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4期

卢卡奇思想遗产的批判性回顾与研究展望

——访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吕迪格·丹内曼博士

[受访者简介] 吕迪格·丹内曼博士（Dr. Rüdiger Dannemann），当代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及创始人之一，《卢卡奇年鉴》主编，著有《物化：论卢卡奇哲学》（1987）、《卢卡奇导论》（2005）、《卢卡奇晚期美学》（2020）等研究专著，主编《〈社会存在本体论〉研究文集》（1995）、《重访〈小说理论〉》（2018）、《卢卡奇文集》（2021）等多部卢卡奇研究重要文献。

刘健：丹内曼博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首先想就卢卡奇思想发展的相关问题请教您。卢卡奇出身匈牙利大资产阶级家庭，深受当时主流资产阶级文化熏陶。但是，1918年年底，卢卡奇在众人极端惊讶的眼光中毅然决定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自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形象活跃在20世纪世界思想舞台。您认为，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

青年卢卡奇

吕迪格·丹内曼（以下简称“丹内曼”）：青年时代的卢卡奇是崇尚审美的，他的出身让他能够深入而真实地观察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阴暗面。这造就了卢卡奇一生都一以贯之地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和蔑视的态度。他能从早期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他的祖国匈牙利当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与他的导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以及青年挚友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不同，卢卡奇从一开始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持反对态度。尽管走了很多弯路，但卢卡奇还是从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死胡同中走了出来。俄国的十月革命为卢卡奇提供了身份转变的机遇，使其可以摆脱现代意义上的毫无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卢卡奇借用西美尔和韦伯的概念和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出了商品生产的现象学，这成为当时著名的时代诊断之一。但需要指出，直觉，是卢卡奇早期对资产阶级进行反抗的重要特征，这种由直接生活体验得出的直观，无疑导致了他之后物化理论的唯心主义印痕。

刘健：经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后，卢卡奇于1923年出版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实际上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卢卡奇回应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和政治争论的一个理论成果。但这本书后来却超越卢卡奇的主观意图，被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进而成为此后几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院左派的“圣经”，产生了持久广泛的学术影响。但开创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学院性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并不是卢卡奇的理论目的，在这一背景下，您认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备受西方学院派哲学追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定位卢卡奇与他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丹内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仅将自己的思想与当时被认可的学派连接起来，同时也在几篇重要的文献中采用了一种开放性的、面向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方式。因此，对于所有想要摆脱——借用《小说理论》中的概念——现代人类“先验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来说，卢卡奇早期著作，特别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体现的革命激情必然是充满吸引力的。对比来看，卢卡奇在晚期著作中尝试用哲学的方式论述西方社会面临的后革命时代，这样的著作显然不会引起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共鸣，也不会受到西方那些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

历史与阶级意识封面（1970）

客观上看，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汇点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按照作者的本意，这本应该是一部力图推动理论探讨的开放性著作，而不是奠定某个“流派”的基础，但是，卢卡奇确实被动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了。需要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卢卡奇的主观意愿，也不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唯一的阐释空间。一方面，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塑造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的基本看法，也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将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但是，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异质性：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理论传统中的实践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而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等则将物化理论“极端化”为一种背向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卢卡奇斥责批判理论的学者们堕入了“深渊大酒店”（Grand Hotel Abgrund），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也赞同卢卡奇的这一看法，他在《图依小说》（Tui-Roman）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知识分子的“极端性”。 

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下的特定理论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卡奇及其理论的解读是不全面的，其根本缺失便是忽略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革命实践属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下，卢卡奇代表着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即强调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构成一个相对的整体，同时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系统的（即生成—结构性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常被后马克思主义者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这种概括并不严谨。

刘健：作为20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总是能够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新的学术语境中批判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新形态，请问您如何看待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丹内曼：我认为卢卡奇在西方一直主张非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持开放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各种状态中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但并不加以诽谤。卢卡奇不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也充分地阐述了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实质。他对诸如十月革命、20世纪20年代世界革命的失败、冷战时期的制度冲突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和巨大挑战作出了重要的理论阐释。尽管从中生成的理论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卢卡奇承认，他无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准进行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下分析，同时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完成这一使命。

如每一位著名的思想开拓者一样，卢卡奇思想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比如，卢卡奇由于自身以及外部原因没有展开对物化理论的进一步哲学研究，这无疑是沉痛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卢卡奇曾经蹉跎了一些岁月。自1930年后，卢卡奇开始转向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当然，卢卡奇在此期间的成果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有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在其后期著作中才得以解答，他在后期著作中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受众群体。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过于黑格尔化、过于唯心主义。尽管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早期新康德主义思想印记进行过自我批判，但《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依然可以看到他的康德主义哲学出发点，即伦理学特征，本体论视角使其退回到人类学哲学的范畴。

