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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三胎和生育之困中的女性

翩翩 橙雨伞 2021-06-30



五月的最后一天,三胎政策平地惊雷般地颁布了。


当天,一位连续四年在“两会”提议放开三胎的代表接受采访时又补充建议:延长产假至3年,配套相应生育奖励政策,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



网上一下炸开了锅。有人调侃:一个女员工生三胎,每胎孩子再“三年产假”,招一个女性就要休10年——


要知道,假如一位女性24、25岁拿到硕士学位再工作,到公认的职场35岁危机,她的职业生涯说不定一共就这10年。


对于放开三胎以及衍生的“三年产假”声音,很多女性忧心忡忡。


一些行业群里,开始有女性小心翼翼地问HR圈对放开“三胎”的反应,担心自己的职场危机要在35岁之前到来,也有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员工小范围私聊,说“三胎”声音一出,自己的公司要限制招27岁以上的女性产品经理了。


图/微博


不明白那位代表怎么想的,居然会认为延长产假至3年,让“妇女生育后有足够的时间照看孩子”,会有利于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或许吧,或许这样的政策会提高男性的生育意愿——伴侣休3年产假,请育儿嫂的经济压力消失了,争吵哪边老人来带孩子的家庭矛盾也解决了,自己有正当理由“在外打拼”,累是累点,但家庭地位大概也会因掌握经济大权而提高。


但女性呢?这样的政策只会打击女性的生育意愿,把她们进一步困在原本就已经不平衡的结构里。





中国妈妈们的真实处境


因年龄步入30+,身边女性朋友陆续生育,笔者今年也更真切地体会到生育这份工作的沉重之处。


身边一位名校硕士学历的女性朋友小A,和老公两人都在北京工作,去年上半年生子。双方父母都还未退休,无法长期来京帮忙照顾孩子。


小A夫妇先后请过月嫂,请母亲和婆婆来家里帮忙,也付费请表妹来家里帮忙,但都只能缓一时之急。在各种讨论、协调甚至争吵过后,小A最终决定辞职,放弃了业内Top咨询公司的研究经理岗位,打算等解决了孩子看护问题后再找工作。


图/《82年生的金智英》


小A是我们几个朋友中能力、责任心、情商等综合实力最优秀的女性朋友之一,工作5年一路升职,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相信她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疫情毕竟为行业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说不担心是假的。


像小A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在知识密集行业从业的女性,已经是幸运儿。她们在家庭中有较高的话语权、议价资本,家人起码不会理所当然的要求她牺牲职业、做全职妈妈。


这比很多教育程度没那么高、职业没那么光鲜的女性的处境已经好很多——对待后者,辞职、照顾孩子,往往是不需要讨论就达成的共识。


但那又怎样呢?即使小A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连她自己也难以接受丈夫调整工作,照顾孩子,只有自己先辞职再说。


女性往往是无偿家庭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孩子还是要生的,问题总能解决”。


很多人在劝女性生孩子时,都是这么说。然而事实上,问题解决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牺牲自己。


小A是我们中间最早结婚的女性朋友,也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别人家的孩子”。以前聚会提到生孩子,小A的态度不容置疑:孩子肯定要生啊,大家都生了呀,问题总有办法解决。但历经一年多的波折,再见面时,她的态度有了细微变化:其实我觉得孩子不生也行。


关于生育,女性的现实处境是非常非常弱势的,太多东西在绑架她们。


脱口秀演员米歇尔·沃尔夫《我为什么不想结婚生孩子?》


一旦生育,她们无力和企业抗争,因为企业追求效率,似乎也很无辜(而且还有专业的HR和法务团队,以及文化对职场性别歧视的默许);


她们无力和亲人爱人、以及约定俗成的家庭分工抗争,因为身边每个人都被灌输了照顾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是她们


她们无力和政策抗争,政策本来就是强化这种性别分工和性别文化最大最牢固的力量;



她们也无力和自己对孩子的爱与责任感抗争,因为她们也会内疚,不能陪伴孩子;


如果不想走进这种牺牲自己、无力抗争的死胡同,唯有“不生”这一种方式而已。


女性本来是有生育意愿的,但碰壁碰多了,就渐渐没了。



那些受“惩罚”的单身女性


女性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恰恰是性别化的公共政策和文化打压的结果。


女性原生的、自发的、强烈的生育意愿,从那些历尽千辛也想延续生命的单身女性身上可见一斑。


但与“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不同,单身女性正因为未婚生育,受到漫长的惩罚。



某金融机构的高管Sarah在40岁的时候与男友分手后发现怀孕,考虑年龄、人生规划等各种因素,她决定生下孩子。


但生下孩子后,因部门重组裁员,正处于哺乳期的Sarah被辞退。为了争取产假工资和劳动权益,她从2017年至今一直在进行维权诉讼。


她的诉求主要有三个:要求生育保险待遇、要求和已婚女性一样的产假工资,要求劳动权益。


相比已婚女性有伴侣做经济上的兜底,单身女性对产假工资和劳动权益的需求更是刚需。


而当代女性对高质量情感关系的需求,也提高了她们婚姻的门槛,增加了不婚的可能、延长了单身期——社交平台探探今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超六成女性受访者认为有高质量的爱情才愿意结婚。


