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中所开创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因而是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展望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政治和治理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社会主义；民族复兴
2022年7月26—27日，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明确揭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中开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一般说来，现代化肇始于16世纪西方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旦从“历史的钟罩”1里释放出来，便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统治性法则，因而现代化从一开始便打上了资本主义烙印，也产生了诸多问题。由此可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开创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一）西方现代化道路中的“资本主义问题”
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因而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症候和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p.47)那么，这一社会的典型问题就是财富的普遍生产、积累和增殖必然伴随或导致贫困的普遍生产、积累。
当然，现代社会的贫困是广义的贫困，不是仅仅指人们占有财富多寡造成的经济贫困，而是还表现为人口的贫困、资源的贫困、生态环境的贫困和社会精神的贫困等。其实，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如工业污染、资源枯竭、气候挑战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贫富分化、道德堕落、阶级对立、社会撕裂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都可视为（财富与贫困的双重积累所导致）贫困的普遍化在这些领域的基本表现。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现代社会财富和贫困的双重积累，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普遍积累和集中，以及大量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的普遍（绝对或相对的）贫困化。对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3](p.614)“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pp.743-744)列宁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5](p.240)
资本主义财富与贫困的双重积累所造成的对立、冲突等问题，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在西方现代化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就集中表现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心和边缘、发达与欠发达、西方或北方与东方或南方、世界性的城市与世界性的农村之间的“两极化”结构及矛盾，并且不断孕育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生态危机。
（二）作为“另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富和贫困的双重积累导致的诸多问题，在现代社会主义语境中，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问题。古代社会贫困问题始终存在，但通常很难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进入任何一种传统文化或文明的思考中心。在财富普遍生产和再生产的现代社会，当贫困作为财富的对立面，被普遍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时候，便成为现代社会典型的文明症候。
对此，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所论述。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明确指出，劳动拥有的“创造财富的手段”由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对抗”，“变成贫困的新的原因”，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是在“肯定贫困、组织贫困”，而不是在“消灭不良的劳动组织造成的贫困”。[6](p.831)同时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更是指出，“贫困与进步的这种形影相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难解之谜”，是决定现代文明命运的“斯芬克斯向我们文明提出的谜语”。[7](pp.16、17)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引起的现实的反应”，[8](pp.15、18)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针对现代社会这一典型症候而展开的理论、历史和政治运动，就是针对这一文明症候所导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替代性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或解决方案及其历史实践。
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由西欧北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对剥削和专制，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斗争的动力源泉”。[9](p.6)当传播到欧亚大陆以及拉美和非洲等那些现代化尚未实现或完成的地区，社会主义便成为该地区国家或民族实现“现代化、社会变革、反殖民化和民族主义”[9](p.6)的推动力量。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在实现“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上，可以避免出现与“西方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艰苦、贫困和极端的不平等”。[10](p.11)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社会主义由未来的社会理想转换成现实的社会制度。因而在欧美之外的非西方世界，社会主义便成为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有别于西方的另一条现实可行道路选择。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造性实践中开创的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性的核心因素。
近现代中国正是通过漫长而深彻的革命历程，才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命运。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被拖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致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时旧中国还深受传统的封建历史羁绊。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中国革命不仅要解决民主问题，推翻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议题，而且还要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解决民族独立解放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只有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具有相关内容。
由此，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中国自身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决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作为“漫长的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部分，[11](p.3)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历史和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度效仿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传统计划体制，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2](p.163)然而，苏联模式最终因自身问题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则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在借鉴吸收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系等，从而为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内生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中国在改革开放历史实践中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民主体制和法治国家体系，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为根本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具体说来，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如果我们把确保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基本制度也概括进去，那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通过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领域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国家、政府或公共部门相对于资本、市场和私人部门的主体地位，让资本逻辑从属于更高的社会主义国家逻辑，从而为国家主导资本、掌控信用、驾驭市场，通过治理经济和社会，从根本上破解现代社会面临的（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财富和贫困双重积累）一系列发展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中国式现代化，就其针对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克服、解决或扬弃而言，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真正统一。