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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毕照卿: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点

张占斌 毕照卿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02-05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5期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点


张占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照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 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点,其理论渊源在于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探索成果。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要思想,初步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式确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面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历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开创与发展。在以“强起来”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习近平立足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基点,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位、新理念、新内涵、新方向、新战略、新路径,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新篇章。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思想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四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1](P725)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被实践和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与正确决策,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构成了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的重要基础。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穿于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中,并随着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呈现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特性,深刻展现了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的新特点、新规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点。


0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3](P3-4)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要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但其理论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4](P47)恩格斯的判断实际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这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语境中,这一理论就是要求我们研究和把握基本国情,坚持从基本国情制定政策,特别是要把握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以此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由于复杂原因,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能够坚持下去,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据此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强调指出,社会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作为一切工作和任务的出发前提,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现实国情,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所蕴含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又要看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这决定了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9)要言之,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由此出发,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经济建设仍然是我们所处阶段的中心工作,也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要求,是立足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循。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5](P42)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深刻把握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必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坚定站在人民立场推进历史活动。由此出发,我们党提出了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经济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6](P123)1960年,毛泽东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7](P323)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1978年,邓小平提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8](P128)也就是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根本上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2013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9](P3)实际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客观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前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然要求通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物质文化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统一集中体现在了推动共同富裕伟大历史进程中,也就是坚持实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0](P200)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第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探索成果。马克思在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时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P602)这意味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基于生产力所形成的生产方式规定着社会形态的演变。生产力发展程度构成了衡量社会演变与进步的基础和标志,即“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P210)作为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中,列宁将发展先进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和关键所在,强调把以一定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生产力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把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造看作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3](P623)他主张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大工业与电气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14](P271)实际上,列宁多次强调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巩固社会主义,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基于对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P373)“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5](P137)的重要观点。邓小平还将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优越性联系在了一起,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8](P312)以此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由此可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工作重点与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得出的必然结论,还是通过对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深刻总结得到的重要结论。

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5](P118)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相一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和历史现实的客观状况,同时也是从我国最大实际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结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1](P429)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力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过程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历程中,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学意义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436)政治经济学各项原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变化的材料,而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决定了各项原理必然以历史发展的方式呈现。在此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要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探索思考的思想火花,初步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式确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面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伴随着时代主题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接续实现着内涵拓新,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放到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初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1953年,党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的总任务,指引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实际上是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构成了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背景。随着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6](P52)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6](P248)等重要判断,强调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7](P218)并具体阐述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的方针和原则,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的正式形成。遗憾的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极大冲击了经济工作,深刻影响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坚持和贯彻,最终导致一段时间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中几乎消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陷入了曲折发展。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历史与经济理论发展过程可知,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确认识和把握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主要矛盾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成为主要任务。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历程中,不仅建立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站起来”的经济基础,而且形成了以“站起来”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事实证明,如果偏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便会迷失方向。在此意义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客观基础与逻辑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启迈向“富起来”的新征程,形成了以“富起来”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就党的工作中心作出深入总结,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8](P4)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判断明确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并不等于实际确立了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P839-840)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正式确立了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中心定位。这段历程再次证明,将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判断建立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之上,依赖于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正确认识与科学分析。1982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继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标志着这一思想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正式确立。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判断,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20](P430)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入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20](P477)把“富强、民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仍然不发达的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在遵守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8](P250)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比较,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国际视域的比较中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要言之,国内和国际的实际情况,都要求我们必须以“富起来”为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在此意义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奠定了“富起来”的经济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实践的发展依据,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谱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篇章,推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21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4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走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朝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奋进。在此阶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最大实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赋予了我们当前所处历史方位以新任务、新要求,以此推动了“强起来”时代主题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以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为标志的‘站起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富起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以及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为界标的‘强起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2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转化与时代发展离不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果。可以说,正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历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开创与发展。


03
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意蕴与理论升华

习近平指出:“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22](P153)之所以这样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现实中还有一些忽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认识及言论,不可不察。新时代在以“强起来”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了新主题、新内涵、新战略,习近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背景下“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系列问题,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新篇章。

第一,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位。进入新时代,立足新阶段,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3](P349)“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23](P8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日益凸显。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出了重要要求。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1](P139)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立足经济现实、发展趋势作出的综合判断,也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突破发展瓶颈的紧迫任务,以此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方位和基本特征。由此,新时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继续发展生产力,还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等问题。在此意义上,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实践。进一步而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实践路径,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然依托的发展路径。高质量发展深刻凸显了新时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位与新主题,并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拓展了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建设目标等问题。

第二,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理念。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和以“七个坚持”为理论要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宝贵成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与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是对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的区别凸显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与目标导向。习近平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24]确保新形势下的发展以及经济建设不走老路的关键在于新发展理念。一方面,新发展理念深刻明确了发展仍然是关键所在,强调落实好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要在经济建设中推动新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以系统的理论体系,全面阐述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必须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经济建设不变的底色。

第三,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阶段物质基础,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保护生产力”这一重大判断,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个方面重要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把解放、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统一起来,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多次强调了保护市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5](P356-357)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构成了保护生产力的主要对象。为此,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契约精神等都是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将生态环境置于保护生产力的高度。习近平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6](P629)这一论述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看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蕴含着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实际拓展了保护生产力这一范畴。

第四,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源于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过程。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习近平强调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26](P550)“同时,我们也突出强调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27](P47-48)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相一致,实际上着重突出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相统一,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8](P280)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同时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重要发展成果。这是“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1](P429-430)的系统举措。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任务与经济体制改革内在关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成果,通过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深化了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理解,形成了有关经济制度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第五,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战略。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抉择。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自2020年以来反复强调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指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28](P664)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内核在于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即依托强大国内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从具体方向来看,习近平强调了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他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25](P485)即依托科技自主创新加快构建世界科技强国。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对外封闭,而是走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习近平指出,“既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5](P486)高水平外部循环有助于带动高质量国内循环,形成国内和国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成了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集中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径方向。

第六,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径。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首次提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为更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即“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5](P5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经济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需求,实现方式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出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供给,增强供给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精准性。在此意义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范畴,也是理解和把握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12-11(1).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8]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0]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1] 顾海良.新时代中国特色“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主题[J].文化软实力,2017,(4).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4]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N].人民日报,2022-03-02(1).

[25]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7]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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