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年恩格斯历史进程的“缩短论”思想

叶泽雄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乐康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将研究视域从西方转向东方落后国家，围绕俄国公社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走上新式发展之路，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论”构想。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构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具备得以实现的可能条件。为顺应时代变化的实际情况，恩格斯重新设想并提出了关于俄国公社未来走向的“缩短论”思想，即认为俄国公社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是如何“减轻分娩的痛苦”，缩短它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这一思想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切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寻求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路径。

[关键词] 恩格斯 历史进程 缩短论 跨越论

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将研究视域从西方转向东方落后国家，以俄国这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探索一条既能避免付出资本主义发展代价，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道路。然而，时代的新变化促使恩格斯不得不冷静下来，对他和马克思之前提出的关于俄国公社的“跨越论”构想进行重新地审视与反思，认为俄国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而是如何“减轻分娩的痛苦”，“缩短”它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一“缩短论”思想，既为一切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寻求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它们如何探索和实现“缩短”之路留下了重要启示与警示。

恩格斯“缩短论”思想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缘由。

从时代背景上看，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新变化。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先前所预想的那样迅速走向衰落和灭亡，反而呈现出一幅经济繁荣的景象。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资产阶级对外借助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在从落后国家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将它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迅速占领和操纵着整个世界市场，缓解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对内改变统治和剥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期盼的革命并没有爆发。马克思在1881年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认为，俄国公社所有制蕴含的两重性预示着俄国公社未来发展前途具有两种可能：要么公有制战胜私有制，要么相反。要使前者变为现实，必须促使俄国革命发生并以此为信号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后来，恩格斯在1993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进一步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国内必须有俄国革命，国际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进行俄国革命才能使残存的公社得以保全下来并“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P832)同时，只有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及其胜利，才能获得改造公社的“首创因素”，即“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从而“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2](P311)三是俄国公社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渐瓦解。马克思希望俄国公社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但并不排斥其倒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至于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为现实，马克思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P824)1861年克里木战争、特别是在沙皇俄国实行改革废除农奴制之后，俄国逐渐踏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俄国的农村公社所有制低下、不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抵挡资本主义因素的滋生、侵蚀与蔓延，正在趋于解体。此外，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与发展，使人类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转变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以往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转到文明中来。这无疑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以“铁的必然性”向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强劲有力地扩张，从而对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导致一切落后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重复或重演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亦不必然成为落后国家和民族探索新式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进障碍，但忽视或完全否认这种影响显然也是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的。

从理论缘由来说，从“跨越”到“缩短”，是晚年恩格斯针对时代变化和俄国实际所做的积极的理论思考。这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对俄国民粹派错误观点的批判和对“跨越”构想面临难题的深刻反思。

在前一个问题上，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等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将俄国公社理想化、俄国农民神圣化以及少数知识分子作用绝对化。他们认为，俄国能够以“天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为生长点，依靠“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农民为力量，在少数“属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引导下，通过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通向社会主义。对此，恩格斯的批判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公社“崇拜论”的批判。从公社的历史存在和本质特征看，恩格斯指出：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普遍盛行于一切民族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2](P308)俄国公社占有形式的这种原始性不可能成为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生长点，它的大量存在只能说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1](P331)俄国公社性质的原始性又决定它的封闭性。农民的生活和活动仅仅局限在公社的狭小范围内，公社与公社之间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封闭性的隔绝状态不仅是东方专制制度形成的自然基础，而且也是导致俄国农民阶级局限性的深刻原因。随着公有制的日趋解体，公社成员日益分化并成为真正的“私有者”，因而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本属于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亦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对工业“嫁接论”的批评。与一味美化农村公社的观点有所不同，民粹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尼·弗·丹尼尔逊注意到了俄国公社的落后性和不发达性，同时也看到俄国发展现代工业的紧迫性和不可避免性。在与恩格斯多次通信讨论中，他认为俄国公社通过与西方大工业“嫁接”就可以避免经过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恩格斯回复道，俄国公社与西方大工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公社的原始封闭性和落后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与大工业相匹配或对接的生产管理体系、运营机制和生产方式。一言以蔽之，丹尼尔逊主张的“嫁接”之所以不可能，就在于俄国公社缺乏“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2](P639)

