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再研究
马克思“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再研究——兼谈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
其一，在相关研究中，已不能不自觉地顺从某种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逻辑，将马克思看成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由此巩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是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的起点，其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晚期的人类学转变，对俄国、印度、日本与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研究，以及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章，都包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值得挖掘，对相关文本的深入解读与开放也很有必要。
其二，此前，大多研究特别是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讨，往往基于马克思已有定论而展开。但问题恰恰在于，承认并理解马克思何以并没有下定论，自觉破除单一的社会发展观，把握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实体性及其复杂性，进而开放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研究实际上展开了一种复线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描述，理应作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资源。
其三，深化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理论，也涉及对相关关键概念的探讨及其研究视野的开放。比如，先前的讨论特别集中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相对而言，亚细亚所有制才是马克思反复使用的概念。关于国外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资源，人们总是会提及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东方专制主义，但魏特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的真正认可，而同样是汉学家的波兰人图克依独树一帜且为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对马克思亚细亚所有制的研究，迄今为止却没有进入中国研究视野。
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专题探讨俄国公社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公社的现代形态的可能性，并十分形象地借用象征古罗马士兵战败受辱的所谓“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这道“轭门”。“卡夫丁峡谷”实际上已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发展所须面对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专门术语。这方面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和理论界讨论的话题，并且每遇重大历史关口便会成为热点。1990年代之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及其左翼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社会可以免除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之“辱”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而东方社会的传统公有制之进入现代并进行相应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发挥资本主义私有制难以想象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社会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即使确立起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依然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要与资本主义“趋同”。在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的苏东剧变使这一问题的探讨归于沉寂，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连同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论，实际上是支持了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对应，国内的探讨似乎也回收到某种理论史或文献等学院化层面，思想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实际上中止了。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实际上却要求持续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之前这一问题探讨的两种对立观念的背后，实交织着多重纷争及其冲突，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左与右，自由派、民粹派与保守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奴隶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所有制”) 等等，这些观念上的纷争与冲突，在并没有纳入应有的问题域中进行梳理时，就已经流于姿态及意见之争，也游离于马克思对问题本身的探索，而马克思探索这一问题时的一些关键或细微之处依然值得考辨和发掘。30年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已经在倒逼这一理论研究本身取得突破，不仅要求突破研究本身的学院化状况，而且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及其历史坐标中凸显由马克思开启的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这显然是一个大课题，限于能力及篇幅，本文恐怕也只能在考察和梳理相关资源及其义理的基础上，先作一个破题。
