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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化的佛学:追问被遮蔽,剩下的全是“正确答案”

2016-08-18 贾韬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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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按:提起佛教,你首先会联想到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王菲、陈坤、李连杰、胡因梦...... 因为这些明星都信佛;或者我们会想到:朋友圈里转发的“无欲则刚”、“普度众生”的帖子;又或者我们会想到:朝阳区30万“仁波切”。


但无论哪一种,似乎总有一种戏谑与调侃在其中。在日益流行与扩张的同时,佛教也成为许多鸡汤与段子的集散地。比如,假活佛们骗财骗色的新闻层出不穷;佛家弟子开豪车搂美女的新闻也总能正中我们下怀。


“朝阳区散养仁波切”,更一度成为人们调侃佛教的流行词汇。关于它最著名的段子是这样写的:“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万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约90%从来没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且对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回答‘这是密法不可说’,约100%只有在听到‘供养、双修’时会精神振作。”  


随着城市里声称自己皈依佛门的人日益增多,关于佛教,一团团疑问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真的了解佛教?他们信仰的佛教是真的佛教吗?真假活佛到底该如何分辨?当“朝阳仁波切”几乎要沦为一个贬义词时,我们是时候来聊聊佛教为何日益庸俗化、鸡汤化。


鸡汤与答案


撰文|贾韬

 

任何宗教本就自带心灵鸡汤属性。


况且,普世的消费主义时代本就催生对心灵鸡汤的广泛需求。与此同时,无论传统还是当代,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惯习非但不鼓励个体自省和公共理性,反而纵容娱乐至上和虚无主义。


一方面,以真实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助长孤立和依赖;另一方面,又无力以制度设计和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有效的物质福利和精神资源,且甚至着力消灭构成价值多元性的一些重要的世俗承诺和宗教信念。

 

在上述情形下,反求诸己总是困难的。由空洞和负担主宰的心灵无法成为自身慰藉的来源,而且多样的知识类型和信仰资源也常常不可得。因为和谐稳定的狭隘政治要求从根本上不相容于很多良善生活观,也不相容于某些自由联合。


最终,佛学和佛教就几乎自然地成为国人所剩无几的索求身心给养的对象之一。在有所失和有所求时转向佛教偶像、佛教权威或佛教经典,往往更现成,更简易,更安全。

佛教是践行开放和容纳的典范


佛教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位既根由于内在原因,也取决于社会历史原因。佛教的亘古生命力植根于它的内在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以牺牲深刻为代价,同时它又建基于精深的宇宙论与道德哲学。在东方几大信仰传统和教化传统之间,“释”无疑提供了“儒”与“道”未能原创性地提供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完备知识体系——例如,整个宋明理学史就是对这种竞争和挑战的回应。


社会历史原因则体现在,佛教资源在当下的易获得性是经过寺庙生计与民间生活需求之间的长久互动形成的。这种互动促使佛教式的世界观和伦理观成为民间知识的重要来源,也促使佛教式的祈祷方式和崇拜仪式成为便利、简直、自带驱使力的向某种超验力量讨价还价,从而求取一些保障和确定性的途径。



林青霞2000年皈依台湾圣严法师。娱乐圈中,王菲、陈坤、赵薇等都是为大家熟知的信佛者。

 

可以说,佛教参与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是西亚一神教传统无论如何都未能具备的本土优势。通俗版的佛教观念甚至占领了精英儒家学说未能占领的普通人的灵魂阵地。就当下的公共论域来看,儒学基本满足于学术共同体之内的心性与政治的争端;而基督教要么在忙于与官方管制缠斗,要么在忙于以“神迹”占领中国乡村。儒生的自我认定的使命似乎在于上达天听,而并不同等地关心庶人的精神生活;或者,其中有些人也在忙于以有限的书院教育能够提供的知识体系取代其他可能性。基督徒的使命则可完全以《马太福音》末章的语句概括,传教的动机跟源自让尽可能多的人臣服于天上地下的权柄所归于的一人,令囿于原罪的万民成为独一真神的门徒。


