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爱乐人群里有一个很流行的游戏：假如你被流放到一个孤岛上，只允许你带一张唱片你会带哪一张？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他会带大卫·奥依斯特拉赫1955年首演的肖斯塔科维奇小提琴协奏曲。有相当一段时间，这张唱片也是我的首选，我曾经在北美冬夜听着它写了一首题为“漫长的冬天”的诗：

不要说春天已不远

虽然今日晴朗

冬天并不曾过去

一代精英还没如金斯伯格予言

奔向坟场

只不过深陷雾霾

我曾那样向往南方

却半生徘徊在雪中小路

脚印丈量

梦与现实的距离

电子眼冷静注视

失忆的游客喧嚣

肖斯塔科维奇小提琴协奏曲里

有撕帛的声音

二

五十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之一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六十年代随着反修防修、中苏交恶，这句话迅速被埋葬。我们几代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前苏联深深的痕迹，不仅是社会结构与体制，更深层的是语言观念、思维方式以至于个人心理上的自我束缚。也因为如此我们对前苏联文学很容易亲近。年纪其实不老的网友数帆老人，曾经相当详细地记述了1949年后的苏联文学阅读史，其中的绝大多数作家，70后以降都不知道。

随着苏联的消失，其文学作品也就成了过眼烟云。曾经在苏联主流媒体推崇下风行一时的作品，如今乏人问津，就连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现在知道的人都不多。大抵文学若时代烙印太深又没有穿透人性的力量，就难免浮云的命运；避重就轻乃至是粉饰升平的，在某个时代拐点更难免速朽。

数帆老人枚举的苏联文学作品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绝大部分出版在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统计，感觉上只怕比其他国家的翻译作品总和加起来都要多。难怪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卓雅与舒拉的故事》，加上国产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革命教育就这样浸进潜意识之中。

我小时候是文阁时期，这些书都成了毒草，一代儿童没有书可看，能够半地下找到的，大多数还是这些书。我是非常幸运的，跟着兄长很早就读过《带星星的火车票》、《解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接触到俄罗斯的传统，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然而直到八十年代，有几人知道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璀璨的“白银时代”，却在前苏联时期被人为割断？尤其是那些诗人的名字：曼德尔海姆、茨维塔诺娃、阿赫玛托娃，他们的遭际无一不令人扼腕：或死于流放，或在大清洗中不知所终，或精神分裂。几代人的底色，是革命文学加苏联文学，再以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方式零星接触西方文学。

这一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结构破碎的由来，随着岁月流逝，其潜移默化与见识思维的混乱日渐凸显。新月派诗歌被批判、九叶派诗人大多改行，俄苏诗歌只知道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革命诗歌的夸张泰半来自俄语译本。我们仅仅由于孤陋寡闻，才错觉得那就是全部。

三

2008年，北岛兄赠我《时间的玫瑰》，其中有关帕斯捷尔纳克一篇尤其传神。在芝加哥寒冷的二月，读《二月》令人忧伤：

在这里“黑色”、“尖叫”是具撕裂性的象征，“越是偶然就越是真实 ”则是点睛之笔。同为“白银时代”人的帕斯捷尔纳克能善终其实是偶然与相对幸运的，他先得到布哈林赏识，后来可能因为翻译过格鲁吉亚的文学作品，得以逃过斯大林的大清洗，活到了解冻时期，否则就连《日瓦戈医生》也没有了。虽然晚年因《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受批判，但毕竟赫鲁晓夫时代不会把他投进监狱，顶多调动些年青人在他家门口鼓噪示威，让敏感的诗人整日不得安宁。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后，千万民众自发涌至，李赫特、尤金娜专程来为他弹琴送别。

索尔仁尼琴在破除前苏联的谎言方面居功厥伟，然而也正因为此，他更多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批判者。与索翁不同，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文学更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提供一个与现实疏离从而叙述真实的视角。其中的深邃与幽微首先是通过个人的困境、生命的无力感、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及挫折显现。这一切都具有深刻痛苦的特质，然而内心的烛光从未熄灭。帕斯捷尔纳克不以小说著，然诗人文字别具凝练之美。