一、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的关注与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于东方社会具有实体性，与之有别，封建社会则呈现出对于东方社会的历史错位及一定的外在性。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是东方社会难以真正转变为封建主义分析的原因。但是，在一种历时态的并趋近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出其不意地使封建主义批判对东方社会产生了现代效应，并使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一个历史的和在一定程度上过时的概念。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东方社会有理由建立起符合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形式。不过，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旦真正直面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问题马上又变得复杂起来，其晚年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即是如此。委实说来，在这一问题上，并非如一些研究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对问题本身作了明确的回答，恰恰相反，马克思对问题本身，即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不仅未形成明确的结论，而且还表现出犹虑。然而，正是对问题本身的无结论及其犹虑，使得马克思继续提出和开放问题，并把问题带入东方社会已经卷入的资本主义进程及其历史扬弃，并凸显东方社会发展的自主性。而对于此问题的继续研究而言，正是需要开放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视野及其复杂的思考，并在批判性的世界历史视野里思考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
“卡夫丁峡谷”之喻，实质上即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变问题，这是当时俄国思想界的主题。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形态并非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处于向世界历史进程转变的俄罗斯也有理由不采用亚细亚式的历史叙述。俄罗斯尽管在战略上跨越欧亚并将向远东扩展作为长期的国家战略，但其所认同的还是欧洲。自近代以来，西欧及中欧的文献也多是将俄罗斯定位为欧洲国家。青年马克思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相对于落后德国的英、法“先进国家”，对俄国的关注并不多。流亡伦敦之后，马克思越来越关注俄国问题，这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1850年代之后，世界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改革，克服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困境，逐渐进入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是进入到帝国主义及其全球殖民地时代，因此东方社会成为西方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但西方思想界一直无法跳出欧洲中心主义框架。马克思通过使阶级分析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治内的劳资矛盾扩展且转变为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非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作为一个典型的非西方国家而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在伦敦期间，马克思结识或见识了一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如安年科夫、巴枯宁、拉甫洛夫、特卡乔夫、查苏利奇、丹尼尔逊等，这批思想家极大地激起了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兴趣。不过，对于他们的思想，马克思始终保持着距离与清醒，其中巴枯宁甚至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的对象。众所周知，马克思在50岁之后开始自学俄语，就是想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真正地弄清楚俄罗斯。当然，这也同马克思中后期之后关注和研究的重心发生转变有关。1860年代之后，马克思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欧小小角落”[1] (P348) ，而是更为自觉地关注东方社会，其中对俄俄国的关注是重中之重。这一转变，也从属于西方学术界称之为马克思后期思想的的“人类学转向”。的确，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之外，马克思留下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及古代社会方面的研究文字以及读书摘要。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历史批判而言，马克思同样关注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命运。实际上，就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人类学、民族学及古代社会方面的探讨也是自觉的，以至于很难将其关于人类学、民族学及其东方社会的研究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区分开来。如果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一种不是向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批判，而是向人类社会解放意义上的政治批判的提升，那么，东方社会研究就应被看成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面。
而这“另一面”本身也要求实现《资本论》的历史效应。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之问，本身就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一种应激式的反应。如果《资本论》中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始积累是成立的话，那么，俄罗斯因完全不具备这一条件而根本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制度。而如果《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转变，那么，已被判定为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俄国农村村社所有制，实际上难以成为俄国民粹主义所设想的跨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定位，使得马克思在面对俄国的现代转变时十分艰难，这实际上在其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上得到了印证。
1870年代之前，马克思多是在欧洲意义上定位俄罗斯，甚至于直到1881年《给查苏里奇的回信》的第1稿中，马克思还说，“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2] (P444) 。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顺应了当时俄罗斯的基本定位。在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看来，俄罗斯的榜样就应该是欧洲。一直以来，马克思认为，不取法西欧与中欧的资本主义，俄罗斯很难找到摆脱落后状况的道路，甚至于俄国革命也应效法欧洲革命，至于俄国革命之后是否可能延续法国革命之后果，则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但是，在直接面对俄罗斯问题时，马克思又自觉地将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社会，也将其看成是典型的亚细亚社会类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作的那个附注里，他认为，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斯拉夫族以及亚细亚、印度等地均存在一种“原始的社会所有制”[3] (P25) ，其中默认的就是俄罗斯农村公社。当然，即使将其置于东方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俄罗斯也是一个相对而言发展得最好的东方国家，因为它没有“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而且“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2] (P431) 。在强势的西欧资本主义态势下，马克思实际上是将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社会的先头和战略重地，俄罗斯不仅是马克思真正转入东方社会的具体问题域，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东方社会。
