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6讲】 楼劲：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

2023年4月12日晚7点，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6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受邀主讲，题目为《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潘敦副研究员主持，韩琦教授、冯培红教授、吴铮强教授、秦桦林副教授、罗帅研究员与30余位同学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楼劲老师表示，前两讲从西汉革命论的退化开始，其实是在强调古典革命论向中古革命论的转变。古典革命论退化为中古革命论以后，其中一支即禅让革命的思潮，影响到魏晋宋齐梁陈、西魏北周隋唐的易代过程；另外一支没有采用禅让，而是直接利用汤武革命的旗号来建立政权，即“北族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古“革命”三论基本上涵盖了唐以前大一统王朝更替的所有例子。

那么为什么十六国的北族领袖们，以及冉魏的冉闵、北燕的冯跋，不采用禅让的方式呢？这让我们意识到禅让是需要条件的，如汉赵国，即便掌握了晋怀帝与晋愍帝，刘聪甚至还将小刘贵人赐予怀帝为妻，似有利用二帝之想法，但整个舆论并不认为其拥有禅让的资格。所以十六国北朝君主纷纷标榜革命、比附汤武，同时也比附曾经打着举义抗暴旗号的汉高祖与光武帝，这种模式即“北族革命”。在对“北族革命”的概念进行定义之后，楼劲老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五胡豪酋的“革命”举义

楼劲老师首先列举李庠、刘渊、石勒的例子，认为当时的巴氐、南匈奴、羯人等少数民族的确身处歧视和压迫之中，所以五胡豪酋建国的例子多有举义抗暴包括反抗民族压迫、歧视的内涵。身为汉人的冉闵也打着“汤、武亲行诛放”的旗号要诛除“暴胡”；前秦苻坚杀苻生而自立，亦用“行汤武之事”进行自我辩解。在十六国北朝，无论是反晋还是胡汉、胡胡相争，亦或是一国之内的平难定乱，都利用了两汉四百多年以来深入人心的“汤武革命”旗号。

同时，利用汤、武、汉高帝、光武帝这些已经符号化的革命象征人物自比的，都是称帝（天王）为天子者。这又说明汉代以来“革命”内涵中突出的改朝换代之义，已被各族广为接受，“汤武革命”是建立王朝过程中获得大义名分的固定路径。然而标榜“革命”不等于从无通过“禅让”登极的想法，汉赵国手握晋怀帝、晋愍帝，但仍然阻碍重重，“自古岂有胡天子”之说就是一个集中体现。所以“汤武革命”的路径是五胡豪酋基于对王朝体制认知及所处夷夏关系现实的清醒选择。

十六国时期比附汤、武等象征人物的现存记载仅余零星，其中有些且可考知其曾被北魏崔鸿编纂《十六国春秋》及唐初再修《晋书》时删改。比附汤武这些属于各国建立时国策性质的事件肯定记载于各国的史书当中，其被删改的主因是北魏与晋皆视十六国帝王者为“僭伪”，故《十六国春秋》《晋书》多视之为无谓之文。楼劲老师还指出，光武帝登位之初报书公孙述称“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而建武三十年封禅泰山刻石文则称“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这样的变化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

二、“北族革命”的发生背景

楼劲老师认为，十六国以来的“北族革命”能够成为在中古史上与禅让相辉映的易代模式，有两个背景需要特别关注。

其一是汤武革命说或革命论在两汉的流变，此前的第一讲已经提到，自高祖刘邦标榜革命举义反秦以后，整个西汉至新莽时期革命论退化的主要表现，是“革命”等同易代改姓，禅让入主“革命”内涵，改制成为“革命”外延。楼劲老师接续第一讲的内容，指出两汉之际的公孙述、刘秀，都打着“汤武革命”的旗号。正是由于刘邦、刘秀皆曾标榜革命推崇汤、武，举义抗暴这种对于统治者来说极为危险的革命理念在两汉一直被限制防范。

