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上广和老家跑来跑去的年轻人

一下飞机，周祁连就意识到身上的羽绒服有些多余。

春天是中国南北气候差距最大的一季。今年3月初，在周祁连的故乡山西，依旧延绵着寒冬的气温，上飞机时他还穿着羽绒服御寒，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却有了要往夏日奔去的势头。飞机落地深圳，温热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周祁连很快浑身燥热。他迅速脱下了身上厚重的羽绒服，露出恰好适应深圳春日气温的装束。

第三次只身面对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一切都要重演一遍，身边的行李箱仿佛不断提醒他，首先要找到一个落脚地。他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过去他一直租房住在南山区——他在南山区的深圳大学读书，毕业后两度“深漂”，都住在南山区，地理上的熟悉感让他内心获得些许安定。出了机场，他直接坐上去往南山区的出租车。

算起来，这是周祁连第三次到深圳打拼。过去十多年，他反复在广东深圳和山西各地之间漂泊，已对山西和广东两省气候上巨大的差别见怪不怪。

近两年，逃回北上广深成为一种趋势，2023年，深圳市常驻人口为1779.01万，创历史新高，比上一年末增加12.83万人，增量位居北上广深之首。在一些社交平台，从家乡重返一线城市的行为被赋予一个新的词汇，回笼漂。

这类人大多在30岁左右，毕业后在一线城市漂泊几年，因为种种现实问题，被逼退回家乡工作或考公。离家近意味情感有所依靠，再有份稳定的工作，怎么着也比一直在外漂泊强。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相比于回笼漂，有人不止一次从一线城市返乡，直到幻梦破灭后，又不得不一次次返回一线城市。

周祁连的老家在山西忻州市五台县，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出身，后来上县城做生意定居，有了周祁连。2013年，18岁的周祁连到广东深圳大学就读，而后，他在深圳读书、工作，经历了两次返乡又回到深圳打拼的过程，他开始确认故乡不适宜自己伸长枝丫。

“人生见底了，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回深圳还有机会，不回去一点机会都没有。”周祁连说，所以2024年3月，他再次决定回深圳工作。

数次漂泊无果，这让周祁连再次落地深圳时，心态异常笃定。他觉得自己势必要努力和这个城市建立连接，在这里生根发芽。

来大城市工作，租房是头等大事。在中介的带领下，这天周祁连在南山区接连看了5间合租房。中介一次次为他打开房间的门，他感受到“扑面而来孤独和腐朽”。他受够了下班后一个人待在出租房，尤其是到了深夜，“空气里都是令人窒息的味道”。

前两次深漂他有过两段恋情，曾经和女友同居的美好回忆，也都落在深圳这些大同小异的出租房里。如今身边无人陪伴，他担心独自住在出租房会被回忆一遍遍攻击。

被拒绝5次，租房中介开始直接问周祁连，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周祁连没有回答，拉着行李箱走了。

当天，周祁连干脆住进了南山区一家青年旅社的集体宿舍房。

在当下，存在着许多和周祁连一样，往返于故乡和大城市，反复“回笼漂”的年轻人。他们人数不算多，但也不是可以忽略的个案。他们像无脚鸟一样想要寻找一块栖息地，因为无法弥合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只好漂来漂去。

出生在河北一座老牌工业城市的孙岚岚，在29岁这年决定第三次北漂。

孙岚岚第一次北漂是在2015年毕业之后。她在北京十里河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月薪6000元、不上保险的工作。当时，她和两个朋友租住在公司附近的自建房内。房子只有10平米，每天晚上，分一个人睡床上，其余两个人打地铺。居住条件并不舒适，但胜在便宜。房租每月1000元，均摊到每个人身上，这三名初出社会的应届毕业生，每月只有300多元的居住成本。

女孩们在屋子里抓捕过蟑螂。每天，她们伴着屋外来来往往的大卡车扬起的阵阵灰尘回屋。门口还铺了很多摆摊的，还有几家两元店，“环境跟民工聚集地马驹桥差不多。”她每天朝十晚六的上下班，依然觉得北京节奏很快，在北京她没有其他朋友，生活闭塞，时常觉得压抑。

返乡的念头，萌发于一次对生活的思考。自建房群里居住的，多是从外地来京打工的农民工。有一次，她路过其中一户人家，看到对方一家老小四、五口人挤在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里。那一刻，她很疑惑：为什么他们不回老家，非要在北京？

这个问题，也一不小心问到了自己——为什么不回老家，非要在北京。这个问题在她心中盘旋许久，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没什么意义，半年后她辞职回了老家。

决定结束北漂前，她把退路想得简单：老家薪资水平低，但消费水平也低，在北京挣6000块，或许和在老家挣3000块的生活水准是一致的。

等真回老家，才发现这笔账不是这么算的。她在老家找了份管吃管住的工作，单休，不给上社保，工资一个月3000元。在北京她几乎没有社交，不出去逛街，也不看电影，每月还能攒下点钱。