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在一般印象中，现代化似乎是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体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诸如市场、民主和法治等现代社会体制，从而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最终成为由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一员的进程。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就基本内涵和历史使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既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是这一文明经由现代化的历史改造而实现的自我赓续和复兴，因而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一）现代化植根于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个描述现代历史现象的范畴，现代化概念有多种运用，含义也颇为混乱，但所指大致是“16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按照这一范畴的通常含义，现代化一般产生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领域的‘产业革命’，政治领域里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域里的‘现代思想’的形成”。2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大致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一是在社会生产的意义上，体现为财富增殖和经济增长，以及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推动的社会发展过程；二是在制度构建的意义上，体现为与科学技术进步、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增长、发展相匹配的诸如市场、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等现代社会的文明建制的形成过程；三是在文明变迁意义上，体现为由以农业文明和以土地为财富的集中表现的农村社会向以工业文明和以资本为财富的集中表现的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四是在精神转换的意义上，体现为与科学、技术和理性相匹配的世俗化的文化、精神或心理生活的形成过程，以及对各种前现代文化或精神的“祛魅”过程。
现代化既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结果，又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源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传统社会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现代社会总是寻求“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3](p.34)因而现代化就不只是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主题，即推动自身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或转型，或者说“传统的现代化”，而且也是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主题，即在发展原则推动下继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的过程”，3只要现代社会的财富逻辑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不终止，那么，以此为内生性驱动基础的社会发展就不会终止，社会在发展驱动下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变革和变迁也不会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没有休止符，它是现代社会没有终点的发展历程。
（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唯有通过现代化进行深彻改造
现代化能否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变量？这一问题其实与另一问题相关，即中国古代社会按照自己的历史惯性或发展节奏，能否独立孕育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这其实关系到“资本主义起源”这一历史科学的疑难。众所周知，历史科学界有一个著名的难题，即“李约瑟难题”，4转译成社会史的表述便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起源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而不是在此之前经济和科技始终比其发达的中国”。这一难题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真实历史关系。
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清时期，就其历史性质而言是“惰性”的，就其社会形态而言是“内卷”的，而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开放或扩展的。明清时期的中国只有“勤劳革命”和“没有分工的市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和“不断分工的市场”。这种缺乏社会分工的市场“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5然而，正是那种基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而“不断产生专业化、竞争和分工”的市场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和信用或金融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诞生，西方由此首先步入现代社会。
对于19世纪仍处于古代文明的近代中国而言，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显然是外生的、异质的和陌生的。
尽管中国爆发了诸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近现代的改良、革命乃至维新运动，但这些总体上还是属于中国古代文明针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所做出的惯性反应，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中国要改变自身日益沦落的历史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深彻改造，唯此才能实现自身文明的再度复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欧美民主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激发下，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终于完成了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开辟中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提供了根本历史和政治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中针对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而展开的自我革命，将诸如市场、民主和法治等现代性文明建制纳入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从而彻底克服了苏联模式由于内生发展动力枯竭而日益僵化和停滞等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和体制基础。
中国在历经革命和改革这两大传统的深彻改造之后，已经成功将现代化基因植根于自身文明传统，因而在进入新时代，这种已经赢得现代化深彻改造的文明，正在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由于现代化肇始于西方，对于现代西方而言是内生的，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则是外生的。相对于现代化而言，传统通常是过去或历史的，是现代社会的史前史。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然并非如此，它不是被动进入现代社会的外生性现代化，而是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明传统生发出来的内生性现代化；它不只是单纯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还是中华文明经由现代化的历史转换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赓续；在文明复兴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对那种打上西方文明烙印的现代化的超越。
只是在这里，我们对中华文明不能做狭隘理解，即仅将其界定为中国古代文明传统，而是必须将近代以来形成的新的传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传统和改革传统纳入其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发端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与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明传统汇合贯通、融为一体。中华文明在历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转型和赓续。
中华民族在历经漫长而深彻的革命和改革之后，打上社会主义烙印的现代化已经成为自身悠久的文明传统借以实现赓续和复兴的内生变量。中国的革命传统、改革传统和优秀文明传统，都是现实的、能动的、改造性力量，这三种传统之间的碰撞、汇通与融合，必然会产生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脉相承的新的文明传统。其实，这类似于中国传统所说的“通三统”以“建新统”。6当然随着历史环境变化，“通三统”的内涵和所指也应发生相应变化。在今天，所谓“通三统”，便是以贯通古今的正常之道融会中国的革命传统和改革传统（或者说起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和现代化传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所谓“建新统”或“开新统”，就是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内在的使命，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赓续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主导下展开的，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西方与东方或北方与南方之间也形成了诸如现代与传统、帝国与殖民、中心与依附、发达与欠发达（或去发达）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剥削或奴役关系。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不仅要打破封建主义对中国的专制统治，而且还要打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打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垄断统治。