卡夫丁峡谷问题及其语境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延伸性课题。1867年，马克思正式出版《资本论》第1卷。他在《序言》中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P8)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4] (P11) 此时，正值俄罗斯废除奴隶制并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之际。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出版 (首个外文版，先于1875年的法文版3年) ，在俄国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应，人们特别就《资本论》中的资本原始积累思想对俄罗斯国家的现代转变的启发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俄罗斯思想界在国家转变的问题上大体有四种取向:第一种是力图保持俄罗斯国族的保守主义及民族主义，如赫尔岑;第二种是精英主义，实际上是假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如“社会新栋梁”们;第三种则是粗泛地抵制国族的世界主义想象;第四种即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其中，除第三种取向外，另外三种都基本上认同俄国公社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关西欧资本主义逻辑的阐述，使得同时抵制保守主义的自由派与民粹主义派各自迅速形成自己的能势，并尖锐对立，从而形成两大激进的俄罗斯现代思想流派。就理据而言，《资本论》支持前者，而不那么肯定后者。这种情形，直接引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抱有好感的俄罗斯民粹思想家的焦虑。1877年，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的意图，显然就是想解除民粹派的焦虑。“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的全部成果。……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 (P129)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将这封力挺民粹派别的信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况且这封信并无确切答复) 。针对俄罗斯的现实复杂性，马克思选择了继续研究或者等待。然而，急于在公众中产生影响的民粹派还是希望马克思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于是，才有《祖国纪事》编辑部女编辑查苏利奇向马克思写信索解，希望马克思明确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2] (P637) 。马克思很重视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但对问题本身特别谨慎，前后四稿，最后给出的正式回复 (即第四稿) 则是一个简单答复。此信的意思是，虽然对于查苏利奇的提问“不能给出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但也“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2] (P268) 。可见，大有要言不烦、言多必失的味道。马克思前面写过三个复信草稿，篇幅也都大大超过最后的复信，他显然不想将这几个复信都交给查苏利奇。马克思自有考虑，俄罗斯的情形太过复杂，他依然犹豫其所作的分析或判断是否会失于简单或有疏忽，更不希望他的想法不必要地干扰俄国社会转变的进程。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同意坊间的一种观点，即复信草稿属于思考不成熟。事实上，几个复信草稿分析有据，一些分析甚为深入，可谓言之有物，且言之成理，亦与最后的正式回信并无矛盾。马克思因为不是特别熟悉俄罗斯社会，故而对公开这些文字有所顾虑，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有关研究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其向查苏利奇的明确回复再加上其复信草稿中的那些思想，一起构成其对俄罗斯社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情商甚高，有时候，他不便于向对方说明的，或是在他看来不应该为对方所接受的想法，很可能是对历史本身负责任的思想，也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对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而言，那些不便说、但他自己已经作过清晰的分析与论证的意见，也是很有价值的，从中往往透露出社会事实之微妙而又真实的方面。因此，我们实有必要将几个复信放到一起来考察马克思当时对俄国社会的思考 (1) 。
二、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复信的基本层次
关于查苏利奇所提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的复信及其草稿大概有这样几个基本层次:
第一个层次，马克思明确给出《资本论》的边界，并指出其何以不适宜于分析俄国公社的状况。
从第一复信草稿到最后一封正式复信所表达的都是这样一层意思，很明确。在初稿中，马克思强调，其《资本论》的“原始积累”一章仅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适合于解释俄国公社的解体。“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2] (P269) 第二复信草稿指出，《资本论》所分析的“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而“这种剥夺 (剥夺农民) 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2] (P442) 。这种“历史必然性”也只限于西欧。马克思明确反对俄国自由派所主张的“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认为这并不比“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西方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移植到俄国土地”的荒谬主张“更有理由”[2] (P442—443) 。第三复信草稿强调，资本主义的起源之所以限于西欧，是因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2] (P447) 。马克思还明确区分了西欧背景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的变化与俄国背景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指出无论“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而“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2] (P447) 。马克思所描述的实际上是在俄罗斯推行私有制的可怕局面。第四稿 (即正式复信) 将第三稿有关资本主义西欧起源的界限的论断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强调，并明确肯定俄国公社有理由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2] (P269) 。前三个复信草稿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为此结论所作的论证和铺垫。
