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军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摘 要]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不单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图式，还详细记录着“资本—政治”的运转逻辑。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追踪和批判性考察，马克思确证了资本积累机制要将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积累过程也是资本权力的弥散过程和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资本积累充分呈现了资本权力就是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并以生产为基础搭建了一个关涉到交换、分配和消费等领域的资本主义权力体系。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围绕劳动和资本这一轴线，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积累之中存在的普遍贫困、经济危机、权力对抗和革命反抗等诸多社会问题，继而阐发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向。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论有着丰厚的历史辩证法意蕴，它仍是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和展望人类未来前景的关键性理论资源。

[关键词] 《资本论》及其手稿 资本积累 唯物史观 历史辩证法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对于资本积累理论的学术解读关乎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确认知，马克思正是在对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深刻剖析中“究诘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在逻辑”。^[1]有鉴于此，学界展开了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详细地展示了资本积累的内涵、实质和形式等问题。^[2]这样的解读对于完整呈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大有裨益，然而该解读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历史辩证法意蕴。罗莎·卢森堡曾反复强调指出，她所说的资本积累理论并不关心具体的经济学计量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经济性”和“社会性”^[3](P56)的哲学范畴。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理论就不单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图式，它还详细记录着“资本—政治”的运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结局。全面考察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历史辩证法蕴涵，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展开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质性解剖意义重大。

在对资本的历史性考察和实质性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由于资本以“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4](P179)为目的，这就要求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或“周而复始”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4](P653)这种不断生产的过程就是再生产，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形式都是同一的。简单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一种手段。为了社会生产的顺利延续，资本家不会将所有的产品都消费殆尽，而会余留部分产品作为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生产要素投入新的生产过程之中，以确保有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可以攫取。通过对“原有规模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不仅回应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和“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4](P668)的理论难题，还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核心要旨——“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4](P66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探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他通过对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意在捍卫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第一，马克思在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批判性呈现中确认了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历史性生成。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也是经济学家必须要回应的重点话题。面对原始积累的事实本身，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其解释为一种“预先积累”，即它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的“先在”。当然，一些“温和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则强调勤恳、节俭等个人优秀素质在原始积累中的作用，他们绘制了一幅关于原始积累的美好画面：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勤劳、勇敢、聪明和节俭的“精英”，一种则是懒惰无聊、挥霍无度、虚耗人生的“无赖汉”。前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者则“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4](P821)马克思直言不讳地指出，“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4](P821)资本并不是先验的存在，它是由商品和货币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是需要条件的，即商品市场上必须出现一种“两极分化”的情形——一方占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则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能力来维持生计。“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4](P821)在这一分离过程中，生产和生活资料逐渐转化为资本，劳动者则变为工人。纵观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无论是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还是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抑或是赤裸裸的奴隶贸易、殖民统治，无不标识着以征服、奴役、劫掠、殖民和杀戮等为代表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P861)就此而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生成并不是一派祥和的气象，而是一部广大人民的“苦难史”。马克思追踪资本原始积累历史真相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对其展开理论控诉，更重要的是澄清它的本质并揭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得以生成的历史前提。

第二，马克思在对资本积累的辩证考察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前提性反思。积累就是要将“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4](P670)也就是资本不断地以扩大的规模进行再生产的过程。这一特殊的再生产过程不会直接实现，它需要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和基础。资本主义占有看似“有理”的根据在于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之前就已经占有了再生产的两个重要要件，即“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4](P670)和劳动力。资本主义再生产实际上就是资本家为保证生产不中断、增殖不停止而进行的持续投入，主要表现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持续追加。如果资本家在上一阶段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只是充当了消费基金而被周期性地消耗殆尽，投入到新生产中的各种要素都未增加的话，这就只是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过程。当然，资本逻辑的要求并不止这么简单，它需要无限地膨胀。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仅仅停留于简单再生产的范围之内，资本家会持续追加更多的、更大量的实物要素，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资本无止境增殖的欲望。据此，“I（v+m）就大于II c”，^[5](P580)这时才能有扩大的生产。从表面来看，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家占有了生产的实物要素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而这是资本家可以按照资本所有权及其权利关系攫取剩余价值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能为资本家所直接侵占和无偿获取的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资本家之所以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成果，关键在于工人的劳动力商品被资本家购得，资本家在消费这种特殊商品的过程中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和增殖额。

