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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楚|中国人特别喜欢道德绑架

茜文 文娱春秋 2022-05-07

张楚用“交锋”来形容我们的这次谈话。也因为这次“交锋”,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反弹,他把这些年内心的追求实实在在讲了出来。

“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有价值的在这儿。”

“我觉得真正的碰撞就是这儿,这才是我想说的话。”

张楚所谓的价值,在他近年写作、音乐、旅行中的表达都是一回事——乐观,是他在做、且会持续做下去的“摇滚精神”。


访谈实录:

 「文娱春秋」:疫情这两年,在忙什么?

张楚:我2020年发表了自己的新专辑《自信心》,也上了一些综艺(《闪光的乐队》等),发布了我的首个NFT作品《山羊》。不过也会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思考,继续朝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前进。

「文娱春秋」:最近这两年看什么书?

张楚:看一些人文、科技的比较多。

「文娱春秋」:接受《闪光的乐队》邀请的初衷是什么?

张楚:首先他们是纯音乐的节目,又含有乐队、组合、社交的定位,我想我跟这个工作会有一些直接的关系,也希望去尝试用一些主流社会的视角工作。

「文娱春秋」:录制了多久?

张楚:实际工作只有一个月。

「文娱春秋」:2016年许知远的《十三邀》采访你时,想把你前面的经历梳理一遍,但你当时特别抗拒。

张楚:不是。摇滚乐在中国被一些标签限制住了。摇滚乐在西方来说,就是年轻人表达自我,特别是发展很快的社会,文化表达能力也很强,在表达中也形成自己的思考能力。

「文娱春秋」:乐评人李皖说大家对张楚是误解。他说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人懂你。

张楚:这不重要。懂不懂,表达了就完了。

「文娱春秋」:怎么看,小柯音乐剧“先看剧后买票”的事情(注:此前我们曾专访小柯谈过这个“人性实验”)。

张楚:有人敢打破,还能承受这个代价,不错了。现在到处都是钱,年轻人没有打破的能力。艺术家跟科学家有类似的地方,得去实践去验证。

「文娱春秋」:听说你想做短视频?

张楚:我想解读一下中国人在个人主义上的一些盲区。每个人只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走不到别的观点里去。好的艺术家是不逃避的,但有些艺术家采用亚文化,亚文化有时候是逃避的。

「文娱春秋」:曾有句话评价魔岩三杰,“谁怎样、谁怎样、谁怎样”(注:何勇曾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仙了”)。这像一个巨大的标签。

张楚:这都多少年了,你们媒体自己造了一个景观,你们媒体习惯于自己的语境,还继续造语境,发现你们这种人,你们这个行业的人,真的是,没有这个语境,就没办法工作了,不是吗?!

「文娱春秋」:这种话,对你是巨大的误解吗?

张楚:我觉得是侮辱,不仅是误解,是侮辱。

「文娱春秋」:但是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说过什么。

张楚:这是其中一个人说的,你还能怎么办?

「文娱春秋」:你们三个没有太多私下交往?

张楚:有交往,但是我们在媒体上面,从我个人来说,我知道说话的尺度,有人不知道,不知道就被你们媒体利用,被利用好几次了。

魔岩三杰(从左至右):张楚、何勇、窦唯

「文娱春秋」:有些话实在是太引人耳目了。时至今日。

张楚:他第一次说“四大天王”,被你们利用。他开始说的时候,还参杂着其他话语,你们就摘这个。这就是你们爱干的事。(注:1994年,魔岩三杰在香港开演唱会时,何勇曾说“香港的四大天王里,只有张学友是个唱歌的”。)

「文娱春秋」:这对何勇来说是不公平的。

张楚:对我们也不公平啊。

「文娱春秋」:“被标签”,你们一直没走出来?

