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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 | 在印试验导弹之际,中国科考船驶入孟加拉湾?

南亚问题研究小组 南亚问题研究小组 2024-04-08



2024年3月12日 总第453期

本期编辑:刘派

责任编辑:陈卓




达米安·西蒙(Damien Symon)提供的图片。图源:X


《印刷报》、新德里电视台3月11日报道,印密切关注中国科考船“向阳红01”驶入孟加拉湾,并称这与“印开展导弹试验密切相关”。印3月11-16日拟在该海域开展K4潜射导弹和“烈火”-5弹道导弹试验。3月7日,开源情报(OSINT)专家达米安·西蒙(Damien Symon)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公布“向阳红01”行驶路线图,并称“该船2024年2月23日从青岛港出发,已驶入孟加拉湾海域”。印海军表示,目前“向阳红01号”还在孟加拉湾专属经济区外作业,但印已将其纳入监控范围。有印媒强调,“这并非中国科考船首次在印导弹实验前进入印度洋地区(IOR),2022年11月中国科考船‘远望06号’‘远望05号’先后在印发布‘航行通告’(NOTAM)前后在靠近印度的国际水域出现。”此前印方曾多次炒作中国科考船进入印周边海域具有“军事目的”,并施压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禁止中国科考船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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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3月11日报道,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领导人会期迟迟未定,引发外界担忧“QUAD内部存在分歧,或是美未来将减少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QUAD领导人峰会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后,2024年会晤安排至今仍未公布,加之近期印美“锡克教徒刺杀风波”,引发外界担忧QUAD未来走向。有专家认为“不举办领导人峰可能阻碍QUAD推进地区安全等重要议题。目前QUAD已制定各领域合作议程,但诸多议程尚未完全落实”。但他也表示,QUAD成员国各自优先事项不同,未如期举行会议实属正常。也有美日等国智库学者指出,国内选举日程是QUAD峰会推迟的主因,不影响成员国在双边对话、军演等活动上保持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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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印武器进口来源情况。图源:《今日印度》

《印刷报》3月11日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3月11日报告显示,印是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且武器进口来源多元。据报告,虽然莫迪政府力推“印度制造”,但2014-23年间印武器进口量仍增长4.7%。目前,俄罗斯仍是印最大武器来源国,但2014-18年间,俄制(苏制)武器交付量占印武器进口量的比例首次跌破50%。同时,印已成为法国武器第一大进口国——2019-23年间近30%法制武器出口至印,这也推动法超越俄,成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2023年7月,印国防部批准采购法国26架“阵风”舰载机,总价近6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称,2019-23年间,巴基斯坦武器进口量增幅达43%,其中82%武器为自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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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2年“印度制造”手机在当地市场的出货量份额。图源:Counterpoint


《印度教徒报》3月10日报道,印手机和电子协会(ICEA)声明称,得益于莫迪政府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印本土手机产能目前已可满足97%的国内需求,预计2024-25财年印30%的手机总产能将用于出口。ICEA数据显示,2014-15财年到2024-25财年,印本土手机产值从1890亿卢比(₹18900 crore)激增至约4.1万亿卢比(₹4.1 lakh crore);出口额从155.6亿卢比(₹1556 crore)增至1.2万亿卢比(₹ 120000 crore),出口额涨幅高达75倍。2017年和2020年,莫迪政府先后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MP)和PLI以推动印手机本地制造。目前,印制手机已打入英国、荷兰、奥地利,及西亚、北非、南美等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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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券交易委员会新规。图源:《铸币报》


《金融时报》3月11日报道,印金融监管机构“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要求投资印股市的大型外国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披露所有最终投资者信息,引发国际投资机构强烈不满,部分对冲基金威胁撤资。据SEBI新规,在印市场拥有超30亿美元($3bn)资产的外国投资者需披露投资受益者的“具体细节”。1月,摩根大通、高盛、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致信SEBI,并警告称“向监管机构提供投资者信息‘非常困难’,并存在‘重大法律和监管问题’”。随后,SEBI澄清与银行有业务往来的部分基金不做必须披露要求,这短暂缓解国际银行的担忧。然而,不少对冲基金仍认为新规已冲击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SEBI要求披露外投身份,重要目的正是“追踪从中国等印邻国流入印度的资金。”例如,比亚迪和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等中企就曾因“违反印外资流入规定”在印投资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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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半岛电视台


《印度快报》、半岛电视台等3月11日报道,印内政部3月11日公布《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实施细则——莫迪政府在2024年大选前欲兑现实施CAA的竞选承诺。2019年底,印议会通过CAA,授予因“宗教迫害”进入印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非法移民以印公民身份,但唯独把穆斯林排除在外。由于法案涉嫌“歧视穆斯林”,通过后即引发全国抗议,导致CAA一直难以落实。印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发布推文称,“穆斯林兄弟被误导和煽动,CAA只是为给受迫害群体给予公民身份,并非剥夺任何公民的身份。”他还指责国大党曾在给予受迫害群体公民身份问题上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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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内塔尼亚胡会见印前总理、印人党领导人瓦杰帕伊。图源:《国土报》


以色列《国土报》3月8日发表题为《印档案:前莫迪时代,以色列-印度极右翼关系密切》的文章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以外交人员一直与印度教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关系密切,特别是和印人党前身“人民同盟”(Jan Sangh)保持长期联系。本文作者迪艾泰·麦克(Eitay Mack)系以律师和人权活动家。
首先,以与印度教右翼具有悠久的互动传统。虽然印1950年9月17日就已承认以色列,但直到1992年印以才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这是因为国大党政府时期,印一贯支持阿拉伯世界立场。据以外交人员起草的电报,国大党消极处理印以关系主因是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而非‘民族复兴’事业”。印以关系疏离也受其他原因牵绊,包括印依赖阿拉伯国家石油和资金、担心巴基斯坦利用印以关系进行反印宣传、国大党需要国内穆斯林群体选票支持等。上述背景为以与印度教右翼势力接触提供机会。
其次,人民同盟(及其后继者印人党)并非唯一对以合作的印度教右翼政党。西印马哈拉施特拉邦地方政党湿婆军(Shiv Sena)在20世纪60-70年代也同以联系密切。1973年10月,约6000名来自湿婆军和人民同盟的党派人士在孟买参加亲以社会活动。当时印国内反穆情绪是印右翼政党亲以行为的重要诱因。
第三,印以关系随着印人党崛起而飞速发展。80年代后,国大党衰落,而印人党登上印政治舞台。在以看来,其与印度教右翼关系密切的原因是双方共享强烈的反穆倾向。以驻孟买领事约瑟夫·哈辛(Yosef Hassin)1981年曾致信以亚洲司司长伊扎克·纳冯(Yitzhak Navon),称“目前看,印以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针对目标,因此印加强与以关系至关重要。”当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印以是两个姐妹民主国家”。虽然两国右翼政权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双方在反穆意识形态、现实利益方面已存有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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