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坚持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必要方式，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兴党强党、兴国强国的重要保障。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党始终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突出问题。坚持人民至上，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进行自我革命；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党的自我革命长效机制。在实践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内集中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之一，肯定了自我革命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与政治优势。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始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党的事业胜利前进；善于自我批评，自我剖析，不断淬炼党的作风品格；敢于刀刃向内、自我净化，不断推动组织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与时俱进创新自我革命方式方法，建立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机制，党的自我革命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经受着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多重考验，始终坚持以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纠正党内错误倾向，强化党的思想建设，确保全党思想一致、行动统一，为党的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勇于坚持真理，坚决同党内错误倾向做斗争。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坚持真理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真理，即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与错误路线做斗争，使党在思想斗争与解决矛盾的历练中实现自我锻造、自我净化。大革命后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据统治地位，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束缚工农运动发展，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革命归于失败，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深刻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公开承认并坚决纠正、结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1](P439-440)}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在错误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正如会议所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澈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P474)1945年，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历史关头，迫切需要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总结，对党的历次错误路线进行深刻批判，彻底清算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恶劣影响。为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四年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全面分析各次“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表现及其根源，提出要克服错误的“左”、右倾思想，必须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制定，是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为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重要方向与指导。

加强思想建设，推动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党员成分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由此产生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则会破坏党的团结、危害党的领导。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3](P327)一是通过思想建设形成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净化的优良传统。1929年，古田会议聚焦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深入剖析错误思想的具体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深刻揭示开展党内教育的重要意义。会议指出，教育问题是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强调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进而从理论上肃清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为我们党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二是通过整风运动探索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形式。1941—194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方针，在方式方法上，以深入研读和讨论整风文件为基础，反省自己的思想与工作，揭发和纠正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发扬和巩固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实现对个人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彻底改造。这为其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教育，不断提高自我纠错自我修复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三是建立思想建设的具体制度，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制度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陆续颁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从制度上对党内教育作出具体规定。在教育机构上，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在学习时间上，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保证党校学生每日八小时的学习时间；在教学方法上，建议以自习为主，引导与帮助学生阅读经典著作。这一时期，通过持续深入的党内教育，纠正错误思想倾向，使党员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实现思想净化，深刻反思党性党风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团结提供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党组织规模也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凸显出来。为解决好这些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党集中开展整风整党运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持续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着力解决党内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员队伍规模壮大的同时，一些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认识上尚未形成对党的性质及党员身份的正确认识，甚至有一些落后分子混入党内，同时，少数党员干部出现革命意志消沉，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直面党内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等问题，持续开展整风整党运动。1950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严肃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干部作风，以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善党群关系。1951—1954年，中国共产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摸排查，重点审查基层党员政治历史情况、党性觉悟和政治品格，健全完善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和日常教育，是党的基层组织的一次深度净化。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将“三反”运动与整党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对党员进行教育、登记、审查和处理，深刻揭发党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严厉惩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坚决开除一批贪污蜕化分子。“三反”运动对党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造成了极大震慑，在清除党内贪污腐败分子的同时也对全党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刻的思想教育，对全党实现思想上的净化、保持组织上的肌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伟大变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自身。党中央于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针对性治理，要求领导干部在运动中检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检查破坏党的团结的宗派主义现象和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要求一般党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甘于奉献的精神；要求知识分子党员重点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注重唯物辩证法的学习。这次整风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力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和质量的一次有益尝试，祛除了各种弱化和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淬炼党的作风品格。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党内错误，这是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必然之举。伴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得到极大提升。但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日益滋生，部分党员干部也出现了骄傲自满和贪污腐败等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强调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指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前提是做好学习工作。因此，从1950年开始，党中央相继颁布《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等多个文件，对党员干部进行学习教育活动，深挖党内不良作风的思想根源，要求广大党员实行自我省察，对党员干部的不良思想和不正之风进行纠正。毛泽东强调：“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4](P175)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会议上党内主要领导干部都进行了自我批评，为广大党员作出重要表率。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5](P296)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实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决心。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促使党员敢于正视、深刻剖析、主动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敢于指出、善于帮助其他同志改正缺点，并使之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不断增强自我提升与自我完善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党的自我革命也进入新阶段。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与“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战略思维与非凡的政治勇气加强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并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刀刃向内、自我净化，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彰显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粉碎“四人帮”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肃清“文化大革命”给党的思想和政治造成的混乱，实现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时代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6](P48)并在不同场合多次批判“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即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7](P119)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力推动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这场大讨论逐渐发展成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提供了有力的引导。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在思想解放中不断酝酿和清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三方面的拨乱反正，是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破除思想僵化、进行自我革命的鲜明体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实事求是，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并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纠正了党内错误观念，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其中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8](P352)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增强组织队伍自我净化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腐败问题也出现抬头之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察机关的决定，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后，一方面集中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实现拨乱反正；另一方面针对走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进行专项斗争，促进了党风端正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同时，党中央还十分重视从精神层面拒腐防变，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党员素养，在思想源头上杜绝腐败的滋生。面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复杂国际局势，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9](P225)两大历史性课题，进一步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与战略部署。1993年起，党的纪检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围绕经济建设，面向市场经济中的新问题，中央纪委及地方各级纪委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新特点，将干部廉洁自律、行业不正之风等作为重要抓手，竭力遏制腐败势头。21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反腐败斗争仍然不可小觑。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教育层面，党中央在全党号召党员学习贯彻党章，教育引导党员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提高思想觉悟与纪律意识做好预防与引导工作。制度层面，党中央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建设为抓手，细化规范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相关领域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制度保障与执行准绳。监督层面，建立巡视机构，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严格管理，坚持从严治党，严惩腐败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既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也面临着“两个大局”背景下的风险与挑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0](P8)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把握历史主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在新时代打出了创新党内集中教育、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的自我革命“组合拳”，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刀刃向内、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