第二个层次，对俄国公社的研究与判断。
这是前三个复信草稿主要探讨的问题。马克思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并探讨在“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的情况下，何以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依然存在。马克思的回答，是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而且，“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 (P269) 。由此，马克思给予俄国公社以现代定位:俄国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2] (P437) 。这是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唯一一次提到卡夫丁峡谷的地方，而且是在复信第一个草稿中提到的。有些研究认为，卡夫丁峡谷并不是指资本主义，意思是如果将二者等同，那么马克思称之为“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一语就是同义反复。我们不认为这样的理解切中了问题本身。马克思当然不会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对于前资本主义甚至于本质上难以进入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而言，强制性地经历资本主义之辱就如同经历一道现代的“卡夫丁峡谷”。虽然马克思只用了一次“卡夫丁峡谷”，却点出了俄国保留公社所有制的历史意义———善于修辞并运用历史典故吸人眼球的马克思，也由此吊起了人们的胃口，甚至于制造了一个理论噱头，即使他自己不打算正式运用这一词汇，也不妨碍人们的理论想象及无尽探索。当然，是否是后世所讲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亦须辩明，因为马克思用的是“有可能不通过”，而不是“跨越”，其含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种猜想，而且并不是指明确的逾越，后者则是指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并吸取其文明成就———我们知道，这本身就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马克思设想了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及其优越性。“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地，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 (路·摩尔根———编者注) 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2] (P432) 为了论证俄国公社的现代存在意义，马克思引入了资本主义的有限性，甚至有别于当时的进步主义逻辑，为“古代”作起了辩护。马克思已经感到，如果要探讨欧洲之外的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就需要为东方社会的古代类型进行独特的和不从属于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这里也揭示了其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边界。在这一意义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只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换句话说，任何一种作为古代社会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有待于研究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 (P435) 。
复信中没有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但使用了亚细亚所有制概念。实际上，在探讨俄国公社问题时，马克思用的就是亚细亚所有制概念，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谓原生形态、次生形态与再生形态的转化，并非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而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凝固有别，亚细亚所有制则是一种转变和变化的形式。在初稿中，马克思即描述了俄国公社所有制的历史类型:“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1) 在第二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俄国的公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 (2) 。在第三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详细地比较了俄国农业公社与古代公社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俄国农业公社是与古代公社不同的“新型公社”[2] (P449) 。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公社完全不必重走西欧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在原始积累基础上发展出的资本主义老路，而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径直走向公社所有制的真正的现代形态 (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
第三个层次，俄国公社之现代转变的条件。
关于这个讨论，并不在正式复信中，可见正式复信主要是为当时的俄国民粹派打气。让马克思所担心的正是当时一批试图利用国家实现从农民财产向“资本家”财产转化的精英即“社会新栋梁”的行为，这批“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们”打出的旗号同样也是维护俄国农村公社。因此，马克思要力挺民粹派，还要对俄罗斯农村社会本身展开历史批判。正式复信并未点出俄国民粹派的症结，即忽视了俄国公社实际存在的低下的生产方式 (生产力水准、生产及其交换方式) 以及原始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论》所讲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逻辑，只适合于西欧。不过，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取得同资本主义制度并驾齐驱或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绩，都要求具备一定的资本积累，并形成相应的生产与交换方式。事实上，回信初稿和第一草稿在强调，俄国并不具备先进机器生产能力以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 (银行、信用公司等等) ”[2] (P431、436、444) 。