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明朝处于其发展的顶峰，经济繁荣，GDP占全球的30%左右；人口约1.5亿，占世界人口的30%；北京、南京、广州等都能入围全球十大城市。从当时的条件看，明朝是有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但明朝并未能实现社会和经济转型反而走向了崩溃，本文探讨了明朝错失发展机遇的一些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走上工业化道路具有先决意义。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在晚明时期已经开始发生转型。晚明时期是中国社会全面繁荣的时期，当时的上层人士不仅生活奢侈而且喜欢炫富，下层民众也不同以往地过着闲适生活，当然，贫穷和苦难仍然随处可见。特别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社会都氤氲在“浪漫、感性和世俗的氛围”当中。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急速变迁的时代：教育逐渐普及、识字率普遍提高，富商及其子孙都争相去当官，很多传承数代的士绅家庭都因喜奢靡生活而衰落——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并转而去经商。16世纪江南地区的知名学者兼文人归有光 （1507 ― 1571） 就说过，“士与农商常相混”。

各社会阶层的混同促生了社会多元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对商人和工匠这两个社会阶层的尊重程度日益提升。早在16世纪早期，明代重臣刘大夏（1436 ― 1516）就曾教育子孙说，从商或者务农都是最荣耀的职业，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学者也经常援引这句话来教育子孙。此后的一位礼部尚书——通常都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还建议国家不应仅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还应举荐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农民、商人、屠夫、大夫，甚至包括算命先生。当然，这个建议并未被朝廷采纳，但这位官员能提出如此大胆的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迁。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能烧制精美瓷器、铜器和漆器的，以及能制作精美扇子的各类技术娴熟的工匠不仅已然获得了与学者相等同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的作品也相应被视为与画作和书法作品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新的儒学学派在明代后期得以诞生。这个学派有时会被蔑称为“狂禅”，而且其某些观点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某些新教教派的“异教”观点稍显类似，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狂禅”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当时日益强化的平等主义和追逐利润的价值观进行了辩护。

“狂禅”观点集大成者是“泰州学派”，这一派别是从王阳明 （1472―1529）哲学中衍生而来的分支，同时也受到禅宗的重要影响。该派反对明代官方正统学说对理学和禅宗进行学究式和高度精英主义阐释，崇尚“心学”，强调人们都是有良知的，只要人们能够回到无善无恶的心的本体状态，就都能够成为儒家所说的圣人。这一教义推而广之就成了那句“满街都是圣人”的俗语。

王阳明先生讲学图

王阳明并未能在有生之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部社会意义进行充分探索，而是把这项工作留给了他的追随者。其中一些追随者创建了泰州学派，在民众中普及王阳明的观点，并倡导开展了一系列民众运动。泰州学派主要创始人之一王艮（1483―1541）早年并未受过太多教育，后来成为盐商并由此发家。王艮强调王阳明认为普通人都有良知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只需自然行事就可成为圣贤。他认为，人无须压制欲望，而是应按欲望行事，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圣贤。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哲学，崇尚生活、肯定人性，反对儒家的道德束缚。

王艮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他平时按传说中的圣君尧的服制着深衣，戴五常冠，乘据说是孔夫子所乘坐的蒲轮车出行。不过，他虽举止怪异，但却是一个成功的“传道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观点普及给大众，并成功地打造出类似宗教复兴运动的氛围，黄宗羲就曾用“风行天下” 21 来评价王艮传道的成功。王艮的信徒们也通过该派别遍布各地的组织进行传道，组织集体讨论和吟诵活动。这一系列运动非常有力，成功地吸引了农民、商人、石匠、陶工、学者及官员等各行各业、各种阶层的人前来参与。

泰州学派提出的自然主义和平等主义主张是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挑战，该学派之所以仍旧“有争议地”隶属于儒家范畴，是因为它在总体上仍秉持个体道德升华 （当然，泰州学派所提倡的改善个体道德的方式被认为是“非正统的”） 可以推动社会改良的儒家基本观点。