张楚:我走出来了,我知道你们最希望挑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我的音乐,不会管你张楚是哪一年生的。你们媒体会永远从另外的角度,比如你那年吃了什么饭……从而带给大众某些偏离主体以外的臆想,不从作品切入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不爱跟媒体玩的原因,你们那个角度永远带给人误解。

「文娱春秋」:近5年的几张专辑,最完整的是《一部分》,其他专辑有的只有几首歌,或者很短。为什么是这样?

张楚:《一部分》标志着我从一个固有观念,走向开放观念。那年还得了一个最佳摇滚专辑。很多小孩挺喜欢这张专辑,因为编曲做了很多新变化。它的意义在于,光靠做音乐就能打动人,不要总去拿过去的意义强加给我。有的人喜欢没有歌词,他也能听进去,听懂了,有一些人,不需要歌词也能听懂。

「文娱春秋」:从有歌词到没歌词,是怎样的转变?

张楚:我本来很早就想做,只是在以前,(唱片公司)强烈让我配上的歌词,但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挑战这些东西了。

「文娱春秋」:我听你近几年的音乐,有时候忘了你在唱什么,跟以前我听到你的歌完全不一样。听你最经典的歌,我脑子里进入的是歌词,以及歌词给我的一种情绪,但现在你的音乐给我的感受,是音乐本身。这个感受对吗?

张楚:对。我就是在做这种事儿。我后来写的东西都是个人的乐观主义。中国这样的作品特别少。乐观主义,不会在意个人主义跟现实对抗的矛盾,而在于个人主义乐观的精神世界。有时候教育把人弄得很压抑,个人乐观主义在人的基因里非常非常少。

「文娱春秋」: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张楚:是挑战。

「文娱春秋」:你年轻时就有这种想法,但当时在那样的环境,没办法做?

张楚:人们喜欢悲观主义,而视悲观主义为真理。我一直喜欢现实主义,有一些是我后期探索到的。

「文娱春秋」:你的音乐有受陕北民歌影响吗?

张楚:有。

「文娱春秋」:你一直被误解。

张楚:不重要。你越想解释,就越容易出状况。

「文娱春秋」:有大概10年,你没怎么写,你没写不是因为你不想写,而是你没找到抵达人心的通道,是吗?

张楚:没有抵达我心里的通道。没有找到一个反映自己的状态。

「文娱春秋」:是那个时代太浮躁?

张楚:我现在越来觉得,一个人跟时代的关系不大,是他自己的状态。

「文娱春秋」:你后来回到西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

张楚:看看,我又快走到你的思维方式里了。你们不从作品看问题,从这个人的表现形式看问题,这看不出啥,大同小异。现在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小孩听我的音乐,觉得又美又自由,特别打动他,他觉得这个太不一样了,太好了。我本来已经进入到一个音乐的主观自由里了,你还把我拉到传统的悲观现实主义里去,因为那个东西很刺激人,很感染人,那是悲观的、伤感的,我后来做的是自由的、纯感知的、乐观的。你们媒体就是在悲观里搞事情的人,就不弘扬乐观的东西。一方面嫌中国人站不起来,又看不见中国人的乐观。没有乐观主义,一个人怎么站起来?

「文娱春秋」:你是一个未社会化的人,永远带童真眼光。

张楚:有的时候我还是带一些科学属性的,所谓科学属性就是要验证。

「文娱春秋」:今天你的音乐最大的不同,是乐观吗?

张楚:最大不同,就是想强调这种东西,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有依据的。因为乐观的属性,才能把一些你从来不敢问的问题,提出来。乐观可以让你很积极。

「文娱春秋」:你近年的音乐听着好像没有“解决”完,那也是一种自由的追求吗?

张楚:这个有点执念了。谁也不是上帝。你所谓的“解决”是什么?