老家人际关系复杂，今天跟这个朋友逛街，跟那个朋友看个电影，再加上朋友过生日、结婚什么的，她都要买礼物或给份子钱。于是，在物价低的故乡，她反而攒不下钱，还时常要“月光”，最终把在北京攒的一万多块钱积蓄透支了出去。

在老家的日子虽然舒适，但却会因为攒不下钱而焦虑。再次想回北京工作时，孙岚岚问了妈妈的意见。妈妈跟她说：“你都回来了还去干嘛？踏踏实实的在家里工作，再找对象结婚就行了。”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妈妈对女生的刻板想法，也没听妈妈的话，2017年春天，她再次前往北京。

在大城市漂着，支点难寻

在外打拼，希望靠能力融入他乡、落地生根并非一件易事。归根结底，支点难寻。

起初，孙岚岚为了多挣钱来到北京，并不觉得北漂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第一次北漂时，家里有个朋友问她北漂的感受如何，需要做哪些准备。后面两次来北京，那个朋友又问她同样的问题，自己却迟迟没有勇气过来。

北漂没那么可怕，但想真正站稳脚跟也不容易。孙岚岚毕业于东北一所普通院校，知道自己的学历在人才济济的北京竞争力不强，工作上没办法挑三拣四。2017年春天她第二次来北京后，很快在通州的一家电商公司做美工，包吃住，月薪5000元。工作节奏倒是不快，她还利用业余时间考了教师资格证。

公司老板是河南人，库房也都建在河南。2018年，因为公司经营困难，为了节约成本，老板逐渐把北京的人调到河南，最后只剩下孙岚岚和另外一名美工。孙岚岚觉得在这家公司已经没什么发展，主动离职。后来她又到一家电商公司上班，没想到干了三个月公司突然倒闭。

两次工作变故，让她内心滋生出很强的挫败感，觉得再这么漂下去也没什么结果。当时，老家的男友想让她回县城找工作，母亲告诉她家里有所学校在招教师。几重外力一齐涌过来，她再次决定回家，回去前她先把行李打包寄了回去。

在老家的县城生活一段时间，孙岚岚本想考县城的教师编，结果因为忘记了考试时间而错过。这事她一直瞒着父母，怕跟他们说了会挨骂。“我可能是故意错过的，感觉自己并不喜欢跟孩子相处。”孙岚岚说。

她在县城找了份月薪三四千的工作，平稳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2020年男友因为意外离世，一切都改变了。在孙岚岚口中，那个事件被孙她称之为人生“重大灾难”，时至今日她都没有勇气去讲述整个过程。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好长一段时间她没法工作，把内心上了一把锁，不愿把痛苦展示给任何人看。

一年后她才渐渐走出来。那时候她定下一个目标，攒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似乎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安全感。可无论在县城还是在市里，工资都只有三四千，想攒钱十分困难。最后，她决定再次前往北京。

2017年，读大四的周祁连到北京一家教培机构实习。当时正值教培机构的黄金期，公司的老师不少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他教的是小学数学，工作热情很大，一个题他要练习七八天才上台讲给学生们。一共实习了三个月，他每月拿着七八千的工资感觉很知足。

因为在深圳的女友的呼唤，毕业后周祁连留在深圳工作，继续在一家教培机构教书。他教书能力强，工作的第一年就获得了金牌讲师的称号，月薪一度达到两万元。2020年双减政策露出矛头，他意识到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上课的激情突然大不如前。

与此同时，他和女友的感情也亮起红灯。

在深圳这个崇尚“搞钱”的城市，周祁连是其中少有的感性深漂。在他看来，想要在深圳蔓延生命的枝叶，生根发芽，离不开稳定的事业，更离不开稳固的情感。他自认在感情中极度缺乏安全感，恋爱期间他是两方中粘人的一方，女友则时常对他表达想要独处的诉求。这组矛盾，在周祁连看来撕扯着这段情感。

最终，感情分崩离析，“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她不爱了。”周祁连说。

2020年年初，周祁连在教培机构教书的第三年，因为情感破裂，他丧失了继续北漂的信念，决定离开深圳，回山西老家找工作。“这个决定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但除了回家又能去哪呢。”他能意识到，回家只是在深圳遭遇挫败后的逃避。

真正回到熟悉的县城过日子，周祁连开始觉得更加压抑。找工作的时候父母没法给他提供任何帮助，他们把重心更多放在了还在读书的弟弟身上。

县城不像深圳，夜里九点多街上已经没什么人，孤零零的路灯下，偶尔经过一个形单影只的人。街上的店铺大门紧闭，他想去消遣也不知道该去哪。县城在他看来“是个没有生命力的地方”，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却暗示着周祁连对故乡反而有水土不服之感。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周祁连感觉自己逐渐变得自闭起来。

