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经历了吸收、传播联共（布）党建理论知识，到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探索。新时期，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党章架构为基础的党建理论教材、领袖人物党建思想的系统性研究、中央领导机关组织编写的党建理论学习提纲、以阶段性党建工作布局部署为基础的理论阐释、学科建设为基调的思考成就，使其不断完善。把握党建理论构建的时代性、整体性、系统化、真实性、民族性是这一工作继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重视理论源流、理论主体、发展态势、实践价值是这一工作拓宽加深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理论体系 构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党建”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等研究认识领域等量齐观，要求理论界、学术界下大气力、下苦功夫，掌握真谛、融会贯通。^[1](P11)201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文决定推进部分有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学科的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问题倍受关注。同时，学科最基本的（基础）理论体系建设也值得深入研究，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以求探索。

一、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历程

从历史进程看，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内涵和特点。

初步形成阶段：从传播联共（布）党建知识到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探索。尽管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实践中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工作，但关注“党的建设”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播则缘于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兴起后党员队伍的扩大。1925年10—12月，在党中央创办的“北京党校”里，陈乔年讲授“党的建设”课程。1926年，在中共上海区委举办的党校里，赵世炎、罗亦农讲授“党的组织及纪律”“党的组织”等课程。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筹办党的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审定讲课提纲并讲授“党的建设”等课程。^[2](P179)1933年，李维汉和罗明在中央党校一起研究和讲授“党的建设”课程，编写“党的建设”讲义。^{[3](P340-341)}课程的主要内容以联共（布）党建基本理论要点为主。从党中央到达陕北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建理论体系构建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翻译编辑联共（布）党建理论书籍。《政党论》（1938年）将党建理论分为阶级与政党、什么是共产党、党的组织、党的生活、党的巩固、干部及党的领导7个部分。翟放所编《论政党问答（一个讨论提纲）》及其所著《论政党》内容与《政党论》基本一致，是对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4年）的阐释和综合。^[4](P64-81)二是结合自身建设实践构建党建理论框架。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由党的现状（“引言”）、基本问题（党的性质、指导思想、革命道路、群众路线）、党员（“党员”“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组织原则（“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干部”）、基础组织（“党的基础组织”）、党内管理（“奖励与处分”）、工作原则和方法（严肃性与灵活性）构成。这对后来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很大影响。三是将前两者编纂在一起形成理论体系表达。如陈昌浩所著《政党论》（1954年经修订改名为《党的建设理论》）。其内容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一则为“阶级与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怎样来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四方面内容；二则将七大通过的党章全文附于其后。自1950年代中期后，党建理论体系探索处于停滞状态。

规范化探索阶段：以党章（1982年）为框架、以党建教材为载体的党建理论体系建设。1977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恢复建制，党建学科名称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以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为平台的党建理论体系构建研究自此展开。1983年，该教研室编写的《党的建设教学大纲》正式出版。它的结构反映了当时党建理论工作者认识状况，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和路线、党的领导、党员、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组织机构、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团结与统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作风13个部分。从内容看，其中第1部分是对本学科的介绍；第2至第5部分是对十二大党章“总纲”内容的阐释；第6至第11部分是对章程主体内容的展开；最后两部分是当时党中央极为关注的两个现实问题。1985年，该教研室编写的《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正式出版。其体例结构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特点和任务、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一支适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和统一这9个部分。它的内容更具时代性、针对性。这两部教材的出版，在国内党校系统，包括少数高校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拓展深化阶段：领袖人物党建思想研究对党建理论体系构建的拓展和深化。这既是党建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里选择几部代表性的著述做评介。1989年，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组编写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将其主体内容分9个部分：形成发展条件、发展时期、领导者地位、思想建党、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建设、优良作风、整党整风、领导和工作方法及领导水平。其依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思想”第6部分“关于党的建设”的阐释和学术研究成果。1993年，严家栋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党建卷》主体内容与前书基本一致，组织建设内容有所增加，增添了与国外共产主义政党关系原则的内容。2003年，赵云献的《毛泽东建党学说论》在此基础上从17个方面展开了详尽论述，尊重历史，涵盖面广，展示了“大党建”的视野。1992年，甄小英的《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和之后蔡长水的《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研究》，卢先福的《邓小平党建理论读本》，金晓钟的《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则共同展示了邓小平党建理论体系的风貌和特征。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党建理论体系的认识。

时代化、大众化推进阶段：两部党建理论《学习纲要》勾勒出理论体系轮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理论”（1997年）提出后，“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体系”“邓小平党建思想理论体系”等命题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1998年，由多部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勾勒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轮廓：理论定位、直接目的、基本路线与政治要求、思想路线与思想建设、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组织路线与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与民主集中制、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外国政党关系、现实指导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也得到关注。200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建理论学习纲要》勾勒出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轮廓：理论定位、党的性质、思想路线、基本路线、思想建设、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全部工作的根本目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现实指导意义。两部《学习纲要》各有侧重地反映了新时期不同阶段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中心命题展开的党建理论体系构建成就。

