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
王育琨手记
20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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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学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自小沉默寡言、性格温厚。因为家庭贫困，本科后便再无力求学，被清华聘为物理系主任。不善言辞的梅贻琦给学生们讲课，总觉得不对路。他觉得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教书育人。
于是他找到恩师张伯苓：“我不想教书了，觉得无趣，不如去做点别的事吧。”张伯苓说：“你才教了半年，怎么知道无趣？年轻人要学会忍耐。”
那一年，梅贻琦做出了选择：继续教书。
1930年初夏，国民政府试图修改教材，让清华学生接受军事管理。清华师生大规模抵制，前后两任校长都控制不了局面，只好离去。
对于新校长，清华师生提出五个要求：第一，无党派色彩；第二，知识渊博；第三，威望高；第四，人格高尚；第五，实实在在发展清华。国民政府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合适，那就是梅贻琦。
在任职演讲上，梅贻琦继蔡元培之思，发表了那段著名讲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此一言，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两座基石，一是发展学术，二是教育人才。
他的一生，就此与清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任清华教务主任时，梅贻琦延聘教授。他将陈寅恪的名字提交给校长曹云祥，曹云祥皱眉问：“陈寅恪连个文凭都没有啊？”梅贻琦却说：“虽然没有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随后，陈寅恪以布衣之身成为国学院导师，引一时轰动。
华罗庚震动数学界时，才20岁。熊庆来找到梅贻琦问：“论文你看了吗，这是个人才。”梅贻琦便说：“那就让他来清华。”熊说：“可他只有初中文凭。”梅贻琦说：“你不用管，上面如有过问，我来对付。”随后，华罗庚破格被清华录取，又绕过讲师、副教授，直升为教授。
在梅贻琦的奔走下，闻一多、朱自清、叶企孙、陈省身等人纷纷进入清华。清华由此成为一个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学府。梅贻琦无为而治，教授开会，他端茶倒水，教授问他意见，他说“我从众”。学校管理上，他给师生充足的发言权。陈寅恪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当时，庚款基金非常雄厚，梅贻琦却节衣缩食。上任不久，就辞退了司机、厨子。他说：“这些钱应该拿来买图书、器材，给教授们提高待遇。”
后来到西南联大，更是省吃俭用。有一次，弟弟梅贻宝登门，发现其子梅祖彦脸颊都贴在书上了，便问：“怎么不戴眼镜？”梅祖彦拉开抽屉，梅贻宝一看，眼镜上竟缠满棉线，镜片涂满胶水。梅贻宝当即落泪。当时，教育部发给联大一笔补助金，梅家孩子按理可取，梅贻琦却让出名额，给了更困难的学生，带自家人吃白饭拌辣椒。
解放后，为了避免庚款被动，梅贻琦去了美国，在极其简陋的办公室中管理庚款基金，为自己定薪300元。国民政府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元，被他坚决拒绝。生计所迫，他夫人只能去工厂打工。
1962年，梅贻琦病逝于台湾。床下有一紧锁皮箱，夫人韩咏华说：“这么多年，他从北平带到昆明，从大陆带到美国，不知装的什么。”打开一看，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17年间的数目，一笔又一笔，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梅贻琦死时，连住院费和丧葬费都是靠师生捐赠。17年时光，他尽心尽力，为让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学府而精耕细作。所以有人说：“先生粹然君子，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个摆过地摊的伟大教育家
导读：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已经上课几分钟，大学校长才满头大汗跑进教室，不好意思地向学生们解释说：“迟到了几分钟，夫人忙不赢，帮她看了会摊子，同学们见谅！”
这个校长就是“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似乎不见得”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是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学成归国。
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
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放弃校长可以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等“特权”。
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
其实当时清华有相当丰厚巨额庚子赔款基金，可梅贻琦却分文不取。
19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并分三路西迁昆明。
国难当头，大后方粮食短缺，经济落后，生活非常艰苦。
很多师生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状况，作为校长梅贻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边将自己值钱的家什当掉以补贴师生生活，一边拼命向政府请求资金补贴。
申请给教师、困难职工的补助金，梅贻琦也高风亮节主动放弃了。
可梅贻琦自己和家人却并未因此得到生活改善，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因为钱实在不够用，一家人面黄肌瘦。
迫于无奈，出生天津望族的校长夫人韩咏华心急如焚：长期贫困的生活会严重影响孩子们的成长和健康。
为了支持丈夫的教育事业，也为了同时维持家里的生计，经过数日市场调研，昔日的名门闺秀决定放下面子和身段去摆摊。
她身穿布褂子挎着小竹篮开始摆地摊，叫卖自己亲手制作的糕点。
她并不敢去人太多热闹的地方，怕遇见熟人，怕被人认出。
毕竟让人知道堂堂大学校长的夫人居然跑去摆摊卖糕点补贴家用，还是拉不下脸面的。
她的胆子也大起来，毕竟面子不能当饭吃，但摆摊却可以让一家人有饭吃。
在妻子的影响下，校长先生也开始加入了摆地摊的阵营。
有时候，夫人忙不过来时，校长梅贻琦也会早起帮忙叫卖。
西南联大的教授家属们，受校长夫人乐观坚韧的精神感召，纷纷组成互助组，自力更生，出门赚钱。
后来为了更好地售卖糕点，梅贻琦和教授们给地摊糕点取名叫“定胜糕”，意为“抗战定胜”！
随着销路的打开，韩咏华地摊糕点也开始走向柜台。
她找到一家叫冠生园的糕点店，寄卖她的糕点。
都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大学这片净土也未能幸免。
当时的“云南王”龙云在资金、人力等方面给予了西南联大很大的支持。
龙云很生气，但后来得知梅贻琦自己的女儿也没考上西南联大，只能去了燕京大学，才对此释然。
校长梅贻琦就是这样不畏强权，坚持原则，一心想办好他心中的大学。
1948年，梅贻琦迫于无奈离开清华园，离开大陆，因为他有他的苦衷。
作为校长，他要保住庚子年赔款基金，那是清华的建校基金。而这笔数额巨大的基金，掌握在美国人手上。受美国人的要挟，作为校长，他不离开大陆是行不通的。
1962年，73岁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因病去世，家中几无积蓄，没有私人住宅，住的还是办公室。
家中的宝贝，就是一个旧皮箱，里面是整齐利落的庚子赔款基金使用账本。
当我们致敬两岸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一生清华，两袖清风的时候，同时也应该致敬那个乐观坚韧的伟大女人——地摊小贩、校长夫人韩咏华。