「文娱春秋」:音乐的“解决”类似有个终止,属和弦到主和弦。

张楚:这个太初级了吧。必须终止那还要音乐人干嘛?那不是千篇一律吗?音乐、事物不是都喜欢丰富吗?干嘛非要一个问题的结束来代替丰富。谁说有绝对解决问题的艺术。以前我也像你们这样被锁死在一个区间里,还在那里建立一个认知体系,我发现这个东西不突破的话,完全是无价值。再这么下去,垂垂死矣。

「文娱春秋」:你曾经有10年没什么创作,而这5年创作不断,也参加了很多音乐节,还有电视节目。是因为你的心态不一样了,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张楚:对,我找到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去陈述的方法,比如中国人习惯性这么陈述,我非不这么陈述。我现在明白这个意义是什么,以前我是不太(明白),在犹豫,现在我是知道这个意义在哪。

「文娱春秋」:你的这种音乐实践,想告诉别人——世界很广,你不需要在框框里?

张楚:有的人能感受到,有的人感受不到,有一部分年轻人能感受到。

「文娱春秋」:很多人没看到你的突破。

张楚:非要认为这种桎梏,就是傻。

「文娱春秋」:你的这种突破也是对传统的反叛?

张楚:对。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从我的敏感来说,比如何勇说的那句话,他既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他自己,社会还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假设我们把它放在《人世间》的剧本里,反映这三个人在社会上的命运,这件事是不是特别恶心?《人世间》不就是命运吗?你在社会上被人限定的东西,而不是你个人是什么东西,我们称之为命运。社会说张楚是什么,何勇是什么,就把我们规定出命运。本来这事可以不被规定,对吧?何勇嘴巴说了,你们爆了,观众用中国人的道德看了,对我们三人就形成命运了。你说这种悲观的价值(观)是不是害人?(我)被道德绑架了很多年,到2018年出专辑,社会还会说“谁谁谁怎么样了”,还在持续的道德绑架。中国人特别爱(道德)绑架,认为绑架了别人,他就有了社会属性。

「文娱春秋」:但我觉得你很健康,你走出来了,你想得很通透。

张楚:不是我很健康,是我生命力很顽强。

「文娱春秋」:你战胜了被绑架的自己。

张楚:对。

「文娱春秋」:窦唯后面的状态也是被道德绑架没有走出来?

张楚:那我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俩今天有好几个有价值,像说《人世间》,悲观的道德主义,就是我一直在挑战的东西。我知道他们恶劣在哪,最主要是悲观,你对自己悲观,对别人也悲观,(对社会也悲观)。所有这种悲观垄断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你看印度穷,但他们很开心。因为是乐观主义在支配他们,因为他们是从上古时代到现在,传承了乐观主义精神。你看宝莱坞那种乐观,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是傻大空。他的乐观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的乐观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有一个可以高扬的东西——给他带来愉悦、自身的认可,以及对他人的认可。中国人既不认可自己,也不认可他人,还矫情说我很有见识。这就是我这几年的反抗。我看到别的世界可以不这样,不会害人,也可以活得很好。干嘛非要拧着劲,哪都不对?

「文娱春秋」:有没有劝劝另两位,走出来,多好。

张楚:那社会非得跟我急了不可,这样的人就得去神经病院,才显得他有人格。社会属性,你就得又穷又病又死,死了我们尊重你,我们爱你。

「文娱春秋」:你曾在《博客天下》杂志写过专栏文章,很多读者反应“看不懂”,没掀起热烈的波澜或追逐。

张楚:追逐的东西并不一定不是“傻的”。

「文娱春秋」:你这几年的音乐创作和你写的文章是有关系的,你的音乐、旅行、写作都是一件事。

张楚:是。我觉得真正的碰撞就是这儿,我能毫无顾忌的说出了我的心声——这才是我想表达和说的话。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有价值的在这儿。

「文娱春秋」:乐观、自由,这是另外一种反叛?