第三，马克思在对资本积累的深度阐释中确认了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与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统一性问题。理论上而言，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与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存在矛盾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要求“每一次交易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4](P673)即要以劳动为基础并实行等价交换。然而，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规律却有着自己的特殊表现——对资本家而言是“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对工人来说则是“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4](P674)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考察中确认了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与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之间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劳动力商品的出现是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4](P198)而劳动力之所以成为商品，就在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使得劳动者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他们要存活就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一样售卖。劳动力商品的流通和交换遵循着由“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4](P204)主导的交换规则，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实现价值（直观地体现为获得工资），另一方则通过购买劳动力以获得其使用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来说，新产品的价值包含着“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4](P674)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涉及旧价值的转移，第二部分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而购置的特殊商品的等价物，第三部分则存在于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之后并在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中产生。据此，“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4](P675)资本主义生产“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4](P675)正是因为资本家“童叟无欺”地购买了劳动力商品并充分享有这一商品单位时间内的使用权（或资本家消费了劳动力商品），产品也就归属于资本家而不是归属于工人。对此，马克思总结道：“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4](P677)就此而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丝毫没有违背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反而是后者的“应用”。^[4](P674)

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旨在维护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这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所要阐述的核心问题。围绕劳动和资本这一“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6](P362)马克思科学而有效地回应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和“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4](P668)的理论难题。

资本绝不是我们简单可视的那些机器、厂房、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实体”，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P878)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一经确立，就要求具有“自主性和自身的生命，并能利用其他社会关系来增殖自身”。^[7](P21)增殖自身是资本的“自我要求”，增殖逻辑是资本运作的核心逻辑。资本积累也要按照不断增殖的要求行事，继而将更多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此看来，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8](P49)资本的扩张与积累就是资本权力的弥散过程，就是资本逻辑的布展过程。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权力的基础更稳固，资本侵蚀的力量也更充足。

第一，马克思在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阐析中确认了资本权力的本质所在。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它的运作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故而就率先表现为一种经济权力。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细致考察发现了这种生产的二重性：工人的劳动过程既是创造使用价值并形成价值的一般劳动过程，又是增殖的过程。因此，工人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和，即“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4](P266)在资本生产机制中，资本对于劳动力的生存境况是毫不关心的，它唯一关心的只是如何在工作日内最大化地使用劳动力以使其生产出最多量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究其实质而言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4](P307)资本权力必然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由是观之，资本权力首先就要完成对剩余劳动的支配。对于这种权力支配关系，斯密认为是“劳动支配权”。^[9](P27)马克思则推进了这一认识，将这种支配权精准定位为对劳动力的支配权。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就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4](P338)这种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就变成了一种剥削的权力。当然，这种剥削权主要体现为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或者说是对工人无酬劳动时间及其成果的倾轧。资本积累就是巩固这种对劳动力的支配权，继而不断地攫取更多量的剩余价值。

第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切身体验中探明了资本权力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在巩固资本权力的同时也呈现了资本权力的两大特点——“无声的强制”和“抽象的统治”。就前者来说，资本的问世从根本上重构了一种有别于自然权、神权和政治权等强权的经济权力（准确地说是资本权力）。与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和教会等行使和彰显权力的方式不同，资本行使权力的方式虽隐蔽却是实质性的。按照商品交换规则，资本是无权直接使用暴力对待与自己进行交易的劳动力占有者的，他们在市场上都是平等的个体。对此，海尔布隆纳作了准确的解读：“资本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具有非同寻常的一种属性，即它没有直接的惩罚权利，这似乎与权力的含义自相矛盾，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10](P31)这就是说，资本权力的布展与弥散不再是血腥、暴力的强制方式，而是更为“温和”的治理模式——以“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4](P846)当然，这种无声的强制并未将“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排除在外，暴力活动仍然在“例外地使用”。^[4](P846)同时，这种无声的经济强制虽在表面上与暴力强制和血腥压迫无关，实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强暴。就后者来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都深受抽象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实际上就是各种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8](P114)“抽象统治”其实就是经济（资本）权力的管控与宰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向我们详细地展现了抽象的统治机制。在商品经济中，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得以可能的关键在于其间包含着“等量”的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在三个层面塑造着抽象的社会，即抽象出不同个人劳动的“相同性”而使其发生社会联系、个别劳动及其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及其劳动时间、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11](P424-426)}随着虚拟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确立，资本家拥有了对社会资本的支配权继而“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12](P498)这种抽象统治的状况得以加剧。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交换关系的抽象采取了事物的关系的形式，间接地统治和压迫人”。^[13](P627)简单地说，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8](P107)阶段，对物的占有是经济支配权力的基础，通过占有物继而支配世界并发号施令。抽象统治是资本运作和积累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论证了抽象和一般性的功能，它们作为同样社会生产过程的时刻，作为思想的概念或范畴（后者是对物质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呈现出从它们可能性条件的物质环境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外观。这种情况有两个历史后果：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在其中私人劳动行为仅仅由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所组织和调节——开始支配那些事实上作为财富源泉和创造者的劳动者个人。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被事物所支配，或正如马克思所说，开始被‘抽象所支配’。另一方面，作为思想范畴的一般性也呈现出独立的面貌——呈现出一种‘自己的生活’——开始支配有关物质世界的解释的生产，马克思将其称为一种‘思想统治’”。^[14](P18)

