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风:柳青如果活着，肯定是改革派

1972年5月4日,“柳青专案组”送来了父亲的专案结论,否定了所有莫须有的历史问题,他又一次“解放”了。到外地“躲病”再不用“偷偷摸摸”,可以光明正大去北京了。

前一年在北京只能住在远离城区的亲戚家。当时父亲得知《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维玲因病从干校回京,让我悄悄同他联系,请他来和父亲见面。相见时艰,百感交集,两人谈了许多政治飓风中摇曳至今的遭遇和人事。

这年通过王维玲,征得同意,我陪父亲就借住在中青社的宿舍里。与王维玲同住一楼,父亲和他几乎三天两晚促膝交谈。其他同志也常来看望,不断有人送来自家烧的美味菜肴,并帮助父亲联系呼吸科专家给他治疗。

中青社是团中央的单位,一些同志和胡耀邦熟悉,有人几次同父亲说:“耀邦同志从干校回来了,目前也没有安排工作,他平易近人,喜欢和同志们谈谈,许多同志爱到他那里坐坐。”建议父亲也过去走走。于是,我用自行车推着他去了。

胡耀邦和父亲在战争年代有过同路行军的暂短经历,以后偶有接触。

胡耀邦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建议父亲给周恩来总理写封信,请求他的帮助。这是从父亲对陕北经济建设的建议谈起的（编者注：柳青反对陕北搞“以粮为纲”，主张陕北应该因地制宜,种草种树和发展畜牧业）。他说这两件事情你可以写封信给总理,把建议全文附上。那年月,许多人因在人生悬崖,想请求总理帮助。总理为了得到这些人的消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和挽救老同志,设了一个收信机构。胡耀邦这样建议我们:“有许多人给总理写信,本人不出面,是让儿女出面。”他把头转向我,非常详细地说明送信的地方:中南海的北门的斜对面,有一个很不显眼的门,外面什么标志都没有,门口有人站岗,里面土院土路,看起来好像很冷清。让我到那里把信交给站岗的,他准会接收。这是总理给自己设的收信机构。

信是父亲口述的,我记录,签了我的名字。送信的过程顺利是因为胡耀邦指点周详。我交信时,那人未置一词,接了信,转身向远处一间很简易的房子走去,我一直盯着那个战士进了屋。

我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总理太忙了,国家几年动乱,灾难不断,他要日理万机,自己尚且高龄,又重病在身。

非常意外,在发信后的第九天,父亲就接到了卫生部的电话,说:“首长十分关心你的健康,让我们转达他的问候,并给你安排在京检查和治疗。他已经把你的信件(指建议)转给了有关方面。”国家大事堆积如山,总理还这样重视一个普通作家的求助,怎不让人感怀终生?我们几天不能平静。

在北京就听人说,当时正值各省革委会主任在京开会,总理把父亲的建议在会上亲自交给了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让他回去研究研究。据说总理已多次听说陕北地区连年灾荒,人民生活困苦,还不及当年党中央在陕北时的日子,总理流了泪。

没几天,王震副总理派了他的秘书来和父亲交谈陕北经济发展的想法。王震也十分关心陕北人民。

9月份,我和父亲回到陕西,父亲急切地想知道陕西省革委对这份建议的看法,陕北有没有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希望。为此,我给省革委打了电话,说父亲希望见见领导,谈谈自己的想法。他们同意父亲到省委8号院去。

长女刘可风与父亲柳青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我用自行车推着父亲走出尘土飞扬的小巷。来到省革委,落座在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领导为我们倒了两杯水,放了几片荼叶。寒暄的话不多,就说到看病的问题。他说:“李主任说,你在北京检查,在西安治疗,没必要在北京治病,有什么要求可以来电话或信。”其实,为看病我们从没有找过他们,他们也从来没有过问过。

父亲主要是想谈谈改变陕北现状的事情。一提到这话题,领导表现得不耐烦 ,说:“李主任说了,柳青住牛棚住昏了,陕北不种粮食,不以粮为纲,陕北人吃什么?”话题转至“主题”,就难以为继。父亲瞪着老大的、无可奈何的眼睛,一言未发。来时的希望一扫而光,只能耐心地把领导的话听完,我们怏怏不乐,告辞出来。父亲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父女二人相视苦笑,在沉默中走了一阵,他突然说:

“不知是我住牛棚住昏了,还是他当官当昏了。”

“就用这种方法能把陕北经济搞上去?等着看吧!”

父亲又说:“我们的干部队伍相当一部分人知识贫乏,怎么能胜任领导工作呢? 战争年代没有时间学习,和平年代也没有时间学习吗?”

“1955年我就这个想法写成一个建议,寄给当时的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没有收到信,被转到原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1957年我催问过书记本人,经查找,原件已不见了。”唉……一声叹息,为了使空气不要过于沉闷,我随便说了一句:“现在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就像刚才的茶水,寡然清淡。”

从此以后,这个建议再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1978年,父亲去世后，我把他的建议交给了《人民日报》社，时间不长《人民日报》全文登载。

从1972年5月和胡耀邦第一次交谈,以后每年到京“躲病”,父亲都要去看望胡耀邦,主要目的是谈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变革的想法,以后几年,父亲陆续读了东欧改革的一些书籍,他认为东欧改革的浪潮一定会影响苏联,无论早晚,中国改革的一天也终究到来。父亲和胡耀邦交换看法。

1973年到1977年五年,我没有陪父亲去京,有一年,他回来说：“这次在京,去看胡耀邦,我对他说:咱们这个国家和党为什么常受极‘左'路线的苦,从王明路线开始,好人遭殃,坏人得势的情况屡见不鲜,我认为主要就是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

这话说了,不知胡耀邦是什么态度?父亲没把握:“他会反感我的话,否定我的看法吗?”

父亲说:“他不但没有否定我的看法,反而情绪激动地说:‘我的后半生就是要为建立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而奋斗。’”

在当时的国情下,胡耀邦有这样为国为民的精神,父亲说:“我甚为敬佩!”

父亲去世后,曾在团中央工作的肖枫同志说,他听耀邦谈改革想法,觉得十分熟悉,因为在柳青那里也曾听到过许多相同的思想。可见,他们交谈之深之广。

不了解父亲的人,在改革开放后,仅从他的小说,很难推断他对改革的态度,作家路遥就问过作协的老人:“如果柳青活着,不知他是‘改革派'还是‘凡是派’？”

了解他的人们说:“肯定是改革派。”

图为柳青长女刘可风参观寺沟柳青文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