这里已经暗示，俄国公社并不具备成为现代形式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批判俄罗斯“社会新栋梁”的僵化思想，即认为“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才能获得俄罗斯的“现代农村公社进化”[2] (P436) ，但这里同时暗示俄罗斯之建立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并引出了社会所有制的设想。对此，马克思未特别展开，甚至在谈及保持公社持续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时，也只是一笔带过，不作发挥。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不重视社会所有制对于俄罗斯社会现代转变的基础性意义———这里，毋宁说，马克思为此后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作了某种铺垫。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让社会所有制的建立成为一个相对于社会革命的后续性课题，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如此，对于俄罗斯社会而言更是如此，但其前提是必须批判俄罗斯农村公社的分散性及其与世隔绝的“软弱性”[2] (P436) 。这已经提出了俄罗斯农村社会之面向现代经济社会建构的历史课题。事实上，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针对“跨越论”者、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岑所提出的“俄国公社可以使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的观点，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5] (P502)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不能看成是违背了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的判断，而恰恰是在一个变化了历史条件下对于问题本身的深化。而且，恩格斯的批判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以赫尔岑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罔顾俄罗斯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通过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困境之盲目比较，进而拒绝对俄罗斯农村公社实行实质性改革的思想状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把重点放到通过革命保全俄国公社上。“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 (P269) 马克思解决卡夫丁峡谷难题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2] (P441) 而且，马克思绝不认为一个未经改造的俄国公社所有制就能直接适合现代社会，因为无论如何，导致俄国农村公社的孤立、隔绝与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就在于“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2] (P445) 。其实，马克思对俄国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还表现为对俄罗斯封建沙皇制及其国家主义的不妥协的批判。就此而言，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现代性的肯定，同时包含着对其现代转变困境的批判，并特别表现为封建主义批判。如果没有封建主义批判，我们很难确切地把握马克思有关俄国公社现代转变的实质。
三、从马克思的答问看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开放性
不仅查苏利奇期望马克思能对俄国公社之命运给出确切的答案，后来者更希望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包含着确切的答案。然而，正是这种焦虑一开始就有可能误解马克思。马克思倒是的确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对试图将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直接移植到俄国公社的所有制改革的想法说“不”。但人们依然觉得不够或不满意，认为既然马克思对俄国问题颇有研究，就一定能够对俄国公社的命运有所判断并表态。而查苏利奇所提出的问题也的确具有挑战性和诱惑力:“您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2] (P637) 这个问题，看上去像一个有意设下的“局”，让马克思不可能不回应。事实上，马克思接到信后便立即着手研究，在十几天里形成了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是，越是如此，马克思对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越有体会，所下的判断也越有顾虑 (当然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 。总之，他最后并没有将其有关俄国公社的细致研究拿出来同查苏利奇分享，其最后的正式回信仅寥寥数语，且强调“不要发表”，足见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
马克思无意于让其有关俄国公社的研究成果面世，既不希望引起其查苏利奇的误会，更不希望影响到俄国社会的转变。马克思对自己关于俄罗斯社会的研究也未必满意，更谈不上自信。而且，如果说他对自己置身其间的西欧资本主义的研究还有把握的话，那么，他对自己有关俄国社会及东方社会的研究就肯定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信心笃笃。如果他对自己有把握的西欧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 (即《资本论》) 尚且不断拖延，事实上是在恩格斯的“严词”敦促下才正式出版第1卷，那么，就无法想象他对自己有关俄罗斯社会及东方社会研究的保留程度。相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实体性内容而言，俄国社会的实体性对于马克思而言，仍然是“隔”着的。而且，就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关注与研究而言 (应当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各主要国家或文明体都有过思考与研究) ，其对俄罗斯社会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要精深一些，对于相关判断的把握也要大一些。如果对于俄罗斯这一最有把握的东方社会，马克思尚且未能形成确定的答案，那么，对于其他东方社会尤其是亚洲社会而言，马克思的犹疑就可想而知了，他更不可能把话说满说绝 (1) 。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开放性地理解马克思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使之自觉地通向对于东方社会现代转变的自主性，其中也包括应允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建立起对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主体性。
