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在创新中形成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是包括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代表的经济运行理论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体系。中国经济学面对社会经济关系、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三个层面，从经济制度、经济效率效益、发展动力和经济安全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定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定位于现代化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学不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直面现实经济问题，成为致用的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排斥有选择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 理论体系 构建 创新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P327)中国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在创新中形成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经济学，对此，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概念。实践中，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在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时，中国不仅有效控制住了疫情，而且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堪称奇迹，指导这个经济奇迹产生的经济学理论，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的中国经济学。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富矿”。其成果写在中国的大地上。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为代表，中国经济学在发展阶段、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现在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不仅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已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包括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代表的经济运行理论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能够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正因如此，它具有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作为中国经济学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本来就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系统构建，它是对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成果。

经济学旨在对一定社会经济进行经济分析。与一般的经济话题不同，中国经济学注重的是经济规律分析。经济学要能解释世界，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分析，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就是对各种经济现象从经济规律上作出科学解释。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不同的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就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识经济规律的目的就是尊重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分析的目标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所面对的当代中国经济，涉及政府、市场、企业和居民四个经济主体、三个经济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经济关系本质层面，涉及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说明。第二个层面是经济运行层面，涉及对资源配置方式和相应的经济体制机制的分析。经济运行又分为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第三个层面是经济发展层面，这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研究层面。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规律同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在低收入阶段关注的是摆脱贫困问题，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解决的是现代化和人民富裕问题。 

针对上述经济主体和经济层面，中国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分析有四个维度。

一是经济制度。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有其制度背景。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经济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这一层面分析的目标是解决社会经济制度是否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涉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类是基于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它既要反映前一种制度的基本要求，又可能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也即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就有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企业制度、市场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虽然这些体制有时也被称为经济制度，但同前一种类型的制度是不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制是可以随着发展的需要调整和改变的。经济制度分析，不仅涉及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而且要在坚持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寻求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二是经济效益。经济学必然要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效率，还涉及投入和产出效益的比较。马克思使用要素生产率概念，如土地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而经济学在发展中产生了交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分析工具。用这些分析工具衡量经济效率和效益得出的结果，能够成为完善经济制度、改革经济体制的依据。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就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改革目标。

三是发展动力。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利益关系同发展动力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要寻求推翻这个社会的动力，中国经济学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分析是要寻求建设这个社会的动力。首先是制度的动力。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发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动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其次是需求侧的动力。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指令性计划，让企业受市场的调节，产生了市场需求的动力。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力。其中，消费拉动力越来越大。最后是供给侧动力，供给侧的结构、效率、创新和相应制度方面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这些方面寻求发展的动力。

四是经济安全，也就是规避经济风险。经济安全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均衡，防止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经济安全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特别是为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调控。现实中的经济安全分析还涉及规避微观和宏观风险，如市场（包括价格和汇率）风险，并购风险等。经济学的研究也从资源配置延伸到风险配置，例如现代金融学的研究从金融资源的配置延伸到各种风险工具的配置。经济学的风险分析，除了规避风险外，还有风险管理问题。对有风险收益的风险，不是规避问题，而是需要敢于冒风险，例如创新有风险，但可能得到创新收益，企业家就是要敢于冒这种风险。再如面对市场风险进行对冲，不仅可以减轻风险损失，还可能得到风险管理的收益。这种风险管理也是经济安全分析的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经济制度、经济效益、发展动力、经济安全是经济分析的四个维度。经济运行难免遇到一系列的矛盾，例如速度和效益的矛盾、安全和风险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等，但无论如何权衡与取舍，经济分析的结论目标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研究经济问题需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即所处发展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导向。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在于准确定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进入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任务，推进符合时代特征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第一，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原来我国的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以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作为“普照的光”，排斥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没有经历能够促使生产力大发展的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的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还需要有个阶段完成别的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生产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服从于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就存在两个定位：一是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相适应的多种分配制度。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处于初级阶段，不仅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完善，而且其具体形式也可能是多样的。这个阶段的主题是改革和发展，改革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发展生产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过去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转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成为发展的重点。二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涉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发展动力，已成为新时代的主题。

第二，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是资源配置。我国原来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改革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了300多年。而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有40多年的历史，是发育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结合。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先前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现在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阶段的主题是转型和建设，即由不完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体现在与经济运行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转型，如政府转型，企业制度转型，市场制度转型等。