不过，接受泰州学派观点和王阳明哲学观点的大多是激进分子，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儒家学派，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王艮关于性善的观点演化到极致，完全拒斥儒家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只强调人应不计后果地根据本能和欲望行事。这些激进主义者中有一个叫做颜钧（1504―1596）的人，他的主张可代表当时的自由开放态度。据说颜钧认为“人之贪财好色，皆自性生”，还认为，“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这当然不能代表儒家正统观点，而且已完全背离了儒家学说。

李贽（1527―1602）堪称当时最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他蔑视道德权威，提倡功利主义，认为人对功利的追求在道德上并不低于儒家提倡的对于诚实和孝悌的追求。他还提出如下在当时可谓非常激进的若干主张，即女性的见识并不低于男性，主张婚姻自由。他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一种非传统哲学的沉思，而且他的著作在当时也非常受欢迎，在民间广为流传。在现代传媒方式产生之前的时代，他的观点能够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实属不易。与李贽同时代的董其昌如此解释了李贽拥有如此之多追随者的原因：

李贽

所有人都想成为圣贤，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成为圣贤。然而李贽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或者事情，包括酒、女人、财富，甚至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圣贤。这是一桩交易，但是谁又不喜欢交易呢？

“狂禅”派向人们揭示了传统的硬壳在晚明经济繁荣的时代是如何被打破的。它拒斥儒家学者兼官员的领导和价值观，对当时各社会阶层的融合以及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曾经夸张地称李贽是“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王艮、李贽等推动儒家学说发展的重要人物大多生长于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或者福建的港口城市，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商人家庭。

在某种程度上，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与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英国相同领域发生的变化并无本质区别。从工厂经营规模、最高效纺纱机的产量及商人持有资金总量 （即工业投资的潜在可用性） 等指标来看，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似乎还领先于英国一步。遗憾的是，中国最终却失掉了这种发展势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个重要提示，即技术先进与否并非是某国能否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首要因素，比如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与英国工业革命到来的第一个明确迹象的出现就几乎是同步的。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意识到世界上很多不发达国家即便有现代技术可用，其在工业化进程上还是进展很慢。可见，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

在中国，人们通常不急于做出改变，而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es）认为，欧洲人有“非常看重对环境做出理性调控”的突出特征。欧洲人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掌控自然，使其听命于人类”的强烈愿望。相形之下，中国人更倾向于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认为宇宙中所有要素都是和谐共处的，人只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自然界。

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态度非常明晰地反映在各自的艺术形式上。西方艺术经常选择静物作为对象：一盘水果，一捧剪下来的花，或一只刚被射杀的、爪子被钉在墙上头朝下倒挂着的、作为猎人凯旋标志的雉鸡，等等。

早期西方静物画

中国艺术倾向于描绘自然状态下的活态形象：挂在树上的新鲜水果，在草地上吃草的雉鸡等。可见，中国艺术家最崇尚的美仅仅是或完全是自然和原始的美。比如，中国山水画通常都会描绘水、树和连成片的远山或水上漂流的船只，可能还有一个到两个被绝妙风景衬托得很渺小的人物形象⸺中国山水画正是以此种形式来传达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中国人来说，控制自然并使其按照人的意志发展远不及通过“道”来建立人与社会和谐共处那么重要。

中国山水水墨画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对环境做宏大改造的能力，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就是中国人具有这种能力的明证。此外，中国人也并非住在山脚下的草房子里，他们建造了房子和城市，为控制肆虐泛滥的河水修筑了堤坝和灌溉系统。其实，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自身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观点十分不同。当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指出西方人具有浮士德精神（Faustian Spirit） 时，他可能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斯宾塞认为，正是浮士德精神给予西方人以无限的驱动力、能量及使命感和迫切感，使他们迫切地与自然奋争并逐渐获得了对自然和他人的掌控。中国人对此持有的则是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观念，以及关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感。虽然中国人也认为通过奋斗能获得财富、知识，实现道德升华和地位的提升，但他们更想获得一种知足感，所以必须时不时“听天由命”一下。他们认为并非所有的改变都具有进步性质，事实上，大多数改变都“不好”。