其一，准确把握马克思东方社会的实体性及复杂性思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用以描述东方社会的理想型，但需要有足够的东方社会的实体内容。反过来，越是深入理解东方社会的实体性，越是会巩固亚细亚社会概念，这恐怕也是马克思极少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甚至也不常使用亚细亚社会之类概念的原因。其实，学术界和理论界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常规概念，本身就表明对一种在欧洲中心主义中已然存在的东方主义的不自觉的认同。然而，对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那些复杂的分析，却又不在研究视野之内。这样一来，连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也难以进入研究视野。跨越卡夫丁峡谷之问，对于俄国是如此，对于其他典型的亚洲社会就更是如此。为保留俄国社会，马克思甚至提出了“复古”的设想，可见其对于东方社会之复杂性的重视与把握。应该说，或因为受到某种进步主义的必然逻辑的支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复杂性思想的把握本来就不够，而随着对马克思大量人类学、民族学及古代社会研究等资料的发掘，这方面的任务实际上又增加了。
卡夫丁峡谷问题不只是属于俄国农村公社，也是整个东方社会反资本主义逻辑所必然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俄国之外的其他东方国家的理论家也能向马克思提出类似的问题，相信马克思会感到更加为难。他也许提供了人类解放的理念，却无法为世界各个民族提供具体的路径甚至于方略，对于广大的东方世界尤其如此。但马克思所给予的正是这样一种开放性，他把任务交给了他在东方的后来者，并促使其自身成为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并不知道其思想在俄罗斯是否有继承者，反正他在伦敦期间结识的那批人不是，而且他也明确断言“不知道”查苏利奇在信中提到的那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2] (P443) 。但马克思在东方的后继者正在形成，由此才有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而正是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成为东方社会之真正现代世界历史的基础。葛兰西曾指出俄国革命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这只是从理论教条上理解的。实际说来，十月革命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沿着其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而必然展开的历史成果。实际上，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也不能将其全部置于俄国革命的逻辑中去理解。的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俄国革命带来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是现代中国自己的事情，所面临的是中华民族自己的独立与解放及其现代化建设任务。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才有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才有新中国的建立，才有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反教条主义的理论立场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才有改革开放事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卡夫丁峡谷问题所开放的，是东方社会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废黜，也正是东方社会主体的现代自觉及历史建构。
其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在现代史上的定位。尽管马克思对东方社会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给予了实体性及理想型的定位，但亚细亚生产方式并非仅存在于东方社会，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早期文明，“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4] (P94) ，而且“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4] (P94—95) 。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被看成是马克思发掘出来的先于古代社会的理想型的社会形态，尽管马克思在真正关注东方社会时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过，如果亚洲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欧洲属于次生形态，那么俄国就有可能属于再次生形态。马克思并非果真将东方社会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其对俄国社会的研究表明，他实际上是将俄国的现代转变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的，对其他东方社会类型及传统的基本定位亦复如此。也就是说，作为产生亚细亚生产方式原生形态的亚洲，同样也必然会发生现代转变，而且这一转变不只是革命的结果，还理应是通过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进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马克思看到了在东西方力量显失均衡且东方处于事实上日益加剧的殖民化的处境下资本力量对东方社会的侵噬与欺凌，这也正是其设想东方社会不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一卡夫丁峡谷的初衷，对于当时的东方社会而言，资本是敌对的力量。对资本的历史的扬弃，并非意味着对资本的积极意义的否定，东方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不能成为马克思将东方社会与资本对立起来的理由。如果东方社会在其转型中生长出了资本主义，还断定马克思依然对资本持敌对立场，这是把某种观念强加给马克思。从某种程度上讲，简单化地视资本为对立因素，而忽视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的肯定，进而将这一逻辑看成是东方社会的当然逻辑，是有关马克思卡夫丁峡谷思想以及整个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教条。进而言之，这种观念实际上反过来将东方社会本质化，并视之为现代社会的对立面，且拒绝把一种应有的反思性与自反性作为主体建构的内涵，实际上越来越不利于解释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化以及东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在现代世界史上定位东方社会，除了因革命形成的同西欧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外，的确还存在着并存性，这本身就是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资本论》研究中，马克思作出了如此判断:“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1] (P348) 也就是说，如果东方社会通过革命的方式并以社会主义方式进入现代世界史，那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东方社会主义将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相当长”是多长?恐怕并非几十年或上百年可以描述。邓小平在20世纪曾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说得更具象一点儿，基本上得有200年以上。