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互联网+、共享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出现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睡眠甚至共享男友，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享的概念就出自互联网，和黑客有关。

迈克尔•哈特，或许你对这个人比较陌生，但你一定曾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他，因为他发明的电子书和古登堡计划。哈特曾说：除了空气，电子书是我们能随心所欲取用的一样用之不竭的财富。

“电子书之父”迈克尔·哈特

迈克尔•哈特大概算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叛逆的年轻人之一。幼年的哈特第一次来到伊利诺伊州中部的一所新学校上学，就威胁要对校方的着装规定提出控诉，大秀了一把存在感。他两次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录取，却两次愤愤不平地退学，因为老师们无法或不愿与这样一个需要精神支持的天才打交道，这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怠慢，因此愤慨不已。1966年，哈特应征入伍，却很快就因为拒绝对宪法宣誓效忠而引起祸端。 “我能搞定军队。”当时的哈特写信对家人说道。实际上他做不到，也的确没能做到，但是他不断尝试，以至于当他1968年退伍时，五角大楼里的某处有些人高兴地频频举杯以示庆祝。

哈特1971年回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决定拿个高分好叫这个世界“少管闲事”。仿佛作为一个大家眼里的扶不起的阿斗，他能做到的最颠覆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看看自己认真起来有多厉害。这一点至少对哈特是有意义的，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决定全情投入，并按照别人制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他加入了一个叫作“个人学习计划”的项目，这个项目鼓励学生设计自己的专业课程，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不论最后朝哪个方向发展。哈特最后加入了那里的材料研究实验室。

当时，实验室有一台Xerox Sigma V（施乐•西格玛•V）大型计算机，那是一台价值30万美元的庞然大物，与如今的计算机有着天壤之别。这台和房间一样大的机器上布满了开关、指示灯和卷盘磁带；靠一台改进过的电传打字机进行数据输入。

第一代计算机WITCH

当时的计算机几乎全都是科学和工程部门在使用。“计算机”的英文是computer，也有“计算者”的意思，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613年，指的是专门负责计算的人。太空时代中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进入了太空时代）的计算机也被很狭隘地当成专门的计算机器。“我们现在只是把计算机当成控制台操纵的多位秘书或助理而已，”196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路易斯•T. 米里克在《计算机与人文科学》的创刊号中撰文称，“我们不明白计算机的本质。我们未曾以正确的方式思考这台机器的本质。”

哈特有两个担任系统程序员的朋友，因此他也开始在实验室出没，而且这里凉爽、洁净，是个适合学习的好地方。值班的系统程序员是哈特哥哥的朋友，出于某种原因，那天他决定把自己在Xerox Sigma V的账号告诉哈特。哈特后来说，正是他的这个决定使哈特成了互联网上的第一个布衣平民。

在那一刻，迈克尔•哈特看到了未来。哈特后来吹嘘道，拿到Xerox Sigma V的账号不到两小时，他便推测出了这台机器的核心功能。他宣称，“计算机最有价值的功能并不是运算，而是将我们储存在图书馆里的知识进行存储、归档以及检索”。而且他很快意识到得有人将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进行电子化并且加以储存。

那天恰逢美国独立日，哈特便打定主意，要把《独立宣言》转存到计算机里，让所有人都能读到。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电子书，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

美国《独立宣言》

数年之后，哈特把这个行为包装成了一个神话——一场最终席卷全世界的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毫无疑问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最伟大的进步”。这便是现代自由文化运动的起点，它发端于数字计算的初期，被主流观念排挤的边缘地带，它的首批拥趸是像迈克尔•哈特这样不受监管的超能少年，因为身边无人劝阻，他们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创举。哈特和许多同类一样，都相信开放信息本就是一件好事，他们很少费神向公众表达到底开放信息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的本质变革。对他来说，这其中的关系显而易见。如果不改变人们的思想，自然就无法改变世界；如果不给人们新的内容去思考，自然也无法改造人们的思想过程。当权者希望控制信息的流通，从而让大众保持愚昧和驯服，而哈特知道，数字网络能够解放那些被禁锢的信息。

哈特不是早期信息共享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也不是唯一一个努力将文本数字化并且进行传播的人。但是他的坚持不懈，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依旧带着近乎偏执地坚持下去的决心，却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人物。

对于迈克尔•哈特来说，将公共领域的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是一种使命和运动。古登堡计划，这个名字既能准确体现哈特对社会进行变革的雄心，也暗示他的项目可能具有革新的潜力。“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信息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了创作，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哈特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说道。对很多人来说，互联网和计算机都是能够平衡这个世界的工具。

