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原初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建设性“理念”，到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实存”，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在从“理念”到“实存”的构建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获得它得以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条件，这一客观条件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存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开创进程。这双重开创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完成了“实践地”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历史性奠基：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它们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普遍文明”旨归的实存基础，据此实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向“实存”方向上迈进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跃迁，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定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进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三次理论飞跃。从实践上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从理论到实践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以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基础，进一步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存基础，并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地进入了21世纪世界历史行进的科学轨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理念”到“实存”的发展过程，否则就仅仅是一“理念”而已。按照世界历史行进规律，这一实存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征程中，被历史地铸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开展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定向。当一种生产方式达到创造新文明形态的程度的时候，便为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现实基础。这一新文明形态将引领世界历史按照原初的既定目的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神圣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获得这一实存基础之后便开拓出世界历史的新进程。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在世界历史行进中自发形成的，因而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创造新文明形态的世界历史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在自觉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也是在世界各国向往“普遍文明”的交流互鉴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中应运而生的。冷战后世界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把世界历史推向了不确定性的迷茫，而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的出现，使世界历史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历史的车轮”作为强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必然要寻求到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自然的必然”，但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在应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诞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为世界历史进程再一次指明了方向。诚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任务的阶段性完成，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仍然是世界历史行进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仍然是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新文明形态必定要进一步被更加高级的文明形态所扬弃，直到马克思设想的新文明形态的完全到来以及世界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形态，摆脱资本逻辑导致的“文明的冲突”。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在于扬弃资本逻辑的文明冲突，探索人类和平的可能之路。扬弃资本逻辑的文明冲突不是彻底消除资本逻辑，而是把资本逻辑作为“手段”扬弃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普遍文明”新形态对资本逻辑的修正，从而继续发挥资本逻辑对于世界历史的积极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的世界历史普遍交往形式历史性地落实在“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一国际关系格局，并确立了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新文明观。这一新文明形态给出的普遍法则是：坚持每个国家和民族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不破坏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坚持每个国家和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核心利益，但同时不干涉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核心利益。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即有差别的统一性，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维方式和根本规律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原理。

再次，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的“普遍文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存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偶然创生的，而是具有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一方面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初意向之中；另一方面蕴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当中。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中介环节，由此它获得了“因果—目的”双重必然性，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因果必然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必然性。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存基础。最为重要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化交流互鉴中确立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普遍文明的价值观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普遍文明”的内在灵魂。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最根本的精神基础上确立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不同于把某一个国家的特殊价值强行作为共同价值的“普世价值”。如果不能够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无法成为通向“普遍文明”的典范。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行进平台。世界历史不是黑格尔意义上抽象的“世界精神”，而是要诉诸人类文明形态来开辟它前行的道路。世界历史在直接性上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基础形成的有机整体，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利益上的交往，而是在通向“普遍文明”的道路上同时构筑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扬弃各民族国家文明的特殊性而跃迁为“普遍文明”，便产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以民族国家各自的特殊文明为基础，同时又指向“普遍文明”，因而那些能够代表世界历史进步方向的文明形态，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运行平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新文明形态，秉承着马克思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关怀，把为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世界谋大同作为目标，因此为世界历史提供了“普遍文明”向度的行进平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形态。而如何超越社会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和偏见，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消除社会形态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打开了新的空间，因而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什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如果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对人类的普遍利益有所帮助，就不能是“普遍文明”的基础；而如果不是“普遍文明”的基础，就不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而如果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不会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地”推向世界历史进程。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它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存基础的前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必然性要从以下双重坐标中的定向得到确认，即世界历史格局中的定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定向——它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创造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必然性基础。在这一双重坐标中，便呈现如下世界历史进程的逻辑图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在“因果—目的”的双向互动中构成了世界历史行进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但隐而不显地直接表现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实际上在完成着世界历史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诚然首先是诸多现代化中的一种，可以有美国式现代化、英国式现代化、德国式现代化等。然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首先是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带入到这种特殊的现代化形式之中的。自那时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普遍目的就已经嵌入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了。我们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在本质上是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承诺。因此，从最初开始，中国式现代化就已经不仅仅是诸多现代化模式中的“一种”，而具有了马克思人类命运归宿意义上的普遍性。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的问题被呈现在现代化道路的显著位置。这与资本逻辑文明导致两大敌对阶级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同富裕”最初就被置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之中，这就是邓小平的警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因此，需要强调的就在于，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原初就被设置于世界历史进程，并完成着世界历史托付给它的历史任务，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关键。

严谨地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只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才获得了它最本质的意义。我们要说明的是，西方现代化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现代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是在“整体是部分之和”的意义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吗？即世界是“整体”，每个国家是其中一个“部分”？如果坚持个体简单相加构成整体的思路，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在诸多并存的文明形态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家族，而是说，在总体性质上看，如果人类文明代表着世界历史进步方向的话，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就获得了质的意义上的提升。它意味着这一文明形态为世界历史的目的向着当下时代的到来缩短了距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P15)一样。因此，在世界历史的观念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最初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确定性的规定，但就其逻辑内涵和时代精神凝结其中的现实化来说，这一文明形态是世界历史目的的阶段性到场。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把中国式道路和由它所开创的新文明形态仅仅看作与其他个体性发展道路和特殊文明形态相并列的“一种”，而是要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新文明形态放置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审视，因此它才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意义。

