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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

我们的身体和欲望怎样被书写

文 | 阿莫

“食色，性也”，欲望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日常生活被高度政治化，身体在文本中处于“缺席”的状态。之后，中国的文学欲望话语叙述才开始逐渐复苏。

欲望叙事是在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张承志、邓刚、张欣辛等等作家相继出现。而比他们更加大胆的张贤亮则以《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富有争议的情色描写而闻名。

张贤亮

不可否认的是，对情欲和身体的写作在中国大地上的重新萌发是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和文学审美意义的，然而，正如特纳所说，“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在这种“解放过后”的书写中，依旧常常见到极其深厚的男权中心主义烙印和传统文化的桎梏。

我的小便真雄壮啊，我哼了三遍《我爱北京天安门》和一遍《我们走进新时代》，尿柱的力道没有丝毫减弱，砸在水泥池子上，嗒嗒作响，溅起大大小小的泡沫，旋转着向四周荡开，逐渐破裂，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啤酒高高地倒进杯子，沫子忽地涌出来。”

——冯唐《北京北京》

“肿胀”是冯唐最为出名的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微妙地和性暗示有关。

在一本著作的序言里，冯唐评价自己“诗第一，小说第二，杂文第三”。而他的代表诗作正和其翻译的《飞鸟集》用词旗鼓相当：

“生活简单/思想龌龊/每天除了干你就是干活”（《简单》）；“我妈这个妇女改变了我妇女观的细节和主张/你这个妇女改变了我鸡鸡的方向和形状”（《改变》）；“葡萄藤肿胀/葡萄/葡萄肿胀/酒/肉身肿胀/泪水/泪水肿胀/字句/下次/带两瓶酒去/不说/一字一句”（《肿胀》）……

可以看出，冯唐的抒情方式比较简单，大多和性与生殖器密不可分。他的其他作品里，也不止一次地提到阳具：“我（喝酒）喝得急了，半杯子下去，心就跳出胸腔，一起一伏地飘荡在我身体周围，粉红汽球似的，我的阳具强直，敲打我的拉锁，破开泥土的地面就可以呼吸，拉开帷幕就可以歌唱。“

冯唐

这样大量而直白的对阳具和性的描写，的确引人注目。这也是冯唐获得大量关注和争议的一大原因。但事实上，类似的色彩哪怕是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学作品里，从来都并不鲜见。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出对阳物的崇拜和追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能够获得众多女性欢心的原因除了富有之外，还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阳具。由于男权社会中的性活动中包含着强烈的等级色彩，阴茎这一男性象征往往被赋予重大的意义。因此，在许多作家笔下，阳具永远是是无穷无尽的夸耀和焦虑的对象。

当代中国一些更为正统的文学作品里也少不了这样的阳具崇拜内容。《白鹿原》中远近流传着白嘉轩的生理秘闻，那便是他长着奇异而庞大的“家伙”，这一异秉为他后面的发迹和德高望重奠定了坚实的身体基础；而如同圣人般高深莫测的朱先生在死后人殓时，作者通过其儿媳的视角，“不小心”注意到了他硕大无朋的生殖器，儿媳不由得对此表现出惊异和敬畏。

苏童《米》中的主人公流浪汉五龙的命运同样和他的生殖器紧密关联：五龙之所以先后娶到米店老板两个女儿是因为他有着粗大的阳具，他的一切好运皆源自于此，他的衰败也从这里开始 ——耀武扬威的生活随着他的生殖器花柳病被毁而永远地结束了。

对男性生殖器官的迷恋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信息，即男性身体上的优越性和对女性的征服。因此，在用这样的方式描写身体和性的时候，这种话语体系中往往强调的不是男女双方共同拥有的感情或者欲望，而是表达对自我的褒扬。

在以男性为人为推动力量这种由阳具带来的自豪和焦虑是容易引起共鸣的，特别是当其被包装在“青春”“校园”和“成长”为背景下的性幻想中时，更容易使人代入其中，回忆起青春期荷尔蒙四溢的焦虑。但是这种叙述方式，归根结底和性对象无关，而只是从男性角度出发的意淫和自恋，冯唐在被改编成青春片的自传体小说《万物生长》中写道，“如果我伸出食指去接触她的指尖，就会看见闪电；如果吐一口唾沫，地上就会长出七色花；如果横刀立马，就地野合，她会怀上孔子”，由此可见一斑。

那天（新婚）关山林将滚烫的土炕变成了他另外的一个战场，一个他陌生的新鲜的战场。他像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不懂得地势，不掌握战情，不明白战况，不会使唤武器……开始学着做一个初级指挥员，开始学着分析战情，了解战况，侦察地形，然后组织部队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精神高度兴奋。他看到他的进攻越来越有效果了，它们差不多全都直接击中了对手的要害之处……他越来越感到自信。他觉得他天生就是个军人，是个英勇无敌的战士。