《日瓦戈医生》甫出即获诺贝尔文学奖，为该奖史上仅见，决非因为作者早在中年即是名满欧洲的诗人，更非如前苏联所想象的那样出于冷战需要。即使读的两个译本中文都颇值得商榷，即使可能还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也能读得惊心动魄：“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在我看来，《日瓦戈医生》里的人物也极具历史象征意义：日瓦戈对现实的迷茫彷徨、对美与变幻的敏感、游离于动荡时代之外的清醒与理想主义精神的混合、在暴力、愚昧与权力面前的无力感，堪称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如诗如歌的写照，在经历战争、目睹惨剧、失去爱人后，在斯大林铁腕统治下的前苏联，倒毙街头是一种很自然的结局。

拉娜的美丽温柔、和爱情以及其它美好事物一道，不能见容于人世间，在安葬了爱人后，消失在远方的集中营。然而尤让人悲从中来的是结局：日瓦戈的朋友米沙和尼基尔大清洗劫后余生，在二战中成为军官，邂逅洗衣女孩丹尼娅，闲聊之间发现她就是日瓦戈与拉娜的女儿，在流浪俄罗斯中长大，而丹尼娅对自己的身世及父母一无所知。

与人物众多、基于史实的《古拉格群岛》不同，《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作品。这里没有揭露历史真相与批判的使命感，而是内敛感伤的叙述，仅此而已：“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

颇具讽刺性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写这部小说时其实满怀希望：“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然而《日瓦戈医生》在祖国出版要等到作者辞世三十年后。

《日瓦戈医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四

七月中旬读到一条消息，著名埃及演员奥马尔沙里夫逝世。我想起1982年，那时候留学生里很少有人拥有录像机，来自台湾的同学廖兄年长几岁，不仅有录像机，还娶了一位家政系毕业的美丽夫人。他和我几乎一见如故，经常招呼我和另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黄兄去他家，先品尝嫂夫人的手艺，然后看电影或者打麻将。

我就是在他家的15寸彩电上第一次看到沙里夫主演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那应该是我最早看到的西方大片之一吧，当时感动得不得了。所以一两年后，发现他还主演了《日瓦戈医生》，立马就租了录像带来看。1965年底上演的《日瓦戈医生》应该是沙里夫的巅峰之作，他因此获得金球奖。

《日瓦戈医生》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1966年大奖授予了如今家喻户晓的《音乐之声》。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铁幕那边的故事，是不会像爱情加英雄主义的音乐剧那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

很难想像沙里夫这位英俊潇洒的演员竟然还是一位桥牌高手，《芝加哥论坛报》副刊八九十年代那些每日一小篇的桥牌文章，部分就是他撰写的，我刚来美国时没有桥牌打,时常读那些文章解渴。这个埃及人在英国导演根据俄罗斯小说改编、演员和场景全部在苏联以外的电影里大放异彩，如今人们说起日瓦戈医生多半是他在电影里戴皮帽、胡须上落满雪花的形象。

一般说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多半以牺牲语言、压缩情节为代价，《日瓦戈医生》也不例外。原著里富于思考的段落和诗意象征的语言，电影无法表现，众多的人物也不得不割爱。为了电影叙事的氛围，增加了寻找不知所终的丹尼娅，对她回忆日瓦戈医生的结构。故事性自然是更完整了，但是也就无可避免地故事大于思想，大于批判性。

不过电影的魅力毕竟无远弗届，能够抵达大多数人心灵的还是故事与画面。半个世纪后电影《日瓦戈医生》也成为经典，经典到在每个郊区小镇图书馆都可以找到这部电影。我在世纪末曾经离群索居，某个雪夜闲来无事，就去借了《日瓦戈医生》。看完以后，并没有像第一次看这部电影那样热泪盈眶，我已经不再年轻，不再容易被故事打动，而是望着故事背后的西伯利亚远方，感受雪夜的悲凉。

几年前开始收集黑胶，在旧书店里，看见《日瓦戈医生》电影音乐黑胶，欣喜地买了下来，当年获得奥斯卡奖的配乐，的确百听不厌。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日瓦戈医生》电影音乐的黑胶遍地都是，只要一美金就能买到品相很好的，而且几乎没有人买。在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走出唱片店，车流熙熙攘攘，想象着此时此刻，莫斯科与北京的街道，也是天空晴朗，一片祥和。日瓦戈医生仿佛已经很遥远，在八月末的电车上，一阵雷声后，他挣扎着，然后倒下，和他的时代一起。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