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5期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周 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具有丰富内涵、严谨逻辑和深彻学理性的理论体系，回答了现实之问、时代之问和理论之问。实践逻辑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着力于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境界，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理论逻辑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安全与发展。历史逻辑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注重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注重文明交流互鉴和兼容并包。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概念，并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1](P134)回答了时代之问、理论之问与现实之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习近平经济思想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我国经济领域发生广泛、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获得历史性成就。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境界，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44)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在回答新时代实践的课题中产生新思想，又以新思想指导和部署经济发展新实践的逻辑。
立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逻辑主线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决定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要解决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强起来”的问题。不同的历史方位会呈现出不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实践上就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习近平经济思想产生于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3](P62)的客观依据。从“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到“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4](P396)表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站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P839)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8)的转变，则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里程碑式进展。“强起来”是“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接续任务，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不断巩固提升。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到18%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6]因此，如何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通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跨越关口。同时，面对“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加剧，习近平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7]纵观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支撑“强起来”的不是单一领域的发展，而是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强起来”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更高程度的确认，唯有实现“强起来”才能持续保证民族独立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随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发展，“强起来”的内涵不断拓展，“强起来”的宏伟目标也正日益实现。
立足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首先，习近平经济思想丰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和目标要求。一方面，强调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侧重实现过程的“建设”，到侧重实现结果的“建成”，彰显了更加强烈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全面的内容、更加具体有力的举措。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将“全面”的界定提升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区域和领域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城乡区域共同的”“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8](P831-833)其次，习近平经济思想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安排和重点工作。在战略安排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战略规划和决策安排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2年至2015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从综合发展指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来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9](P10-11)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至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9](P787)这个阶段主要立足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9](P15)
立足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先富带动后富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其逻辑主线是对“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与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新特征和新问题的准确研判和积极回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习近平于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状况的重要判断。在此基础上，他于次年在河南考察期间首次明确提出了“新常态”概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大特点。[10](P7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P21)新时代面临新问题，要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两个轮子”，以“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进高质量发展。同时，习近平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1](P140)的重要判断。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1]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2]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13](P533)有利于推动“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重要路径。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强调更有质量、更高效率的发展，更有质量着眼于化解结构失衡的问题，有利于工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调整优化。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强调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着眼于机会公平与收入分配、新旧动能转换和绿色发展方面的问题，有利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公平要求。
立足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境界的实践逻辑。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再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境界。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深刻指出了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客观上“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主观上“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13](P25)但同时，实践中仍存在束缚市场活力、妨碍市场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包括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14](P498)首先，更加清晰科学地界定和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P513)并强调不能盲目绝对地迷信市场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10](P57)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0](P53)“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的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10](P69-70)因此，“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10]( P69)其次，更加全面深刻地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超越和克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10](P64)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0](P61)以政治优势引领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14](P514-515)因此，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普照的光”改变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质时，就赋予其以新的制度性规定。[15]
立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其逻辑主线是从适应外部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到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针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逆全球化行为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等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谋求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以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为原则，释放沿线各国发展潜力，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16](P486)“一带一路”从倡议走向实践，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方面的斐然成就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内涵。[17]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18]必须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19](P248)可以看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革新强权独霸、零和博弈的全球治理新主张，是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美无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误解误判的正面回应，是向世界宣告中国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责任担当。[1](P41)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02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在继承创新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9](P667)习近平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13](P58)“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10](P331)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0](P73)可以说，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此为“重大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就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首先，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3](P61)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蕴含了对全局和局部、当前与长远、重点与非重点辩证关系的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其次，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22]与此同时，对生产力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明确、内涵更加丰富。习近平明确，“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21]同时，突出强调创新和生态环境在社会生产力构成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23](P7)“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P37)习近平经济思想提炼和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成果，形成“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现代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术语和新范畴，从而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特征。首先，习近平经济思想突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6](P89)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13](P51)具体而言，党在经济工作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共同形成“三维谱系”的稳定结构。[24]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能够更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25](P793)另一方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好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多重保障。其次，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习近平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P200)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P33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经验时再次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5](P24)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和避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发展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的认识。再次，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一方面，对基本经济制度作出创新性概括。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2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更加丰富和明确。另一方面，对基本经济制度地位作出全新阐述。习近平提出，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14](P515)与此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化和拓展了对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功能定位、产权保护和政策待遇上都同等重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4](P500-502)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路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息息相关。