除此之外，尽管卢卡奇一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但令人惊讶的是，卢卡奇并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关于马克思的专著。此外，作为理论家的卢卡奇对欧洲和北美之外的社会关注较少，包括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当前热门话题。即便是在其晚期著作中，卢卡奇也只是部分地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我们今天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此，我认为学界当前重要任务是展现《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社会存在本体论》在思想内容和方法论层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启示性。

二、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到《社会存在本体论》

刘健：从客观的思想史效应来看，《历史与阶级意识》受到了广泛持久的关注与研究。回顾卢卡奇思想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他对于自己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身份的拒绝态度，卢卡奇在苏联生活的时期多次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自我批判，也始终强调自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歧。正如卢卡奇所说，“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请问丹内曼博士，您是如何理解在卢卡奇的主观理论建构意图与客观思想史效应之间存在的偏差的？

丹内曼：在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中，卢卡奇肯定是一位最具政治性的思想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试图平衡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十月革命的实践，其高度哲学化的物化理论本意是，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入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讨论，在革命运动中引入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实践—革命本质的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阶级意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等论文均证明了这一意图，这些文本并不是哲学论述之外的补充。

然而，西方学界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接受史表明，卢卡奇将理论与革命实践兼顾的初衷并未达成，反而成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的工具，导致《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迫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实践。上述政治实践属性常常被称作所谓观念史的历史学家所忽视，他们倾向于将卢卡奇的全部著作进行肤浅的历史化理解，将卢卡奇视为20世纪代表性知识分子的样品，这样的视角将卢卡奇的革命文本变成了“博物馆中的工艺品”。由此，有些学者在观念史研究框架内无止境地“剖析”卢卡奇，或者对卢卡奇著作仅进行狭义的哲学研究，这些研究范式只能窄化卢卡奇的思想价值。

西方学界对卢卡奇整体思想的态度是分裂地、有选择性地接受，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说同样如此。《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阐释空间及其思想史效应的多重性和丰富性并非偶然，首先这是一部由不同语境中形成的论文所构成的文集，它反映了1919—1922年间欧洲社会思潮的风云变化，是卢卡奇应对革命危机的理论尝试，它也记录了这一时期卢卡奇高度专注、高度专业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过程，体现了卢卡奇本人在这一时期思想的非线性演变，体现了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多重思想渊源。因此我认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前史、理论目的的宏观把握，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包含的重要理论维度：物化批判的维度、劳动过程—劳动力商品化的维度、意识形态与理性批判的维度、政治的和革命的维度。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卢卡奇在政论性文章中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因此未能摆脱乌托邦式的幻想。毫无疑问，卢卡奇在此构想的革命模型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远离现实的虚构产物。

刘健：是的，中国学界同样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应该有更丰富的研究维度。物化理论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最受关注的理论遗产，近年来再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讨论的热点，请您介绍一下在德语世界中物化理论的研究情况，以及您如何评价物化理论的思想史价值？

丹内曼：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卢卡奇物化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继续发展实际上完全偏离了它的创始人及其自身理论要求，甚至它也没有被卢卡奇预设的受众，即积极参与政治的、组织化的实践哲学家所广泛接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领域之外，西方学界常把物化理论视为一种激进主义的形态，或者以哲学史的视角将其置于20世纪新康德主义语境之中。与卢卡奇的设想相反，物化理论的受众，是后来组成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理论）的学者群体。

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物化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首先是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及其后继者对价值形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开展了结构主义的批判；阿多诺则对卢卡奇作为合法意识形态的“实证的”辩证法理解提出了质疑；当然，卢卡奇的晚期自我批判也要算在这一历程之中，他认为物化理论过于接近黑格尔哲学，且对“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不足。

最近十几年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霍耐特（Axel Honneth）对物化理论的研究值得关注。哈贝马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已经过时，他的交往理论尝试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系和生活世界进行连接（Abkopplung），以期改造物化的范式，重建批判理论范式的基础。霍耐特将物化定义为“一种完全沦为旁观的行为习惯，即个体只能漠视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身个性潜能，将这些因素视为物”。^[1](P24)然而，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理论改造过于保守主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让物化理论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进行尖锐批判的能力。

总的来说，对我们暂且描述为后工业、知识、危机、事件或者数字化的当代社会进行病理学剖析，要求我们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再发展，这当然包括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赫勒（Agnes Heller）、哈贝马斯以及更新一代思想家的批判观点进行回顾。有学者认为物化理论无法应对新的具体化形式，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物化理论正是一个将具体的物化形式放置在社会总体性、社会制度的关联中加以分析阐释的方法。卢卡奇坚持马克思观点：“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P603)只有总体性的思想才能终结物化意识的碎片化，并使个体的自主化最终成为可能，对个别现象的批判应与对系统问题的考察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对个别物化形式和现象进行批判与斗争，应当是一种建立在完整语境基础之上并寻求改变的实践活动。西方学界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事实上简单地拒绝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传统，是否是合理以及可能的？显然，社会主义的理念没有也不会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过时，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