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又是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众所周知，对于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来说，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仅是在通常意义上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为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奠定“政治现代化的前提”。7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通常目标。民主革命在由西方切换到东方的时候，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论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基本成熟基础上展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在政治层面的自我完成；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来说，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和“殖民统治”。因此，只是将19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移植到20世纪的东方，并不能建立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从而为现代化奠定政治基础。不仅如此，如果革命只是滞留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层次，仅摧毁传统或封建的专制统治，反而很可能为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殖民或垄断统治开辟道路。
中华民族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和自主，就不仅要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而且还要推翻外国的“资本压迫”，进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概括表述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4](p.1313)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扫清了历史障碍，卸下了历史负担；通过民族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终结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垄断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便是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成功建立一个有着完整主权和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转折。
（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奋斗史中取得的奠基性历史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能够自动实现，而是意味着中国通过自身实践来开辟正确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任务真正提上日程。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传统计划体制。苏联模式本身存在一定缺陷，鉴于此，中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成功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摆脱了苏联模式日益僵化和发展停滞的困境，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症候和问题所给出的理论、实践和历史解答，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历史轨道上，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体制存在的弊病和问题所给出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历史解答。
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5]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成就便是在对西方道路和苏联模式的双重超越中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而也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
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的社会、历史或文明传统之间，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这似乎已经成为其定义”。[16](p.72)这种理解却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一方面是在不断消解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重建传统，是在对传统的消解和重建中实现现代社会自身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生成，“传统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创造物”，[17](p.24)同时，现代社会自身也因自身所创造的传统而发生深刻改变。
作为现代社会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与传统之间大抵从属于现代社会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只是作为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历史运动，社会主义对传统的批判和革命通常更加彻底。这也意味着它对现代社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传统的反思也更加彻底。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现代社会在批判和革命（扬弃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和问题）意义上的自我重建，那么，这种形式的自我重建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关联的传统。
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要实现自身的文明复兴，就必须通过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历史变革，实现自身的文明再造和文明重建。这一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历史变革便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要素的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变量，从而实现了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深彻改造，推动当时仍处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中国社会展开深彻的政治乃至社会革命，从而将中国从封建宗法制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8](p.31)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从封建制和宗法制的历史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扫清了历史障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当然也是根本的体制性变革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让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社会主义为核心要素的革命、建设、改革，正是通过深刻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变革，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从历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继承、借鉴和汲取的文明传承和智慧源泉，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以革命与改革为主旋律的现代化中实现伟大复兴逐渐由理想变成现实。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文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深化和开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革命和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新时代的中国正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础上，在对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深彻改造的基础上，让这两种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深层次的交汇、贯通与融合，从而为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双重”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中国已经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p.8)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通过创造性实践和突破性创新，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更高统一。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在改革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管用”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早在2014年，习近平就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在接下来的“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1](p.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2]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化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在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这三重要求的更高统一的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政治和治理基础，让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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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1BKS060]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