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正平, 裴子卫｜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 ——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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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
——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文 / 田正平, 裴子卫
摘要：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 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早期桐城派 ; “桐城三祖” ; 教育主张 ; 教育实践
作
者
简
介
田正平，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概
览
一、倡理学 兴文教——“桐城三祖”对文教典籍的整理与编写
二、倡古文 改时文——“桐城三祖”对科举时文的批判与改良
三、制举业 讲学术——“桐城三祖”对书院教育的探索与影响
桐城派是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自创派至消散，前后绵延两百余年。桐城派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指归（王兆符，2008，第906—907页），善以古文阐发儒家伦理，维持了程朱理学在清代的传承与发展，以自成体系的“义法”指导古文创作，曾赢得世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羡叹（姚鼐，1991，第87页），因此学界历来将其视为文学流派。其实，自创派之时起桐城派就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桐城派学者通过坐馆授徒等教育活动安身立命、谋求自身发展，也通过书院讲学等教育活动传播学术主张、培养后继人才，更试图通过参与国家上层文教典籍的编纂来影响士风学风，可以说参与教育活动是桐城派学者实现自身价值、学术追求及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和一以贯之的传统。进入近代以后，诸多桐城派成员对西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主动参与了改书院、废科举、兴学堂、定学制、派留学等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晚期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更由于“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而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重建之后的首任总教习，其主要成员在京师大学堂和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都曾一展身手（田正平，裴子卫，2019）。近年来，学术界在探讨清末民初传统教育转型过程中对吴汝纶等人物多有关注，但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就人论事，没能从历史源头和学术流派的视角做整体的观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囿于桐城派只是一个文学流派的观点，因此，考察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桐城派自清康熙中期开始形成，创始人为方苞、刘大櫆与姚鼐，三人均出身安徽桐城，桐城派由此得名，三人亦被尊为“桐城三祖”（《桐城派大辞典》编委会，2019，第83页）。
“桐城三祖”均有丰富的教育活动经历：方苞（1668—1749）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京师以古文授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693—1695）授经于涿州滕氏馆；三十五年（1696）馆于京师汪氏；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697—1698）授经于宝应乔氏；四十五年（1706）主讲江南义学，五十二年（1713）为王子师。雍正十年（1732）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一年（1733）擢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擢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