总的来说,儒教与耶教的劝诱模式和教化模式无一例外地通向了封闭和排他。相比之下,佛教却是践行开放和容纳的典范。


各个阶层各类知识水平的公众皆可有相应的信仰模式和人神沟通途径,也可有不同的索取机制和悔过方法。例如,归根结底,很难想象儒家严格的道德教化能够容纳净土宗这样的模式,也很难想象尊奉整部《圣经》的基督教能够将其全部原则简化为一句口号。有趣的是,开放和容纳在实质上契合于市场属性。这可能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儒者的生计在常常倚赖于商业社会的谄媚和供养,基督教至多经由宗教改革实现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某种孕育,但佛教徒自身就很容易成为成功的经济主体——无论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商业社会,寺院经济一直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甚至赢利有余的典范。


中国人对信仰一向持实用态度


至此,似乎尚未直接回答佛教何以“鸡汤”化。佛教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反思和心灵慰藉的工具。心灵鸡汤一说,一方面意味着对心灵的关注,但另一方面毕竟显然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庸俗化和速食化。


就佛学经义本身而言,辩经传统确乎已趋式微(今年5月有新闻称杭州灵隐寺彼时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汉传佛教首次辩经大会),历时弥久翻译而成的大量佛经也往往成为专家读物或者书法临摹对象。但民间信仰本就与寺庙精英的学术生活和道德生活不同,似乎庶人素来就有糊弄心灵的倾向。若要让一个有所失、有所求的人在祷告时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宗教在初始设定时就已经失去了普遍吸引力



去年,“张铁林坐床成活佛”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公布之后,引起网友质疑,后被指出他被“假活佛”欺骗。

 

然而真的有鸡汤化这回事么?“化”意味着从不是到是。如果这个转变确实曾经发生,那么它发生在何时?

 

心灵鸡汤的涌现,是应信仰危机之势而因需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的信仰危机并不是新世纪的产物,也不是全球化的后果,甚至不能全归结为消费主义的副作用。至少在1980年代的知识界就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的探讨。不难想见,危机的浮现(或者至少是公开谈论)是与政权的松动一同到来的。而精神的虚空,是与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在伦理生活领域的崩塌直接相关的——崩塌的显著发生,表面上与改革和开放相伴;但这种崩塌打从政治意识形态独断地攻占了伦理生活领域就开始了。再追溯下去,思想史上的信仰危机常有据可查,可惜现代之先,观察者们往往并不关注公众的精神状态,也就难以讲述一部漫长的心灵危机与宗教传播之间的鸡汤化互动史。



中国人一向对信仰持实用态度,遇上难事向佛祖求保佑是主要诉求,而非获得形而上的精神安宁。


从另一角度说,中国人对待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一直是人们讨论宗教问题时的定见。而心灵鸡汤的显著特点也就在于实用化和庸俗化。那么至此,谈论鸡汤化是否真实存在就只剩一个要件:心灵鸡汤的普及与识字率和阅读史息息相关。这基本上是一个《围城》所论的从被人骗到被印刷品骗的过程。否则,单就信仰内容本身来说,禅宗本身就是佛学的一次鸡汤化。


关于鸡汤化和阅读史的关系,倒有一个关于信仰与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之关系的有趣旁证。据一些观察,佛教信众中占据智识资源和社会财富的中产阶级居多。不过这其中并没有多少仓廪实知礼节的缘故。这群人并不真正诉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也并不真正关注实证科学难以直接解决的超越的形而上学追问。他们多数要么因为切身的生存压力和生活需求而需要转向超验的力量寻求慰藉和辅助,要么因为在社会竞争中做出了侵害自然权利、有违善风良俗的事情而需要做出弥补和偿赎——在他们转向佛教之时,他们转向的恰恰是那些鸡汤化、重实效的佛教版本。


碎片化阅读侵扰了佛教传统

无论如何,鸡汤化的表象近年来越发显著。这可能与新媒体时代的“republic.com”趋势有关。正如政治权力的松动促生了信仰危机的明显浮现(而这同时并不意味着危机在浮现之前并不存在),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盛则促生了鸡汤生产过程和消费行为的事无巨细的浮现。


但是,心灵鸡汤真的越来越盛行了么?


