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民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一波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以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样态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型——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野蛮化生长、数字技术颠覆式创新及数字平台垄断性扩张共同推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登场不仅无法有效化解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还隐匿着以数据剥削为核心的新式剥削逻辑和运行机制，它通过生产过程的激励约束机制、交换过程的动态定价机制、分配过程的算法抽成机制，以及消费过程的综合诱导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剩余价值的剥削与累积，并由此催生出时间剥削剥夺不断加强、空间失衡失序日益加重、异化危机持续加剧、阶级分化愈见加深等当代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系统性危机和历史性衰落。

[关键词] 平台资本主义 底层逻辑 剥削机制 系统性危机

数字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交往和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原有的秩序和发展曲线，正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向平台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转型。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设施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当下社会运作和制度安排实现了全面渗透和深度宰制，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平台提供的服务，日益显示出一种“殖民化”趋势。数字平台正成为资本主义新积累逻辑的中心。平台资本主义有着怎样的生成脉络和底层逻辑，它如何凭借对数据的垄断成为新的数字经济流通中介和资本加持力量？平台用户作为无酬数字劳工或零工如何被纳入资本剥削体系？在一个可见的未来，平台资本主义将如何假借创新之名攫取高额利润，把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和历史性衰落推上新的阶段？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

一、平台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

平台资本主义竭力建构以数据为中心和驱动力的虚拟整合商业模式，是当代资本主义顺应数字技术发展之势，化解资本积累困境和霸权危机的必然选择，已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掘金的一种新兴加持力量。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尼克·斯尔尼塞克率先在资本主义发展框架下审视新兴的数字平台，借用“平台资本主义”概念来描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这一经济复苏新支点重组经济运行秩序的发展趋向，并认定其具有隐性剥削、潜在操控和蚕食性垄断的特征。^[1]作为一种新型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在许多数字经济生态中显而易见，包括社交媒体、网络市场、共享经济和公益众筹等不同表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则来源于不同中的相同，变化背后的不变。只有掌握了这一逻辑，探寻到万变中的不变，才能动态地、持续地看清平台资本主义的底牌。

第一，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资本的野蛮化生长为契机塑造资本主导形态，合乎资本扬弃逻辑。资本存在形态的数字化转型是平台资本主义生成的内在势能。一方面，数字资本展现出其超强的利润攫取能力。相较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数字资本不仅以近乎免费的数据原料优势斩获了更大利润空间，而且凭借数据本身的可复制性特征实现了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数据积累叠加所产生的交叉联动效应还使这种“无限增殖”呈指数发酵，推动数字资本规模的持续壮大。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发挥着把控投资方向、精控生产过程的巨大作用。因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盲目性生产与投资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固有顽疾，而集成海量数据信息的数字资本能够精准研判市场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生产盲目性和投资盲目性的弊端，缓释资本主义相对生产过剩的风险，实现对产业资本运作的有效调控。

金融资本向数字资本的时代进阶表征着资本自我扬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扬弃逻辑是资本存续的根本性逻辑，资本只有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才能保有其生命力。数字资本通过推动资本主义向虚拟经济领域布展，成功开辟出资本生存的数字化空间，促使当代资本及其运行逻辑按照数字资本的秉性与运行方式改造，并最终表征为数字资本的逻辑。作为资本自我扬弃的历史结果，数字资本同样无法避免被更高的资本形态所扬弃的命运。资本运转方式的数字技术形变并不能根治其先天弊病，而只是打造出了一种更加有利于发挥资本增殖本性的社会关系和对资本内部矛盾进行暂时性修复，数字资本“进步”的幻象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第二，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为引擎拓宽资本赢利边界，合乎资本增殖逻辑。数字技术的持续性突破是平台资本主义生成的外在动能。脱胎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前沿数字技术体系通过打造发达的计算机硬件系统破解了巨量数据信息的存储难题，通过创新云计算技术成功构建起了用以处理海量数据信息的量化分析工具，通过精进智能搜索算法激发的有效信息交互在提高买卖双方匹配效率方面进展显著，平台的准入门槛正因技术壁垒被逐一攻克而持续放宽。同时，数字技术普及使平台盛行成为必然。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大规模普及和使用，附着其上的平台应用程序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赋予平台以主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绝对权威，人们逐渐变得无法在平台之外来思考社会交往的可能性。