刘大櫆（1698—1779）于康熙六十年（1721）授经于张若矩家；六十一年（1722）客方颂椒学舍，雍正元年（1723）归家课弟侄；三年（1725）馆于京师城北；五年（1727）起馆工部侍郎吴士玉家近十年；乾隆三年（1738）客桐城方氏馆；十五年（1750）留京授徒；二十六年（1761）起任黟县教谕六年，其间同时主讲安庆敬敷书院；三十二年（1767）起主讲歙县问政书院，三十六年（1771）回桐城，继续于家中讲学。
姚鼐（1732—1815）于乾隆十六年（1751）馆于桐城左笔泉之家；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760—1762）授经桐城马氏；四十一至四十三年（1776—1778）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四十五年（1780）起主安庆敬敷书院八年；五十三至五十四年（1788—1789）主讲歙县紫阳书院；五十五年（1790）起主讲钟山书院十一年；嘉庆六至九年（1801—1804）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十年（1805）起复主讲钟山书院十一年。（孟醒仁，2002）
由上可见，方、刘、姚一生中都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上至庶常馆，下至家塾，从官学到书院、私馆都能看到他们从教的身影。据考察，“桐城三祖”的教育主张与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与和主持贯彻国家意志的文教典籍的整理与编纂，二是倡导改革科举时文，三是主持和参与书院教育。
一、倡理学 兴文教——“桐城三祖”对文教典籍的整理与编写
清代早期，政局渐稳后的清廷逐步重视文化建设，恢复科举、设学兴教，制定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以控制思想、收拢人心。顺治十年（1653），清廷确定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康熙中叶，统治者利用政权力量，竭力提倡程朱理学，将崇儒具体化为尊朱，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学术正统地位。为配合振兴文教政策的推行，清廷组织整理、编写、刊刻了大批文教典籍，以实现引导世风、教化人心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桐城派士人发挥其长于理学、辞章的优势，参与和主持了朝廷组织的部分文教典籍的编纂工作。与清初避世治学的一批学者不同，桐城派士人表现出积极的入世心态，渴望获得朝廷的认可与重用。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力倡理学与古文，创立“义法”说，奠定了桐城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理论核心和思想基础（王兆符，2008，第906—907页）。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卷入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两年，因其文名学识“天下莫不闻”和清廷重臣李光地的极力维护而得赦，后获康熙赏识，得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并获命与诸皇子游为其师（孟醒仁，2002，第37—43页）。自此，方苞得到康、雍、乾三朝帝王的青睐与重视，致力于“以经术饰治”（马其昶，2013，第255页）。方苞获此机遇与他倡导的以“义理、辞章”为核心的桐城派“义法”同清廷推崇程朱理学和恢复科举八股取士的官方文教政策相契合不无关系。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严苛的文化政策下社会矛盾激化、清廷人才匮乏，而维护当时已名闻天下的方苞及其学说会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若进一步利用其学界影响力和号召力，则可以起到引领学术风向、吸引人才仕清的效果。因此方苞自被留用，主要参与的都是清廷尊经崇儒、引导学风的相关文教活动。
康熙五十二年（1713）方苞入南书房为文学侍应，后直蒙养斋，负责编校乐、律、历、算的相关典籍。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书总裁，奉命校勘《御制分类字锦》。雍正七年（1729）参与校订《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乾隆时刻竣颁布天下。十一年（1733）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三月奉命约选两汉、唐宋大家的古文，编成《古文约选》一书，以为天下士人提供一部古文写作的示范之作；八月，充一统志馆总裁，奉命校订《日讲春秋解义》与《一统志》诸稿，作《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提出“简明”“辞约”的地志写作要求，指导《一统志》的修改工作。方苞编写的《古文约选》不仅是桐城“义法”的集中展示，被桐城派学者视为精华瑰宝代代传承，更是方苞实现自己以文载道、教化风俗理想的重要工具。他在“序例”中阐明了古文“因文见道”的作用，激励群士“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明确了其“助流政教”的目的（方苞，1991，第303页）。此书编成之后被“刊授成均诸生”，并在乾隆初“诏颁各学官”，成为各级学校的官方指定教材。而方苞所倡导的桐城“义法”，也因此具有了官方认可的权威性，得到了清代士人的普遍关注，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大。