她用她纤弱的肩膀在风云乱世扛起了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重任，成就了丈夫梅贻琦治学梦想和家国守望，也成就了两岸清华的繁荣昌盛。
这个62岁还到医院当护工的坚韧女人，在梅贻琦去世后与儿女移居美国，1977年落叶归根回大陆定居。
1993年8月，100岁的韩咏华病逝于北京。
留学美东，回归清华
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梅贻琦的生活十分充实。那个年代受到庚子赔款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心里都有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心志。梅贻琦也不例外，他在伍斯特学习十分勤奋。但是除了刻苦学习外，他还有丰富的业余生活。他曾在伍斯特校报《Tech News》上发表很多文章。
除此之外，梅贻琦还参加不少社团，可以说一个“社工达人”。他曾做过伍斯特很多社团部门的秘书长，还曾代表伍斯特理工学院在众多场合发言，伍斯特向清华赠送了梅贻琦当年在该校求学时的史料，这些史料就反映了梅贻琦当年在伍斯特的求学生涯。
梅贻琦出身书香家庭，但其父后来沦为盐店职员，家庭经济情况十分拮据。由此之故，他在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15年回到了中国。半年后，他经别人推荐，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二十六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任教半年后，梅贻琦感觉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教书。有一次他回天津见张伯苓先生，表示自己对教书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想换一份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于是梅贻琦继续回到北京老老实实地教书。
没想到这一教，就是一辈子， 清华历史上多了一位“终身校长“，中国教育史上也出现了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出掌校长，奠定非凡
同年清华学校被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校长。但罗家伦在清华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后来因故离开了清华大学，此后经过一番波折，其间清华甚至出现了连续11个月都没有校长的局面。一个大学不能没有校长，清华学生在质疑与期待中等待下一任校长的到来。
当时清华学生会提出下任校长的五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临危受命，由于其崇高的声望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其时的清华大学，并不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清华办大学班两年后，报名的人数并不多，例如一年计划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面对环境的动荡不安以及新生大学的困境，如何办好一所大学成为梅贻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他面临着很大压力。
刚到清华，梅贻琦发表了一篇朴素的就职演讲。在演讲中他讲到，“（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随后直到1948年梅贻琦赴美，他前后担任了17年清华校长。后来，他自美国前往台湾，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但梅贻琦本人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成“大学”，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在北平清华园”。
梅贻琦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就是著名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的来源。
正是在梅贻琦的带领下，清华大学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清华南迁，同北京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国势危难的风雨飘摇时刻，中国高等教育却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在梅贻琦主政清华的十几年里，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1941年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校庆时，有欧美著名大学的校长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足见清华大学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贻琦自己掌管清华，遵循的也是同样的理念。当时的中国存在不同政见之间的争端。一开始是新旧冲突，后来就是左右之争。梅贻琦本人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并不介入政治，对他来说，让老师和学生安安静静去做研究是一个大学的基础。
梅贻琦认为学生出国留学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同时去了一个陌生的社会，更不能忘记自己。他劝勉学生，“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梅贻琦的留学经历对他管理清华大学也产生很大影响。他认为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值得推崇。梅贻琦到任清华校长后，与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相互配合，致力于发展清华大学的体育事业，经过努力，他成功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后来学校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大后，重视体育的传统延续了下来。
这种注重体育的风气一直延伸至今。清华曾经的学生、后来建国后担任校长的蒋南翔同样十分推崇体育，他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成为清华的一大特色，因此现在的清华也被学生戏称为“大清体校”。
在历史上，清华大学培养的人才各具特色。清华既培养出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的大师，也培养在某一行业做到极致的尖端人才。博通与专致两种精神都渗透在这所大学的风骨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清华始终是时代的弄潮儿， 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保持着自我本色。
梅贻琦一生专注做了一件事，就是办好一所大学，将清华造就为一所世界名校。由于其对清华大学的杰出贡献以及本人卓越的教育理念，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清华大学于梅贻琦来说，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他的胸襟境界与心中的清华园，也许恰如清华园工字殿内对联所书——“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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