基于新实践的多元讨论及探索阶段：以阶段性党建工作布局、工作部署为基础和党建学科建设为基调的理论体系构建探讨。新世纪，“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受到人们关注。一方面，在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探索和实践中，党建工作布局工作重点不断明确。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党的建设工作“四位一体”的布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条主线，五大建设”布局。研究者们开始对党建理论体系作出了相应阐释。如笔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学说》（2005年）绪论部分将党的建设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建设什么样的党）、“内部建设”（怎样建设党，为什么这么建）、“外部建设”（党的领导和执政）三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阐释。另一方面，2017年，“党的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后，在探索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少学者对党建理论体系构建阐发了见解。如韩强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十论”》（2020年）中将党建理论体系分解为十论，即地位作用论、目标体系论、科学依据论、理论精髓论、基本原则论、总体布局论、方式途径论、方法步骤论、质量效果论、前途命运论。此外，丁俊萍、齐卫平、陈金龙等学者在探讨党的建设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对研究和阐释“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也贡献了他们的独见。

2016年3月，习近平对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5]会长李景田从9方面概括了习近平关于党建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11月，该会组织专家于2021年3月成功编著和出版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概论》。该书继承了上述不同时期党建理论体系研究成果，完善其构架，丰富其内容。一是将党的建设理论建立在对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上，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二是用“一编”的内容叙述了党建理论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将经典作家的党建学说和理论单列一章，解决了“流”和“源”之间的关系；三是用“一编”五章内容专门说明党建目标；四是“怎样建设党”，很完整地展现了新时代党建工作主线和布局的理论要求；五是从世界眼光关注党建的未来。

二、拓展和深化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研究的基本要求

如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党建理论体系研究引向深入，笔者认为一些基本要求需要把握。

第一，是要做到准确定位，把握理论时代化要求。如前所述，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理论界对“党的建设”理论都做过适应时势需求的体系化探索，并在不同阶段得到了领导部门和同行之间的认可，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效果。循此路径，当今我们要做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等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论述做体系化的研究。这一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者只有在学深弄通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才能做好这一研究工作。目前的情况是，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不少学者、专家、理论工作者做过努力，但是能够将近十年来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进行系统化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当然这至少有客观因素的影响，如与这一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2021年6月才出版，其包含内容几乎是2016年初版的两倍之多；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019年10月才出版，《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2019年8月也才出版。而相关学术研究、理论探索大多定格在党的十九大后的一年左右时间内，对新的理论阐释关注不够。

第二，是要做到拓宽视野，把握理论整体性要求。亦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不少研究者一般从某一历史阶段党中央部署的党的建设工作布局来勾画党的建设理论体系，诸如“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或“一条主线，五大建设”）“五加二”（也有称“六加一”），等等。21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要从“大党建”视野看问题，应当把“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联系在一起思考党的建设问题。仅考虑前者忽视后者，“党的建设”就失去了方向；仅考虑后者忽视前者，“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就失去了根据。只有将两者统筹考虑，才能使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完备起来。换言之，“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不但要回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命题，更要回应“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命题，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太深入。此外，人们对后者的思考还未取得研究范围的多数认同，如是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仅限于地位、体制、方式、能力方面，还是将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具体领导工作包含在内，认识并不一致。

第三，是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掌握理论观点之间联系的有机性。仅从基于每一阶段党中央部署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工作重点构建的狭义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研究成果看，不少研究成果仅限于某一方面的专题性的解释、解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象比比皆是。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论述内容为例，一则，“一条主线”与“五加二”（或“六加一”）总体布局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二则，“一条主线”中的“长期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和纯洁性”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先进性”与“纯洁性”又存在什么关系？三则，在“五加二”（或“六加一”）总体布局中，各项建设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一目了然、易于理解，那么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党的纪律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与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思想建设的关系如何？各部分建设在整个“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何种作用？目前还没有多少研究成果予以说明。这当然需要尊重党建实际发展，尊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更尊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的更新的理论创造，进而从中把握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以及理论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

第四，是要以事实为根据，尊重理论本来面目。这里的“事实”，一是曾经存在过的、不容后人否认的“历史事实”；二是目前正存在的、不以某些人、某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事实”；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客观存在的“理论事实”。对于研究“党的建设理论体系”而言，目前有些研究者存在偏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尊重“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历史发展脉络，不看党的建设文献资料，每次重要会议后，想当然地总结出若干“创新”论断、范畴、概念、提法，比如“发展党内民主”至少早在1937年的党内文件中就已提出，但有的人看到2004年的文献，认为这取代了“发扬党内民主”，是“创新”；另一方面是不尊重“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理论本性，不懂或也不想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政党这一基本理论常识，套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关于西方政党的概念解释，随意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和政党学说，如“政党转型”“使命型政党”“政治中介”“沟通理论”等等。正因如此，研究党的建设话语体系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多为泛泛而谈的原则要求，具体的实体部分如党的建设工作话语、宣传话语、理论话语并未涉及。