第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产机制和增殖机制的考察展示了资本主义的权力体系。围绕资本权力，马克思构建了一个关涉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其中，生产权力居于这种权力体系的核心层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权力都依附于生产，处于它的外层。资本人格化的化身——资本家——作为“工业的司令官”^[4](P386)而把控了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工业上的最高指挥权与资本属性合而为一了。在这种“指挥权”之下，一切生产资料（机器、厂房，甚至包括工人的“人身材料”）和科学技术等一起构成了资本家的权力，生产资料的聚合、劳动力的配给、新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应用等都按照资本的指挥路线迅速落实到位。随着分工协作的持续推进，“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4](P384)可见，这种权力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生产的社会权力体制，资本家按照在社会总资本中的占有额而“分享这种权力”^[12](P217)并凸显着自己作为权力掌控者的身份，广大工人因为丧失了全部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处于臣服地位。正基于此，在交换过程中才会出现广大工人“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4](P196)的情形，在分配中才会出现“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非“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4](P216)的状况，在消费中才会要求工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4](P659)和进行生活消费。不仅如此，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状况和现实要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也得以被塑造出来。在资本这一指挥棒下，资本主义也要塑造出契合其生产方式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维护其经济基础，并充分反映资本家的利益和要求。因此资本主义必然要打造出一套以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殊不知，这种自由实际上只是资本的自由而已，劳动力商品的自由买卖只是有限度的自由交易；平等也只是商品交换过程中以等价物换取等价物的要求，它只存在于交换流通领域；正义的判定标准也只是在于人们的行为是否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和“相一致”。^[12](P379)资本的权力大网覆盖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资本主义就是在资本权力的裹挟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4](P658)也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因此，劳动力受资本权力挟制是无法避免的“命定”。在“原有规模”^[5](P436)之上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巩固了资本的地位并强化了资本的权力。由此，劳动力受资本支配的境况不仅不会发生丝毫改变，还会随着再生产的进程而遭受更加严苛的剥削和压榨。

回应“时代之问”和解答“人类之谜”是马克思的工作任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5](P456)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自我否定”的存在，内蕴于资本体系的否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自我建构和自我摧毁的关键所在。为了充分探索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这一“资本主义的最高问题”^[16]的考察而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总体来说，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我们要坚持对它的“肯定—否定理解”，要深刻阐释和透彻领悟这一生产方式的“暂时性”。^[4](P22)在对资本积累的历史性考察和批判性透析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境况——“福与祸，富与贫，即享乐和权力与穷困和受奴役”^[12](P1028)相生相伴。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并彰显其中的辩证意涵，继而明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向。

第一，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同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各种职能资本在生产中“相继进行”和“并列存在”，^[5](P119)使得资本得以不断增殖和积累。这一过程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17](P36)都是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得以完成的。在物质繁盛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工人的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哀鸿遍野。资本在不断积累的同时，无产者的贫困状况也在加剧。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就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并“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4](P827)进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和资本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造成无产者和资本家截然不同生存境遇的根本原因。由于资本权力为资本家所掌握，他们拥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和资金，掌控了货币的流动和运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既是货币的“出发点”，又是货币的“复归点”。^[4](P178)同时，资本家需要将货币置入流通中开启致富之路，自然地就成了“货币流通的惟一起点”。^[5](P369)置入流通中的货币又要以增殖的形式回到“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5](P459)资本积累与资本家的致富是一致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发掘并极力占有劳动能力，强行催动人的劳动价值与资本的增殖需要相一致”。^[18]然而，资本积累和资本家致富却是以无产者的贫困为代价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指出了工人生产财富与他自身穷困的一致性，还确证了工人会处于“持续不变的贫困”^[19](P124)之中。到了《资本论》，马克思则全面展示了无产者的贫困状况。一方面，他指认了无产者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向贫困之中。无产者之为无产者的关键在于他们自由得一无所有，所获得的工资也仅够维持其基本生产生活所需而已，他们是一贫如洗的。与物质匮乏相应的是精神贫瘠。长期被无形的枷锁绑缚在工厂之中从事单一的工作，会使工人丧失多方面的才能，长此以往会造就诸多的“单面人”。无产者的丰富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逐渐被抹杀殆尽，他们的精神世界趋于空无。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深刻剖析了造成无产者贫困的诱因。雇佣劳动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无产者贫困的根本原因，资本积累则是重要的直接诱因。聚焦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积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P742)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也愈加明显：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P743-744)}