乾隆元年（1736），方苞再入南书房，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上《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草拟了撰修体例，并分撰了《周官义疏》，纂成后乾隆浏览数日，命直接发刻，一无更改，可以说方苞对《三礼义疏》的修撰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张涛，2015，第120页）。四年（1739）乾隆诏重刊“十三经”“二十一史”，以方苞充经史馆总裁领修书事。十二年（1747）刻竣，乾隆特为序曰：“继自今津逮既正，于以穷道德之阃奥，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恢先王之道，以赞治化而宏远猷，有厚望焉!”（《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十六，乾隆十二年三月上）十六年（1751）三月初一日，乾隆帝以“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三百八十四，乾隆十六年三月上），命将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一史”颁赐江宁钟山、苏州紫阳、杭州敷文等江浙诸著名书院，成为书院经学教育的权威材料。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启动了清代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辑整理。“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受刘统勋、朱筠荐入馆，充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姚鼐治学兼方、刘之长并充实发展之，提出“义理、辞章、考据”并重的主张，他努力在汉学、宋学、辞章学这三种学术主张之中寻找一种新的平衡点，纠正桐城派文论偏重史传文体和写作技艺传授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桐城派的理论体系（孙康宜，宇文所安，2013，第473页；关爱和，1999）。在供职四库馆期间，姚鼐共作八十八篇书序论，其中八十三篇被录入《四库全书总目》。三十九年（1774）姚鼐因与馆内编撰“尊汉抑宋”的治学取向不合借病辞官。道光十二年（1832）姚鼐从孙姚莹（1785—1853）认为其所修四库书序论“言深而不隐，理当而不苛，去繁重，著体要，粹然有刘子政、曾子固之风”，特集其所作全部书序论刻为《惜抱轩书录》，希望能“示天下后世以醇儒之学”（毛岳生，2006，第549—551页）。
以理学之正统性维系其政权之合法性是清廷推行“崇儒尊道”文教政策的目的，所谓“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七十，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而桐城派尊宋学、善辞章的特点使得他们成为清廷推行其文教政策的有力助手。雍正元年（1723）方苞奉恩赦归原籍。三年（1725）雍正帝召见方苞，以“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无非继述先帝志事，汝老学当知此义。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俾天下咸知朕心”谕之（方苞，1991，第251页）。清廷显然是有意借方苞之口向天下士人昭告其文教政策以收服人心，方苞心领神会，积极发挥其善文的优势，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以古文阐释道统维护了清廷政权的正统性（曾光光，2016，第28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儒家士人，桐城派学者对理学“道统”的维护绝非只是为了顺应时势、谄媚清廷，他们也有维系儒学正统、传承程朱理学的使命感，更有教化世风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心与理想。方苞在《送李雨苍序》中借评述李雨苍治古文之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为天子守大邦……一动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兴坏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应，则所学为之亏矣。”