——邓一光《我是太阳》

《白鹿原》中借高玉凤和黑娃的一段性爱描述或许能够表达作者理想中的美好性爱：“完全是和平定静的温馨，令人摇魂动魄，却不至于疯狂……她接受他谨慎的抚爱，也很有分寸地还报他以抚爱。她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使他在领受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了可靠和安全。”

在这段描写中，“好女人”高玉凤不仅要接纳他，还有抚慰他。而在整段描述中，高本人的情欲需求是被忽视的。其实，在许多小说的性爱描写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完美”女性：她们温柔似水，永远不会提出肉体要求，她们看上去似乎没有性欲，但她们又会满足男性的性欲。这被认为是女性应该具有的姿态，两性的等级秩序在最隐秘的性交过程中因此而得到鲜明的体现，强调的是男性的权威。

王蒙小说《青狐》中的女主角青狐就深受这种观念所害，她信仰爱情，但“不太在乎男女之间的那点生理交合，从小她就坚信那些主要是男人的事”。长期性压抑后，青狐的性只能在梦中实现，为此她感到羞愧异常。

而具有“女性崇拜”名声的顾城，在书写性爱时的用词也难以避免带着权威感，把女性对性的选择描写为一种奉献: “……我没想到她那样就给了我，那么顺从，这种感觉毁坏着我。我不能回想她起伏掀动的样子，不能回想她的身体，我知道我打碎的是什么。”

与之矛盾的是，菲勒斯主义（在此指阳具中心主义）的文本有时也会肯定女性的欲望，不过很多都是表现女性在性交中追求疼痛、追求臣服和被控制的快感。这种对“臣服”和“疼痛”的追求与虐恋文化关系不大。在男性中心的欲望书写中，不怎么强调性对象主动选择由这种特殊方式获得快乐，而是大多书写一种权力操控下的臣服和由肉到灵的归顺。

张宇的《疼痛与抚摸》展现了一个渴望被征服的女性。“渴望强奸，这是水月心理上的隐私。水月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条件，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看谁敢强奸她。⋯有时候水月呆在树下胡思乱想，想到邪处，只把男人恨得咬碎牙齿，难道月亮河的男人都死绝了？这美好的女子在这等着，也没有人看见，也没人来找她，你们不来强奸我，还要我去强奸你们?”而其他几个被强奸的姐妹，都在被侵犯后彻底臣服，获得了“幸福”。

当然，不能主动的女性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逻辑。但这类女性形象在“新生代”的作品中却并不少见。韩东笔下的王玉(《障碍》)、毛洁(《交叉跑动》)，朱文笔下的段丽(《段丽在占城南京》)、张点(《单眼皮单眼皮》)，张曼笔下的韦玉、胡佳青(《幼儿园老师》)、顾梅(《顾梅的故事》)等等。这些女性在他们的作品中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拥有并能提供性的符号，或者说，她们不是完整的人。

而《废都》更加典型，李洪文认为景雪荫之所以对周敏隐射她和庄之蝶谈过恋爱的事不善罢甘休，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庄之蝶当时没有强暴她，没有从身体上继而达到心理上对她的征服，因而她不能全身心地归属于庄之蝶。弗洛伊德曾有过这样的理论：女性的性感部位渴望痛苦、渴望虐待、渴望男人施暴。该理论在这些小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当性别批评转向文学写作领域里的时候，喜爱描写身体和性的不只男作家。同一时期，女性主义者表现出力图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进行反对男性中心、驱逐“ 菲勒斯”的努力：女性个体成为作品表现的中心和主体，试图在一系列的身体探索和性场面中试图找到话语自主权。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依旧任重道远，且很多女性视角的性和身体写作，反而以“肉体”作为卖点，再次鼓励了对女性的征服和审视。

1999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发表之后，“身体写作”成为专有名词，专指那些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和性感体验的文本，该类型的代表作还有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这些“书写女性”的文学作品，反而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视角和消费女性的烙印：

卫慧

“他把我顶在紫色的墙上，撩起裙子，利索地褪下内裤，团一团……然后他大力无比地举着我……”《上海宝贝》中此类描述中大多把自己放在被玩弄和被观看的地位上，无力屈从于对方带来的欲望。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甚至有把自我设置成受辱的东方女性，臣服于有“大家伙”的德国纳粹。这种想象为男性的窥视欲和征服欲提供了大量满足空间。

凯特·米利特说:“交媾从来不在真空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根植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处，从而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当我们在谈论身体和欲望的时候，从来不只是在谈论情欲本身。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阿莫，编辑：禽禽，未经授权任何公号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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