刘健：卢卡奇在晚年以批判的目光重新审视了自己整个理论生涯，在生命最后几年完成了晚期重要著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在此以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理论为核心，尝试从本体论角度论述异化、劳动、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等概念。请问您如何理解晚期卢卡奇对早期物化理论的重释？

《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丹内曼：与20世纪60年代的诸多知识分子不同，晚年卢卡奇根据革命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认识到，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科尔施（Karl Korsch）以及自己早期思想所拟定的实践哲学方案显然是不可行的。显然，《历史与阶级意识》存在诸多缺陷，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历史与阶级意识》带有弥赛亚主义倾向，只是抽象地对物化现象加以反对，试图在同一性历史主客体的乌托邦中扬弃物化；此外，《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构建出一个远离经验的无产阶级形象。

在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时，卢卡奇还是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只是选择性地对相关的马克思文本进行了分析。同时，卢卡奇也不认为应该完全放弃对异化概念的深入研究，他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再次明晰地展现了异化和物化在当今世界的日常生活、艺术和科学领域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他特别指出异化是剥削的最高形式。此时卢卡奇已经认识到，仅仅指出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是可以消除的，并不等于真的扬弃了异化。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在概念层面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他使用了诸多被马尔库塞、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在20世纪70年代所推广的概念，如“操纵资本主义”和“炫耀性消费”。对操纵的批判（Manipulationskritik）甚至成为卢卡奇早期现代理性批判的新版本，当然，卢卡奇的本体论方法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改造，因此它与马尔库塞的理解有所不同。卢卡奇将对操纵的批判思想纳入他对“现实缺失”（Wirklichkeitsverlust）的总体性批判之中，他认为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现代科学、艺术以及现实政治形式中。卢卡奇认为，在科学家、艺术家以及“被操纵”人所处的晚期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本应该对现实作出反应的媒介变成了现实本身。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对唯科学主义（Szientismus）进行本体论的科学批判，都是为了将处于“操纵时代”的人类从社会性虚构（soziale Fiktionen）中解救出来。因此，本体论批判是社会理性批判的媒介，它的任务是揭露出现代异化现象的本质，即现实的缺失。总而言之，作为革命哲学家的卢卡奇在晚年将《社会存在本体论》作为其哲学遗产，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这部著作对当下社会畸形和物化现象的详细论述，也在于本体论这一方法本身。

晚年卢卡奇

晚期卢卡奇最有争议的理论倡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本体论。然而，卢卡奇没有完全去除他试图超越的实践哲学思想，尽管他选择了一个类历史的视角作为多种当代实践领域的视域。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倾向于普遍主义的伦理学模式，这体现出卢卡奇思想中依然追念乌托邦向往，卢卡奇固执地认为可以构建出一个有区分度和解释力的主体概念，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明确地把握现代性中的主体性构成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其理论的乌托邦与不彻底性。

刘健：如您所说，卢卡奇将《社会存在本体论》作为其理论生涯的重要遗产，事实上卢卡奇晚年所培养的学生组成的“布达佩斯学派”对其生前未发表著作的编辑、出版以及推广作出了很多贡献。请问您如何理解和评价“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理论的研究？

丹内曼：布达佩斯学派的创立及发展是晚期卢卡奇的重要课题，他一生都想要培养这样一个学生团体。^{[3](P1354-1371)}他想以本体论的形式复兴马克思主义，并为此事业招募同僚。这项计划由来已久，尽管学派成员在“师父”在世时已经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保留意见，但学派成员不仅对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再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更是直接参与了卢卡奇晚期重要著作《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整理出版、研究和推广工作。阿格妮丝·赫勒和乔治·马尔库塞（György Márkus）的重要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这足以证明学派的影响力。在移民的岁月里，卢卡奇的学生们越来越远离昔日共同的研究课题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发展道路。尽管他们依然批判性地看待现代性，但不再如阿格妮丝·赫勒在其“卢卡奇主义”时期那样探寻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我认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赫勒和马尔库塞没有继续发展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成果，从而制定出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的替代方案，这显然是一次错失了的良机。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赫勒曾致力于发展卢卡奇的“哲学遗产”。