在后一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要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除了保存农村公社、东西方革命相互呼应与支持等必备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以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水平为契机，“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P825)然而，马克思逝世后，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社会内部出现的新变化，导致恩格斯和马克思先前设想的拯救俄国的机遇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除了走向资本主义别无他途。即便如此，恩格斯强调，它仍有可能“缩短”它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至于这种“缩短”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恩格斯既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后人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不可否认，西方学者率先开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但这种研究却有着蓄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的错误倾向。国内研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亦在不同程度上沿袭着“重马轻恩”或“马恩合一”的思维传统和致思取向，由此导致迄今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厘清和深化的问题。体现在“缩短论”与“跨越论”的关系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偏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几种错误认知：一是将“缩短”与“跨越”混为一谈。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即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缩短”人类历史进程的道路。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跨越”不是为了“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是为了使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笔者认为，“缩短”与“跨越”是两个既相关又相异的概念。说它相关，意味着无论是“跨越”还是“缩短”，从其价值维度或目的指向都是为了不经受或减轻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说它相异，则意味着从“跨越”到“缩短”，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提出来的，有着特定所指的问题域和思想内涵。如果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关于“缩短论”及其与“跨越论”的关系讨论既无必要亦无意义。二是将“缩短论”与“跨越论”对立起来。以西方“马克思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预设出发，将“跨越论”与“缩短论”之间的关系视为“多线论”与“单线论”之间的对立；并且认为恩格斯将“跨越论”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很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跨越论”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俄国社会问题过程中共同提出来的。撇开恩格斯而孤立地谈论“跨越”问题，只能说明他们别有用心地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对立。所谓单线或多线，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中是就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而言的。对于“多线论”与“单线论”的关系，我们必须予以唯物辩证的把握。无论是世界史意义上的统一性、顺序性演进，还是民族史意义上的多样性、跨越式跃迁，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通过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具体道路表现出来。更确切地说，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来说，道路应如何选择，是多线还是单线，既要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相一致，又要与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国情、民情相契合。至于西方学者所说的“背离”就更无道理。从“跨越”到“缩短”，是恩格斯针对俄国公社变化了的实际所作的事实判断和道路抉择。这种判断与抉择绝不是对“跨越”思想的“背离”，而是通过“缩短”资本主义行程这种特殊策略或方式，来完成和实现更好、更快的“跨越”。

既然我们不能把“缩短”与“跨越”混同，亦不能把“缩短论”与“跨越论”对立起来，那么，“跨越论”与“缩短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笔者认为，“缩短论”对于“跨越论”的关系，是一种既承继又深化的关系。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跨越论”包蕴“缩短论”得以可能的前提。这种前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不能离开世界发展来孤立地谈论俄国问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为落后国家探索新式道路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只有将俄国问题纳入世界发展的整体格局加以考虑才有可能。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俄国社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俄国能够寻得 “跨越”或“缩短”之路的历史契机与力量。其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指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使之“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P821)有了可能。“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1](P826)恩格斯说，现实就是“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1](P332)俄国公社的封闭性与落后性决定了它缺乏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内在因素和动力。因此，它只有实际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2](P312)并为整个社会服务，才能真正“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2](P313)其三，东西方革命及其相互支持。在俄国公社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的重要性。只不过，恩格斯更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特殊意义。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原则上并不否认俄国公社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环节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2](P313)只有依靠这种“榜样”和“支持”，俄国公社才有可能“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2](P313)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运用到公社中来 ，实现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程。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2](P321)

另一方面，“缩短论”深化“跨越论”得以实现的思想内涵。作为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恩格斯的“缩短论”进一步深化了他和马克思的“跨越论”思想。其一，重新思考和构想俄国社会的未来之路。鉴于俄国公社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恩格斯冷静地对先前的“跨越”构想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反思。既然俄国公社不能实现直接“跨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环境下，俄国仍有可能保存公社内部的自身优势，借助“外力的推动”，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带来的机遇和条件，来“缩短”资本主义的行程，尽快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很显然，恩格斯的这一设想，并非是对“跨越论”的替代或背离，而是在承继基础上通过“缩短”这种特殊策略或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跨越”。也就是说，“缩短”在其实质上仍然是为了实现“跨越”。其二，进一步拓展“跨越论”的适用范围。如果说“跨越论”主要聚焦于俄国这一落后国家，那么，“缩短论”更广泛、更具适应性。恩格斯不仅把“跨越”的思想有机地融入了“缩短”的思想中，而且把他的视野延伸到了除俄国以外的其他落后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上。恩格斯认为，一切落后国家都可以以俄国“缩短之路”的构想为参照，结合本国实情，创设和利用一切可能的环境与条件，大大“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2](P313)其三，深刻阐明“跨越”实现必然蕴含的“缩短”诉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跨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落后国家期望避免或不经受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苦难”；“跨越”之所以可能，是以跨越所需的诸多条件的具备或成熟为前提的。然而，这种条件的具备或成熟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或者说，在“缩短论”的语境里，它就是一个为实现跨越而“缩短”的过程。进一步看，正如“缩短”必须具备条件一样，“跨越”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是有限度的。到目前为止，成功实现“跨越”的大多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痕迹。因此，它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搞“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夯实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因为，我们“跨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则是不可跨越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P83)恩格斯也指明，社会主义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2](P313)其四，深层透析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缩短”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以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辩证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巨大历史代价的同时，也不否认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人类文明整体水平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恩格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经历的事情，但它的发展对于“缩短”从可能到现实的转化却有着多重的积极意义。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1](P323)联系俄国的实际，这段话的深层意义在于：只有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才能联合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阶级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解放农民，使他们能够“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2](P321)俄国才能与世界的交往中“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2](P316)并“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2](P312)资产阶级才能将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使消除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成为真正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科学预言：资本主义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既创造和奠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锻造和培养了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不断“缩短”其寿命、走向灭亡的过程。