张楚:对,我为什么后来喜欢去日本,日本的音乐家特别严谨,非常纯净,也非常中立,他没把一些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到自己的工作里,仅仅是为人性工作。尽量把乐观放到音乐里,带动人们积极。中国在整个音乐形态上,在意识形态那种区间还差一个级别。你先要肯定人,潜能才能释放。

「文娱春秋」:这是一种正能量,骨子里的正能量,而不是表面的东西。

张楚:是通过了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以后的一种正能量。是一种通过科学的分析和认识以后得到的正能量,不是一个标榜出来的,是从内心认识出来的正能量。

「文娱春秋」:那种自由的东西,也是接下来要继续做的。

张楚:是的。今天的媒体,已经不是靠沉重就能打动人了,靠同情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的社会,而是要靠一个理性认识彼此的价值,整个社会才能向前走。你是科学化的,而不是一种纯感受的。我们搞的个人主义都是歪瓜裂枣。

「文娱春秋」:所以你的那些专辑并不是纯自我。

张楚:我现在想的是,不管你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你得把人性好的一面露出来。你的个人主义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贵族阶级,挺不好的。我认为这种东西叫有个人价值观,不是个人主义,是有价值观的个人主义。

「文娱春秋」:怎么理解“个人主义”?

张楚: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就走到可怕的一面——我今天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可能被教育集体主义多,教育个人主义少,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个人主义”,但你真的走到个人主义区间去看,个人主义也有一堆问题。

「文娱春秋」:怎么看待人性?

张楚:在人性的解读上,应该是无穷的。我们就像白纸,需要更多的能力去认知人类以外的东西。比如说一万年以后,假设我们可以控制自然,我们的人性又会怎样?我们会被机器人杀死?互相残杀?互相嫉妒?所有的这些,是不是会引发另外一种人性,一种更好的人性?也有可能,因为那时候你不需要嫉妒别人。

「文娱春秋」:真正影响你音乐的,是你自己的经历,而不是某一个歌手,或某一类音乐?

张楚:对。我读了那么多书,听了那么多音乐,知道摇滚乐作为一种现代历史的属性,除了批判,还提供了自我表达,提供了对科学的理解,提供对社会的反思和概括。西方很多(摇滚音乐人)学历很高,像Queen的吉他手写了一本天文学的书。

「文娱春秋」:他是一个天文博士(注:指Queen乐队的吉他手布莱恩・哈罗德・梅Brian Harold May

张楚:我们在对摇滚乐的理解,就是人类人文的延伸,摇滚乐在传递一个理解。

「文娱春秋」:你近年的音乐,传递的是你最新的理解和你的希望?

张楚:对。这就是摇滚精神。我始终用一个词——悲观,中国人悲观才去道德绑架别人。自己不幸,还要把自己的不幸凌驾于他人之上,这就是悲观的人的政治宿命,特别不好。干嘛要这样互相对待?我们中国人对文化的普遍理解只在这儿。我不是埋怨谁,但我会反抗。老一代人对人性的理解,我特别讨厌。我这么多年来,用音乐反抗悲观的道德主义,这是我这一生唯一存在的(理由)。从以前的形式主义到现在用优美的、有美感的乐观主义放在我的音乐里,年轻人很认同我,因为他们已经衣食无忧了,他们不需要道德上的悲观来绑架自己和朋友,他们希望自己人生不再重演上一代、父母互相绑架那一面了。

「文娱春秋」:你有这么丰富的思想为什么从来不表达?

张楚:(过去)那些东西就是一个尸体。虽然我仅仅是一个做音乐的人,但我的某些工作属性强迫我说出来,不然我就觉得浑浑噩噩。刚好我们俩有一个交锋,因为有这个交锋,我能把我内心追求的实实在在的是什么(讲出来)。

「文娱春秋」:你并不只是在做音乐,你还是想启迪别人。

张楚:对,我们仅仅是用道德同情强者与弱者,我就特别讨厌这个。摇滚只是表现形式。而刻在我们骨子里,是我们怎么认为这件事情、选择这件事的价值观。

「文娱春秋」:反叛不一定是呐喊,反叛有时候是思想上的启蒙。

张楚:对,是一个内在价值的建立。我们今天,中国GDP的提高,人们幸福指数慢慢增加。而在文化上,我们很悲观,但如果以后还用这种悲观的态度来看自己的生存领域,这是不对的。你明明在走向一条幸福的路,还互相别扭。



