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文官党派纷争，外无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战事众生缭乱，体制上政治制度内部牵制消耗、外力无法使出，南明之倾根源可溯。

事实上，南明（17世纪中叶，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然而，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的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 世纪后期开禁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

然而，这通计不到20年的“历史瞬间”南明史引发了历史学家不倦的探索兴味：“南明事件确实多彩多姿。即使仅注意到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各色人物和事件也令人不可思议。……”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17 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数十年中酝酿而成的变化浪潮在该世纪中叶达于峰巅，而后浪花四溅，散为各种事件，既令人振奋，又使系统的研究与诠释甚为困难。司徒琳所作的《南明史》回答了“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一问题，由此出发讨论了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失陷后18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溃败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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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以较少的人名、尽量简单的术语和叙事线索，将本来复杂冗长的故事精简于一卷的通俗易懂的书”，读者通过这部书中的17 张地图，还能更好地理解明清双方在军事和海上的冲突。

此图见于《南明史》一书中

今天，文景微信君精选了一篇历史学家朱维铮为《南明史》所作的序，分享在这里。

此图见于《南明史》一书中

17 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20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

南明史便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还在20世纪初，那些愤恨清朝腐败统治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排满革命”的名义下发誓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战的时候，如何从南明的历史先例中汲取自己的革命诗情，已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诗人的愤怒，不能代替冷静的历史研究。清末最热心歌颂南明为抗清而献身的忠臣义士事迹的，往往也是光复会成员的南社诗人们。但也正是这些以浪漫主义的热情为民国催生的青年们，在他们梦寐以求的反清革命成功后，发现迎来的不是“汉官威仪”，而是旧污陈垢装点的“假共和”。希望幻灭了，痛心疾首的悲吟代替了斗志昂扬的高歌。随着诗人的沉默，由近及远的历史沉思变得凸显，那远点便在明清之际。

此图见于《南明史》一书中

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 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20 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17 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18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助澜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1957 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功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1984 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还在研究生时代，司徒琳（Lynn A. Struve）便为南明时代的历史复杂性和研究的艰苦性所吸引，毅然放弃了已见成绩的文学研究，选择《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并为此再赴台湾地区和日本进行长期研究。这篇优秀论文使她于1974年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嗣后再经十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杰作。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20 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以往我们的南明史论著，包括通史或断代史著作的有关篇章在内，常给人某种先立论、后举证的印象。将满汉间的民族冲突化约为爱国与否的斗争，将南明诸政权的建立简单说成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政权本身的考察反而语焉不详，便是我们常见的陈述模式。司徒琳显然不满意这样的陈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将考察重心置于这些政权本身。她认为本书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权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在首都失陷后18年内的继续，因而也是导致明朝统治由强变弱的两大难题造成的内在困扰的继续。

那两大难题便是“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如本书引言最后所强调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是把明朝引向灭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还有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作者所以将视野主要放在那两大难题的纠结不已上，是因为她认定历史事实已明白昭示，正是由于处在生死关头之时这种纠结造成的内部冲突反而越发严重，招致了抵抗运动节节失败和各个政权逐一消亡。

人们自然可以对这样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难道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司徒琳的《南明史》，原著以叙事细腻、风格简练、文字优雅著称。承作者好意，在三年前中译本初稿刚出来时，便要我帮助审订。我是相信严复所立译书需要信、达、雅三准则的，而以为首要的是信，即准确表达原著的文意。作者的中文造诣本来很高，完全有能力自行校订，但仍以为中文译本由中国学者校订可能更宜于中国读者。校订改译的经过，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后记已予说明。这回我再次应邀访问印第安纳大学，译稿已全部完成，于是不得不兑现诺言，通读之余，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是希望既信且达。至于是否给原已改订得很畅达的译文，略增雅意，抑或反而佛头着粪，那就不敢说了。

但我相信，司徒琳教授这部《南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关心南明史的读者，有了一部深入浅出的好书可读；研修明清历史文化的青年学子，增添了一部系统性强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而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不论对于本书的内容、结构和见解作何估计，想来都愿意一读的。因为本书在美国纽黑文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以来虽已有7年，但至今（注：1990年）在欧美汉学界仍是关于南明的完整历史的唯一专著。我们至少可从中窥见海外说英语的同行们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现状。

1990年12月

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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