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闫旭 唐忠宝 王志康：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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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旭 唐忠宝 王志康.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29(11):076-083.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3.11.009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化转型
闫旭 唐忠宝 王志康
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人的主体性将在数字技术变革下充分发挥，但是数字社会仍然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其本身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参与其中的真实世界，因此以人为实践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数字化浪潮中与时俱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直面数字社会中的政治引领难题、解决数字生态中所展现的思想治理困境、提高数字环境的教育功能。而随着虚拟与现实日益融为一体，大众主体的自我个性化意识将被进一步地放大，传统自上而下式的权威灌输效果将会减弱。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指导下，构建虚拟与现实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以数字化柔性治理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力，最终在“传统式教育”向“实践型学习”的转变进程中，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柔性治理；元宇宙
中图分类号： A81；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3）11-0076-08
作者简介： 闫旭，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49）；唐忠宝，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江苏无锡 214122）；王志康，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无锡 214112）基金项目： 教育部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成果导向教育视角下高校思政课教师评学体系改进策略研究”（编号：23JDSZK180）新时代以来，数字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不仅使现实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数字化不是单纯的技术概念，也不是简单地应用信息技术的分析与处理能力。数字化具有两层阶段性表现：第一层是“信息”数字化，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业务流程所进行的设计、开发、改组和重组活动，如各类辅助教学功能平台的研发与应用；第二层是“真正的”数字化，相比第一阶段的信息化，此时更加强调“参与者”驱动的战略性重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化技术升级其价值链，以达到提升参与者体验、满足参与者个性化需求、为参与者创造更多价值的目的。[2]因此，尽管当前已有“智能思政”“大数据思政”等数字化影响下的实践行为产生，但数字技术的应用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一小部分。“现实的人”作为数字社会、数字生态、数字环境中的主体，与之所产生的互动结合，及其所带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战略性转型与价值创造模式变革，才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一、以马克思主体性理论探析数字化变革
数字技术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得到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展现了产业颠覆性的变革。以报纸、书刊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体和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多媒体纷纷转型数字化，而作为数字技术革新最直接产物的微博、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更是让大众感觉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然走向“虚拟化”。然而这其实是一种数字化错觉。尽管现代传播与社交技术已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但是人们思想意识的产生、人的主体参与以及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仍然是现实社会的产物，而数字化所携带的特殊性需要加以深入分析洞察，进而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
（一）数字社会中“意识的生产”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数字社会也不例外，数字作为数字时代的基本构成，其本身同样是一种社会存在。“数字及数字的概念对人类而言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人类自然而然一定会掌握的。虽然‘一系列物体’和‘数量’的概念也许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理体验而客观存在的，但‘数字’的概念却是由人类意识产生。”[4]数字从出现就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而存在，而数字社会尽管构筑了足够多的新业态与新模式，但它仍然是现实社会的延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进行的理解时，所设定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而是“一般人”，这就使费尔巴哈既局限于对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又局限于“单纯的感觉”。[5]数字社会也是如此，不能简单地将虚拟性表现视作脱离现实生活的科技产物，从而简单地得出人在数字社会中不会产生思想意识的结论。而真相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
数字社会并没有也无法脱离现实的感性世界，可以说，数字社会就是现实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实践方式也逐渐发生着转变，突出表现为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仍然是洞察与掌握人们现实的思想意识状况。这就需要将数字社会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考察的出发点，而不是把技术作为考察对象。只有这样才能“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7]而数字社会仍然是人进行实践的现实生活所构成。因此，思想意识、道德理念、政治诉求在数字社会，都毫无意外地伴随着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而真实地存在着，并且要求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从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