对擅长数字运算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形而上的沉思并不能作为对中国没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解释。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当中的，因此，这些关于不同文化对于人类在自然界中所扮演角色持有不同观点的探讨，其实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对创新技术的运用和吸收没能使传统体系发生剧烈变革，而同样的技术变革传入欧洲后却使西方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也带动了包括冶铁术、御马术、尾舵驾驶术、平圆拱造桥术，及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轮轴技术等技术革新。不仅如此，中国人有时也会把这些发明和革新应用于实践。比如宋朝先后在1120年和一个世纪以后将火药用于对金人和对蒙古人的战争。欧洲到了1280年才开始使用火药和枪支，但人们很快就运用枪炮的爆炸功能摧毁了城堡，随之而来是整个封建制度都遭到了撼动。中国人能开创重大技术变革，却将稳定与和谐置于改变和征服之上。这可能就是16世纪到18世纪在中国已经产生工业主义萌芽却没能开花结果的原因之一。

中国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另一个原因，存在于社会结构及社会价值观方面。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声望是个关键问题。在中国，在医药、商业、法律或宗教等任何领域任职都不及当个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文人，并进而去当官是每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青年的终极职业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科举考试向所有男性开放——当然，乞丐、妓女的儿子、奴隶、衙役、验尸官、船户等一小部分“刁民”是被排斥在外的。青年农民能当官的例子虽少之又少，但也足以让人相信奇迹的存在。

士大夫阶层的巨大声望对中国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意义重大。首先，商人和工匠一旦富裕起来，就会试图通过接受教育或买学位、买官职的方式为自己或儿子谋得文人身份。在16世纪的海外贸易中，漳州逐渐繁荣起来，一项关于当时漳州的研究表明，“因经商而发财在某种程度上能转化成为在做学问上取得成功，因为人们有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花钱雇个先生接受教育，这成本虽高，却是考取进士的必备条件”。

其次，由于文人拥有很高的声望，所以很多没考取功名的人只要能负担得起，就都愿意效仿士大夫格调。在中国，成功商人总倾向于花钱置地建书斋、资助学者，而不是对自己的商铺或工厂追加投资。

最后，由于文人社会地位高，所以中国受教育的精英对文学与儒家哲学的兴趣远远超出对技术和科学的兴趣。从宋代开始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中国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对文学和儒家经典学说更感兴趣，而从事手工劳动的人则是被嘲笑的对象——至少在精英眼里一直如此。长袍和长指甲是士大夫阶层价值观的重要表征，这表明士大夫从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特定的社会结构形塑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中国受教育阶层把金钱、时间和兴趣都投放在了与促进经济和技术变革无关的领域。

相比之下，17世纪英国的情况则令人震惊。当时英国贵族阶层人数较少且社会影响力也有限，明清时代中国皇室家族情况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中英两国社会也都开明地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完全取决于其出身，但两国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社会中存在着更加多样化的受人尊重的职业或行业——不仅地主和官员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教堂、部队、法律部门、剧院，当然还有商业领域工作也能给人带来声望。这种社会多元主义之所以能在英国产生，可能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有很大关系，因为就算是“最好的”家庭，除最年长男性成员之外的所有人都必须到社会上谋职以赚钱养活自己。特别富裕和特别有权势的父亲当然也会给两个到三个儿子提供大量财富，但“第四个或第五个儿子，就算是来自士绅家庭或贵族家庭，也要学着去做生意。这些人不是去做商铺里做生意，而是会去做国际贸易，后者曾是英国经济的骄傲所在和新经济的温床”。