楼劲老师指出，班彪的《王命论》值得我们反复细读，其中的讨论在理论上大抵是循荀子至董仲舒以来的路数，通过强调天命来调和革命放杀与君臣大义的关系，其实际影响看来主要是提高了“革命”易代的门槛。平定黄巾起义的皇甫嵩对阎忠的劝进惧而不从，袁术虽欲创业而臣属不从，都反映了“革命”的门槛不断被强调、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膺有天命并平乱定难成为了东汉以来豪族枭雄的理论武器，这实际上也是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的一个理论前提。

其二是两汉四百年统治对胡汉各族及其关系的深刻影响。儒学形成于尊王攘夷的背景之下和尖锐对立的夷夏关系之中，所以儒学经典中从来都不缺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类的论说。当儒学成为两汉统治的指导思想，加之长期的汉匈、汉羌战争，两汉的民族理论是朝着民族对立方向发展的。《礼记·王制》有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种说法直接杜绝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可能，此后每当民族矛盾凸显之际，史书都会以此为蓝本进行论述。如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江统《徙戎论》，就是汉晋关于夷夏关系的主流看法，与之相随的就是歧视和压迫。这种两汉以来的民族矛盾与土地、豪族等问题不断积累进而集中爆发，催成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动荡局面。

但隔阂、对立、歧视和压迫远远不是两汉以来民族关系的全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身受其害的五胡群雄为什么一定要建立王朝和比附汤武革命的事实。历史是光明与黑暗的复合体，自汉代步入正轨的王朝体制一方面带来了压迫与对立，但另一方面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卓越的体制一定会导向新的局面，并不断致力于解决新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体制。在主导王朝体制形成、完善的儒学中，除了强调民族区隔的一面，还存在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等理念，在政策和制度上也有相应的安排。

王朝体制的成功集中体现为四夷对之的接受、认同以至向往，楼劲老师列举秦汉以来各族接踵托祖华夏的浪潮与各族人口大量的内徙，说明王朝体制对于境内和周边的族群实有包容和吸纳。这种成功的现实与“不可推移”论带来的歧视和压迫并存，不断积累矛盾，构成了对王朝体制的新挑战。同样由于“不可推移”论的存在，决定了身为单于、可汗的五胡豪酋不能名正言顺统治华夏，亦不能采用禅让，必须举义抗暴、比附汤武，才能有助于其政治目的和所建王朝的正统地位。刘渊所述“帝王岂有常哉”的“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说，早在孟子之时已有雏形，经过魏晋以来的发挥，成为北族国主的理论武器。这种被陈寅恪先生总结为强调文化而非种族的“有教无类”之说，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理论中伟大的闪光点。十六国北朝的历史走向，就在于突破“不可推移”论的禁锢，再造“可以融合”的新公理，从而再造王朝体制的民族关系内涵，揭开隋唐王朝的序幕。

三、从“革命”回归“禅让”

就程式而言，北族革命既非禅让易代，自无先加九锡等例行的禅让步骤及由前朝之君承秉天意让授大位的环节，而是像汉高、光武那样登坛承受天命。在五胡酋豪登位之后，一般进行郊祭告天与大赦改元，此外还有追尊祖宗、封拜功臣等例行之务。需要特别注意在十六国北族豪酋称帝之时，会去大单于之号，将其授予太子或重臣。单于号只意味着北族诸胡共主的身份；而皇帝（天子）意味着天下共主的身份，建立王朝体制，囊括胡汉，弥合民族关系。

而五胡豪酋称帝、建立王朝的程式，与禅让的程式越来越接近、靠拢。正是在这些程式的进行之中，汤武革命所寓举义抗暴顺天应人的内涵，已悄然而被命世之主顺天应人完成易代的主题所置换。楼劲老师总结道：