（二）数字生态中“现实的人”的主体性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生态原景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虚拟性所带来的陌生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真实生动的交织，所以仿佛与之交流沟通乃至学习工作的并不是自己现实生活的人，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陌生的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往往会对参与者在数字生态网格中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接触、互动、交往造成阻隔，使参与者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表现为在网络社会异常热络，展现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自己；另一面是将自我定位为与之毫无相关的“局外人”，既不参与，也无法对任何话题引起兴致。这些现象都是面对虚拟与现实融合的初级阶段表现，犹如早期传统农业型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过程中，大众在面对眼前琳琅满目的景象和未来抉择时茫然无措的表现。当工业化社会转向数字信息化社会，尤其后者是一个万物互联的社会，也必然会有这种疏离感出现。
然而，在当下各种社会思潮涌生且日益复杂作用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面对陌生感与疏离感，既要理清其出现的必然性与规律性，又要熟练掌握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育人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的特殊实践活动。[8]基于这一特点，面对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的关键核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认为，理解“现实的历史的人”就需要看到他们感性的一面，从主体性，从实践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以客体性的直观形式去理解。在今天，实践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多的表现形式，但“现实的人”的实践主体性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考察核心，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在课堂环境与学生表现中开展所谓“现实的”内容与活动，而要将思维与视野同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生态中，在教育对象的数字实践活动中，也应开展思想的引领与政治教育。
（三）数字环境下“革命的实践”式教育
数字环境作为一种人参与其中的现实环境，对人本身自然会产生教育影响作用。然而这种影响并不像诸如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的观点这般，站在唯物主义经验论立场上所阐发的环境决定论与教育万能论的思想。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9]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环境，教育与自我教育从来都无法被割裂成两个部分进行，在数字环境下尤其如此。数字环境中，人们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先天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被文艺作品吸引的时候，自然会主动选择其他关注的领域，而在该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内容将被数字环境深深地挖掘，并实现。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最后将会表现为惊人的定制化形式，而这种形式将为未来精准思政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马克思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0]放在当下的语境中，马克思是在告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教育者，不要过分地迷信数字环境及其对人产生的教育影响，因为这样将沦为对数字技术的痴迷，最终将走向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
数字环境所带来的教育动能在于“革命的实践”，从革命的实践角度来理解环境、人的社会活动与人本身之间的关系。这种实践是人面对数字环境所做出的主动改变，从而适应或者进一步改变数字环境的结果，简言之，是需要大众自我主动地适应数字环境的新变化，从而达到“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人将不会被数字环境所制约，而是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自己，也改变数字环境的应用。传统灌输式教育所发挥的影响力将在这种带有充分主动性和选择性的数字环境中日渐式微，而每个参与其中的主体将在这样开放的环境中开展个性化的“实践型学习”，这种形式的学习将会模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明确的界限。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人都是“学生”，同时每个人也都是“先生”，“学”与“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在实践中学习，也在学习中实践。这样一种人在数字环境中的互动，将真正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在“革命的实践”中的完美融合。
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难题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网络用户规模庞大并且容易发生集聚，不仅使数字生态面临着思想治理的困境，而且容易推动各种错误思潮借网络平台渗透传播，这对数字社会的政治引领也造成了难题。庞大用户所贡献的数据呈指数级增长，知识传播则呈碎片化的现实特征，数字环境对人的教育功能有待于数据优化而进一步地提升，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况。
（一）错误思潮借网络平台渗透，数字社会面临政治引领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日益多样的社会思想观念、多元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更宽泛的传播机会，加剧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危机。[11]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舆情极易借由数字化网络平台发生、发展，而且错误思潮也纷纷借数字化网络平台渗透发挥。无论是“泛娱乐化”、消费主义倾向在数字化社交平台的大行其道，抑或是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从数字社会向现实生活的渗透蔓延，其最终目的都指向消解政治引领，呈现将政治边缘的“去政治化”现象。
造成这种现状的客观原因在于，数字社会的开放性与虚拟性必然带来信息内容的指数级增长，以及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随着无节制资本的入场，为获得更多流量，商业行为与社会热点以娱乐化包装进驻舆论场，对主流舆论阵地造成强烈冲击的同时，政治引领面临边缘化或娱乐化的困境。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错误思潮借网络平台渗透有其强大的主观原因，西方个别国家惯以意识形态的差异抹黑中国。其主要途径就在于利用各种数字化传媒以及网络渠道进行错误思潮的渗透传播，甚至在意识形态西方化过程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意图。他们提出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我们的青年，鼓励中国青年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原来所受的政治教育。