【采访后记】

宁愿错误的乐观,也不正确的悲观



张楚刚到北京的时候,坐有线公共汽车,从起始到终点有30站。
这些年,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青岛,从青岛回到北京。张楚换过很多住处,北大西门边的娄斗桥、北兵马司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还有高碑店广播学院边上、人民大学的家属区……每个地方都有他的音乐足迹。
张楚最近住的地方,是他在顺义租的房子。一架钢琴、三把吉他、一把从新疆淘来的弦乐器,四个书架的书、两只阿比猫,和一个张楚……
张楚一直养猫,阿比猫

这是一个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的采访。我们到张楚家后,他不停到厨房烧水、倒水,再一次次把水杯从厨房拿到客厅。直到采访结束,水杯没有人动,因为每个水杯从形状到颜色都不相同,原来他一开始是在为客人倒水。

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采访。你很少看到张楚情绪激动地讲话。

他的眼睛瞪得浑圆——

“我知道你们最希望挑事。”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我的音乐,不会管张楚是哪一年生的。”

“你们媒体会永远从另外的角度,不从作品切入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不爱跟媒体玩的原因,你们那个角度永远带给人误解。”

采访张楚的头天晚上,我给乐评人李皖打了个电话。李皖对张楚的专辑一直关注,写过多篇分析透彻的乐评。但他最近重听张楚早期专辑时,发现自己曾误解了他。在李皖看来,张楚是健康的、独特的、未社会化的,且一直保持童年的视角,但长期被大众误解。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完全理解他,主要是不理解他整个精神世界的脉络结构。他自己也没表达清楚过,他曾经那些访谈都很奇怪。”

李皖的这番话,也是我第二天计划采访张楚的关键问题——他的作品精神来源于何处?以及关于这个世界对他的误解,他如何看待?








我们的采访从最近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开始。

过去的一个月里,张楚和萧敬腾、李玉刚、吴莫愁、尚雯婕等歌手共同出现在浙江卫视《闪光的乐队》节目中。这是一档“音乐社交”为主题的音乐比赛,歌手间组合乐队,改编歌曲重新演绎。

不善社交的张楚很少参加综艺。梁龙在现场看到张楚,忍不住问他,“他们怎么把你请来的?”

《闪光的乐队》总导演范家驹筹备节目伊始,希望节目中有个标杆人物。他认为张楚作为“第一代摇滚人”够分量,虽知道他很少上综艺,还是试探问了问。“张楚担心的事,在我们节目上都没有。”范家驹认为这是请动张楚的关键。而张楚最担心,如“录制得晚”。

节目中,60后张楚和90后胡宇桐、00后李润祺组成“690乐队”,合唱了刺猬乐队2018年推出的歌曲《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张楚和黄龄、尚雯婕合作了朴树的《平凡之路》;等等。

DJ张有待是张楚的老友。他第一次听张楚唱歌,是二十多年前。当时张有待在中戏上大学,张楚常到学校找他。

“张楚写《姐姐》《蚂蚁蚂蚁》这些歌都是第一个拿木吉他,在寝室里给我唱的。”张有待对「文娱春秋」说。

如今看到老友出现在综艺节目中,张有待替他高兴,又心酸——

“能挣钱是好事,只要你说服自己能跨过这个坎。我相信穿成那样不是张楚自己想穿成这样,反正就得穿成这样。”








节目中,张楚唱起“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镜头切换到上世纪90年代张楚的演唱。

与张楚一起参加节目的90后吴莫愁,听到这首歌,双腿蜷起双手抚眼,“天哪!”80后金润吉感慨:“还是那味道。”

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由张楚词曲并演唱,收录于1994年他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

