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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立足于中国国情，在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如何形成推动现代化成熟的政治领导力量、如何实现效率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如何解决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制约和如何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难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上述难题的解决，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和物质文明丰裕、精神文明贫乏的片面和畸形的西方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后发国家所希望的既不依附他人，又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飞跃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的体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和平发展道路
学术界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是从不同学科所做出的探索，我们大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揭示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从广义的维度看，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以工业化为基础，使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从狭义的维度看，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赶超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创新为基础，推进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从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化的共性，又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并解决中国现代化难题的结果。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现代化，不同于中国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化难题大致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力量的难题、如何实现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难题、如何解决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制约的难题，以及如何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对上述中国现代化难题的解决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展开现代化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一、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
的政治领导力量问题的解决
从现代化发展时间的维度划分，世界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并逐渐形成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和以赶超欧美国家为目标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从现代化类型的维度划分，现代化可以划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现代化。所谓“先发内生型”现代化是指现代性因素逐渐累积，自下而上的主动型的渐进性现代化，主要是指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二批展开现代化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则是指受外部因素刺激的被动和“挑战—回应型”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批现代化浪潮中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赶超型现代化。“先发内生型”现代化一般都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有机结合，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经济革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属于“挑战—回应型”的现代化，其前提是必须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力量，在此基础上赶超先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化并非是由于内部因素累积而形成的现代化，而是回应西方列强侵入的“挑战—回应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前提是必须拥有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成熟的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对现代化的探索依次可划分为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阶段，但是由于缺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成熟政治领导力量和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约，上述努力和尝试都先后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中国现代化新道路，真正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领导力量的难题，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成熟的政治领导力量，与党的初心使命、宗旨和党的特质密切相关。
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宗旨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其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不仅决定了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且决定了党的一切奋斗和探索的目的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展开。这一初心使命在革命时期体现为党对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道路的探索，在建设时期体现为如何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在上述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形成了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理论结晶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又经历了从借鉴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提出了通过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发达的工业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设想，在《196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强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同时，党的八大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要求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上述矛盾，使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由于党的八大所形成的正确路线没有完全坚持下来，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现了严重的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领导人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其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不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而且形象地把中国式现代化比喻为“小康社会”。1979年3月，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概念。1979年12月6日，他在回答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蓝图时，把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化为“小康社会”，“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同志把这个“小康之家”的目标归结为到21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1983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不仅先后提出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分三步走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途径，而且提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目瞻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定于一尊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标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立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指导而努力探索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做出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阶段走的战略部署，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使得党能够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领导力量，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共产党的特质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造福人民群众既是党执政的根本目的，维系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根本原因，也是党能够排除一切困难追求现代化的力量之源，从而使党能够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中政治领导力量的难题，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成熟政治力量，并成功地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肯定西方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西方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合理化、效率化和世俗化的过程。现代化最初起源于西方，它是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追求资本增殖和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利润动机的驱使和资本增殖目的的支配下，资本以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人与自然都被资本看作是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工具，由此形成了资本宰制人和宰制自然的关系。但由于西方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来满足资本获得利润的需要，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西方现代化不仅不可能真正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只能带来贫富两极分化、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由此批评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富有和无产阶级的赤贫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强调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生活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既要不断提高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要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的，并为此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工业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明确地把社会主义规定为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一系列解决贫困的制度、扶贫政策及具体举措。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而且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价值追求，也是改革开放和党执政的主题与目的。“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对于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又强调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并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历一个有先有后的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应当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他们对其他地区和其他人群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则不仅指出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制度的本质特征，而且强调发展的成果必须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贫富分化现象的同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不仅认为西方现代化是放任资本逐利，认为这种“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而且也指出我国应当吸取西方现代化和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教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并由此指出：必须重视当前我国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防止两极分化和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以上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的维度看：一是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到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三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实现共同富裕应遵循的原则的维度看：一是强调共同富裕需要劳动创造和必要的物质基础，要坚持通过以创造性劳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二是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劳动致富的前提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和帮后富，并强调所谓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和所有地区都同时富裕，而是实现富裕程度有高低、实现富裕时间有先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三是正确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协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由于我国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在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既要避免脱离发展的实际、政府做不切实际的承诺，又应当把重点放在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建设上，指出即便将来经济发展和财力雄厚了，也要避免发达国家福利主义的陷阱。