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托克维尔和不完整的平等——奴隶制与殖民
2022年9月21日晚七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海外学者讲学计划、“法国思想与历史”系列讲座第六讲在线上举行，主题为《托克维尔和不完整的平等——奴隶制与殖民》。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Françoise Mélonio）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崇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麟贺翻译。
托克维尔和不完整的平等
——奴隶制与殖民
主讲人：弗朗索瓦斯·梅洛尼奥 教授
（巴黎索邦大学）
梅洛尼奥教授首先回顾了托克维尔关于“平等”的讨论。在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之中，“身份平等”被赋予了关键的理论地位。托克维尔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与美国都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平等化”趋势，这里的“平等”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得到确立；另一方面则是“身份平等”，这可以说是一种“想象的平等”——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现实的差别，但“人人都感到彼此相似”。
既然“平等化”不可逆转，就应当考虑如何通过政治手段在平等化的世界中保存自由。这一点对于托克维尔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他并非以学术而是以政治为志业。托克维尔活跃于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坛，担任过议员、议会主席、外交部长，他希望通过分权制衡、民主教育等方式在政治的领域内实践自由的原则，以此对同时代人发挥影响。
以民主教育为例。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教育并不只是在学校中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让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市镇就像是“教授自由的小学”。托克维尔对奴隶制的思考与此不无关系：他提出，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学会行使自己的自由。但他也提到，民主教育应当审慎。之所以强调审慎，是因为托克维尔对革命心怀戒惧，他相信以革命加速历史反而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因此有必要采取迟缓的行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托克维尔定律”：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冯棠译。）
托克维尔面对奴隶制与殖民问题时表现出的谨慎乃至矛盾态度，也可以在他的渐进甚至保守立场中找到解释：尽管“平等化”不可逆转，但审慎自有其必要性。
梅洛尼奥教授接下来讨论了托克维尔对奴隶制的思考。托克维尔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废奴主义者，同时不失审慎。他认为，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状况完全不同。在美国，奴隶制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明显的种族肤色差别带来的偏见，导致美国人难以感到“彼此相似”。即使是在生理上彼此相似的法国人之间，也还存在着贵族-平民身份区分造成的不平等遗存，要消灭建立在肤色差异这一生理基础上的美国“贵族制”就更加困难了。托克维尔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件中写道：
“奴隶主废除奴役制度，这种事大概史无前例；只有某种更强大的、能够同时支配这些奴隶主和奴隶的力量才能废除奴役制度。这就是导致奴隶制在你们（美国人）当中比在其他地方持续更久的原因，因为你们是完全独立的。”
美国的民主意味着不存在某种可以带来奴隶制废除的更强大力量。因此，托克维尔在美国奴隶制之中只看到灾难的肇始——内战不可避免。直到1859年去世为止，托克维尔一直支持着美国的废奴斗争。
需要强调的是，托克维尔对种族关系的认识与现代人有些不同。今天，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在民主社会中要求生理差异得到承认和尊重、人们为自己的差异而骄傲，而托克维尔是在民主社会的“相似性”中思考平等问题，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不可能还存在种族区分：“人人都感到彼此相似”。
法国的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法国本土不存在奴隶制，黑人数量很少，奴隶制仅仅存在于遥远的殖民地，法国人“有幸出生在一个人人彼此相似的世界”。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可以在法国立即、完全废除奴隶制，这使得他成为了法国废奴运动的重要人物。托克维尔厌恶任何形式的“种族不平等”观念，他认为黑人在生理上弱于白人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种族不平等的观念还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后果——阻碍黑人寻求自由。
托克维尔的废奴立场鲜明，但他的某些具体主张仍然受到批评。他认为应该在废除奴隶制后对失去奴隶的奴隶主予以经济补偿，这种政策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人们或许会认为应该得到补偿的是失去自由的奴隶及其后裔——但在18、19世纪的欧洲相当普遍。要解释这一主张，就需要回到托克维尔的审慎之上。从政治层面上说，释奴补偿是一种议会斗争策略，以此抗衡殖民地种植园主利益集团施加的压力。从经济层面上说，释奴补偿可以帮助种植园主从奴隶主过渡为发放薪酬的雇主，从而避免殖民地经济崩溃。从道德层面上说，殖民地的奴隶制是受到法国政府鼓励而历史地形成的，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因此以国家税收补偿奴隶主意味着全体法国纳税公民对许多世代以来民族集体罪责的补赎。最后，从政治教育层面上说，从奴隶制到民主制度的立即转变会极为暴烈，因为奴隶主深信不平等是自身的权利，而未曾自由过的奴隶还需学习如何行使自由。为了避免这一转变中出现暴力冲突，托克维尔支持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充当中介，允许种植园主代表进入议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同时采取措施保护释奴的利益。
托克维尔对殖民地的未来亦有所计划，他希望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的殖民体制。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制社会需要被转化为按雇佣劳动制度组织起来的社会，像后革命时代的法国本土一样逐渐走向民主社会。托克维尔对安的列斯的前途表现得十分乐观。美国历史学家Seymour Drescher因此发现了托克维尔对待美国、法国的奴隶制问题上的不一致之处。他依据贵族向平民社会过渡的模式淡化了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解放问题中的种族因素，认为两殖民者和被解放的奴隶可以逐步达到“彼此相似”的平等，却在讨论美国时认为基于种族差异的不平等奴隶制社会难以超越。事实上，安的列斯群岛迄今为止仍然处于严重的种族对立之中。