第三，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定位于现代化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阶段上告别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摆脱了绝对贫困问题，紧接着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因此，不仅需要研究现代化的一般目标和进程，更要研究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尤其要研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对开启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意义。此外，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对现代化的研究需要防止陷入并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 年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跨越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危机不断加深的现象。“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若难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后果是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种发展模式使得“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三大威胁：一是收入差距达到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的顶点，难以出现向下的态势；二是腐败案频发，腐败问题也到了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的顶点；三是环境污染问题同样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难以出现向下的态势。特别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居民不可能容忍由权利的不公平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人们更关注健康和教育，相应的维权意识也大大增强。同时，实践也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陷入这个陷阱，像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靠进一步现代化跨过了这个陷阱。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威胁的存在，不等于我们一定会进入这一陷阱，而是需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发展和现代化来跨越它。

经济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因此中国经济学不能停留在对抽象概念的分析上，需要直面现实经济问题，成为致用的经济学。

与过去的低收入阶段相比，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需要破解一系列发展难题，相应地，对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强烈需求，核心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大国在低收入阶段一般实施赶超战略，以GDP总量增长为导向，发展问题实际上只是增长问题，目标单一。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中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发展就不只是增长问题了，增长不等于发展。如果经济增长了，但是环境被破坏了，人民的健康受损了，贫富分化了，这种增长是无意义的。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有更广泛的含义，涉及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经济发展所关心的是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包括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的进步、制度的优化和文化创新。不仅是摆脱贫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增加社会福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增长模式的转换。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到了极限，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到了极限，在供求结构方面有效供给不足和低端供给并存。加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科技和经济发展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打压，我国的增长速度转向中高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现代化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要保持中高速甚至比中等发达国家更高的速度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要使中高速增长得以可持续，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支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不只是集约型，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发展方式。这需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需要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小成本。只有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福利增进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有价值的。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经济发展需要由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使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是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结构优化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中心问题。研究全球经济格局，可以将各个国家按照经济结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消费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等，这类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第二类是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如我国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类国家的特点是经济规模大，但不一定富。第三类是资源型国家，如中东等石油生产国，这些国家富裕但不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个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消费和金融主导型国家明确提出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的转型目标，这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制造业，而是发展知识密集的和绿色的制造业。部分资源型国家不满足于出卖资源，开始强调发展资源加工制造业，以提高附加值。这两类国家的转型无疑会增加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的竞争压力，从而迫使像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的转型，即提出扩大消费并发展金融业的目标。当然，这种转型不只是出于压力应对，更主要的是也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称。这种转型可以明显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变。对我国来说，优化经济结构还有补短板问题。现代化的进度是由短板决定的，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短板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制约因素。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平衡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据此，需要根据共享和协调的要求补齐短板，包括补齐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短板以克服城乡二元结构，补齐后发地区发展的短板，补齐生态文明的短板，以及补齐人的发展的短板。

三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已经形成，但在实践中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国民经济循环既在国内又可能进入国外，由此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指的是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都在国内。外循环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消费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涉及进口和出口；二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在国外，形成产业链的外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调整进出口战略，还需要将外循环的“卡脖子环节”转向国内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国民经济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这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需求侧重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发挥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供给侧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外循环则重在推进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2](P82)这三方面同样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资源。

当代世界的经济学有两大理论体系或范式，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西方经济学。总体上说，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它同西方经济学除了在世界观上有根本区别外，在研究经济问题上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和促进作用，突出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相应地，就有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理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涉及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其理论范式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完全理论。相应的，就有突出效率的经济运行理论。

第二，经济研究的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的分析，注重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西方经济学偏重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对经济现象表层进行描述和分析，更为关注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层面也可能交叉。偏重经济运行分析的西方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但这种制度分析是以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永恒的制度为前提的，是在这一前提下对具体制度或体制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偏重生产关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会分析经济运行，但它对经济运行分析的重点是各种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调整。对同一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例如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说明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是一种均衡价格。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运动受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供求平衡的价格就是反映价值的价格。根据研究任务需要，讨论价格体制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描述市场价格变动可能会用到西方经济学。再如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把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之界定为剩余价值分割的形式，并由此确定了各自量的界限。再如制度分析，西方的制度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重点研究企业制度、市场制度、产权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制度的研究重点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当然也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产权制度。