首先，郊祭告天与大赦改元也是汉魏、魏晋完成禅让的基本程式。

其次，五胡酋豪标榜革命的改制举措亦与禅代大同小异。

第三，北族枭雄建立王朝后，也像两汉那样迅速地从标榜革命转向了防范革命。

从这三点来看，在北朝后期，“革命”与“禅让”之间的鸿沟被填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民族关系理论中的“不可推移”逐渐转向“可以融合”，这种理论转向在政治实践中的高潮便是孝文帝改革。孝文帝改革打通了五胡时期开辟的胡、汉杂糅走向各族融合之路，也从根本上解除了当年制约五胡酋豪难行禅让的桎梏，不再需要“汤武革命”的旗号，遂有魏齐、魏周及周隋、隋唐纷纷回归禅让易代的谢幕演出。

四、“北族革命”的多重影响

综上所述，五胡酋豪标榜“革命”比附汤武，有其虚夸矫饰成分，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力图建立正统王朝，成为胡汉各族共主以巩固统治的真实内容。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之所以发生及其终究回归于禅让的历程，呼应的是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思想潜流，在北朝后期至于隋唐产生了以下影响：

影响之一，是北族革命与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双轨并行又理念互摄，一起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说所寓的政治原理，使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和举义抗暴顺天应人等思想观念，得以通过长达百年的探索不断深入胡汉各族人心。

影响之二，是北族革命以“帝王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的理论和实践，冲破了两汉以来夷夏关系问题上偏于歧视、对立的旧论，开启了从各族天性“不可推移”转为“可以融合”的新论。这一理论甚至影响了高句丽与日本。

影响之三，是北族革命不仅破除了“自古岂有胡天子”之类的魔咒，更构成了北族立国建政的一种模式。其过程虽多曲折，最终却还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成功并对内亚各族部具有空前影响的北魏样板。

因此，无论是特定政治原理和准则的普及、领悟和实践，还是王朝体制或多民族统一国家制度的完善；无论是先秦、秦汉以来民族关系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整部中国史的东亚、内亚史的影响，北族革命所具的多重面相和内涵，都构成了中古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最后，当发展到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以后，“禅让革命”模式的重心开始偏向“革命”一侧，这实际上是中古史上禅让易代走向终结的前声。楼劲老师指出，隋文帝杨坚“先即位—再告天”的例子，一改过去“先告天—再禅让”的程式。这是因为杨坚要尽可能淡化周帝禅让政权的份量，从而凸显自身作为拯难定乱革命之主顺天应人理当受命的地位。

此后如《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高祖李渊在隋唐禅代的过程中，抨击魏晋以来禅让易代流于形式以掩其恶，强调自身起事立业“颇似汉高”，实以禅让革命模式中的革命举义内涵来质疑近世禅让故事的虚伪，从中可见这一模式所寓矛盾发展到隋唐之际，几乎已走到了否定禅让的方向上。虽仍以禅让完成易代，却循用了杨坚“先即位—再行告天”的程式，更取消了魏晋至周隋旧主禅位策书中例所当有的诫勉之语。

魏晋以来禅让革命和北族革命的不断展开，不能不引人深思“革命”与“禅让”的理论与现实，质疑、反省其间发生的问题和流弊。李渊所示与其凿枘不合仿效尧舜不如因势利便取法汤武的倾向，即在这一渐趋高涨的思潮下产生。而魏末以来群雄举义浪潮与北族革命传统的激荡，则因其影响直接而冲击强烈，更在当时相关思想理论的转折尤其是禅让革命模式的衰落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至于后来的辽、金、元、清等北族所建王朝，又因其与北族革命形势、任务多有相近，经验教训足供借鉴而取法乎此调整发挥。是其余绪绵亘长达千年，影响所及而叠起波澜，可谓良有以也。

随后的问答环节，楼劲老师与在场师生就“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冉魏政权的特殊性”、“北族传统与中原传统的互动”、“北朝后期北族回归禅让模式的原动力”、“革命与禅让在中古以后的线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向鋆君

照片：向鋆君

编辑：吴一杭

审核：瞿萧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