第二，资本生产和经济危机的迸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创造物质财富和铸就文明历史方面功不可没，但也造就了更为严重和普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多将危机视为“例外事件”，认为危机“偏离了积累的正常进程，必须用特殊情况加以说明”。^[20](P276)马克思则不同，他“总是着力将危机趋势与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趋势联系在一起，通过说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最具戏剧性的表现，将每次危机表面上的偶然原因与其根本必然性联系起来”。^[20](P276)在货币和商品流通环节，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对立，就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4](P135)随着买卖过程的分离，这种可能性得以普遍确认。^[21](P575)在资本生产过程中，这种危机的本质推手——资本及其逻辑——得以呈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广大民众的购买能力不足（资本主义工资规律）、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竞争和信用都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着眼于资本积累过程，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由再生产中的资本价值波动而产生的危机，二是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危机。^[22]当然，马克思还向世人呈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和萧条景象。《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工厂的停工、原料的堆积、银行的倒闭、生产的崩溃、工人的失业、社会的动荡、思想的混乱、生态的失衡和矛盾的激化等描述多发生在经济危机之后。可见，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继而判定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有的“痼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在得以不断积累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在积累，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的积累是同步的。有鉴于此，克拉克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评述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鲜明特色在于强调危机的必然性，强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无法摆脱的特征。危机的必然性规定了资本主义的客观极限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20](P4)

第三，社会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对抗。在对流通的考察中，马克思早就阐发了“私人权力”到“社会权力”的转化机制。这两种权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暴露出激烈的对抗性质。随着资本积累的加剧，这种权力之间的对抗就越发明显。资本所具有的关系属性（权力关系和压榨关系）的发挥需要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完成，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方能“运动起来”。^[17](P46)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要能够取出另一种形式的等量价值，同时还要使预付资本获得一个等量的或者成比例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在G—W—G’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售卖阶段过程的最低限度是必须按照“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12](P217)如此才能获得增殖额。这就预示着资本要运作开来并发挥作用，就必须充分呈现其社会关系属性，资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12](P217)就此看来，资本的社会权力“身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然而，资本主义又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4](P872)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是资本权力的“执行者”。因此，资本权力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家的私权，它要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这种私权随着资本积累而逐步稳固，它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对立也越发尖锐。马克思总结道：“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12](P293-294)}

第四，革命力量和阶级意识的蓄积。资本关系的剥削本性主要体现在它的阶级关系生产当中，简单再生产生产出了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4](P708)扩大再生产则生产出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4](P708)资本积累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持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的节奏，实际上却要巩固资本关系。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积累满足了他们吸食剩余价值的欲望，填满了他们的“钱袋”。当然，随着积累的进行，也会淘汰掉部分竞争能力不强的资本家，资本愈加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4](P684)对于无产者来说，资本积累既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又唤醒了他们的革命意识。资本积累要求“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4](P659)可以说，“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4](P709)由于“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4](P743)便会造成数量众多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直观地看，资本积累把大批量的人都推到无产者的队伍中，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和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同时，资本生产和积累的机制是要不断探索使工人人数适应资本增殖需要的最佳配置，这就造成了“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4](P742-743)}的状况。而对于被纳入生产领域的雇佣工人，资本积累的趋势既要求将活劳动缩减为必要劳动并尽其所能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又要求将其所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最低限度以达到“最经济”地使用活劳动本身。^{[12](P101-102)}在此境况之下，广大雇佣工人必然会饱受剥削和压榨，生存处境维艰。正因此，逐渐觉醒的无产阶级会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以其革命性的阶级意识指导革命实践。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里，资本积累有其相应的政治后果，即反抗意识的壮大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理论。聚焦于资本积累，马克思梳理了这一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并阐明了“资本的专制”^[4](P737)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资本积累中所暴露出的贫困问题、危机问题、权力问题和革命问题，究其实质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集中和垄断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P874)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否定性逻辑，也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社会机制。资本主义大厦得以摧毁的根由还在于资本自身，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造成“对自身的否定”，^[4](P874)即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依靠“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4](P874)而完成对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工作。据此，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划清了界限，他不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永恒的抽象论证，而是聚焦于特定的生产过程而展开对社会的强力批判和革命改造。^[23]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深刻阐发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6](P312)也就确证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问题，这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重大理论贡献所在。总而言之，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它不仅详细记录着“资本—政治”的运转逻辑，还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向。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是我们展开21世纪资本主义批判和积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倚仗的重要理论资源。

[1] 蔡玲.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在逻辑——基于《资本论》的理论考察[J].江汉论坛，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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