers in their own country, or how activists are challenging how British history is narrated, there are vague references to the gender agenda. Words that have been universally understood for millennia, such as ‘man’ and ‘woman’ are now emotionally charged and dangerous. The fictions of binary sex and racial purity exist in close proximity, which is also how policing the borders of sex can be about policing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 See Franklin（forthcoming）for a discussion of how anti-gender feminism can be understood as feminism’s Brexit.[3] For an explanation of my citation policy please see my earlier post, Killjoy Commitments. I am not citing individual authors by name as I have no wish to enter into a dialogue with “gender critical” feminists. I am just offering instead a diagnostic of how the effort to exclude trans people from feminism（and with it from the many public services that trans people, especially trans women, may need to survive）has led to the contradiction of core feminist principles.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gender critical” feminists if they read this, will caricature and dismiss my work. That is of no concern to me.[4] For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sex-gender” distinction was imported into Gender Studies（via the work of John Money on intersex communities）see Jennifer Gorman（2007). Gorman also explores the link between Gayle Rubin’s model of the “sex-gender system” and Money’s work.[5] This reversal was also performed by Judith Butler in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1990), which drew on many other feminist theorists to show how physical and sexed bodies are shaped ri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or even before a beginning）by social norms and values.[6] The history of the word “woman” teaches us how the categories that secure personhood are bound up with a history of ownership: “woman” is derived from a compound of wif（wife）and man（human being); woman as wife-man also suggesting woman as female servant. The history of woman is impossible to disentangle from the history of wife: the female human as not only in relation to man but as for man（woman as there for, and therefore, being for). Wittig argues lesbians are not women because “women” is being in relation to men. Wittig calls the lesbian an “escapee” from this system.[7] Stranger danger can be dangerous. It can be dangerous to those deemed strangers: those who tend to be treated as dangerous are often those who are most vulnerable to violence. But it can be dangerous because of where it does not locate danger: here, at home, in the family. Women for instance are much more at risk when they are home. Stranger danger is how the violence that is close to home is often overlooked.[8] I began working on the uses of stranger danger as a frame in my second book, Strange Encounters. Most of my work has been on stranger danger as a technique of racialisation. A crucial aspect of stranger making is that the stranger, however singular as a figure comes to stand for a group.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how this work in the media reporting of violence. Take anti-Muslim racism: if a Muslim person commits an act of violence, that violence becomes expressive of the violence of Muslims（which quickly then becomes an argument against immigration or for increased securitisation and so on). Much transphobic reporting works to make an instance of violence made by a trans person as expressive of the violence of a group（which quickly then becomes an argument against “gender ideology,” or allowing trans people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der identity and so on).[9] As Sarah Franklin has noted, biology can refer to both a “body of authoritative knowledge（as in the science of reproductive biology）and a set of phenomena”（2001, 303). Biology can thus refer both to studies of living organisms and to the living organisms themselves. This confusion of different senses of biology is evident in some of the wider discourse, which has had the effect of treating “a body of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as if corresponds to a set of phenomena.[10] If gender is a moving target, so too is transphobia. At this present moment, “biology” and “biological sex” are the main terms in use. At other times it is not biology but “socialisation” that is used: trans women cannot be women because they were socialised as men and benefited from male privilege. Here it is the social rather than the biological that becomes what is immutable: as if socialisation goes one way, relates only to one category（sex）and is not contested and disputed in everyday life depending on how one might not embody or not embody that category. Feminism itself depend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ation to bring about willing gendered subjects. Another typical argument is that “transgenderism” as a set of medical practices depends on essentialist notions of gender because it corrects gender nonconforming behaviours and is shaped by a heterosexist imperative.