（方苞，1991，第95页）可见方苞将引导“世教”、教化“人心”、服务“政法”作为行文、治学的重要标准。姚鼐同样希望借尊理学来弘道义、安天下，曾说“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姚鼐，1991，第84页），可见他也将程朱理学视作经邦济世的良方。因此，除通过参与官方文教典籍的整理与编写来倡理学、兴文教，桐城派士人亦多潜心治学、积极著述，留下不少佳作名篇以引导世风、教化人心、嘉惠后学。如方苞作《送刘涵三序》抨击腐败的吏治，批判了将“苟贱奸欺”当作“中庸”，反而讥讽廉洁正直者“迂怪”的世风（方苞，1991，第91页）。刘大櫆在《程易田诗序》中表达了他“以泽及斯民为任”的治学追求，同时批判了缙绅之士重视“巧取而捷得”之径术的取向（刘大櫆，1990，第58页）。姚鼐更是“有所作必归于扶树道教，讲明正学”（陈用光，2014，第212页），如他作《李斯论》一文，借批判李斯“中侈君而张吾之宠”的“趋时”做法，进而批判官吏为保全自己的权势地位，阿附甚至助长国君“悖谬无义”之行的风气，赞扬并倡导刚正不阿的为臣之道（姚鼐，1991，第4页）。“桐城三祖”著述中这些指摘时弊的文章即是为了实现其“官耻贪欺，士敦志行，民安礼教，吏禀法程”的治世理想（方苞，1991，第265页），它们确实对引导世风、学风具有积极作用。就这样，“桐城三祖”通过参与官方文教典籍的整理与编写，借助政府的力量，经由官方的渠道实现自己的追求；又通过个人著述褒贬时政、教化人心，寓理想于文章，扩大对一般士人和基层社会的影响。正是经由这双重渠道，早期桐城派的治学、论文主张得以进一步传播，并为其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二、倡古文 改时文——“桐城三祖”对科举时文的批判与改良
清承明制，以科举取士。顺治二年（1645）清世祖下令仿照明制开科取士，颁布《科场条例》并于该年八月举行乡试，正式拉开了清代科举的序幕。清代科举程式与明代基本相同，考试内容同样出自《四书》《孝经》《性理大全》《正蒙》等理学著作（刘海峰，李兵，2004，第353—358页）。考试形式有经书义、策论及试帖诗三种，其中首重经书义，八股文即为其规定文体，也是清代科举最基本、最重要的文体（周德昌，1995，第160—161页）。清廷对八股文写作的字数、内容、文风、格式都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文章不能超出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范围、不能涉及清代时务的规定，使八股文日益脱离现实、内容空洞、形式僵化（刘海峰，李兵，2004，第366页）。
早期桐城派学者多有匡时济世之志，而参与科举考试即是他们实现理想的必经之路。“桐城三祖”均希望借由科举之路获取功名、走上仕途。方苞自二十二岁起参加科考，至四十五岁列礼部试第四名，因母病而未及殿试。刘大櫆参加科考数十年，曾两次登顺天府试副榜而不得举，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十五年（1750）举经学科均未被录用，终生不得志。姚鼐参与科考十几年，六试礼部方才中第，列殿试二甲，获授庶吉士。科举道路之艰难崎岖，考生之艰辛痛苦他们深有感受。因此，桐城派士人多对科举与时文有着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对其败坏学风、埋没人才的弊端多有抨击，另一方面又因无法违背、突破政府制度只能裹挟其中，他们亦希望科举能有所改良。
方苞自幼受父兄影响，以古文与理学为治学追求，对时文并不热衷，但碍于家累与科考要求，不得不习时文。方苞在《与熊艺成书》中表达了对时文的认识与态度，他转引虞山陶子师“世之人材败于科举之学，千余岁矣，而时文则又甚焉”之语，劝告友人不可以功利之心治学为文，认为与花费时间学习时文相比，多“从古人之学”才是正途（方苞，1991，第326页）。他极力批判科举与时文“害教化、败人材”，引人“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致使无人专心治学，世风、学风益坏（方苞，1991，第301页）。因此，方苞“以古文为时文”，所做之文“意义体制，与科举之士守为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方苞，1991，第333页）。方苞扎实的理学根底与流畅的行文方式为他的科举之路打通了关卡，他所做的带有古文色彩的时文在科场获得了认可。
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中江南省乡试第一名，称解元，所做时文广受追捧，“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戴名世，2009，第157页）。虽然痛恶时文取士的弊端，但作为国家取才的重要机制，方苞还是非常关心科举的发展状况，希望科举能真正成为“抡才大典”，而不是仅靠空虚陈腐的时文选取人才。因此他将自己所做时文整理成《抗希堂稿》刊刻，为士人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时文写作风格，由其乡试主考官张廷枢、姜橚，友人戴名世、季宏舒、龚缨为之作序，刊刻发布于世。张廷枢评价方苞的时文“穿穴经史，综贯百氏杂家，去其疵而取其醇，不袭程、朱、游、杨之说而吻合其意，高下纵横，沛然而不可御”，表示方苞的时文“为载道之言，足以发明天地万物之理”，可以激励“世之习为肤浅庸烂以冀幸科第者”“大惩其前事之非，家修人励，以求至乎道也”。