事业上，也没有进展。离开深圳前，在周祁连看来，他舍弃的是一份工资最高时达两万多元的工作，当时没多想。回到县城，他才意识到两地间的就业差距难以接受。在五台县城，能找到的工作薪资普遍在三、四千元左右，且没有五险一金。在父母的鼓励下，周祁连尝试到经济更为发达的省会太原市找工作。

周祁连此前对太原并不熟悉，找了一圈工作，发现能匹配到的岗位基本都是销售，开出的薪资也只有每月六、七千元。有一次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那公司在一所民房里，五个男人正坐在门口抽烟。这场面让他害怕，认为这可能是个非法组织，随后仓皇而逃。

仅仅在家待了两个月，周祁连就决定重回深圳，走的时候他用“破釜沉舟”形容当时的心情。抱着死也不再回家的决心。

2020年5月，周祁连回到深圳。他换了行业，在深圳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一份人力资源的工作，打算换个行业重头开始。他决定落脚在深圳大学所在的南山区，租下一间6.7平方米月租金1600元的房子，重新开始了通勤打工的生活。

周祁连租住的房子不算好。在讲究居所方位，崇尚坐北朝南的南方，他的房间朝北开，有一大扇落地窗，大部分时候阳光难以直接射进他的房间。这个房间容纳了回笼漂回深圳的周祁连。

离开了发展无望的故乡，他在重新汇入深圳街头为“搞钱”行色匆匆的人群时，一度获得过安全感。很快他又陷入了低潮，还是因为孤独。

每天上班，因为负责招聘工作的缘故，周祁连要和大量不同的人打交道。但出入于人堆之中，周祁连说，那段时间，他总是会生出一种孤独一点点吞掉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回到出租屋之后，感觉更加强烈。真正回到工作中，他心中依然勾勒不出对未来的信心。

“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屁也不是，没有一个立足之地。” 周祁连说。四顾茫然，对未来的懵懂更添孤独感。晚上，他经常坐在那扇朝北的落地窗旁喝啤酒，同时用手机找朋友聊天。有几次聊天过程感情愈烈，他忍不住还哭出来过。

为了缓解这种孤独感，他努力不让自己一个人呆着，周末会去玩桌游，到深圳湾徒步。直到10月份，他结交了新女友，情感世界有了寄托，孤独感才得以缓解。

2020年10月份，他们确认关系后，很快同居在一间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还养了一只狮子猫。周祁连觉得，自己得到了庇护。每天下班他都知道家里有人在等他，“内心有期盼，喜乐有人分享”。他买了辆电动车，下班后经常带着女友去吃大排档，吃完再到深圳湾公园、壹方城、海岸城兜风，心里很踏实。

这个城市并非所有人都能从稳步发展的事业获得安全感。周祁连便是其中之一，在深圳漂泊，每一次爱情有了着落，都成了周祁连在他乡获得的安全感的支点。

对周祁连来说，漂泊的生活里，爱情成了救命的浮萍。也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两年后，周祁连又提起行李返乡了。2022年，女友想要他在广州买房，再考虑结婚的事。周祁连认为两人感情还不稳定，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存款，主张之后再提买房的事。

拉扯了一段时间，周祁连和女友谁也没有说服谁，这段恋情以分手结束。如今想来，他十分后悔，“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义无反顾答应她的一切要求。”他还记得女友离开出租房的时候，把两人一起养的猫也带走了。

得知周祁连失恋，母亲给他打电话：“你年龄也不小了，一直在外面漂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回来考个公员吧，安安稳稳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周祁连觉得自己当时心态有些麻木，想着去哪儿都行。于是，一个月后，他辞职回了家。

坐在飞往山西的飞机上他感触良多，“这么多年像梦一样，离开了又来，来了又走。”他用苏轼的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形容自己内心的无奈和悲愤。对周祁连来说，一次次从深圳返乡，是在试图从家庭中获得骤然缺失的情感庇护。

一些不断往返家乡和一线城市人发现，两头都没有合适的容身之地，情感依靠和自我价值实现都得不到保障。在一线城市漂泊的时候，他们过着原子化的生活，渴望家乡的安定，回到家后，又被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微薄的工资劝返。

2023年前半年，周祁连报了考研班，在家里学习备考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考研班的学费就花了一万多元。半年里，他参加了故乡各地人社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的公务员考试，无一上岸。父母虽然没说什么，但周祁连却因为焦虑过度，查出了抑郁症，在医生指导下服药缓解。

后半年他到省会太原工作。太原对他而言也是个陌生的城市，情感上的孤独仍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工作之余，他开始着手为自己寻找新的支点。