比张楚小几岁的作家韩松落对这张专辑印象深刻,“不管是词曲、调性搭配、编曲演奏都非常精致。突出了张楚幽暗的诗意。是那个年代唱片的顶峰。”

张有待认识张楚的时候,张楚已经出过磁带了,“(当时的环境)对张楚来说,可以做他想要做的样子。那时候听他出的磁带,音乐就挺奇怪的,跟当时流行乐坛所有唱歌的人都不一样,那时火的歌手如毛阿敏,当时觉得他是怪才。”

张楚第一次进录音棚,是1988年,录制《将将将》。

“当年就是我凭着自己的那种灵感,随意写出来的。当时写作的人非常少,在北京也非常少。有一些民族的元素,有一些民谣元素,也有一些摇滚的元素,就这么写了那么一张。”张楚曾回忆。

张有待认为“80年代理想化的生活状态”是张楚创作音乐的土壤和基石。“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我们当时比较自然,比较自由,没那么多目标。”张有待对「文娱春秋」说。

张有待回忆,张楚写一首歌的旋律很奇怪,“不是正常写歌的旋律。”

有时候写完歌,张楚跟乐队排练,“他也不知道这儿应该是什么速度、什么节奏。因为他用一把吉他写出来的,有时候就是随口唱出来的。”张有待对「文娱春秋」回忆。

80年代,流行乐坛刮过一阵“西北风”,如范琳琳的《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杭天琪的《信天游》,胡月的《走西口》,那英的《山沟沟》,崔健的《一无所有》,都带着浓厚的黄土风情。“西北风”的源头是陕北民歌《信天游》。

西安人张楚,他的音乐创作与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和他听到的西北音乐有一定关系。

但张楚音乐的问世,显然超前于同时代。与其他专业歌手相比,张楚更像一个流浪艺人。

90年春节,张楚写了一首《姐姐》。张有待在中戏的宿舍里,第一次听到张楚唱《姐姐》,与我们后来在电视上、专辑里听到的这首歌不同。

“他专辑里的那些音乐都是制作人帮他完善的,包括《姐姐》。最开始就是一个吉他跟他自己唱。”张有待对「文娱春秋」说。

1993年,张楚与中国火合作以《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为名录制专辑,收录了他的几首歌,包括《姐姐》。

这张专辑“有特别强的生命力”让韩松落印象颇深,那是“一种很粗糙,但很质朴、很真实的生命力。”韩松落对「文娱春秋」说。

 “特别强的生命力”到1994年年底,张楚与窦唯、何勇、唐朝乐队赴香港参加“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更加蓬勃。

对于这场演出,人们习惯称之“开辟了中国摇滚的鼎盛时代”,以及“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春天”。

这场在乐迷看来意义非凡的演出,对于张楚,只存在于过去。








前几年,《十三邀》专访张楚,采访者许知远试图梳理他过往的经历,这让他有些抗拒。类似的情况,在张楚曾经的采访中,屡见不鲜。

采访者们习惯通过重翻履历,厘清人生脉络,总结一个人的些许特点。

为何抗拒?

张楚说:“不是。摇滚乐在中国被一些标签限制住了。摇滚乐在西方来说,就是年轻人表达自我,特别是发展很快的社会,文化表达能力也很强,在表达中也形成自己的思考能力。”

对于辉煌的过去,张楚好像没有给出过通常人们期待的答案。

但张楚几年前写给《博客天下》杂志的专栏《永远的租客》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94年香港演出回来,我梦见那里远处的山顶有很多栋30层的新楼,我非常奇怪市区才有的高层会建在山顶呢?07年去澳门演出,坐船进香港港口的时候,远处的山顶那些楼突然在现实中矗立在我眼前,我脑袋有些空白,后来我的生活也有好些空白,像生命自己冻结了一样。”

这场演出会后,乐迷等了4年,才见到张楚的第三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

这张专辑所有的音乐和歌词,都完成于画家刘小东的房子里。1997年录完音后,张楚和李延亮一些乐手在五道口亚梦酒吧首演。“没想到会有几百人挤进来喝啤酒看现场”,张楚在专栏《永远的租客》一文中提到。