第五，是以历史为根基，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指导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阶级属性上是工人阶级政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尽管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但是没有变成苏联共产党那样的政党。为什么？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P651)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7](P408)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中不但相当多地借鉴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警句名言，而且表达逻辑，甚至话语风格处处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风貌。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照。但是，在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依然阙如。

三、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几点思考

在认真研读学术界、理论界研究、思考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并针对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对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重视这一理论体系的理论源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党的建设理论自然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尽管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21世纪以来学界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研究并未有突破性进展。在个案研究方面，多数研究成果并未对新译资料进行解读和运用，而是在重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探索成就。在整体研究方面，由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力度渐弱，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研究力量削弱。但作为“党的建设”学科构建基础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研究又不得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一理论源流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历程，这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从行为主体看，没有党建史就不能称得上中共党史；没有党建理论史就不能称得上党建史。但是，目前党建理论史的研究工作与党建理论史基本文献整理成果并不对称，或者说并没有多少人去认真阅读文献资料，更不要说能结合文献资料背后的实践资料给予深度解读。以目前理论界对“伟大建党精神”的阐释为例，大多数人关注四句话的内涵和逻辑关系，很少有人关注塑造它的主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他们包括哪些人？有的人说是参加党的一大的13个代表，有的说是当时国内的50多名党员。如是，则没有参加一大的李大钊就不算了？在国外的周恩来也就不算？其实，这既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常识性”在于党的创建时期有明确规定，即1921年3月到1923年5月，党的三大召开时全党党员共420人，“先驱们”就在其中。“值得研究”在于只有那些备受艰难辛苦仍对党忠贞不渝直至自然生命结束的人，那些为了革命事业操劳奔波、呕心沥血、英年早逝的人，那些在敌人的屠刀下就义、枪弹下牺牲的人，才能称为“先驱”。而那些叛党叛国之徒，被党组织除名之辈，中途退党或退了又入之人，都不能被称之为“先驱”。“伟大建党精神”应该由“先驱们”用自己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初衷的事迹铸就而成。只有了解这些实践资料，才能读懂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才能从文献资料的字面含义读懂背后的精神实质。所以，只有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问题，即实现文献资料与实践史料深度结合，才能把握好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第二，重视这一理论体系的理论主体。按目前“大党建”的认识框架，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目标论”，要回答的命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它包括对党的基本问题回应，如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初心使命，党的行动指南，党的路线，党的基本构成等；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二是“目的论”，要回答的命题是“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换言之，“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之间的关系。答案是“党的建设”直接为“党的领导”服务，“党的领导”直接为“党的事业”服务。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包括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等等。三是“方法论”，要回答的命题是“怎样建设党”。如政治建设的统领、根本、首要地位的坚持；思想建设的基础地位（“铸魂”“高标准”）培育；组织建设的实体、平台地位（“造型”）构筑；作风建设的综合性和外在性地位（由外而内地抓党建的形象建设，但绝不是涂脂抹粉的“形象设计”）坚守；纪律建设的起点性（“守底线”）维护；制度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具体刚性要求；反腐败斗争（执政党建设中的“防疫”“抗疫”）的必要举措。

第三，重视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态势。“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8](P22)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作出了战略规划，并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9](P17)基于此，党的建设理论必然随着党的建设实践，随着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而发展。对于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可期的发展态势认识和研究，本文认为：一是要全面系统、深入思考、联系实际、及时跟踪地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认真研习习近平在做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地方党委领导、党中央主管党务工作领导期间的党建工作文献资料，进而完整准确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体系、禀赋和特征。二是结合“四史”的学习和研究，进一步认真研究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认真研究各方面建设的历史，深化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使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更具内在的缜密的理论逻辑，对其中的每一个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概念的表达更具理论的深度，历史的厚度。三是在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民族化阐释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基本原则前提下，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政治文化，包括中国近代革命政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构建、理论观点的话语表达和思维逻辑之间一致性的关系，等等。

第四，重视这一理论体系的应用价值。其一，对于“党的建设”学科建设而言，目前全国高校、党校系统正缺乏一本全面反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探索成就的，被广为认可的教科书。在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有了认真研究成就的基础上，编纂这样的一本教科书很有必要。其二，对于党的思想理论传播而言，如能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作出适合于大、中、小学校学生的系统性、专题性阐释、说明，有利于这一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其三，对于广大党务工作者，尤其是基层党务工作者来说，能够全面地、系统地、快捷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消除把党建工作、党务单纯当成上级安排、上面布置下来的不得不完成的“硬任务”心理，消除把这些工作当成零活、零工心理，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观念，极其有益。其四，就外宣工作而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故事”，即如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要干什么？为什么能干成那么大的伟大事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等等。这些都只有在对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有深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到。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李维汉.会议与研究，上[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4]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5]习近平就全国党建研究会第六次全员代表大会召开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 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16-03-24（1）.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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