“缩短论”是恩格斯晚年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今天，和平和发展虽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问题多多。尤其是落后国家和民族如何寻得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前进道上仍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因此，重温恩格斯的“缩短论”思想，从这份历史遗产中寻觅与时代脉搏相契合的思想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对于今天我们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的洪流，同世界各国各民族一道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民族风格与特色的发展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警示。

首先，任何国家或民族只有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框架中予以考察和定位，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具体道路。从“跨越论”到“缩短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因此，只有从世界历史与俄国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这就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将自己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予以考察。这里，结合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的辩证法思想，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不要忽视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道路优点的借鉴与吸收。时代发展到今天，世界历史潮流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正在向其广度和深度进军。相应地，人类在生存方式上日益表现出的整体相关性，正以相互依存和互补整合性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每个国家或民族在道路选择问题上必须走向世界性，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互制衡中去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注重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道路优点的借鉴与吸收，就成为某一国家或民族选择自己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二，不要把任何一种道路设定为绝对的、完美无缺的东西。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来说，道路的探索往往会在社会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进程中不断得到调整、纠偏和超越。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任何国家或民族道路的探索，始终是一个基于对其自身局限不断超越而向着更加合理目标的延伸过程。

其次，任何国家或民族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尽可能快地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行列，必须积极地吸取世界文明发展积淀下来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就是说，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之外而孤立前行。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俄国问题时，无论谈到“跨越”还是涉及“缩短”，都十分强调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或“缩短”资本主义阶段行程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向我们阐明为什么要吸收，但没有向我们提供如何吸收、吸收什么等的路径和方法。显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自己去分析、判断和解答的问题。事实上，现在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着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如何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上，既有宝贵而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一些西方人一直企图将西方的制度和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化、工具化，将多党制、普选制、私有制以及消除国家干预作为适合一切国家发展的万应灵方。拉美一些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采取“模仿战略”，实行照抄照搬的“拿来主义”，以为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就能使自己摆脱困境。结果不仅没有给拉美国家带来真正的繁荣和进步，反而导致自己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的成功就在于坚持国家的主导性发展。一方面，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理应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掌控能力，以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政治安全。其二，在坚持吸纳借鉴的同时，走自主创新之路。各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乃是推进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历史经验告诫人们，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分歧或差异，发达国家往往利用自己独揽的国际格局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行控制、遏制、打压和封锁，目的就是阻止落后国家迅速崛起和超越。因此，各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不应抱存幻想，而应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在努力搭建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平台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在这一点上，中国无疑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和榜样。

再次，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要践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或“缩短”构想，理应克服策略和行为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现与否，“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P824)马克思强调俄国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也严厉地驳斥过民粹派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抽象化、普适化。恩格斯在预测俄国公社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缩短”资本主义行程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时，亦非常强调这种“缩短”得以发生所必需的约束条件。这说明，无论是“跨越”还是“缩短”，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有严格条件约束的。不顾条件而盲目地跳跃或冒进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总结从采取战时共产主义到实施新经济政策这段时期的教训时说，我们原打算采取国家直接下命令的方式在一个小农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实行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但“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4](P570)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反反复复的几次“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革命在寻得正确道路之前走了不少弯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5](P12)导致在合理定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之前，我们的建设仍然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段里摸索前行。现在回过头来仔细品味恩格斯说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那段话，的确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它告诫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可以发掘、利用和创造，但没有或忽视条件是万万不可以的。另一方面，各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民情，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去发掘、利用和创造条件，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条件说”对于运用它的人来说不是教条，而是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6](P19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乃至“缩短”思想在后来俄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验证，仍然是成立的。

最后，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要践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或“缩短”构想，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根本任务上来。实际上，生产力发展本身既有一个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也有一个如何发展的合理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主要关注的是前一个问题，强调把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东西方革命及其相互支持等作为俄国公社进入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其着眼点无非是为了迅速提高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为消除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想实现“跨越”或完成“缩短”，首先要解决的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尤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要忘记，生产力既然有其“自然的发展阶段”，那它就是既不可能“跳过”，也不可能“用法令取消”，当然也不可能通过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来获得生产力的自然发展。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仅面临着把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上来的迫切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合理发展生产力这一时代凸显出来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当代“全球问题”的扩散与蔓延而愈来愈明显地表露出来。生产力是一定要发展的，但并不是毫无顾忌、无须规范的。如果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没有给人类带来福祉，而是带来了生存与发展的“囚徒困境”，那么，它的发展就是非正当的、不合理的。可以说，当前我们面临的自然—社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正是人们在实践中无节制地掠夺自然、享受自然，很少顾及人自身行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严重破缺与失衡所酿下的苦果。事实上，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就已初见端倪。正如恩格斯提醒人们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P998)只是到了今天，如何合理规范生产力发展抑或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问题，才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逐渐成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关心和试图解答的新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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