当时的贵族也参与商业活动。就算是他们只是偶然参与，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给商业和制造业贴上了合法的和受尊敬的标签。同样，在社会多元主义观念影响下，底层士绅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里受过一些教育的孩子们也会选择去当学徒学习手工艺。当时的英国社会各阶层不仅仅是“可以接受”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还对机械方面的工作有着强烈的兴趣和天赋。甚至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喜欢搞化学焊接，经常因做实验把自己弄得满身烟灰一团糟。其实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男人都被建议去“搞机械”，这与中国社会简直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些人认为儒家学说是导致中国不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根源的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观点宣称儒家学说是一种阻碍进步的学说，认为该学说把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回到从前，因此强调人本主义而不是科学和技术，还认为该学说服务于已有的社会秩序和既有权威，因此强调等级秩序和长者权威。正如芮玛丽 （Mary C. Wright）在对中国19世纪失败的改革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的，“现代化所需的条件与儒家推崇稳定所需的条件正相反”。

这种观点虽然部分地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但同时使人产生了误解。其实儒家学说的很多观点都是动态和开放的，从孟子到董仲舒，再到朱熹和王阳明等人，他们对儒家学说的界定和阐释其实一直在发生剧烈变化。对儒家学说进行阐释的空间之大，可从明代泰州学派和19世纪康有为等人的观点那里得到证实。

一些西方人对日本近代在经济上的成功印象深刻，因此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发展理念”。美国的一位银行经济学家喜欢援引儒家强调勤勉、节俭和社会规训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给东亚国家的政府带来了无穷的好处”。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 （Herman Kahn）也认为“在谋求走上工业化、谋得财富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儒家学说在很多地方都优于西方的新教伦理”，因为儒家学说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反对自私和个人利益。当然，这些观点在论证方面可能还相对薄弱，但其至少表明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学说并非是反现代化的学说。

英国工业革命

中国没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社会中个人财富和企业投资因政府压榨而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按照中国的政治理论，皇帝是天子，是天人的中介，而皇权是无限的——但实际上中国的皇权在历史上也经常遭到架空。由于国家与社会及公与私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此中国社会很难给私人财产提供合法保护，结果是作为“生产性投资和聚集财富的必要条件”的财产安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在西方社会，政府官员对个人财产的压榨始于中世纪晚期，但这种压榨通常都采用了正规化地征收特殊的和可预期的赋税的形式，所以结果只是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由于政府与商业领域的关系可预见，所以私营企业往往会觉得投资相对安全，也没必要隐匿财产或把钱浪费在观看无聊节目和不必要的消费上。

阻碍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四个因素可能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中国社会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因缺乏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企业很少自发地采用新技术，因为改变生产方式就意味着面临风险和迷失，而建设新厂房和引进新设备则需要扩大再投资，丢弃旧设备，还要为工人提供再培训机会——说服企业做出改变，采用先进的技术都需要强大诱因。此外，某个企业也可能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但前提必须是原生产体系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或市场需求急速增长导致原有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新需求。

18世纪，英国社会的市场需求非常有利于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不仅人口数量大幅增长，而且还因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带动了人均收入实现了逐步增长；与此同时，包括运河、高速路和后来的铁路等在内的运输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制造商获得生产资料的成本不断下降，他们向全国配售成品的效率不断提升；最为重要的是美洲、非洲和亚洲等海外市场需求量也大幅增长。面对市场需求的急剧增长，英国的制造商为提升机械化程度不断追加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然而，1800年的中国社会，人均收入水平陷入了停滞甚至下降状态。虽然直到19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但海外贸易只占很小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产品在销售总量上虽然不小，但其增长速度与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却不匹配。人口数量庞大且大多数人都很贫穷等因素都造成了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制造商们在引进或采用新技术提升生产力方面毫无动力。

上述四个因素中任何一个，或四个因素都叠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在16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经济繁荣却未能更进一步的原因。也许我们还需要考量更多的因素，比如货币体系不合理、运输体系成本高效率低等，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多少拖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鼓励资本积累从而促发工业革命，但中国较为原始的银行体系似乎没能提供这样的制度设计。我们仍需要做更多研究才能自信地回答上述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点却无疑具有历史重要性，即中国经济在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确曾经繁荣发展过，且其繁荣程度超出了19世纪的情况。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