季宏舒也认为方苞的时文凝结着他深厚的理学学识与精湛的古文写作技巧，因此“学者诵灵皋之文以开通其心知，而接于庄、骚、左、马、五经之途径，因以庄、骚、左、马、五经所载之义理自治其性情，则传灵皋之时文亦可以使人兴起于学也”（方苞《抗希堂自订全稿》序），揭示了方苞“以古文为时文”的写作特点，以及希望借“言必有物，必有序”的古文改变时文空洞呆板、萎靡卑弱的文风，突出其“以文载道”的功能，以转变世风学风、引人积极向学的目的。即使是无意科考、唾弃制义的戴名世，也赞赏方苞所做的时文，他深知方苞的忧虑与抱负，在为其写的序中说：“灵皋叹时俗之波靡，伤文章之萎苶，颇思有所维挽救正于其间。”（戴名世，2009，第157页）因此他支持方苞将其时文集刊刻发行，认为这是方实现其“维挽救正”治学济世追求的有效之举。虽然上述方苞师友之言有过誉之嫌，但这部具有鲜明桐城派特点的时文选集确实流传广远，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抗希堂稿》不仅在当时广受追捧，也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成为诸多学者行文制义和行事立身的参考。道光十三年（1833）诗文家潘德舆以方苞之文教其子，谓“亮工近二十，尤宜着实用力经书古文，时刻不可去手，方能开拓心胸，增长笔力。若朝夕但吟诵时文，而四书、经书、古文一切高阁，那有长进见识？必欲看时文，方望溪《抗希堂稿》可常常看也”（潘德舆，2015，第46页）。可见其十分看重方苞之文，将其区别于一般时文，读方苞之文是可“长进见识”的。咸丰十一年（1861）刊刻的诗文家郑献甫的《补学轩文集》中，收录了一篇他与友人论文的文章，对方苞的时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评方望溪文云：非有得之言，即有为之言。……外有感，内有愤，此有为之言也。多读书，精穷理，此有得之言也。然先求有得，乃能有为……必如陆稼书之《困勉录》、方望溪之《抗希堂稿》，然后谓之有得。”（郑献甫，2010，第451页）认为方苞的时文既有真情实感不僵化，又有真知灼见不空虚，是值得学习的优秀时文作品。直到同治年间，经学家吴承志仍以《抗希堂稿》作为自己治学处世的重要参考。他曾以《抗希堂稿》中“天下有道则见”二题篇激励自己，要谨守真理与本心，不轻易为外界潮流所影响；对于流行的事情应该先了解其真相再判断要不要去做，“不能反易常理以合时事”（吴承志，1984，第25页）。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方苞刊文以“维挽救正”的理想是部分实现了的。
除却个人刊文刻稿，方苞对清代科举与时文最大的影响在于受命编集清代官方时文集《钦定四书文》，从而展示和规范了清代科举时文写作与评阅的标准。乾隆元年（1736），方苞再入南书房，乾隆命其选编四书文：“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含英咀华，发摅文采，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顾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士子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专意揣摩，则大比之期，主司何以操绳尺以度群才，士子岂能合矩矱以应搜罗乎？……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学士方苞工于时文，着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文，逐一批抉其精微奥窔之处，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以拳服摩拟。”（《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乾隆元年六月下）清廷将科举取士的关键——时文标准的展示与规范全权托付给方苞，要求他编纂一部为“后学之津梁、制科之标准”的时文示范用书，以供士子模仿学习和试官评阅参考。
方苞遵旨选录，共选得明代制义文四百八十六篇，清代制义文二百九十七篇，成《四书制艺选》十一卷，每篇均点评批抉，指明行文优劣，并于文后给予总评。乾隆四年（1739）四月完成后，方苞上奏乾隆“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方苞，1991，第287页），明确了其选文的标准。“清真雅正”是清廷一直倡导的时文标准，康熙时由“以经义开风气之先，骎骎乎有起衰之功”的时文大家韩菼首倡，一改明末衰败的文风，得到了同时学者的响应和文章取向简洁、醇雅的康熙的认可。雍正亦曾以“所拨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告诫试官，乾隆亦提出科举“衡文务取、清真雅正”的要求（龚笃清，2017，第300—310页；高明扬，2012，第82页）。