来自《探探Z世代恋爱、婚育观洞察》


像Sarah这样的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基础不错,社会化和自我实现程度非常高的当代女性,如果没遇到理想中的伴侣,但又想延续后代,大概率宁愿选择单身生育,也不愿选择充满妥协和将就的“生娃合伙人式”的婚姻。


这样的女性,肉眼可见地会越来越多。


笔者就考虑,如果四十岁之前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单身生育也不是不能考虑——当然前提是这些政策性的障碍能扫清。


Sarah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就早已超过了那份产假工资,但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身份公平问题,她需要得到答案


不光她需要答案,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需要答案。这些优秀的单身女性所争取到的成果,也能让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



 

提高生育意愿,

政策和市场还大有可为


引用一位朋友的观点,其实原始社会中,女性生育和采摘,男性狩猎和保护,大家虽然有分工,但都是围绕生存和繁殖来工作的,生育的成功也由双方共同享有,尚且算公平。


但在今天现代社会,生育的成果太容易被全社会分享了,企业得到了劳动者和消费者,国家得到了纳税人,但生育成本却依然大部分由女性自己承担,得不到报酬也得不到尊重,自然愿意生的人少了。


而要激励生育意愿,瑞典的政策堪称典范。


图/sweden.se


瑞典在政策制度层面就关注性别中立、托幼社会化,以及被社会学者们称为“双职工/双照顾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和女性平等分担挣钱养家以及育儿顾家的义务。当然,这些政策是以瑞典全社会的平等共识为基础。


举例来说,瑞典人都认同追求平等是全社会的主要目标。能够工作和自食其力也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没人会把“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当作一种男性美德。


1974年以前,瑞典的产假就被性别中立的育儿假取代,它传达给全社会的信息是,父母应该共同承担工作挣钱和育儿养家的责任,而不是把育儿的责任强加到女性身上。


图/Her culture


具体的休假政策每年有些细微的变化。2018年,瑞典父母享有480天之久带薪育儿假,理想情况下,父母会均分,单亲家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


政府还会强制父母休假。1995年,政府提出育儿假中有两个月必须由父母各休一个月,不休则废。


到2016年,父亲和母亲必须要休的育儿假是各自90天,被称为“妈妈月”“爸爸月”,也就是父亲也必须休3个月带薪育儿假。剩下的10个月不强制规定谁休,在孩子8岁之前,可以由父母自由分配这些假期。


这些假期足够孩子长到1岁,而之后,就可以进入公立的日托机构了。这样的政策下,女性不需要辞职,生育也能保有有报酬的工作。


图/《营业部长吉良奈津子》


瑞典性别中立的育儿政策能够我们带来良好的参考,但制度性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公平性政策之外,一些新型的育儿实践也正在创造着。


目前,在一些中国城市的社区中,也有妈妈们在探索“互助式育儿”,据媒体报道,在上海的五角场街道,出现了社区妈妈团,由各有所长的妈妈们自己组织起来,策划亲子活动,或者开设一些绘画、手工课程。


妈妈们受过良好教育,有职场经验,兼具草根的灵活性和与制度对接的能力,使这些活动能与基层治理融合,得到一些资源支持。


通过将育儿议题带入小范围的公共生活,建构出来真实、复杂和多维的关系,孩子们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玩伴和社区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而妈妈们,也得到了相互交流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但这种互助,本质上还是女性群体抱团取暖,试图独自解决育儿问题,父亲或者政府依然都是缺位的。而且这种基于社区的信赖网络,在一线城市的陌生人社区中,未必有推广的潜力。



其实携程以前的亲子园,未尝不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方向,企业作为工作单位,对父母们来说有更好的信任基础,可以很好的承担一部分育儿工作。不过频繁出现的虐童事件,也让这种形式发展受阻。


尽管遇到障碍,但政策和市场,其实还大有可为。


性别中立的产假、育儿假,可信赖的托幼机构,新型互助的民间托幼形式,对单身生育的尊重,都可能带来长久的改变。


还是希望除了放开“三胎”这样的短平快的方式之外,我们能提出更多、更可持续、更根本的解决方案。


女性的贡献应该得到回报,女性的牺牲应该获得缓解。


毕竟,我们费劲力气,去努力争取教育机会,去努力在千军万马中存活下来,努力进入职场,努力立足社会,真的不希望因为生育,将这一切归零。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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