进一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概念只有在世界历史的统摄性中才获得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和世界历史目的必然性，这同样是“因果—目的”互动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先行理念，乃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获得其实存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概念在时间上出现得相对比较晚，但这是在“完成时”意义上的总结回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将来时”意义上的承诺，这一承诺在实践逻辑上却是先行的。审视和评价历史总是要遵循“完成时”和“将来时”两个维度（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因此，合目的与合规律也在两个维度展开，而它们同时遵循双重思维逻辑，一个是知性逻辑，一个是反思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概念只有放在世界历史进程这一坐标中，才不会因为仅仅着眼于中国的狭隘视野而掩蔽其世界历史意义。这三个概念一方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成就的高度概括；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这一新道路本身构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容，而不是以下的误解：仿佛中国式现代化起初被遗忘在世界历史之外而单独存在，而后因为其取得了对于中国自身和世界的成就，才被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或者说，在经验的世界历史中它影响了现存世界历史进程，因而才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如果是这样，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将仅仅是偶然的而不具有必然性。这样的理解只在于澄清：中国式现代化在原初就被置于世界历史目的之下，因而从开端处即是世界历史本身，而不是随着它的发展而后天“走进”世界历史的。因此，我们反对的就是那种把中国与世界历史割裂开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仿佛起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只是在它发展到足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时候，它才走进了世界历史。这样的理解实质是最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如此理解的危害在于，从开端处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了，似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偶然”地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的，从而忽略其原初的必然性。

世界历史作为宏观的“大道”，在具体的现实中必然落实在生产方式、文明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环节构成的行进轨迹当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根本上它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尚未达到完全消除资本逻辑的历史阶段，因此如何扬弃资本逻辑而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当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化，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2](P32)的时候，这不仅是直观现实社会的历史性变革，而且在深层次上标志着资本已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形态”。这就是，随着资本的扩张和普遍交往的形成，整个世界历史被划分为两大敌对阶级，而且必然导致冲突（两个必然），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形态出现了一次根本危机,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在生产关系这一向度上发生分裂和冲突的基本模式已经开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资本，这在根本上开启了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空间。扬弃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已经通过“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手段”的有机融合并实现两者的“和平共处”中获得了原初意向。马克思毕生的努力在于宣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逻辑支配人类这一现存世界秩序的批判。在资本逻辑尚未孕育出完全否定其自身的阶段，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容纳条件尚未瓦解之前，扬弃资本逻辑只能在历史的连续性中逐渐展开。因此，驾驭资本逻辑乃是扬弃资本逻辑的前提。“求同存异”与“合作共赢”这两个概念因此上升为世界历史范畴，两者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发展领域而被赋予了扬弃资本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定向。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学者在西方世界看到后资本逻辑时代的曙光：“自21世纪初以来，西方的声望日渐衰微。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再是世界羡慕的对象。西方民主受到质疑的同时，它的全球实力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与此同时，世界的重心正在不可逆转地转向东方。”^[3](P143)因此，如何在“后资本逻辑时代”^[4]创造新的人类普遍交往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核心主题，进而这一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基础。简言之，离开新的文明形态和普遍交往的新原则，就无法实质性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才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界历史要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开展出通向永久和平的稳定状态作为目的，就必须为永久和平提供一种文明形态的准备，这一新文明形态将是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新文明观和世界格局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下事实是清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凭此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贡献。所以承认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存基础，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新文明形态作为普遍交往形式的实体性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没有根基的，而仅仅是一个世界历史的“理念”。如果新的文明形态能够为普遍交往带来共识并避免资本逻辑的内在冲突，用新文明形态扬弃资本逻辑的内在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实践地”进驻世界历史进程。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的分析表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21世纪的“普遍文明形态”，因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存基础。所谓“实存”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是指一个事物具有了现实的根据。“实存就是从根据发展出来的存在，经过中介的扬弃过程才恢复了的存在。”^[5](P266)因此，“根据”是实存概念的本质规定。正是在新文明形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据”的意义上，才有资格指认新文明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存基础。那么，为什么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存基础？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存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中国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持有的“理念”。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当这一理念获得了它的实证的和科学基础的时候，这一理念必然获得其实存基础，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性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这一实存基础。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形态是两种异质性文明形态。那么，在两种异质性文明形态基础上，能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据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两个相反的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如果一种文明形态是符合世界历史趋势的逻辑正值，那么另一种文明形态就必然是违背世界历史进程的逻辑负值。因而两种异质性文明形态不能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一逻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在那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目的、主导历史前进方向的文明形态基础上才是可能的。那么，两种制度是否可以在同一种文明形态中并存？尽管沃夫冈·施特雷克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增长放缓、寡头的再分配、公共领域的掠夺、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五大系统性失调，而目前又没有任何政治机制能够应对这些阻碍，因此资本主义将继续倒退和萎缩，直到有一天自我终结。”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不会在短时期内消亡。因此，如前文所分析，如果存在一条普遍原则，该原则在尊重各自选择道路基础上不破坏其他国家选择自己的道路，尊重各自的文化价值观而不破坏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一普遍原则将使超越各自制度和价值观的特殊性而上升为普遍的文明形态成为可能。因此，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并不是普遍文明形态的阻碍因素，反倒表明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一种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文明形态是可能的。而这就需要在特殊价值观基础上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普遍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进一步，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人类文明形态的主导价值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这仍然要以马克思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考察为依据。世界历史目的是评价文明形态的绝对依据，离开世界历史目的，我们无法确立文明形态的价值向度。因此，世界历史目的的客观性便构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绝对评价依据。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为世界历史确立的目的是被科学和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因而具有绝对的普遍性。现在看，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显露出与世界历史行进的反向关系或逆向关系（如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放弃永久和平而坚持制造世界对抗的冷战思维及其价值观，是无法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这一世界历史目的的。“正因为自由主义未能给个人提供一种共同体认知，它无法成为将一个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6](P140)因此，在理论上来看，资本文明形态是背离世界历史目的的，因而无法成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主导力量。尽管资本文明形态创造了世界历史，但资本文明形态却无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存基础，正如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历史，但却无法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一样，世界历史的主体只能由无产阶级承担。因此，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只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主导的新文明形态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因而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存基础。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普遍文明的政治逻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存基础。把民主原则作为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定向。因为，每个国家如果不是反人类的，就必然天然地获得它在人类共同体中存在的绝对权利。因此，一个国家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利益的同时，不破坏其他国家追求自由和生存发展的权利，乃是基于民主原则的政治哲学原理。进一步，在世界历史形成普遍交往的时候，我们必须引入“世界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概念的世界历史性拓展。在世界生产关系中，国家作为经济主体，主体间就必然应该相互承认其核心利益，因为资本逻辑的偏向是导致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在对英法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中指出，“如今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那些曾经认为将会消失的贫富差距竟然卷土重来，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7](P485)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世界生产关系的破坏。