这张专辑中的歌曲,没有再现《姐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辉煌。

李皖认为,张楚从早期专辑到《造飞机的工厂》是他一个阶段的结束。之后,张楚长期没有声音,没再发表作品。2001年,张楚离开了北京。

90年代,音乐知识版权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很多音乐人辛苦创作的专辑,很快被盗版,且申诉无门。

当年有个著名的故事,高晓松和刘欢曾到出版总署大院“讨说法”。结果没人管,脸大也没用。高晓松曾回忆:“电影有国家电影局,上面还有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管着,可音乐连个处、科、股都没有。”

制度的不完善,只是冰山一角。

1993年,MP3音频压缩技术诞生,一首歌被压缩到几兆的大小。

随着技术的提高、成本的压缩,MP3在2000年后,逐渐降到千元以下。

人们轻点鼠标,歌曲就飞进了千家万户。同时,免费音乐下载网站迅速壮大,“在线音乐”“免费下载”是那些年音乐领域的关键词。歌曲可以免费下载,谁还花钱买专辑?

网络音乐兴起,唱片市场日渐萧条。对于传统音乐人来说,至暗时刻还在继续。2005年,湖南卫视举办了第二届“超级女声”,海选出了后来红极一时的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等歌手。

这对已然功成名就的传统音乐人来说,又是一次颠覆性的打击。

音乐人小柯曾对「文娱春秋」分析:“90年代,音乐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特权,无论写作、筛选还是播放都在少数人手里。对大众来说,你爱听不听。严格来说是不公平的。后来只不过音乐变得公平了,音乐通过网络传递让大家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展示的权利。当真正的审美浮现出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是少数人。”那几年,小柯说写音乐如设计一个产品,“特无聊,不好玩了。”

韩松落这样解释张楚的淡出:“他们那一拨人在90年代远远领先于同时代,这种‘太超前’需要很多年才能消化掉,而此后的多年又叠加了华语乐坛的衰退。他们那时候可能更敏锐觉察到这一点。”

超前,需要付出代价。“你可能要用一些时间,甚至一些抗拒,一些否认,去消化这种超前带来的后果。比如《姐姐》,现在哪有这样质疑家庭价值、批判父权的歌曲?到现在没出现第二。张楚的锐利很细微,带着戏谑黑色幽默。”韩松落对「文娱春秋」说。

曾经的成功也给张楚带来一些压力。“张楚出了专辑,有名了,他对自己获得的社会认知有一些抵触,他觉得不应该获得这样大的关注度,类似成为一个明星,而希望人们喜欢他的作品本身。原来他写音乐,是比较原始、自发的创作冲动,后来跟唱片公司有合约后,就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张专辑,就变成一种压力了,而且还有一些市场和社会的预期,自己的压力就会更大。”张有待对「文娱春秋」说。

张楚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张楚曾于1985年考入陕西机械学院,土木工程专业。两年后退学,赴北京发展。

“他不会出特别行活的东西,只能靠灵感、天赋创作,这种东西没办法预期。做第二张专辑的时候,给他的压力和打击都挺大,他有一点避世,用自闭来逃避,他就离这个社会越来越远。”张有待对「文娱春秋」说。








这样的状态,直到2005年张楚从青岛回到北京,从温暖缓慢的太阳下面,回到繁忙的城市。

“当我坐出租车拉着我的音响设备从客车站回家的时候,看到公共汽车里很多上班的年轻人,我有些为他们难过。但这个城市似乎也变得更有颜色……然后可以去的酒吧都没有了,只有周末放舞曲的小白兔。”——张楚在《永远的租客》里写。

2014年,距离他上一张专辑过去了16年,张楚终于推出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清楚》。接下来的岁月,他接连发表了专辑《不在绳子上的珍珠》《一部分》《自信心》,还有一些新歌如《自由之巅》,NET作品《山羊》。