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而是在充分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就处于且并存于同一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幸存”状况同时就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发育状况。而在致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就专门研究了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并存的问题。因此，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中的“跨越”，并不是说在经济及其所有制变革中真的“跨越”资本主义，而是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及政治制度，但又要求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市场化、法治文明，这对于整个东方社会主义事业而言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任务。即使在今天所处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依然面临这一历史任务。当前，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面对更为艰巨复杂的改革开放任务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依然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一基本方略，这显然是出于长远考量与抉择。
其三，从马克思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看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
对于效法俄国革命而实现中国革命，并借此实现国家社会之现代转变的中国而言，卡夫丁峡谷同样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中国理论界、思想界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探讨，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这同样也反映了中国理论界试图论证现代中国道路的期待与焦虑，而且很大一部分研究成果是把问题本身变成了答案，并巩固了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一种定见:把马克思那种探寻式的“有可能不通过”语式径直地变成行动性语式“跨越”。与此相对应，出于对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的认知及估计不足，或是出于对激进思想及其实践后果的过度反思，却同样因为停留于线性发展观或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走向了“补课论”或“趋同论”。对立的观点常常分享同样一种偏狭的思维方式，而偏狭的思维方式常常也是出于时代的局限性。晚近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及改革的成功，开始倒逼学术界、理论界更为深层次的思考: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究竟应该如何对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一个相对积极的理解是，认为中国社会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所揭示的西欧社会完全是异质的，中国社会比俄国社会与西欧社会在实体性内容上的差距还要遥远和疏隔，因此更不能以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逻辑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诸如卡夫丁峡谷，连同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类概念，都不能现成性地使用，或者干脆不使用。但是，关于究竟如何令人信服地描述中国道路，而且不至于遁入某种反倒不利于传播中国道路的“例外状态”或“逆反状态”，目前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我们或可从马克思有关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及其相关理论资源中获得一些启示。马克思在第一次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关注和评论中国的基本思路，还是将中国看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这有马克思发表的大量文章为据，此不赘述。此后，马克思并没有过多的机会关注中国。比如，当他面对俄国公社时，舍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讨论起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如果此时马克思面对中国，是否还会继续沿袭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虽然也属于其必然发生彻底社会革命的亚洲范畴，但在马克思看来，其进入现代恐怕要远比俄国难得多。理解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变，显然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探索，而理论上的阐释也当取决于中国理论界自己的原创性探索及努力。然而，将中国社会看成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中国被整体性地、也是累赘式地从属于西式资本主义的理据。由此巩固起来的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可能掩盖了自明清之际即已开启的面向世界的思想启蒙及社会转化。在那里，中国已开始有理由不属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学术界常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很可能构成了一种值得深入揭示和阐释的资本主义的中国起源。马克思看上去将资本主义看成了西欧的专利，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循着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及再次生形态的理路，确认中国近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次生性、再次生性乃至于原生性，以揭示不同文明类型之现代转变的多样性。无论如何，将资本主义视为本质的西方性，也是令人不安的单一的历史哲学逻辑，“卡夫丁峡谷”这一说法，也许正是基于如此单一的历史哲学逻辑的强迫症式的想象。在一个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理论中，我们似乎已经无法跳出、甚至经常不得不屈从于这一想象，但当今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及其探索人类发展多样性的客观的理论要求，似已有理由摆脱上述由一般历史哲学而来的“历史必然性”，而进入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化的长时段的历史与哲学的创造及叙述。然而，只要我们依然习惯于西式资本主义逻辑，或竟然真的将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与西方性等同起来，或无法走出某种完全不能理解自身特征的“例外论”甚至与人类文明相对立的思维，那么，我们就依然还没有真正进入这样的创造与叙述。马克思视域中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同时也应是建设性的和反思性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