“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处理利益关系的主导原则，它把剩余价值消融在了资本逻辑之中从而克服了资本逻辑的偏向。在文化上，如果是文化霸权主义下的“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显然是文化上的不平等。跨越国家间主体间性的交流互鉴是一种文明形态获得其普遍意义的唯一道路。相反，如果是霸权原则、普世价值、零和博弈、价值渗透、放弃和平承诺等，这些作为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形态的价值，则无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世界历史进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不是某个国家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景，就必然具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性。唯当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够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生长出来。上述决定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的客观性，其终极根据是人类可持续生存预设，并把自由和解放作为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是由马克思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规律获得历史性证明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依托于单独存在的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每一个国家或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就必须要确立一种能够达成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作为共同体就必须拥有共同体的基本法则，离开法则是不会有共同体而言的。共同体意味着在某些价值方面的一致性。如果没有共同价值作为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具体化的基本法则，共同体就难以成立或者根本无法成立。正如黑勒所指出的，“不同社会行动的永无止境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被导向了一个有序的和规整的统一体。政治性的决断行为建立并维持了一种法律秩序——该秩序的存在、实定性或有效性永远有赖于那个行动统一体的存在”。进一步，共同价值来自何处？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其世界历史理论，这些共同价值需要有一种基础性的文明形态来支撑。这就是说，文明形态是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当然，共同体不是没有差别的“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的“有差别的同一”。正如黑格尔指出，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无差别的同一是没有意义的，人不会按照同一律来说话。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形态都是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功利性关系中及其矛盾的推动下形成和演变的。超越功利性文明形态而从物质文明升迁到精神文明为主导的文明形态，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才是可能的。当一种文明形态不再使民族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和利益侵占的关系的时候，不再把国家作为侵略的权力并制造阶级冲突的工具，这一文明形态便具有了适合人类生存的普遍性。民族国家间如何在利益关系中超越利益分歧，只有通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导才是可能的。如果只有黑格尔所说的国家间只有不同的利益而没有共同价值，将意味着世界历史不会消除战争而进入永久和平。“黑格尔认识到，没有一种理性的方式可以从世界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8](P347)因此，当代世界必须完成一场人类价值观革命，这是人类新文明形态的逻辑起点。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构成了新文明形态的内在灵魂，从而才能使这一文明形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照光。各民族只能依靠“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世界历史的精神向导，才能打破利己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为实践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存基础。

我们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考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的关系。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个环节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唯当如此，我们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作为21世纪继承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起点，并把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最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存基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获得了客观规律的实存基础，正如马克思通过世界历史的“两个必然”规律为共产主义确立必然性一样。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必然性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定向；二是在前者的统摄之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提供了实存基础。这两个方面为21世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光明前景。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英]爱德华·卢斯.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M].张舒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4] 吴宏政.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J].中国社会科学，2021，（4）.

[5]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M].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7] [法]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美]加里·B.赫伯特.权利的哲学史[M].黄涛，王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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