在奴隶制问题上，托克维尔并没有偏离自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政治原则，只是有了更多审慎的政治现实主义考虑。在殖民地问题上，寻求托克维尔思想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融贯性则更加困难。
梅洛尼奥教授简要回顾了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史实以及托克维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场征服始于复辟王朝末期，起因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外交争端，最终却演变成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占领。托克维尔从1837年开始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展开写作，以专家身份于1841年、1846年两次前往阿尔及利亚考察，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继续参与阿尔及利亚政策制订，直到1850年。他在1847年向议会提交的两份考察报告是现代学者研究托克维尔有关阿尔及利亚思考的最重要文本。梅洛尼奥教授指出，在解读托克维尔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文献时，不能将其视为与《论美国的民主》一样的政治理论作品，而应当意识到托克维尔是以官方身份甚至是代表集体在写作，需要谨慎地处理这些文本与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倾向之间的关系。
梅洛尼奥教授以两点设问展开了对托克维尔思想中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倡导平等，却在议会报告中大谈对他国的殖民，这其中是否存在矛盾？托克维尔又是怎样进行的论证？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从内政角度出发的论证。托克维尔相信战争能够巩固不稳定的政权，能够唤起国民的道德感，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国家中起到团结全民族的作用。历史证明了托克维尔对战争的道德功能的构想是错误的：1850年颠覆了第二共和国、拥戴帝制的军队正是征服了阿尔及利亚的军队。1850年后，托克维尔再也没有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写作过；他认识到自己有关战争道德作用的看法只是幻想，战争中隐藏了巨大的危险。
第二项论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托克维尔的这项论证非常接近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说法：雅典的帝国主义是保存自己价值观乃至生存的必要。在法国与英国的竞争中，征服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维持自己一流大国地位的需要，从阿尔及利亚撤退将会宣告法国的衰落。
在托克维尔为殖民事业的辩护中固然存在自由主义的因素，譬如就对待殖民者的态度而言，他认为应该赋予前往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与法国本土居民同等的权利。但在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偏离了自由主义。不过，托克维尔没有对殖民地进行“文明化”“基督教化”的想法，他认为尊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是欧洲殖民者的荣誉所在。他没有用“正义战争”的话语来正当化殖民征服，而是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思考如何减少对殖民地的压迫，实现对殖民地的良好治理。也就是说要建立
“一种权力，不仅能够根据我们的利益还要能够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指导他们；真正关心他们自身的需求；真诚地寻求为他们服务；照顾他们的福祉；考虑他们的权利；为了帮助他们有缺陷的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热心地工作；在获得臣服和税收之后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统治他们而不只是剥削他们。”
“我们不应该将他们推向我们欧洲文明的道路，而是应该引导他们走向适合自己的道路。应该了解他们喜欢什么而不是厌恶什么。”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托克维尔不排除在殖民地使用暴力、不排除剥夺土著居民土地的可能性，他提议建立良善的监护权力，是想证明法国利益与殖民地利益能够通过良好的殖民地治理相互兼容。如果法国试图摧毁阿尔及利亚的本土文化传统，那么结果只能是：
“两个种族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阿尔及利亚早晚变成一片封闭的决斗场、或是围着高墙的斗兽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两个民族在其中无情地角斗，直到一方死去为止。”
托克维尔的预言不幸成真，二战后阿尔及利亚果然爆发了残酷的内战。
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怎样才能在非洲建立一个与我们法律、习俗、文明共通的法国人群体，同时在正义、人性、我们的正当利益和……荣誉的要求下，在方方面面尊重、照顾土著居民？”对于托克维尔而言，在自由主义的普遍理念与殖民的必要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他让阿尔及利亚人做出牺牲、为法国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负，但道德上的焦虑感又促使托克维尔为殖民地谋求良善治理，希望尽量减少殖民带来的灾难，幻想在实现法国伟大的同时减少征服中的野蛮与不道德。
总而言之，可以认为托克维尔构想的是一种“有选择的民主”。思想家无法超越时空、语境思考，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确认了民主是一个向未来开放、不断推进的过程，不平等不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形态，而仅仅是一种偏见。正如他在1853年所言：
“凯撒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很乐意写一本书来证明他在不列颠岛遇到的野蛮人与罗马人不属于同一种族，后者天生就注定要主宰世界，其他人则注定在角落里默默无闻。”
这是托克维尔的讽刺：当他写下这些文字时，“不列颠岛的野蛮人”正在主宰世界。
梅洛尼奥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崇明老师对讲座内容做了总结与评论。崇老师指出，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思想与同时代英国人如约翰·密尔、以及后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帝国主义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后两者皆以文明教化为理由辩护殖民事业，而托克维尔则看到了这种“帝国理由”之中的虚伪。托克维尔的帝国主义与其自由概念有关，在他看来，自由不仅是普遍权利，也是一种创造德性的力量，托克维尔希望能够通过帝国主义的伟大事业激发法国人的政治自由信念，克服法国的分裂和衰弱。
讲座最后，梅洛尼奥教授就线上听众提出的罗马历史与托克维尔思想的关系、托克维尔晚期对帝国主义的反思等问题与听众交流。晚九时许，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曹蜀阳、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