数字技术引爆的平台资本主义新业态使得资本增殖逻辑在力度、广度和深度上空前强化。就增殖力度而言，集成众多颠覆式创新技术的互联网平台将灵活轻盈的智能算法运用于数据挖掘与交易、需求预测、价格优化、库存管理等方面，以精益生产模式推进了资本高频流转和价值增殖加速提档。就增殖广度来说，数字技术借助互联网平台全面复刻人类社会生活，在实体空间之外缔造了一个无限可能的虚拟空间，阻碍资本扩张的自然地理界限已经被破除。就增殖深度而言，数字技术将“游戏化”“娱乐化”特征植入劳动过程，使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被打破，无间歇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2](P508)平台资本主义利用无处不在的数字智能设备极尽所能把休闲时间纳入资本增殖逻辑。

第三，平台资本主义以数字平台的垄断性扩张为依托提振资本统治权威，合乎资本权力逻辑。数字平台的领域扩张与权力集中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平台化趋势。线上平台的蓬勃发展仿佛勾勒出一个焕然新生的竞争市场，垄断、共谋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旧有顽疾似乎已在数字化世界里销声匿迹。但现实情况是，汇集尖端技术、巨量资本和高效组织的大型数字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一面大肆吞食传统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强化其市场辐射领域和控制强度，一面仰仗各自的数据资源优势“裂土而治”，占据流量门户挟制和打压竞争对手，使当今平台经济版图呈现出一幅“诸侯割据”式的竞争图景，以平台体系为主导的新型垄断格局正逐步凸显。相较于传统垄断组织，具有不对称性特点的数字平台权力范围更庞大。

加速崛起的数字平台承载着壮大资本权力的历史使命。随着实体行业与线上平台的交融式发展，传统意义上严格的行业界限正趋于消失，互联网平台巨头成为资本新的宠儿。数字平台已成为资本操控意识形态的绝佳工具。在数字化生存境遇下，平台用户的隐私与自身存在相剥离，并被巧妙地置换为资本引导控制主体思想与行为的特殊权力。随着平台用户的生活经历、社会交往甚至所思所想被转译并编码为数字符号，数字平台已突破“数据挖掘”的初衷而暴露出“真相挖掘”的野心，平台用户看似自由自觉的思想行为实则都受到平台资本权力的精心设计与规训。

二、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现机制

平台资本主义是一次根本性的经济重组，具有规模效应和集约优势，它借助于同侪生产机制、数据自生长机制和生产性控制机制等把每一个平台用户都纳入自身所建构的数据再生产体系中，不仅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还衍生出以数据剥削为核心的新型剥削关系。