换句话说,在这个一切皆以流量论断的世界,心灵鸡汤未必变得更加盛行,而真实发生的事情,可能只不过是对鸡汤的制造和消费都更加公开。以往,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的年代,写作与阅读都尚属私人领域之事。具体到佛教鸡汤化的表征,例如仁波切和心灵导师的大量涌现,佛家自媒体的成功运作,各类公众号对佛教生活方式和通俗信条的传播,如此种种,莫不风行于极尽所能地争夺观众、事无巨细地直播一切的信条之下。



对佛经的碎片化阅读,是鸡汤流水线侵扰佛教传统的原因之一。

 

可是,把当下佛教鸡汤化的显著现象仅只归结于传播革命和社交革命,或者再加上佛教经济对商业社会游戏规则的天然适应(如前文简略论及)作为大前提,这样的见解可能太过极端。因为毕竟,鸡汤天然是碎片,而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鸡汤流水线对佛教传统的侵扰必有其内在原因。然而论及阅读本身,更接近真相的悲伤结论可能是,小册子的盛行年代才是碎片化阅读的巅峰。而现在的情形则是:碎片化地生活,但从不阅读。


 似乎每一次传播革命,都能够引发某种悲观主义社会科学的流行。上世纪初的传媒革命和公共关系学与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一种批判和反思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的基调。这种论调的基本结论,又在当下的新现象和新叙事中开始重述。而故事的另一面是,假以良心自由和言论自由,市民社会照常繁荣,公民美德照常孕育,民权运动照常不断催生制度改良,公共慎议照常带来民主实践的转型。传播学往往以苛刻且悲观的眼光审视大众,政治哲学往往以依赖且乐观的心态面对公民。而真相或许在悲观与不那么悲观之间。


追问被遮蔽,剩下的全是“正确答案”


 而如若回到佛教,一个不那么悲观的现象可能是:它并非普世的鸡汤来源。在普遍遇事必有所拜的印度之外,以及在实用主义佛学训诫大行其道的中国之外,佛教有着更理论化也可能从而更少慰藉力的面目。


有个意大利朋友某天向我讲了他早年的信仰危机:十七岁那年,他对父母一辈的天主教信仰产生了不满,认为那种遇事求加持的实用主义人神关系无法解答关于生命与生活的终极困惑。然后,他转向了佛教,并颇延宕了几年。最后,他发现,佛教的缺陷在于,它对整个世界的一切问题的追问方式都无比深刻,但却很少给出确定的答案。他需要答案。若干年后,他成了“耶和华见证人”,至今仍是。



在中国,佛学的犀利追问常常被遮蔽,剩下的是一套安慰人心的“正确答案”被广泛传播。

 

这是一个颇具发展心理学意味和比较宗教社会学意味的故事。彼时我们正在抢着为几盒中餐外卖付账,而那些日子他一直在劝我加入他的信仰群体。我立即讲起欧洲教堂的香火和中国寺庙的香火之间的相似,然后只好告诉他,中国的稍有独立念头而又尚无独立能力的叛逆青年常常转向基督教——在他们的讲述里,长辈的求神拜佛才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可惜,十七岁的我选的是哲学,这注定使我很难贸然成为任何宗教徒。即使耶和华见证人对耶稣的态度和对道德生活的很多论述很像一种康德式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我也总是有更多现成的替代方案。

 

对于中国人而言,佛教对世界的犀利追问几乎是被遮蔽了,它所给的全都是答案。在这种鸡汤化的信仰盛行的时代,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至于当下的鸡汤流行症,如果哲学家不打算在知识普及上承担更多责任,那么其实也就只好对仁波切保持理解之同情,任由在流量的世界里淈泥扬波的人士占领你的阅读,占领你的时间,占领你的记忆碎片。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贾韬;编辑:走走。未经授权其它公众号、平台皆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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