方苞接受了这一标准，并结合古文之法对其进行发展，在《四书制艺选》中以“理明、辞当、气昌”的古文行文法则来解释“清真雅正”的内涵，突出强调了对时文的“载道”和“务实”的要求：“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而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深浅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方苞，1991，第288页）方苞的工作获得清廷的高度认可，乾隆赐名《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自此成为清代士子所使用的官方制义文本。《钦定科场条例》中规定，乡、会试艺“首场制义以《钦定四书文》为准，有录取轻僻之作者，磨勘官据实参奏。如有剽窃异端邪说，及阑入子史文集，不合经书立言之旨者，不得取录。”（璩鑫圭，1990，第44页）《钦定四书文》也是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制义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永瑢等，2003，第1729页）。
遗憾的是，虽然得到清廷的大力倡导与推行，《钦定四书文》的颁行并未取得其设计者所预想的扭转空虚不实的学风和僵化空疏的文风的效果。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一（1744年1月15日），山东学政李治运上奏言说《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而文风未能日上”（安东强，2012）。乾隆十九年（1754）时乾隆帝也意识到科场流弊未改：“场屋制义，屡以清真雅正为训，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式，士子咸当知所宗尚矣，而浮浅之士竞尚新奇。”（《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四百六十，乾隆十九年四月上）说的是考生科考作文只图速化、不循正轨，对示范之文或生搬硬套、直接抄袭，或摒弃不用、专守坊本。而阅卷试官也多不尊“程式”，以个人喜好命题、阅卷，致使《钦定四书文》沦为了应举工具和空头文书。为防止试官“以己见立说”和“士子窥探迎合附和”试官喜好的弊病进一步加重，乾隆帝不得不下令将《钦定四书文》“交礼部、顺天府存贮内帘，令试官知衡文正鹄，再策问时务，用觇士子学识”（《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四百六十，乾隆十九年四月上）。
方苞试图通过改良时文来救科举之弊的理想虽未能实现，但他“以古文为时文”、强调时文要“载道”和“务实”的做法却影响深远。桐城派弟子不仅继承了他的为文之法，也继承了他的这一理念。“桐城三祖”之一、方苞弟子刘大櫆科考数十年而未展其志，对科举与时文之弊体会尤深，所以他的批判也最为深刻。刘大櫆指出科举时文败坏学风:“科举时文之习，诓诱于其前；而富贵贫贱得失之念，汩没于其内。”（刘大櫆，1990，第74页）使士人沉溺于空疏文字和功名利禄而无意于真才实学。“今世之士，惟知决科之为务，其有以经术倡道于人，则人皆笑之。科举之制，比之秦火，抑又甚焉。”（刘大櫆，1990，第323页）
刘大櫆指出时文写作本应该是以特殊的文章形式传达圣贤之道的至精技艺，“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须是逼真”（刘大櫆，1990，第612页）。要达到这种程度，“非博极群书不能作”。因此，刘大櫆同样提倡以善于发明义理的古文来改良已陷入僵化、空虚的时文，他提出：“作时文，使不得才情，使不得议论，使不得学问，并使不得意思，只看当日（圣贤）神理如何，看得定时，却用韩、欧之文如题赴之。”（刘大櫆，1990，第612页）意思是作时文关键在于解读儒家经典中的“圣贤本意”，不能任意加入作者的理解与发挥；同时又不能做成枯燥的训诂之文，行文要采用古文的写法，注意“神气”“音节”，使文章能顺畅、贯通、有节奏地表达出经义，即用古文的行文法则“为圣贤立言”。一言以蔽之，刘大櫆与方苞的主张一致，都是希望通过突出时文“以文载道”的功能，唤醒士人治经求学的追求，以转变科举造成的空虚不实的风气和几乎凋敝的理学。乾隆十三年（1748），经由方苞介绍，刘大櫆进入江苏学政尹会一学幕，负责校试阅文，他努力实践其师和自己的抱负，“拔尤选奇，育材作人，共襄文治”（刘大櫆，1990，第99页）。在此之后刘大櫆又两次入幕参与校试，十八年（1753）入湖北学政陈浩幕，助其选拔贡生；二十一年（1756）入浙江学政窦光鼐幕作校文，致力于正文体、端士习之事。
继方苞、刘大櫆而起的姚鼐，一脉相承，对于科举与时文有着相似的观点。与刘大櫆相比，姚鼐的科举之路应该说比较顺畅，在第六次参加礼部试时终于脱颖而出，庶吉士散馆后先后入兵部、礼部。姚鼐曾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十五年（1770）分别担任乡试副考官，又于三十六年（1771）任会试同考官，对清代科举选拔人才的过程很是熟悉，对其弊端的认识也颇为深刻。姚鼐认为：“国家所以设经义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讲明于圣人之传不谬而已。”（姚鼐，2014，第43页）说明科举取士的本意是想引导士人学习圣贤之道。但是一方面“士不知经义之体之可贵，弃而不欲为者多矣……惟庸钝寡闻不足与学古者，乃促促志于科举”（姚鼐，1991，第39页），另一方面“衡文者不能鉴别，往往录取，转相仿效，日增其弊”（姚鼐，2014，第74页）。