显然，这两个理论体系依照各自的研究方法、层次对分析经济过程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是本质层次、制度层次的分析，因而它应该成为经济分析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学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也是不现实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包含了同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为什么作为其理论概括的中国经济学就不能有相应的理论借鉴呢？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学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范畴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使用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包括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等，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二元结构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这些范畴和理论进入中国经济学就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可以同世界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客观比较并为我所用。当然，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进入中国经济学有个批判地吸收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要在其所反映的制度性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方面进行中国化改造。其中，最为重要的中国化要求就是适应人口大国、处于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实际，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共同富裕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它也常常用到数学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P8)马克思的抽象法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科学思维过程。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即依据唯物辩证法，对普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撇开次要的因素，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并综合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阐明经济范畴，揭示经济规律。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也就是依据前一过程的结果，从最简单的最基本的范畴开始，循着由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思维过程建立逻辑体系。上述两个过程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P701)不仅在经济学体系上运用抽象法，在研究具体的经济现象时也运用抽象法，例如对供求关系的分析，就如马克思所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4](P489)但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4](P489)这种抽象分析方法，是要寻求供求一致时的内在的必然性。

马克思当时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经济发展到现当代，电脑的产生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经济学原理可以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和实验，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电脑的产生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经济学原理可以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和实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展就是从改革开放的试点中得出的结论。这表明实验和试点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学的方法。

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方法都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人认为，一门学科只有在使用数学时，才称得上是科学，因而西方一些经济学文献对经济学科的地位作了高度的评价：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明珠，经济学则是社会科学的明珠。可以肯定，能够得到数学证明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但不能反过来说，得不到数学证明的理论就不是科学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方面，现实中许多经济关系是无法量化的。某些在西方国家可以量化的经济关系在我国不一定能够量化，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关系正处于转型中，经济关系越不规范，越难以量化。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大师最早提出的理论和思想都不是数学形式的，恰恰是后人力图用数学去证明这些理论。实际上，数学作为精密的学科，有时可能会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性思维产生束缚，因为经济学研究重要的是思想。当然，新思想产生后需要得到论证，数量分析是一种论证方式。

现代经济学使用较多的模型分析方法也是数量分析方法。模型是理论的一种规范化表达，它通常是对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假设关系的数学表述。实际上，模型分析也是一种抽象分析的方法。所有的模型都是舍掉一些不必要的部分而使现实经济问题简单化。就是说，模型以简明的方式展示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方面。但是，当我们使用模型这一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时，又必须注意到，由于模型作了抽象而过于简单，经济模型和产生模型的理论会丢掉大量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性。当用一种经济模型来帮助制定实际的制度安排时，通常需要重新引入在建立模型时被舍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因素。有学者发表的《剖析现代经济学》一文在肯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5]有关经济的思想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思想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了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据推导。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像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混同一样。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是规范分析。现代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在突出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和费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的解释，实证分析试图在不作出是好是坏的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分析经济体系的行为和运行。它回答所分析的经济对象“是什么”的问题。统计分析方法就属于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则是考察经济行为的后果，并且提出它们是好还是坏，以及这些结果是否可以变得更好的判断。因此规范分析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现实的经济学因其主要采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而区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但是将两种方法合在一起使用，可能更科学。

经济分析的辩证法表现在习近平所多次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上。他以市场和政府作用为例说，“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6](P58) “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重点论”就是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即使明确了某一方面是重点，也不能偏废另一方面。40多年经济改革的逻辑和理论突破，每一个方面都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涉及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两点，改革的重点是市场化。不仅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还要完善市场。所有制改革涉及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点，即两个毫不动摇，改革的重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先是放开并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后是推进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按劳分配为主和按要素分配两点。改革的重点是按要素分配。先是推进要素参与分配，后是完善按要素分配。经济运行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点，改革重点是供给侧。先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后是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根据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中的重点是根据需要确定的，明确重点的一方，不能偏废非重点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根据需要，另一方也会成为重点。明确这一点对改革的协同性非常重要。改革到一定阶段，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先非重点的可能会转化为重点。例如所有制的改革，起初的重点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到一定阶段国有经济如不作相应改革，不仅国有经济效益进一步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可能丧失。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逐步成为改革的重点。再如分配制度的改革，面对过大的收入差距，为推动共同富裕，就要更为重视按劳分配为主体。再如供给侧改革涉及长期的发展，但经济在短期内面临下行压力，为了稳经济就需要采取扩大总需求的调控。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必然会有新的创新和突破性进展。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钱颖一.剖析现代经济学[J].中国经济报告，2019，（3）.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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