面对数字社会“去政治化”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融入数字社会，把握数字传播的客观规律，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话语力量，释放思想政治引领的强大能量，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数字社会传播的正能量，敢于向数字化网络平台所渗透的各种错误思潮“亮剑”，善于向借由数字化技术发酵的社会舆情斗争，牢牢坚守与捍卫住数字化时代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二）网络用户规模庞大易集聚，数字生态面临思想治理困境
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可见，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数字生活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而以年龄段作为参考对象进行分析则可以发现，庞大的用户规模容易发生分层与集聚，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数字应用的使用上也呈现出不同选择。例如，20至29岁网络用户对网络音乐、视频等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在各年龄段中最高，而30至39岁网络用户对网络新闻类应用的使用率最高。[12]同样，以不同短视频平台的使用人群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用户人群具有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而相对应短视频的内容题材设计与传播形式与之也密切相关。可见，庞大的网络用户分层，为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带来了治理难题。
一方面，通过对网络用户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数字社会中，不同用户所抱持的不同价值观在庞杂的网络平台中实时碰撞与合聚，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用户容易走向片面、盲目、偏激与冲动，使社会舆情事件更容易被激活与扩大，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秉持的“一对一”“一对多”教育思维与方式方法，已经无法在互联互通的多主体数字生态中发挥有效作用力，[13]“多对多”背后所蕴含的“全民自我教育”理念，正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可能。
另一方面，一些互联网企业正在利用庞大的用户群及其产生的流量价值获得超额利益，阻碍了良好数字生态的营造与发展。面对诸如算法滥用、垄断、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和数据泄露等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规制与思想建设引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例如，“滴滴出行”因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接受有关部门的联合调查，这让我们注意到，不能忽视对企业的政治引领与思想建设。
（三）知识传播展现碎片化特征，数字环境的教育功能待提高
数字技术带来运算能力和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使浩如烟海的信息正在淹没着在数字与现实端口徘徊的大众，信息中所携带的知识使“迷茫”在路口的人群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同时环境对人也会产生教育作用。然而，数字化时代知识传播当前所展现出的碎片化特征，并不利于发挥数字环境对大众应有的教育功能。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拒绝完成数字化融合性的转型，重新聚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播的系统性与针对性，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数字化时代面临大众对其更大的疏离感，而且将面临脱离政治话语与思想引领的危险。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改变，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巨大优势。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质化”现象，制约着其取得更好的效果，而成熟的数字环境将弥补这一缺憾。数字时代所拥有的大数据技术将针对不同受众“量体裁衣”，通过数字技术完成针对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体验，学习、生活、工作、社交、娱乐所产生的数字信息将被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分析个人的现实情况、思想需求与成长规律，进而勾勒出唯一的、精准的、鲜活的“个体肖像”，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帮助与提高，真正意义上达到精准施教的要求。[14]
此时知识传播的碎片化现象将不会盲目而无序地展现在数字环境中，而是依据大数据系统与数字技术对每一个人的精准定位进行系统梳理。依据每个人的思想需求、成长规律以及受教育特点，进行知识的系统性整合，实现为每一名教育对象制定课程，规划学习计划。这样既能满足教育对象的真正需求，也能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实践主体性。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将真正实现教育者“传统式教育”向教育对象“实践型学习”的转变。
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数字时代中，虚拟与现实日益融为一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主体的自我个性化意识将被进一步放大，而传统自上而下式的权威灌输效果将会减弱。因此，构建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并采用数字化柔性治理的方式，实现主体进行自我教育的“实践型学习”尤为重要。
（一）构建虚拟与现实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在传统观念中，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体化”连接还没有生成，我们甚至会质疑是否有这样的连接。然而，所有的质疑在2021年被打破。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阳认为，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元宇宙”，最终会催生线上线下一体的新型社会关系。尽管人们对“元宇宙”这种融合线上线下、虚拟与现实的技术的风险还在辩论之中，但是对其可能性却很少怀疑。“元宇宙”为人类社会实现最终数字化转型，完全进入数字社会提供了新的路径，并与“后人类社会”发生全方位的交集。[1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人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进行引领的实践活动，在虚拟与现实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仅无法缺席，而且将针对即将面临的现实挑战与空白，进行创新性的传承与发展。
尽管“元宇宙”还在讨论之中，但虚拟与现实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已经在生活中有所呈现，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相对应的变化。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线上学习、工作、娱乐与社会交往日益频繁，打破时间与空间界限的虚拟空间现实大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应该如何满足？其关键在于构建虚拟与现实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一方面，在变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与思维的同时，应有计划地培养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者，他们不受限于是否是专职教师身份，但是承担着传播社会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数字环境治理任务，担负着数字社会的教育作用。