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decades of scholarship by trans theorists that is critical of how gender and hetero norms become an apparatus of truth within medical institutions; that has shown how in order to gain access to surgery and hormones, trans subjects have to tell a narrative that is legible to authorities by using gender scripts: from Sandy Stone’s wonderful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1987] 2006）to more recent work by Dean Spade（2006）and Riki Wilchins（2014). This work shows how not to be accommodated by a gender system（which requires you to “stay with” an assignment made by authorities at birth）can involve becoming more vigilant and reflexive about that system（although it is very important not to expect those who are not accommodated by a system to become pioneers or transgressors of norms, either). I think what is going on in anti-trans feminist work is the desire to exclude and police the boundaries of “women” on whatever basis can be found（hence the target is a moving target).[11] I put it the following way in an earlier post, You are Oppressing Us! “There cannot be a dialogue when some at the table are in effect or intent arguing for the elimination of others at the table. When you have “dialogue or debate” with those who wish to eliminate you from the conversation（because they do not recognise what is necessary for your survival or because they don’t even think your existence is possible), then “dialogue and debate” becomes another technique of elimination. A refusal to have some dialogues and some debates can thus be a key tactic for survival.”[12] Those who are not at home, come to know categories more intimately, which is why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n gender, sex and sexuality is coming out of trans studies. Can I also add that to dismiss “identity” and “emotions” as somehow immaterial relative to “sex” is to forget so much previous feminist work. I have even heard a gender critical feminist say she doesn’t believe in gender because that’s about feelings and she is a materialist! There is a huge and important literature that teaches how emotions, how we feel in relation to objects and others, are physical, visceral as well as being about judgment; how we come to know about ourselves as well as worlds. If your body does not feel right, if you feel wrong, it takes a huge amount of work, a difficult transition, to get to a point to where things feel right. I am myself a cis woman, but I have learning so much from trans people’s accounts of transition and of the emotional and physical nature of this process. On what it means to feel wrong, or how wrong feels, I do think of my own experience of heterosexuality. I think of the work it took, how long it took, to let my bodily feeling “this is wrong,” however powerful, palpable, to lead me to change my situation. Sometimes feelings can be traumatic, because you realise from them just how much you have to do to rearrange yourself, your life, so you can breathe, even if there is joy and hope and possibility in that rearrangement. To dismiss other people’s feelings about gender as immaterial, as I have heard people do, is deeply unethical as well as anti-feminist.[13] Gender and sex work habitually, as a series of background assumptions. This is why phenomenology is so useful for feminism. Phenomenology also helps us to think about how bodies are shaped through habits, ways of acting that are repeated over time. Simone de Beauvoir or Iris Marion Young are feminist philosophers who have shown how we become women through in relation to our bodies. Biology matters, yes, but biology is always part of our historical situation. For Beauvoir, “woman is not a fixed reality, but a becoming.” For Beauvoir, the “body is our grasp on the world and an outline for our project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yes, Beauvoir does acknowledge the body and its limits. She might even talk about women’s bodies as having such and such qualities, but as she describes “they do not carry their meaning in themselves.” Even matter is made to matter. We can thus denaturalise the category of “biological sex” and talk about our lived experiences as gendered beings（in fact, we have more, not less, to talk about when we don’t bracket sex as if was outside the social or the cultural domain). We can talk about physical and fragile bodies, aging bodies; and yes, we can still talk about women’s bodies without presuming in advance who is and is not “women.”[14] A project is thus to show the norm, make it appear. This has been important linguistically. Man is operating as the norm when you say a woman bus driver but not a man bus-driver. Man is often unmarked, so we mark the man as norm, we begin to say, if we need to say anything, the man bus driver. Whiteness is often the default, which means that when race is mentioned, it is used to refer to people of colour. We mark the unmarked by making it appear. The word “cis” is another attempt to mark the unmarked, to make a norm be visible. Saying “cis” is a slur is a bit like saying “white” is a slur, or “man” or “heterosexual.” That people do respond to being positioned in that way is telling us something about how norm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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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11.21 跨性别主题线上放映《布兰登•蒂纳的故事》
放映活动 | 12.10.《我们在这里》+导演石头映后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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