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英国期间的章士钊
1957年，上面号召开门整风。政协为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特别召开了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大家感动于执政党的胸怀，纷纷畅所欲言。委员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的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再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数日后，风向发生改变，“反右”斗争接踵而至，政协一部分人上纲上线，猛烈批判章士钊的发言严重不妥，逼令他写出深刻检查。章士钊回到家中，闷闷不乐，不知如何是好。此后，批判调子越来越高，措辞越来越尖锐，章士钊的检讨总是不能通过，这让76岁的老先生烦躁不安，百思不得其解。这天晚上，他实在憋不住了，拍案而起，大声说：女儿章含之在旁边一听，吓了一跳，赶紧劝他说：“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就可以通过了。”“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毫不听劝，立刻铺开信纸，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政协对他极端不公的批判。信件送进中南海，毛泽东非常重视，阅看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有了这个批示，犹如穿了件护身符，章士钊顺利“过关”，政协也再不敢对他揪住不放了。这要是换了另一个人，政协绝不会放过他，右派帽子戴在头上那是妥妥的。还在1919年，北大教授杨昌济曾带着毛泽东上门拜会章士钊。寒暄之际，杨昌济向章士钊介绍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的身份，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每月薪水8块大洋，主要工作是为教授们开门、倒水、找图书、办理借阅登记。虽然此时的毛泽东并无名气，但这一面之交，仍然给章士钊留下了印象。第二年，因为湖南学子留法勤工俭学需要筹款，毛泽东怀揣老师杨昌济的书信，与蔡和森一同在上海找到章士钊。章士钊接过书信展开一看，信上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看罢书信，无半点犹豫，当即应承下来。随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各界募款，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都交给了毛泽东。这2万银元，一部分作了留学生的开支，另一部分带回湖南，用作了革命经费。又25年后，抗战胜利，应蒋介石之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毛与社会各界人士频繁接触，广泛交流。有次由覃理鸣设宴，约请了章士钊前来做客。席间，毛泽东问章士钊，对谈判有何看法。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展示给毛泽东，然后悄悄说了一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很是感激章士钊。因为这两段交往，让章士钊能在反右中逢凶化吉，也就不奇怪了。1963年，毛泽东得知章士钊生活困难，想要帮他一把，但怕章士钊拒不接受，于是找到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表示要偿还那笔四十多年的旧债。章含之并不清楚其中渊源，回家询问此事，才知道事情原委。这件事章士钊早就忘了，更从未想过要人还钱。再说，那笔钱是他募集来的，并不属于个人所有，哪有接受还钱的道理。章含之把父亲的意思转告毛泽东后，毛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许多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断然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回去告诉行老，说我毛泽东说的，欠了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拿出来的。从那之后的十年，毛泽东就以还钱的名义，在每年正月初二，派秘书将两千元送到章士钊家。章士钊每次都坚持不受，秘书便坚持不走，无奈只好收下。就这样连续送了十年，加起来正好两万。到了1973年，秘书认为债务已经了结，就没再往章家送钱。毛有天问起秘书今年的钱送了没有，才知道已经停送，又特别叮咛秘书说，这钱绝不能还了十年就停，本金还完了还有利息，但是四十多年的利息一下子也算不清有多少，只要章士钊还健在，这个钱就会一直“还”下去。也就是在这一年，章士钊第四次赴港，以92岁高龄操劳奔波，欲与台湾方面谈两岸统一事，结果病故香港。还款事就此划上句号，也留下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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