第一，利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生产过程剥削。新型“零工”劳动和“玩工”劳动构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主要劳动方式。“零工”劳动，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中介的按需劳动形式，其实质不过是传统劳动力市场随叫随到的“临时工”数字版升级。平台巨头对“零工”劳动的剥削和控制主要体现在：一是擅用话术激励制造心理认同。“零工”的工作形象被美化为“微企业家”，就业被包装成“自由创业”或“为自己工作”，“一种生存工具被硅谷作为解放的工具进行营销”。^[1](P87)这种话术不仅为平台运营打造了一支随需应变的劳动力大军，且于无形中将“忙碌”塑造为职业成功的标杆，鞭策“零工”保持“高度警觉”，争抢接单任务，挤压分秒时间提升成交量。二是采取评分算法施加严密监控。评分算法不仅用于展示服务质量，还用于监控交易过程，是将“零工”套牢在特定平台生态系统的巧妙工具。用牛津大学普拉斯教授的话说：“评分算法就像希腊神话中明察秋毫的守卫，是现代版的百眼巨人，不间断地盘旋在每个服务方的头顶，几乎塑造了按需服务的各个方面……往往没有任何透明性和责任感可言。”^[3](P64)而“玩工”劳动，则是平台资本主义衍生出的一种既不具备雇佣形式也不具备雇佣关系的新式劳动，是资本剥削关系下平台用户免费创造数据剩余价值的活动。平台巨头对“玩工”劳动的剥削和控制体现在：一方面，利用打赏体系刺激价值生产。针对一般用户，平台主要采取发放优惠券、小额提现等打赏形式窃取能够转化为定向投放广告、营销策略的个人信息数据；而针对坐拥一定粉丝数量的博主，平台则设定了一套虚拟奖励与荣誉等级相叠加的晋升序列，用以鼓励其进行数字文化产品创造，成为平台赚取可观流量和巨额财富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这种打赏体系又从另一面强化着平台对用户的约束。从一般用户为了换取蝇头小利而定时打卡做任务，到内容生产者为了争得高曝光率的置顶推荐而源源不断地输出智慧和创意，一切因素都被纳入平台设定的方程式中，平台用户看似自主自愿的活动实际上早已受制于平台规则的隐性支配。

第二，利用动态定价机制谋划交换过程剥削。动态定价机制将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真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尽管利用动态定价策略打压竞争对手、牟取高额利润的情况在资本主义商业史中屡见不鲜，但基于算法的动态定价机制的盛行还是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动态定价机制塑造了一个受平台巨头掌控的新兴市场。随着动态定价算法介入市场交易行为，传统市场经济中自发调控商品价格的“看不见的手”已被一双“数字化的手”所替代，而后者显然是一种可被人为操纵的强大力量。动态定价机制带来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实时价格的透明性——卖家的降价或提价动机都会第一时间被算法察觉并响应——及时揪出“价格作弊者”或追随“涨价先锋”，最终抬高整体利润。^[4](P79)动态定价机制还能左右商品的市价走向，看似都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所致，实则是平台所有者仰仗数据资源优势的价格垄断行为。所谓卖方力量的削弱不过是平台模式的欺人之谈，这种依赖动态定价机制的新兴市场称得上是平台垄断的天然温床。颇具垄断性质的掠夺性定价，即平台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定得很低甚至平台自身不盈利，待把竞争者挤出市场后提高价格或迫使平台用户接受他们本会认为不可接受的商业服务条款，也是动态定价机制运行的惯用伎俩。

动态定价机制在消费者内部制造出新的不公正。为了在有限的交易内套取更多利润，精明的平台巨头在动态定价机制中引入新的变量——消费者，采取一种“分而治之”的“差别化定价”模式或细分消费者的算法个性化定价模式，导致价格歧视不断攀阶，类似“大数据杀熟”的把戏屡禁不绝。“价格歧视是一种获取消费者剩余非常有用的工具，它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让不同的人付出不同的价格。”^[5](P57)歧视性定价行为的实现有赖于卖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与支付能力的推断，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当个人信息数据在平台日益积聚，平台巨头能够根据用户注册信息、以往交易记录以及搜索习惯等绘制用户画像，这无异于掌握了面向消费者的读心术，诱导消费者心甘情愿地奉上自己的保留价格。动态差别化定价不过是榨干消费者油水的一种新型手段。