过去200多年来，现代化道路成为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给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西方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不是现代化的范本，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标准。过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于受历史局限，西方模式几乎成为唯一可以模仿的对象。结果，现代化成为单向输入，现代化成为西方化，甚至一些学者宣称迎来“历史的终结”。实践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甚至依附于西方国家，失去发展自主性，进而落入到发展失败国家的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伟大实践证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线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P344)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从而不断开辟现代化的新境界，不断刷新和确立了现代化的新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源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中国的大地。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现代化的“国际标准”，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坚持从国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同时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积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经验，走出了一条让世界瞩目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体系，两者不能一概而论。评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成效主要应看是否有助于推动现代化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不能用所谓“先进与否”“领先与否”进行判断，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经济系统协调、产业结构最优。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经济体系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绝对不是一步到位的经济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强大起来的面向现代化或现代化导向的经济体系，是一种适应性很强、充满活力、面向世界的经济体系。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新发展阶段，就要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8](P824-825)科学回答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方向、途径、立场等重大问题。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客观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现实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系统化的经济发展学说。它既是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出的整体性药方，也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方略，从而更好确保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从“大国阶段”迈入“强国阶段”。一方面，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性解决大国初级阶段中长期粗放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提出的未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理论。随着第一个“一百年”将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与“大国初级发展阶段”并行，中国发展正迈入“强国阶段”。为此必须针对性解决过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且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向。顺应新时代的要求，习近平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这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难题、明确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是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以及发展成果共享。这些内容不仅可以用于指导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进而成功跳出发展陷阱提供中国借鉴。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发展的理解局限于增长，理论范式陈旧，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念和理论上大大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必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思想。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安全与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一脉相承，提高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使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表述，并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26](P744)习近平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4](P19)“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3](P12)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P496)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质上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客观认识到国内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的互动关系，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国内外上层建筑的关系与矛盾，[27]提出了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28](P17)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3](P351)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13](P485)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更好应对“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的对外依存度高、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关键核心技术受限等经济安全风险问题，有利于打造超大规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整体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只有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统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才能打破中心与外围的壁垒实现开放而不依附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更好处理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技术与中国科技发展对世界合作开放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集中反映了“两个市场”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对立统一认识的深化。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可以更好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逻辑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习近平经济思想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以中国文化作为载体、注重文明互鉴，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生命力。
坚持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在唯心史观指导下，以夸大和扭曲历史事实、以细节取代主流等方式，片面偏激看待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官员贪腐等问题，企图通过割裂历史的连续性来否定国史和党史、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强调，“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9](P8)因此，“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8](P17)防范、抵制和摒弃历史虚无主义。首先，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提炼和总结。习近平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8](P233)“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1](P423)因此，只有连续而非割裂地看待历史、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才能“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30]从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的持续探索中，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4](P694)其次，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创造性提出评价领袖人物的三个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14](P694)“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4](P112)既不能“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14](P693)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性质，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写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次成功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臻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的飞跃。
注重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P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8](P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20](P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习近平经济思想注重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1]创造性转化强调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改造传统文化中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表现形式，激发其生命力；创造性发展强调在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2](P101)习近平经济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理和发展思想的精华，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其治国理政实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对《周易·系辞传》中“日新之谓盛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道德经》中“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和则相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理念是对“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共享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目标是对“天下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等等。
注重文明交流互鉴兼容并包。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革新拓展了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6](P468)“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3](P544)秉持包容精神，就能“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16](P441)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有利于营造合作互信的国际经济环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更有利于消解逆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和积极成果，都“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20](P82)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吸收、改进和利用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和范畴，并通过“术语革命”赋予其新的内涵，创造性转化为中国经济学话语的概念与范畴。另一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摒弃和批判了西方经济学中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和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部分，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9](P105-106)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总之，习近平经济思想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经济思想的合理和有益成分，可以更好地为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
[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本报记者陆娅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就——经济发展大提高 生态环境大改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N].人民日报，2022-05-13（4）.
[7] 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29（1）.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9]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1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1）.
[13]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 顾海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上升为基本制度的？[J].红旗文稿，2020，（2）.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二〇二一年共建“一带一路”进展综述[N].人民日报，2022-01-25（14）.
[18] 习近平.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8（2）.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1]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求是，2020，（2）.
[22] 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
[23]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4] 周文，冯文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经济学理论贡献[J].财经智库，2019，（4）.
[2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6]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7] 裴长洪.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J].经济研究，2022，（1）.
[2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9]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30]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学习时报，2011-09-05（2）.
[3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3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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