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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柳教授奇葩言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媒体能不能异地监督?

边城蝴蝶梦 码头青年 2022-07-09

近日,多名外省媒体记者赴唐山采访,过程非常不顺。湖北民族大学一位柳姓教授,就此事也发表了一些观点。

柳教授是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民间文艺学。虽然学院名称里有“传媒”二字,但是她并不算新闻学界人士。
但是既然身在这个学院,想必对媒体也不陌生。她应该知道一些内部规定,但是估计不清楚这些土政策本身就是违法的,是上不得台面见不得光的。
无知者,才无畏。柳教授一定以为自己说的是金科玉律,所以才显得如此自信。
幸好柳教授不是新闻学教授,否则学界就更让人失望了。不过,她持的这些观点,在相当大范围内是有市场的。这年头,脑子糊涂的人,可不少。
柳教授的这番奇葩话,其实引出了一个更重要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媒体能不能跨省或者说异地监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应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异地监督?
就拿今年的事来说吧。如果没有异地监督,丰县事件不会曝光;如果没有异地监督,上海一些不合理做法不会得到纠正;如果没有异地监督,唐山打人事件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在外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穷追不舍之下,坏人被惩罚,好人被拯救。如果没有它们,没有人会以为当地的日报会介入报道吧?
本来,地方媒体更了解本地情况,信息灵通,人脉广泛,如果进行舆论监督,肯定比外地媒体优势更大。但是,一个地方的主官对治下媒体拥有生杀大权,为了避免自己的政绩受影响,他们更喜欢记者报喜不报忧。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
地方媒体和本地出事单位或个人,通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请托一两个人,就能联系上报社社长或电视台台长,实在不行,直接和主管部门打个招呼,新闻报道就很难进行下去了。即便还可以继续监督,但报道深度和力度也会大打折扣。
另外,本地媒体在经济上还要指望着地方广告客户的支持,而有权有钱的单位通常又是舆论监督的对象。气象、地震、地方志这些清水衙门,会做出什么损害公众利益的事吗?
如果没有异地监督,很多人将无法无天。
其实,异地监督是一个伪命题。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此地之外的媒体不能进行报道?何其荒谬!我们的报纸、电视台、通讯社,每天报道着全球各地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如果不能异地监督,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媒体不得报道他们的负面?
一些地方官员为何害怕异地监督?其实就是害怕他们管辖不到的外地媒体捅开盖子,把他们做的丑事曝光于天下。不曝光,就能继续胡作非为,就能继续升官发财。曝光了,舆论汹汹压力巨大,官帽说不定就保不住。所以,很多地方把防记者和防火防盗等同起来,就不足为奇了。
再回到另一个问题,媒体能不能异地监督?
先来看一组数字。从2014到2021年,八年时间,全国持有有效新闻记者证人员,总量从25.8万人减少到19.4万人,流失6.4万人,流失近1/4;30岁以下年轻记者从4万人,下降到1.4万人,下降2.6万人,下降近2/3。
结论很简单,记者队伍人才流失严重。原因也很简单,媒体不好干,收入又太少。年纪大的记者,转型困难,想走也难走。但年轻记者就没必要死吊在媒体这一棵树上了,广阔天地,哪都去得。
媒体不好干,就包含舆论环境的不友好。
我经历过十年左右的媒体黄金时代。那时,媒体地位和收入都高,招人的门槛也高。那时环境也宽松,很多今天不能做的报道,那时都可以做。收入高、地位高、环境宽松,媒体里自然人才济济。
十几年前,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十几个同事中,北大、复旦、人大、南大这些名校毕业生,就占了一半左右。隔壁评论部,还有清华学建筑的,跑来写评论文章。
这些人如果不进报社,会没有好去处?报社吸引他们的,除了地位和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在报社这个平台,实现一些理想。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都有一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如果当初知道进了报社,只能报道这个城市犄角旮旯里的鸡毛蒜皮小事,或者是编辑不能改标题的通稿,打死他们也不会来。
不平则鸣,自由发声,对于有些人,比生命还重要。
今天,仍留在媒体里的老人,多数已在一波波的打击中消沉不振。新进来的年轻人,和前辈们差异巨大,他们缺少一些必要经历的洗礼。当然,仍有个别青年才俊,但总体上和黄金时代差得太远。
从环境到人才,都很难支持媒体机构进行大规模异地监督。
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记者到唐山采访期间,在派出所遭遇暴力执法,被搂着脖子、按着头跪在地上,双手反扣在背后,并有执法人员对他破口大骂。

自己的记者遭遇如此待遇,贵州电视台台长也忍不住了。在社交媒体上,他称自己“胸中气血翻涌,难以平复”,表示不打算就这样算了,“我的单位始终紧紧顶住小张老师的腰杆,穷尽方式方法,捍卫媒体人的尊严”。
这位台长透露,贵州台是唯一一家做全国热点的广电媒体。

向贵州台以及贵州表示敬意。全国三十多家省级电视台,却只有贵州台一家敢于异地监督,这不仅仅和贵州台本身的勇气有关,更和贵州分管领导甚至主要领导的格局和胸襟分不开。
虽然我们很难再见到,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外地记者集体漏夜赶往现场的盛况。但是,只要有难称公正的事,就会有拍案而起的人。
他们人数虽然少了,但是火苗从未灭绝。更何况,还有更多的自媒体,前仆后继补上机构媒体的缺位。
经常有人问我,你写那么多文章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吗?
去年郑州水灾中,常能看到一群人手拉手或前后手搭肩,有时是努力搭救落水之人,有时是集体涉过滚滚激流。如果是个体施救,或趟过洪流,都可能会被洪水冲走。
作为写字的人,我一个人的作用当然有限,但是只要无数人齐声一吼,就能制止不公。你能说,这个壮丽的怒吼中,哪个声音是不重要的吗?
中央一直是鼓励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些地方一些人大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不但愚蠢,更是违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是否需要异地监督,其实并无价值讨论的必要。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层面让异地监督畅通无阻。谁反对舆论监督和异地监督,不管用什么借口,都是心里有鬼。
无监督则无真相,无监督则无正义。如果有了舆论监督这个紧箍咒,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不敢肆无忌惮行事,整个社会也将不再有被权力伤害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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