四是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个长期目标和渐进性的过程，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这一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既等不得、也急不得，并鼓励各地自主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五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完整地理解共同富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涵，并把实现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所谓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实现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还包括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这种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理解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富裕。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追求是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始终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看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并对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和历史过程做了系统的探索和论述，在保证现代化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并把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制约难题
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
西方现代化是以劳动要素性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以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现代化，它虽然造就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其边发展、边污染的现代化道路也带来了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并伴随着资本的殖民活动和资本的空间生产，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注意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问题，并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经历了从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理念的转换。在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理念处于支配地位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大力推行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强调经济发展应当遵循厉行节约、增产增收的原则，要求加强对“三废”（废水、废液和废气）的回收再利用，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自然资源的作用，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应当在尊重自然规律和认识自然规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在保证发展的数量、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生态文明”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是在2003年6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第一次写入党的文件是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则不仅强调应当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突出地位，而且做出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理念到生态文明理念的根本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判反思，分析中国现代化生态制约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老路的“科学发展之路”，即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其必然结局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调通过践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来实现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具体而言：第一，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由于长期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生态资源的制约使得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却忽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缺陷，而且也使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和难以为继，转换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追求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第二，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成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决定了“发展”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另一方面这里所追求的发展不再是粗放型发展方式所实现的数量和效益相互割裂的发展，而应当是数量、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因为粗放型发展方式所生产的产品已经无法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沦为无效供给，只有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所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的产品才能满足人民的期待，从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只能走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党执政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必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在客观上要求应当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政绩观，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不顾生态环境、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的唯GDP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把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切放在党和国家对现代化追求的中心地位。第四，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难题，而且也是关系到能否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能否建设全球的清洁美丽世界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理论的主张。正是基于以上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就在于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和基础地位之上，把中国式现代化归结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提出了通过“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和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的具体途径展开了探索。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在超越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关系，强调人类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并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揭示人类文明的兴衰依赖于生态环境的演变，反复强调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第二，提出了以环境正义为基础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和树立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是在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之“和”的价值观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又把上述“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建立在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了以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处理人类与自然、人和人、人的身心，以及不同民族国家生态利益关系的独特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并提出树立节俭、低碳消费的绿色生存方式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第三，强调应当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从而把作为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第四，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依靠严密的法治，通过强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保证生态治理的效率。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生态文明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形成了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企业主体以及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多中心论的生态治理体系，保证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生态考核体系和追责体系，以及河长制与林长制等新的举措和办法，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人类情怀。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归宿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把是否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民生，把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看作是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唯一标准。同时，生态环境问题又是关系到人类未来和能否建设美丽人类家园必须面对的问题，每个民族国家都不能置身度外，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按照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发展现实，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共建全球生态文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通过化解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生态制约难题，立足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为基础，摈弃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生态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探索出一条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文明交流、
文明互鉴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是资本殖民掠夺落后国家的结果，并指出通过这种殖民掠夺，即使资本获得了必要的原材料和世界市场，也摧毁了落后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和温情脉脉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批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通过对落后国家展开殖民活动获得原材料和世界市场的话；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从维护资本的利益这一目的出发，西方发达国家秉承零和博弈思维和冷战思维，利用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展开剥削和掠夺，他们一方面把具有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利用资本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实施低价收购，而对拥有技术含量的工业品实施高价销售，以此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我们可以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是充满“血与火”的不断征服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反对依靠殖民和掠夺的道路，以牺牲落后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西方现代化，而且强调应当放弃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和冷战思维，坚持民族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互鉴，积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展。