那半年他通过手机软件不断相亲，还花了八千块钱报名学习情感辅导课。他总结相亲过的女生的共同特点，“大都要求我在体制内上班，十个里面有九个吧。”还有一些女生介意他家里有个弟弟，将来家庭财产方面不好分。

“都说大城市人情冷漠，小城市也温暖不到哪去。”周祁连总结过去一年在太原工作的体验。离家的时候父母试图挽留他，终究是没留住。他留给父母的是一个决绝的背影。

暂且落地

周祁连住的青年旅舍一间房有八个铺床，一个床铺每月1500元，里面大都是来深圳找工作临时住在这里的人，一旦找到工作就会搬走。周祁连与他们不同，他很快找到一份人力资源经理的工作，但仍住青年旅舍，没再租过房。房间里其余7个床位，换了一拨又一拨人，周祁连就是没有外出租房的打算。

归根结底，他借着这种共居生活，缓解自己对感情的依赖。青年旅舍里有台公共的洗衣机，周祁连以往比较注重个人卫生，现在也不讲究了，需要洗衣服时就直接把衣服扔进洗衣机里。“顾不了那么多，孤独是最难以忍受的。”周祁连说。

生活中，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结交女性，约她们见面相亲。前不久，有个第三次见面的女生，要带周祁连去惠州买房。周祁连也想去了解一下房价，就应允同行了。在惠州，他们看了一个单价9000多元的楼盘，女生让他当天就买，周祁连觉得不可思议。

他解释说自己并非不想买房，手里也有一些积蓄，更重要的是想要一个循序渐进的相处过程。最终，他和那个女生在售楼处闹掰了。

除了相亲，周祁连没有什么社交。每天7点下班后，回到青年旅社躺在床上刷手机。

这次回深圳工作，周祁连发现能往来的朋友又少了几个，其中几个是因为结了婚，他不愿再去打扰他们。光去年他就有三个朋友结婚，当时周祁连挨个转了份子钱，人没去喝喜酒。他在心理默默祝福他们，却没勇气见证他们步入婚姻时的幸福场面，“他们都结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害怕自己当场崩溃。”

恢复上班后，周祁连的抑郁症基本好转，已经不再需要吃药。他很想让自己在外人面前表现得积极阳光一点，“你把我写阳光一点，这样我也好找对象。”周祁连说。

青年旅社的大客厅，夜晚住客陆续归来，客厅里常会坐着一帮人。有时下了班，周祁连会围坐在客厅的角落里，听他们聊天、讲故事，从不插嘴。有的人讲话带着浓重的方言，他根本听不懂，只觉得耳朵里有个嗡嗡的声音。

时间一秒秒过去，客厅里的人陆续离开，到了凌晨十二点，周祁连带着困意回到自己的房间。

周祁连几乎不跟室友们说话，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甚至有时不得不忍受屋里的吵闹。可他知道自己需要身边有人，无论是谁，只要听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世界。有了依靠。

自从2021年第三次北漂以来，孙岚岚发现与家人的连接弱了很多。她故乡离北京很近，高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前两次北漂，每到一个节日她都会回家，也经常在周末往返两座城市。如今她一年都回不去几次。

原因之一是逃避家里的催婚。今年她32岁，父母时不时给她推来个男生的微信，她会假装配合，加上对方的微信也不聊天。她觉得自己基本已经从那次人生的“重大灾难”中走出来，但一时还是无法面对新的恋情。

相比于前两次北漂，这次北漂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攒钱买房。她今年已经32岁，认为自己不可能一直在北京漂着，在老家买套房，意味着有个永远属于自己的地方。2020年，父母为弟弟在县城买了套房，她没有为此抱怨过父母，只是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房子也不会跟她有任何关系。

“我们那有姐弟两人的家庭很多，父母会把所有资源倾斜到弟弟身上，姐姐一点也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她曾和父母提出过自己要买房，母亲说：“你一个女孩子买房干什么，嫁了人不就有房了。”

现在她在通州的一家电商公司上班，每月工资9000元，税后8000多。她和一个朋友合租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房租1750元，两人住在6楼，没有电梯。她每花一笔钱都会记在本子上，发现自己买菜做饭更加省钱后，她就不再吃外卖，有一个月她吃饭只花了300多元。

从2021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她已经攒下14万存款。

近一个多月，室友回老家处理一些事情，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住。她感觉还行，没有多少孤独的感觉。她和室友一人养了一只银渐层猫，自己的那只是从老家带来的，在那个“重大灾难”发生后，猫给了她很多陪伴。

周末她不需要外出社交，也不出去逛街。房间是向阳的，中午吃完饭，她躺在床上玩游戏，两只猫时不时从窗台的太阳底下跑过来，在她身上蹭来蹭去，嘴里轻轻发出满足的呼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