第三，利用算法抽成机制加强分配过程剥削。在资本主义创立之初，为了掩盖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不仅将劳动力价值转化为工资，而且采取各种各样的工资形式。马克思甚至断言：“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6](P636)时至今日，平台巨头依然延续着计件工资形式对工人的欺诈，不动声色地将平台劳工选择和确定合适工作任务的时间偷换为无薪时间。与此同时，主导平台模式收益分配的算法抽成机制则在计件工资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榨取平台劳工的劳动与创造，将高额利润掠入平台巨头口袋。通常而言，镶嵌着内在非正义的算法操纵、算法劫持和算法抽成都指向服务供给方，如优步司机、爱彼迎房东、亚马逊卖家等——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小生产者，他们不仅要为每一次成功交易缴纳高额佣金，还要接受抽成比例的不定期涨幅，甚至于，许多技术驱动型平台的不透明算法设计使“机器”侵吞用户收益的不公正现象难被察觉。而为了转嫁低收益风险，处于需求侧的消费者也会遭到殃及，被迫承担其中差价，只有藏身算法后的平台资本成为最大赢家。高额且不透明的抽成规则将大部分处于金字塔下游的平台劳工困在算法设置的陷阱中动弹不得，平台创立之初高调颂扬的自由、自主、自治的就业理想早已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第四，利用综合诱导机制实现消费过程剥削。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排解生产过剩压力是资本主义缓释经济危机的惯用手段，盛行至今的品牌效应、时尚潮流等商业推广无不夹杂着资本平衡“生产—消费”关系的内在诉求。有了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加持，平台资本主义在塑造消费心理与习惯、诱导消费行为方面显然比产业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易形成消费主义垄断操纵。其一，利用精准营销提高匹配效率。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被算法全盘掌控，平台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大水漫灌”式的广告投放，转向一种千人千面的“私人订制”式定向广告，通过建立用户的兴趣全景图将其进行分类和画像，瞄准那些有潜在购买需求的受众进行精准营销。经由这一伎俩，缩减广告成本与提高匹配效率得以双向兼顾，买卖双方趋之若鹜地加入平台构建的销售模式中。其二，利用饥饿营销强化消费动机。如何成功将用户潜在的消费动机转化为切实的消费行为？有意营造的稀缺假象在这场“说服游戏”中至关重要，通过平台销售端口展示剩余库存、提醒优惠倒计时等，都是商家施展饥饿营销的伎俩。贯穿平台模式全域的算法可见性生产逻辑，表面上看有助于塑造一个“信息对称”的线上市场环境，暗地里却成了平台资本家勾结商户诱导消费的帮凶。其三，利用捆绑营销纾解过剩产能。捆绑营销在线下商业活动中早有先例，不同的是，平台模式的捆绑营销具有强烈的多频共振效应——一类是捆绑营销与精准营销、饥饿营销的叠加共振，另一类是多平台之间捆绑营销产生的共振——极易刺激冲动消费、过度消费，看似消费者享受了巨大优惠，实则购买了一些无用闲置之物。其四，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节节高歌更是为消费诱导机制的运行加足了马力。便捷的移动支付系统愈加使“钱”的概念趋于模糊，消费者体验到的不再是失去100块钱的“痛苦”，而是交易成功的快感，是瞬间指纹识别后支出的一个冰冷数字。随着各大电商纷纷建立自己的支付平台以及小额借贷、帮还、众筹等服务的兴起，超支而不自知已成为消费常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陷入债务陷阱，成为平台资本运作的牺牲品。

质言之，在各种平台经济样态竞相出道及其所缔造的生产繁荣景观之下，平台资本主义以平台为载体强化资本积累的真实意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被巧妙地掩盖了，它所极力吹嘘的“免费”“共享”“自由”“便捷”“双赢”“开放”“智能”“时尚”等极具诱惑的话语修辞背后，实则包藏着追求资本野蛮扩张的野心和精心设计的剥削逻辑。而且，这套新型机制契合了政治逻辑和商业逻辑的共同关切，资产阶级政府和平台巨头都希望确保流动性较强的平台用户能够稳定可控地行动，并且还要争取将更多平台用户固定在其应用服务中，从而实现长期规训和控制。