音乐之外,他给《博客天下》杂志写过近20篇专栏。

对于张楚的写作,当时《博客天下》的主编、现在“新世相”创始人张伟认为张楚是特别好的作家。

“我觉得张楚作为写作者是极为敏锐和善于表达的,我喜欢他写的系列专栏,无论作为哪种形式的创作者,他看到的信息、故事和经历都因为他的独特内心而变得非常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他的写作让我读起来很享受,会陷入一种愉快的沉思里。”张伟对「文娱春秋」说。

据张伟所知,国内外没有类似写作风格的作家,完全是“张楚的风格”,“这是最意外和惊喜的”。








李皖最近在写《内地唱片百佳1979—2019》的书,他把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入选了。李皖重听之后,发现以前有几件事是误会了。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问世的时候,正好处于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高潮,开始了中国惊人飞速发展时期,从过去‘后文革时代’的精神、思维转向了市场经济。人们的价值观也转了,‘奔小康致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给人一种感觉,放在当时语境下理解,是对那一刻的观察和批判。”
李皖重新回看,“我们以为理解了张楚,其实一直都不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人,估计就没有。没有谁能理解他,包括我也不理解他。”
还有误会,比如《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当时感觉,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那一刻他在感慨‘大部分中国人吃饱肚子了’。我现在重新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张楚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观察,即使没有改革开放,他也那么写,也可以这么写。它跟改革开放的背景几乎没关系。”
李皖说:“张楚很独特,包括《蚂蚁》《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是他在漫长成长历程中,对中国社会带有相同特征的观察。”
李皖和张楚曾一同到新疆采风,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李皖没跟张楚接触前,靠零星的认识,觉得张楚很怪,“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李皖一直有这个印象,“他很健康,心智很健全,不像有一段时间的何勇。”
何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窦唯怎样、张楚怎样、何勇怎样”的言论,这句话后被无数媒体引用,这三个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印象深入人心。
李皖看来,张楚有清晰的思维,只是这个思维跟普通人/一般的人不一样。
“他对大的形势判断很清晰,包括那么多年为什么不写、为什么不发表专辑。他当时跟我讲,他有一个通道的问题——该如何把自己的声音抵达人群,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他找不到这种通道。所以说他是一个很清晰的人。”李皖对「文娱春秋」说。

我们送给张楚的礼物,当年他在杂志写专栏的纸样

张楚不是糊里糊涂的人,一直都不是。

“90年代之后,艺术家跟大众之间联系断掉了。你说什么合适?他在这方面困惑了很长时间,后来再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也算一种看开了。当初他有期待,(现在)他未必要背负这种期待,但对自己还是有点要求的。你起码要做的不能比以前的差太远。”李皖说。

张楚近年最完整的专辑是《一部分》。李皖挺喜欢,“因为他真实表达了自己,表达了对人生的一些观察、一些感触。他还是张楚。”

张伟在张楚诸多专栏中,最喜欢《青岛啤酒》。对于张楚与众不同的地方,张伟说:他永远是“张楚”。

采访张楚后的第二天,张楚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小时候爱看法斯宾德,觉得他特别有批判力。最后一个电影还是说,因为孤独,人做恶多端,嘴上还说,我们没有兄弟。马丁·西科西斯和他是一个路径,拍阿甘的罗伯特这种特别少的右派,会追诉到精神的源头,知道外面的好坏对错 全是假的,只有自己的心是洁净的。他们宽恕了自己的孤独,原谅了外在,获得了自由。”

不是特别理解这段话的缘由,猜想可能是他对采访中“个人主义”话题的补充。

随后,张楚补充了一条,上面说的是——对自己正直和对别人正义是两个范畴。

之后,张楚转来一条马斯克接受采访的视频,标题是——“悲观毫无作用,宁愿错误的乐观,也不正确的悲观。”

撰稿 | 茜文
编辑 | 文娱春秋音乐策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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