三、卢卡奇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未来展望

刘健：2021年，在卢卡奇逝世50周年之际，《卢卡奇哲学、美学、本体论读本》《卢卡奇戏剧理论》等文献专著相继出版，仅在德国就先后举办了三场侧重不同的国际卢卡奇研究会议。请问丹内曼博士，您认为近几年卢卡奇重回国际学界视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主要特点？学界重访卢卡奇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丹内曼：新时期的国际卢卡奇研究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一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的西方社会遭遇危机，学界重新将物化理论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之一。二是随着新世纪世界文学出现“新现实主义”潮流，在表现主义论争中被污名化的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也重新进入学界视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卢卡奇在苏联时期的著作也开始获得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三是卢卡奇研究在西欧之外的国际思想界获得了更为集中的关切，特别是中国的卢卡奇研究正在全面推进。

  《应对物化：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卢卡奇思想》^[4]是2020年新付梓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的题目，该论文集很好地展示了学界对未来几年“西方”卢卡奇研究的预期：除了对卢卡奇著作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必要的深入分析外（并不是卢卡奇著作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研究，即便是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也尚缺乏深入探讨），该论文集还将他的思想与当前重要思潮联系起来，即讨论如何用卢卡奇思想应对当下思潮。比如该文集讨论了卢卡奇与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批判理论新发展的关系，也探讨了卢卡奇理论与性别（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争论焦点的关系。我认为，未来努力的目标是让社会主义的伟大理念在当今世界中重新焕发生机。此外，我想要强调，拉美和中国的卢卡奇研究者可以通过超越狭隘的“西方”视角作出重要贡献。可以预料的是，西方固有学术传统肯定依旧阻挠卢卡奇“复兴”，西方的卢卡奇研究者们是否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我还无法预测，但对西方当下现状的不满会持续增长，批判性思想也是无法阻挡的。

刘健：如您所言，卢卡奇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有着丰富且不同寻常的政治实践经历，这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带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而这一实践性正是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欠缺的，那么，在您所说的西方社会所处的“后革命时代”，卢卡奇思想生涯中鲜明的实践性对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何启示？

丹内曼：佩里·安德森已经进行过类似的反思，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在理论反思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也越来越成为与实际无关的学术问题。卢卡奇逝世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趋势有所增加，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现象的出现便是例证。卢卡奇始终抵制远离实践的学术倾向。卢卡奇在晚年著作《民主化的进程》（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中指出需要加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原则，他同时也着重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金融危机以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研究兴趣再次增长，反资本主义话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当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抗潜藏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系统性问题。

刘健：您提到，卢卡奇与黑格尔的关系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课题保持关注，近年来研究视域也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延伸到《青年黑格尔》。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卢卡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丹内曼：是的，卢卡奇与黑格尔的关系也是西方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甚至有人将卢卡奇归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与黑格尔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复杂因素。例如，卢卡奇早期受生活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对黑格尔进行了非常特殊的化用。学界普遍认为《小说理论》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对此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学界关注卢卡奇年少好友埃米尔·拉斯克对卢卡奇的影响。在此语境下，我还想指出另外一些鲜有关注的问题。库尔特·拜尔斯多夫（Kurt Beiersdörfer）对卢卡奇与马克斯·韦伯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讨，相比之下，目前尚缺乏对卢卡奇与费希特关系的深入研究。此外，更大的研究盲点还包括对《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提出的哲学史概要的研究，学界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均集中在物化论文的第一部分，也对第三部分关于“无产阶级立场”的内容多有批判，相比之下，学界对其第二部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鲜有研究。在卢卡奇与黑格尔关系的视域下，对卢卡奇1926年的论文《莫泽斯·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也值得关注。此外，对《青年黑格尔》以及对《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关于黑格尔的章节以及卢卡奇与其他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正确理解黑格尔与谢林的关系对于重构卢卡奇的辩证概念也是很有意义的。期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百年之际，上述学术空白能够得以填补。

刘健：近年来，中国的卢卡奇研究呈现出复兴的趋势，译介、研究工作全面向前推进。您刚刚也提到，新世纪卢卡奇研究的中心很有可能出现在中国，请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卢卡奇研究现状，您对未来中国的卢卡奇研究有何期待？

丹内曼：我与中国学界多年来保持了合作关系。2019年于北京参加了一次大型的卢卡奇会议，对南京等地卢卡奇研究的广度和强度印象深刻，在此表达我的敬意。当然，为了能对卢卡奇思想作出更多的挖掘，我们需要更为深入的交流。我们需要寻求让西方了解中国卢卡奇研究和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渠道，找到合适的出版计划，如以系列论文集的形式。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卢卡奇研究在国际学术研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彼此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的交流。就我个人理解来看，中国卢卡奇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是，对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以及论述其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考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期待的是，卢卡奇（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早期著作）提出的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概念体系可能会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这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有着重要意义，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理论反思水平。

  请允许我在采访的最后做一点补充：上述论述还不足以完全回答采访中颇具深度的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请参见我关于卢卡奇的众多学术论文。我在回答中对卢卡奇研究未来发展所作出的预测是否准确，在我们2023年纪念《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100周年时便可初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