三、平台资本主义拓深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发展趋势，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已经被这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中介和资本化重新编程，却没有完全理解这一激进的生产生活范式转换。平台资本主义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情感、思维与行为方式。这种潜在的变化也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的系统性危机和历史性衰落。

第一，时间剥削不断加强。数字平台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为资本积累插上了“速度”的翅膀，而且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本世界的时间变异与围困。

一是工作时间高度精控。平台资本主义背后，是资本家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对工作时间施加的更为严密的支配与监控。这种支配与监控集中表现为平台算法时间对劳动时间的宰制，表现为资本速度对生命速度的侵蚀。算法时间碾压了真实生命时间中劳动者的主体意志与情感体验，无视生命本身超凡的精神向度，以“光电方式”重新设置劳动节奏，创造一种基于“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原则的“平台速度”。^[7](P239)困在算法时间里的平台劳工无法享受创业者式的自主性，鲜活的生命时间流被贬降为冰冷的数据节点，只能严格遵循算法指令以匹配“平台速度”，成为平台流水线上忙碌的“工蜂”。

二是生活时间深度殖民。“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6](P29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平台化转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蚕食非劳动时间提供了极大方便。数字平台发明了一种“时间叠境”的治理术，解构了以往空间固定性、时间强制性的机械性劳动，转向一种自主自控的灵活工作状态，使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呈现出一种交融态势。随着移动智能设备携新型工作场所——线上平台席卷而来，生活时间遭遇生产性活动强势填充，持续的“在线”状态成为常态。甚至于，睡眠时间也被平台的技术装置用以捕获数据，资本对劳动的生命政治获得了深入地占有。相比于地缘政治上的空间殖民，这是一种时间政治的身体殖民，是一种向内的“去殖民的殖民”形式。^[8](P34)

三是生命时间过度透支。在工作时间高度精控和生活时间深度殖民的重压之下，一种普遍的“时间匮乏”体验弥散开来。压缩睡眠时间以换取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成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的选择，殊不知，这正是资本进一步窃取生命时间的阴谋。“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6](P306-307)}这种突破劳动力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限度的不合理耗费，不仅使劳动者处于精疲力竭的萎缩状态，而且可能导致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在平台资本主义阶段，生命时间的透支已然从部分劳动者的遭遇蔓延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病状。活跃在各类应用程序上的用户看似以一种主体性掌控自身，实则在平台的刻意诱导下牺牲越来越多的休息时间而从事数据剩余价值生产活动，平台资本家对未来生命时间的剥削在自主性娱乐活动的掩盖下隐蔽地进行着。平台资本权力关系下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破坏了劳动者的生命结构和精神构境，正在从根本上引发人的生存质量之痛。

第二，空间失衡失序日益加重。资本布局下的数字化平台以时间加速策略带动空间关系激烈重组，迫使人们进入新型物质实践与新型空间再现模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失序现象在技术进步之极限处显现出新的征兆。

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空间维度的正义危机。首先，平台资本主义加剧地缘空间发展失衡态势。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资本依靠空间扩张助力消费生产剩余造就了空间上的“不平等性”。^{[2](P757-758)}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是资本延缓危机的前提，这正是资本逻辑与空间正义的天然悖论。到了平台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更加偏爱能创收更多剩余价值的地方空间，平台资本家按照平台经济运行逻辑对地方空间的生产潜力重新编排和构序，形成以数字平台为节点的空间构型。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地理格局遭遇深刻重组，全球财富朝更少的地方聚敛和转移，地缘空间发展失衡态势更趋严峻。其次，平台资本主义导致数字空间获得凌驾现实空间的经济权力。作为资本空间生产的现代技术结晶，平台“数字空间”的诞生一方面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危机，以其无限延展特性为资本积累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却造成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深层张力。苹果、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平台巨头通过将线下活动移至线上，将地理空间行为要素汇集“云”端，引发了实体经济行业格局的重新洗牌。随着市场利润向“云”端涌流，数字空间的占有优势最终将转化为超越实体经济规模的超级垄断权力。最后，平台资本主义引发“流动性空间”与“固定性空间”对峙。平台经济搭建的物流基础设施实现了使用代码协调时间和空间的竞争优势，使资本的全球流动更具弹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台劳工在屏幕前端的“静置”以及被套牢在算法给定的行动路线之中。资本的“流动性空间”是以劳动的“固定性空间”作为代价换取的，资本流动越自由，劳动力就越固定、越僵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与劳动力相比，资本具有相对灵活的地理流动性，这成为前者压倒后者的‘非对称’权力的根源。这种流动性可以被看成形成‘全球生产政治’的基础”。^[9](P128)