另一方面，应利用数字化转型变革期，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全面、立体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既包括学习、娱乐，也包括工作、生活；运用大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既保护个体隐私，又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引导教育对象根据分析情况、自身需求情况完成思想政治自我教育。最终在虚拟与现实一体化的场域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设计。
（二）以数字化柔性治理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力
数字社会以其开放性与即时互动的特征，促进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同时，大众在数字社会中的表达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其中也不乏含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宣泄。面对这种情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如果采用强制教育和规制的行为，难免会使教育对象“口服心不服”，甚至产生相反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对解决此类问题，进而发挥引领作用愈加急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6]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对在数字社会中治理、化解网络舆情风险十分必要。数字化柔性治理方式能够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力，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社会中的效果。
一方面，依靠大数据技术的分析处理能力，根据受众的成长规律和思想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受众个体运用情感治理方式，在进行讲道理的同时注重情感的感化作用。例如，北京卫视真人秀节目《向前一步》已经开启了探索数字化柔性治理的连接方式，以媒体连接大众与城市管理者的对话，沟通双方分歧的同时，以数字化影像带给观众以“旁观者清”的教育视角，既能够通过个性化的说理来化解矛盾，也能够激发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数字社会的治理。
另一方面，数字社会中大众群体庞大的同时还呈现出集聚的特征，大众群体呈现出分层的特点，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挑战的同时，也产生了优化契机。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社会网络用户的整合治理成为可能。针对不同的大众群体，可以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对其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可以将网络平台中的意见领袖凝聚在一起，通过各种联谊与培训等活动，使其成为数字社会传播正能量的中坚力量，[17]同时也要加强网络正能量作品的流量，使其在数字社会中成为传播的主力军。利用数字化柔性治理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传播艺术性，使其既能提升教育效力，又能给予更多社会个体主动选择的自由，进而激发个体主动维护教育成果和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18]
（三）实现“传统式教育”向“实践型学习”的转变
传统式教育伴随着数字时代所带来的知识门槛降低，知识垄断被打破，教育者的权威地位正在逐渐消解，个体意识则在不断增强，实践型学习需求正在日益扩大。毛泽东始终鼓励实践型学习，曾在农村进行小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时，号召采取灵活的教育方式方法，并将其描述为，“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19]但由于当时技术不允许，无法大面积实现实践型学习。如今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变化，带来了产业颠覆性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数字社会呈现新的形态，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了解世界、接入世界新的窗口。教育在数字化浪潮下正在实现从私塾讲习向学校授课，再向社会数字化实践的转变。危与机并存，这样的转变必然面临着大众的犹豫与徘徊，数字空间中的思想意识引领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参与其中，并释放有效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同样来自于每个人的理解、认同与传播。
在宽广浩瀚的数字宇宙中，每个人都变得更容易接近，即使是再弱小孤寂的人也能通过数字环境传播声音，而就在这样的互动中，每个人都将实现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实践体验。个体的主体性将被充分地调动，这样的环境将创造一个让人们渴望不断学习，并通过数字实践不断检验与创新自己的学习，进而提高自己竞争力的行为。因为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以及社交的分离变得愈加困难，终身学习的理念和实践成为个体在数字社会中发展的现实需要。每个人都将借助数字生态不断完成自己的学习与实践，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并且，这种真实的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环境下实现“传统式教育”向“实践型学习”的转变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力与效力将会在每一名成员的聚合下得到提升。
四、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性转型与价值创造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外在表现为经数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将为人的主体实践释放巨大能量。随着人的主体性实践在社会生活的全面展开，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战略性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创造将被赋予在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实践中。要立足于数字社会本质上仍然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参与其中的现实世界，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化技术深入结合，描摹人的思想需求与成长规律，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激活每个主体的自我教育意识，在数字时代凝聚与传播社会主旋律，助力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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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Marx’s Theory of Subjectivity
（1.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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