创新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内集中教育对解决党内突出问题、深化自我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新党内集中教育，相继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使命意识，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之弦，从政治、理论、作风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政治方向，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复杂，党内集中教育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进行了集中“补钙”，有效提高了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了全党上下高度一致，团结统一。同时，党内集中教育促使全党深刻检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回应群众的重大关切，顺应人民的热切期盼，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重要准备。其次，新时代的党内集中教育始终主题鲜明，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只有保持理论上清醒，理想信念才能坚定。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党史学习教育，新时代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主题鲜明精准、内容切中要害，在政治和理论主线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坚持自我革命的过程中，为实现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汇聚强大力量。最后，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注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保障，有效提升了党内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推动了工作实践的自我革命。在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过程中，党中央始终着眼长远，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等，通过建章立制形成推进集中教育、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既形成了推进自我革命的有力抓手，也促进集中教育的经验成果转化为经常必须之举，使党内集中教育与党建经常性工作有效衔接。

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强化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一步加快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为自我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13年和2018年，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顶层设计。2016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为做好党内法规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新修订党章，将最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约束与规范融入党章，凸显了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在党内法规文本体系建设方面，全面梳理现行党内法规，推进党内法规制度的制定、清理、修订等相关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修订与出台了一系列标志性、关键性党内法规和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彰显了自我革命的具体要求与规范，强化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为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然得让制度先转起来、动起来、活起来，提高制度执行效度，坚持把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正如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11](P8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制度执行，切实以严格的制度执行为自我革命提供保障。一方面，抓住关键少数，强化党员管理与教育。加大学习教育宣传力度，不断学规知规、强化党员干部的规矩意识、制度意识、自我约束意识，引导党员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净化，高度重视对党内法规的学习理解，做法规的自觉践行者。另一方面，在应对腐败等重大问题上，做到了雷霆出击，始终坚持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的原则，通过构建惩戒、防范、监督和保障机制，逐步形成程序严密、内容科学、成效卓著的执纪问责制度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

坚持自我革命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从延安时期找到的“民主新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两个务必”，再到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成功路径。如今，我们正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前进路上，党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实现民族复兴宏伟目标提供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人民至上，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进行自我革命。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2](P590)勇于自我革命，是由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所决定的。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牢记初心使命，从而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指出：“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13](P533)新的赶考路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牢牢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重要标准。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影响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特别是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从实际出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工作好坏的评判标准交给群众。自觉主动地接受群众监督，吸收群众参与，吸纳群众意见，建立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严厉惩治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开展综合整治与专项治理，及时纠正违背党的性质宗旨以及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坚实群众基础。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4](P13)这个行，首先体现在理想信念上。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共同理想信念为基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与精神支柱，促进党员干部明辨是非、善于决断、站稳立场。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增强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不断实现自身建设的伟大跨越。因此，坚持自我革命，锻造先进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从坚定理想信念做起。持续不断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基本前提和思想基础。在理论学习教育过程中，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不断纯洁党的思想。要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教育引导全党从思想上正本清源，以高度的理论清醒筑牢信仰之基，从而解决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理想信念缺失问题，始终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自我革命，必须把反腐败斗争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以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断纯洁党的肌体。党历来注重反对腐败，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基础上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旨在通过清除党内腐败分子，确保革命队伍的健康纯洁。新中国成立后，党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严肃处理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贪污、受贿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着力探索以制度化法治化手段进行反腐败工作的新路径，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反腐决心，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开展“打虎”“拍蝇”“猎狐”，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15]前进路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要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既要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零容忍惩治腐败，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又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毫不松懈纠治“四风”，聚焦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行业系统，特别是切实加大基层反腐败工作力度，推动关键领域专项反腐治理形成常态，切实提升反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效能。

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党的自我革命长效机制。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特点，是党推进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根本之策。党的百年奋斗史表明，推动自我革命，把全面从严治党落细落实，必须突出制度和纪律建设，实现管党治党制度化规范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6](P528)由此可见，革命时期党已经形成依据规章制度进行自我革命的具体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将制度建设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既明确对党规党法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又与时俱进，出台修订涵盖党的领导、纪律建设、组织建设等各领域党内法规，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步伐。同时，对党内法规的执行环节进行部署，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问责力度，切实发挥党内法规的刚性约束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制度建设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一要继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渐形成高效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纠正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督促廉洁自律的锐利武器；二要构建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建立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制机制以及明责担责问责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管党治党严起来，从而确保制度落实落地。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5]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N].人民日报，2022-01-19（1）.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本刊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1座12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29

联系电话：010-58556500

投稿邮箱：maxkyj@126.com

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