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空间维度的意义危机。数字资本仰仗科技进步延展自身“生存空间”的同时压缩了人的生存空间，在此过程中，人们将逐渐丧失确定性的生存场域，卷入令人晕眩的“超真实”旋涡。从本体论角度而言，数字空间对现实空间的销蚀引起人的存在危机。人们生来就是一种空间性存在，然而平台化生活模式致使社会亲近性与空间邻近性相脱节，人的直接性空间存在方式遭到瓦解。从认识论角度而言，数字空间对现实空间的销蚀致使人与世界关系错位。作为发达数字技术的典型化身，平台俨然实现了反客为主，现代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逐渐以平台为中介。我们不再用时空一致性经验去丈量现实世界，而是沉浸在数字空间中被动接受平台信息的选择性推送，我向世界“深入”演变为世界向我“逼近”。

第三，异化危机持续加剧。平台资本主义非但无法跳脱异化的怪圈，反而导致新异化的诞生，具体表现为异化场域的延展、异化形式的进化和异化程度的升级。

首先，异化场域的延展意指劳动异化向生活异化的入侵。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空间与劳动时间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只能通过诱使“劳动力尽可能地长时间固定在生产流水线上”来实现。此时的劳动并非体现为工人的本质需要，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10](P159)由于这种依赖特定生产场域的劳动剥削在劳动过程结束后便不能维持，因此工人尚且拥有从劳动空间撤退以拒斥异化的可能性。而到了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得益于前沿数字技术对劳动构成要素与组织方式的全面整合，一种“云端生产流水线”依托平台的应用程序建构起来，资本剥削实现从劳动领域向生活领域的进军，资本逻辑造成的异化也随之蔓延到生产体系之外的一切私人角落。

其次，异化形式的进化意指实在性异化向虚拟性异化的演变。实在性异化表现为主体与主体之外关系的直接对立和扭曲，亦即主体能够现实地体验到异己力量对自我的奴役和贬损。然而，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告别传统生产模式下的“实在”性增殖方式而转向数字资本所表征的“虚体”性增殖方式，主体遭遇的异化形式也完成了从实在性异化向虚拟性异化的蜕变。从本质来看，经由数字平台中介的虚拟性异化消解了行为主体与异己力量的直接对抗性矛盾，模糊了主体对自我生存境遇的真实感知。从结果来看，社会生产与生活不断涌向平台应用程序意味着主体独立性与个性的进一步削弱。平台改变了人参与世界的方式和轨迹，它将人们圈闭在逼仄的数字化“方块”内，包裹在算法精心设计的“信息茧房”之中，按照资本的意愿配置人的主体性。