当时的计算机资源稀缺，所有的思想只会阻碍生产力。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有意为之的冷静选择，是黑客们对于世界的期待：世界应该是开放、高效和合作的。黑客伦理被执行得最为认真的地方，就是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正如列维在《黑客》一书中所说，对于计算机程序员而言，人工智能实验室类似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天堂。实验室主要负责研究开发智能机器，并为此装备了许多计算机。一群年轻的黑客为这些计算机进行编程和日常维护，他们有的是拿薪水的职员，还有一些只是热心肠，只是为了离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更近一些，所以聚集在实验室。这些黑客在一种非常宽松的状态下写着代码，以及维护着实验室的计算机。每个人都能登入计算机，对代码进行研究和优化。每一台计算机终端都不设密码，实验室的门也从来不锁。对许多黑客来说，这地方就像个变相的集体宿舍。1986年，一个曾经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过的黑客理查德•斯托曼，回忆起自己和其他程序员的生活时说：“在那儿一待就待到天黑，完全不想停下来。要是累到实在不行了，就随便就近找个平坦的地方，爬上去睡一觉。”第二天，周而复始。

自由软件运动领袖人物理查德·斯托曼

有这么一个热情洋溢、爱搞恶作剧的家伙，他留着黑胡须，研究土风舞，有时候戴一枚徽章，徽章上写着“弹劾上帝”，他就是斯托曼，被史蒂文•列维称为“最后一位真正的黑客”。1974年，斯托曼作为物理学硕士进入MIT深造，晚上则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计算机。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里不再包括继续学习物理，便在1975年退学，全身心地投入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中，就此成为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位全职程序员。最后，他成了黑客群体里良知的代表、信息共享的坚定捍卫者。

独立而包容的精神赋予了斯托曼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黑客们力量，同样也让迈克尔•哈特这样的人获得了机会。他们都是不同于常人的雄心勃勃的人物，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算成功，可是在自己定义的那个世界里却叱咤风云。哈特像斯托曼一样，利用计算机创建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个免费传播而不是售卖知识、鼓励利他主义而不是为自己追名逐利的世界。“理想主义——你的思考方式+事物理想的状态——真是太棒了！！！”哈特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潦草地写道。在早期的数字乌托邦主义者心目中，计算机就是进行社会改良的理想工具，是将我们的世界重新塑造得更为平等的革命先锋。

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20世纪80年代早期，个人计算机的时代即将来临。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些黑客加入了一个叫作Symbolics的公司，并仿照在实验室的做法使用商用计算机。还有一些人投向了Symbolics竞争对手的怀抱。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黑客组织日渐式微，他们的动力源泉逐渐被抛弃。但是对于斯托曼而言，这些背叛只不过让他愈加坚定了守护黑客伦理的决心。

斯托曼认为，专利软件有碍礼物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知识的自由流动。将软件使用者仅仅当成消费者而非潜在的合作者，就等于认为公众除了钱之外便不再有任何价值。“专利软件制定的原则是‘只要与邻居分享软件就是盗版。如果你觉得不公平，来求我们呀’。”斯托曼写道。他不认可这种哲学，所以从MIT辞职，打算开发一套更为自由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有了自由的操作系统，我们就能再次建立合作的黑客团体——可以邀请任何人加入，”斯托曼写道，“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计算机，用不着图谋抢夺朋友们的。”

他把这个项目叫作GNU，这是“GNU而非Unix”（英文是GNU’s Not Unix，Unix是一套流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Gnu在英文中还有“牛羚”的意思，是一种毛茸茸的大个子角马，假如你眯缝起眼睛，再发挥些想象力，会发现这种动物跟斯托曼有些许相似之处）的“递归首字母缩写”。为GNU项目工作了将近两年后，斯托曼再次依照自己的原则，建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

自由软件基金会一直秉持一种理念：自由和开放获取信息与计算机代码是一个简单的正义问题。这个组织认为软件不应受到授权、密码等可能在计算机程序员和使用者之间激发对立关系的限制。“我致力于开发免费软件，是因为有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在鼓励着我，那便是让自由和合作的精神传播开去，”斯托曼写道， “我要鼓励免费软件的传播，取代影响合作的专利软件，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迈克尔•哈特深有同感。虽然两人为之奋斗的领域不同，但他们共享相似的工具、目标和方法。可是，他们还有相似的盲点。免费软件和免费文学本身并不一定能让社会更美好，同样的，访问受限的书籍和计算机软件也不一定会让社会变糟。以文化产品为核心而兴起的商业行为能够为这些产品带来更多的用户，使它们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否则它们可能一直被局限在黑客和爱好者的小圈子中。

但是商业文化一直与哈特和斯托曼这样的“一根筋”不太合拍。免费软件、免费电子书和免费文化，它们还有更为宽泛的社会功能，那就是鼓励使用者自己去思考，而不是对权威人物的话全盘接受以及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文化产品。“我们的观点是，从底层改变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改变。”哈特后来写道，“如果等着上层人物赞同我的打算，哪怕他们将我们的等待时间减半，你今天也绝对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和古登堡计划。”

——文章内容摘自《理想主义者》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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