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要求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处理内政的正当权利，提出了国际交往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始终立足于国际主义和平等的立场，做出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边，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紧扣服务于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权利的同时，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大旗，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走和平的发展道路，明确提出应当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发展，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上具有下列特点：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求我们以既不依附他人，也不掠夺他人的方式追求发展。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支配下，西方现代化模式被推崇为世界各国都应当遵循的现代化模式，导致“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追求现代化，虽然使经济总量获得了较大的增加，却也带来了贫富两极分化、外债严重、文化价值观的断裂等问题，并最终形成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基于对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反拨，拉美国家的理论家相继提出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把落后国家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发达国家对世纪经济体系的支配和控制，进而提出了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闭关自守地展开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则要求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认为不存在西方中心论所说的普遍适用的现代化模式，主张应当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当受到尊重”。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在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独立自主探索的结果，其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和追求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其特点是强调以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掠夺他人的方式追求现代化。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反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在平等对话和互鉴中实现现代化和人类的共同发展。“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的。其核心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由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不同的文明所构成的，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历史终结论”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其核心是认为苏东剧变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人类历史发展只有自由主义这一条路可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揭示了“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是由于缺乏对文明的包容精神和霸权主义思维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不应当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和价值追求，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人类文明只有多样性的差别，而无高低的差别。“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文明具有多样的、平等的和包容的特点，而且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只有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地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对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强调应当尊重不同国家对发展道路和实现上述价值追求的路径选择，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每个国家都应当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制度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只能选择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现代化模式这一条路。第三，提出了反对国际治理体系中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错误做法，高举以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旗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反对以损害他国利益的各种“脱钩”，协调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把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有机结合起来。五、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进后发国家
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将西方现代化经验和模式普世化的做法，不仅对于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克服了西方的片面、畸形的现代化，对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如果我们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曲折和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与中国现代化属于“挑战—回应型”的“外生后发型”现代化密切相关。与“先发内生型”现代化类型的第一、二批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和逐渐展开的过程不同，“外生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将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一揽子解决的特点，使得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格外尖锐复杂。从洋务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具有现代化价值取向的各级政府官员。他们既要维系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又要求在现有封建统治秩序下展开现代化，实现他们救亡图存的目的，而且还面临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价值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由此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等不同的现代化思潮的争论和演进，并存在着救亡图存与如何展开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凸显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形成成熟的现代化领导力量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正是上述矛盾的复杂性和必须一揽子解决的特点，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坎坷和挫折。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实现了民族独立，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奠定了政治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现代化的探索，确立了通过工业化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发达的工业国奋斗目标，但这一过程同样经历了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立足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探索历程。直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误区，形成了与片面、畸形的西方现代化存在着根本区别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和成功的经验为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而又不依附他人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借鉴和全新的选择，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既要形成推进现代化的成熟的政治力量，又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现代化模式，只能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按照本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第二，西方现代化是在以启蒙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展开的。启蒙理性对自然和神话展开了祛魅化，要求人们从对自然和神的崇拜和恐惧中摆脱出来，使人们在如何看待自然的问题上，从文艺复兴之前迷恋自然的奥秘和敬畏自然转变为迷恋自然的有用性和利用自然，从而用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代替了启蒙运动之前的朴素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形成了以理性、自由、平等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这种现代性价值体系与资本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并最终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但问题在于：一是启蒙理性把“有用性”作为一种观念是否是科学的标准，并要求把对世界本质和意义探求的知识当作无用的形而上学加以排斥和否定，这就意味着启蒙理性所宣扬的“理性”是一种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二是由于存在着资本这一特殊利益集团，资本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不仅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而且把幸福简化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忽视和否定幸福的其他内容，其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维系资本增殖，这不仅决定了将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等同于社会进步的逻辑本身的必然性难以成立，而且也使科学技术异化为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西方现代化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出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形成了西方社会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下降的“单向度社会”，这就意味着西方现代化是一种片面和畸形的现代化。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归结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五点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强调发展的成果是全体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归宿，并主张通过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推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既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异化，物质文明丰裕与精神文明贫乏的缺陷，是一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全面和整体性的现代化，必然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的维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维度考察人类社会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从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看，马克思分别提出“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所谓“五形态说”，就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所谓“三形态说”，则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和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三个阶段。“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二者是相得益彰和辩证统一的关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从人与自然的维度看，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提出了通过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把生态文明看作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而且强调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同发展，是对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深化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和“五位一体”的变化，把生态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求摒弃传统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以生态文明的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又超越了社会主义既有的发展模式，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飞跃和当代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王雨辰.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难题的解决及其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1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
王雨辰：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难题的解决及其意义
刘希刚：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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