最后，异化程度的升级意指被迫异化向自愿异化的堕落。随着劳动者角色从被动性的“受众”地位向主动性的“用户”身份转变，由“他者剥削”导致的被迫异化似乎正在被主体“向内剥削”产生的自愿异化驱逐和冲淡。一方面，数字平台集开放性、互动性、休闲性与创造性等特征于一身，巧妙地掩盖了其商业运行中的资本逻辑和不平等权力结构，用户遭受的数据剥削被置换为自我愉悦的娱乐体验；另一方面，算法参数将奖励机制植入平台程序，吸引用户趋之若鹜地参与并沉溺其中，“要我做”的强制支配被置换为“我要做”的自主选择，外力对自我的逼迫感日益变得模糊不清。数字技术的“攻心之术”使人们自愿被控制，自愿被异化，自愿成为由新型资本主义缔造的世界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异化的当代变种，数字异化仍然体现着资本寻求扩张的铁蹄对劳动主体的践踏。只不过，这种新型异化在技术外衣的遮蔽下取得“隐而不显”的存在方式，通过资本逻辑向劳动主体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层内嵌制造出对异化体验的“默许”甚至“认同”，并最终使劳动者丧失抗争意识，屈从于资本形而上学的统治。

第四，阶级分化愈见加深。数字平台与资本主义合流唤醒了资本穿透传统市场边界整合新兴资源、把控社会财富的能力，却也助长了资本社会难以弥合的阶级分化裂痕。

平台资本主义充斥着平台所有者与平台劳工之间根深蒂固的权力不对等。平台资本主义的“攫取型经济体制”不仅将阶级对立简化为劳动与资本的直接博弈，而且力求将劳资之间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合法化、最大化。平台生产模式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新的控制手段推动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的趋势愈加明显，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裂隙空前加深：其一，雇佣形式的流变制造出大规模永久过剩劳动力。“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6](P728-729)}平台化过程瓦解了以工资为纽带的传统稳定性雇佣关系，使劳动力处于全面依赖平台算法需求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工作状态，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劳工努力搭建的就业保护框架濒临崩溃，微薄的薪资和失业的风险正在变得稀松平常。丧失强有力的工会联盟支持的平台短工，实难联合成反抗资本主义控制的阶级力量。与此同时，平台资本家利用“待业”的过剩劳动力大军持续不断地对“在业”平台劳工施加压力，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与分化。其二，算法监控制造出现代“技术奴隶”。算法监控不仅用于督促工作效率，还用于确保服从，将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及时踢出平台。平台劳工如同福柯笔下“全景敞视监狱”中的囚徒，他们只能遵照单向指令行事，根本不具备与算法权力一较高下的能力。平台所有者利用算法控制使管理层形象变得不可见，他们藏身在数字设备和屏幕后端，对于工人而言隐蔽且难以接近。

更重要的是，平台资本主义衍生出了更复杂、更难以界定的劳工关系。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生活在平台资本主义阴影下的数字劳工或“不稳定无产者”已很难构成一个有共同行为能力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利己主义和“原子化”的发展，随着平台进一步深入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大行其道，身份认同和共同行动的空间已急剧萎缩，如何形成一股强有力的质疑并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力量已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结 语

平台资本主义已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掘金的一种新兴加持力量，这种基于数据征用、算法优化的虚拟整合能力，并不表现为一种规范性力量，而是一种不可见的微观奴役机制，它从经济领域拓殖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对当下的社会架构与制度安排实现了深度渗透。平台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在于，数字平台的虚拟整合并不像在场整合那样能够自行发展出相应的秩序规则和道德规约，缺乏一种从源头上抑制数字技术被资本操纵的强大内生力量。

但在布局数据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和超越资本逻辑的意义上，数字平台并不是如斯尔尼塞克所指认的那样仅仅是数字经济流通的中介和资本化，其同样具有规范网络社会生产结构运行的作用，它能够从技术服务创新、市场组织架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即社会生产结构的三个维度——平台的企业维度、市场维度和社会维度将网络社会虚拟整合，建构性地转变成“直接、现实的社会生产力”。随着数字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转型新引擎，以及数字平台日益发展壮大，洞悉及规范其运作的内在机理，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强化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和有序推进数字平台治理走实走深，并以此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的“现实性和力量”是大势所趋、改革所向。

[1] [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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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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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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