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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二十大:《中国式规划》英文版出版,见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了宏观展望,强调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并重点部署了未来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上海城市延时拍摄,图片来自摄图网。


事实上,无论是“两步走”战略安排,还是未来五年的具体任务,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是一个五年接着一个五年,一仗接着一仗打,艰苦努力、团结奋斗出来的,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近日,《中国式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英文版China’s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 Review from the 1st to 14th Five-Year Plan由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该书以中国特色的十四个五年规划历程为切入点,分析了以中长期规划指导现代化的制度逻辑,认为中国式规划制度是一种弹性规划制度,通过适应性宏观计划和激励性目标治理,动员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安排,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该书入选Springer推出的Understanding China系列丛书之一。中国式规划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将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和重要借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现代化成就,这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背后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表现出 “变” 与“不变” 两个鲜明特点,其 “不变” 者如国家的基本治理框架和制度属性不变,其“变” 者如非正式制度、具体情境下的表现方式是适应性调节变化的。


以我国长期实施的五年规划制度为例,从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都表现出“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一种弹性规划制度,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虽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国速度”的奇迹,但不同时期的发展速度并不是盲目确定的,而是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并且适时调整的。


回顾建国以来的各个五年规划的实施历史,小北截取了和速度相关的三个片段。看完之后,也许你会对“中国速度”有些新的了解。


01

五年修建一万公里的铁路?


五年修一万公里铁路——这个速度放在今天也许不算惊奇,但如果这一目标是在建国之初提出的,恐怕就让人感到望而却步了。


我国在制定“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当时的新中国,虽然经过三年过渡时期的恢复,但依然缺经验、缺资料、缺人才,对如何给经济发展做中长期计划依然迷茫。


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才是合适的?怎么开展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向有经验的苏联取经。


“一五”计划纪念邮票


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政府代表团携带《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等文件赶赴苏联寻求指导意见。


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委同中国代表团举行首次小组会谈,全面研究中国的建设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苏联方面认为,中国“一五”计划草案中提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铁路运输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指标等都过高,是力不能及的,必须降低。


有一个事例较能反映中方经验和知识的不足。“一五”计划草案中提出,五年要修一万公里铁路。当时,中方并不太清楚修一万公里铁路需要多大的工作量,要投入多少资金,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苏联方面当即指出,根据中国当时的国力,五年不可能修一万公里铁路,技术上、财力上都做不到,就连苏联每年也难以做到修建两千公里铁路。因此,苏联方面建议中方大大降低这一指标。


1956年诞生的和平型蒸汽机车 图源《人民画报》


另外,苏联方面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煤矿、石油、电力、机器制造、兵工等工业的新建、扩建规模,以及选择的厂址等也都提出了具体、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1953年5月13日,经过中苏双方协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签字仪式正式举行。协定规定了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后来被统称为“156项工程”,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制造等,构成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


“156项工程”宣传画


“一五”计划是中国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编制的全国性大规模建设计划,它的制定注定充满着困难和挑战。出于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一五”计划是一边编制、一边实施的,有人把它形象地称为“一五计划,计划五年”。


在这一具有浓厚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中,我国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拉开了。


02

增速6%:求稳,还是更大胆些?


经历了大跃进、文革时期的经济低迷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六五”“七五”计划时期的治理整顿基础上,1990年,中国开始编制“八五”计划,以“持续、稳定、协调”为方针发展经济,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定为6%,希望将各个方面的主要注意力引导到提高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上来。


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八五”计划中经济增速问题仍存有疑虑,多次表达出对经济增速“滑坡”的担忧。


另一方面,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动荡,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在当时一片混乱的世界形势中,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还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地位。


因此,邓小平认为,在治理整顿的同时,务必要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新的理论指导下,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大会提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力争国民经济在讲求效益的前提下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和可能的。


因此,大会将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目标调整为8%至9%。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图源深圳新闻网


然而,经济增速目标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在加快改革步伐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再加上旧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健全,经济严重过热的问题出现了。


这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而现在,中国将在这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中试验一种新体制。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是有风险的,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


经过三年努力,宏观调控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维护了大局的稳定。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也生动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


“八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

03

7%的中高速增长:经济转向新常态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完成,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时期,成为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新的特点。


什么是新常态?它最直观地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图源微博@人民日报


在 “十二五” 规划即将完成之时,2015年12月,习近平提出:尽管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阶段的国内、国际条件都不支持延续这样的发展方式,要发挥中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也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阶段。因此,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基本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搞出一个“耳目一新、实用管用”的规划建议?“理念先行”是中共中央给出的答案。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领导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十三五”时期的主线。


“十三五”期间取得的成就 图源微博@人民日报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建议》在谋篇布局上相比以往也有了大的突破。例如,《建议》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年规划中单列一章,将“生态环境治理质量总体改善”列入新的目标要求,并且用大量篇幅阐释“绿色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关切的问题得到回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逐步取得胜利,中国也成为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唯一同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进入新时代,将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向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迈进。


04

中国速度的背后


“中国式规划”经历了最开始的曲折探索与之后的大胆改革,编制过程与编制内容逐渐变得更加科学。


从总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快”并不是“中国速度”的关键特征,科学和稳健才是其背后的支撑。


不论是借鉴国外经验、调整经济发展速度目标,还是在“追求稳定还是抓住机遇”的犹疑中最终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亦或是在新常态下把经济增速慢下来、经济发展质量搞上去。


党和国家正是在五年规划体制中不断探索与积累经验,历经波折而依然坚定地向前推进建设,最终才打造出了从各个方面持续改变社会生活的经济奇迹。


而这也正是中国“做对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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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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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规划:从“一五”到“十四五”

作者:尹俊  徐嘉 著

本书通过系统的理论综述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梳理,回顾了中国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基本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规划治理的理论逻辑。(点击阅读原文可直接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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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海外合作部、经管事业部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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