揭示了经义日陋、世风日坏的原因在于聪明才杰之士以时文为俗体不屑一顾，而庸钝寡闻之辈为获功名只会投机取巧做一些低劣时文，少有人会做能“发明经义”的优秀时文；阅卷试官同样鉴别不出应试者所做时文的优劣，只能随意录取，而士子又争相模仿这些质量参差不齐的时文，以致造成恶性循环。在姚鼐看来转变士人对时文的认识，引导他们积极向学，并教给他们做时文的正确方法，是可以起到转变世风、学风的作用的。因此他主张以古文为时文，认为优秀的时文“可以为文章之至高，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姚鼐，1991，第40页），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识之士坚守理学、精通经义，以古文之法转变时文之体，由此时文可“高出词赋、经疏之上倍蓰十百”，“用科举之体制，达经学之本源，士必有因是而兴”（姚鼐，1991，第43页）的理想亦能得以实现。
为实现上述理想，姚鼐积极开展时文教育，以交互讨论与习作评阅相结合的方式教授弟子时文，并刊刻《惜抱轩课徒草》《惜抱轩稿》和《惜抱轩外稿》等多部时文集，作为引导士人写作时文的范本。特别是姚鼐辞官离京后积极参与书院教育，将桐城派“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和写作方法融入书院的制义课中教育学生，影响了徽州、江宁等地的书院文风与学风。
姚鼐不仅致力于以古文改良时文的教育实践，还将这种理念传授给参与科举取士的友人、弟子，间接影响着人才的选拔和学风、文风的走向。姚鼐弟子鲍桂星（1764—1826）曾持主河南、江西等地科举之事，在其任湖北学政期间，姚特意写信叮嘱他摒弃偏见，重视确有时文之才的士子，不拘一格取才：“楚中近有异才不？不知今天下人才，何以若是衰耗。想使者取贤不限一格，或学问，或文章，学问中非一门，文章亦非一门。假如其人能作时文，亦即可取。”（姚鼐，2014，第64页）鲍桂星晋内阁大学士后，姚鼐传书希望他能主持会试，转变文风：“今春望双五总裁会闱，文体之坏甚矣，能反之以正，乃世流之所望也。”（姚鼐，2014，第64页）弟子陈用光（1768—1835）与姚鼐交往密切，深得其师真传，姚鼐屡与之论及科举与时文，并托其刊刻时文集：“此事（指时文）在今日殆成绝学，以俗人但知作科举之文，而读书好古之君子又以其体近而轻之不为。不知此与作古文亦何以异哉？”（姚鼐，2014，第93页）陈用光深受姚鼐关于时文观点的影响，承认时文与古文的共通性，认为“科举之学，俗学也，然而其所诵者，未尝不与学古者同”（陈用光，2010，第596页），也继承了姚鼐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梅曾亮，2012，第235页）。道光五年（1825）陈用光充江南乡试副考官“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人士，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梅曾亮，2012，第235页）。十三年（1833）陈督学浙江时又重新修订刊刻了姚鼐选编的《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与浙中士子相讲习，使士子不忘“先辈之义法”，“进求之经史百家之言”（陈用光，2010，第644页）。陈用光之子陈希曾（1766—1816）先后充云南、贵州、顺天等地乡试考官，还曾充殿试读卷官。在其任学政视学江东时，姚鼐致信与他讨论空虚时文带来的弊端，鼓励他厘正文体、扭转文风：“阁下所云‘文足以觇士行’者是也。……阁下毅然欲率今日士习使之端，固当变今日文体使之正。……愿阁下训士，虽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以此觊于士习，庶或终有裨益也乎。”（姚鼐，2014，第74页）强调以文章规训士人的重点在于导人向学，以程朱之学为归宿。
不管是作为应试者还是主试者，“桐城三祖”都是科举考试的深度参与者，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清代科举时文的困境与弊端所在，更深知科举时文对文风、学风的导向作用。他们或应统治者要求，或出于挽救学术、教化人心的士人责任感的考量，纷纷将目光转向擅长经义释道且鲜活富有感染力的古文，采取以古文为时文的方式，力图转变士子作文时过分的功利主义追求和空虚僵化的文风，突出时文以文载道的功能，以期由此引导士人重视程朱理学、积极求实向学。虽然此举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桐城三祖”对科举时文的理念经其教育实践及弟子广为传播，“以古文为时文”的习文之法也在清代士人中引起较大反响。如康熙时期善做时文的汪份（1655—1721）、汪士鋐（1658—1723）兄弟就推崇方苞提倡的以古文为时文的行文之法，其时文带有明显的古文色彩。与他们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岩（1656—1716）、赵炳（生卒年不详）等时文家（龚笃清，2017，第417页）。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诗人翁方纲（1733—1818）也接受了桐城派“以古人为师”的做法，还提出了与桐城派古文理论相通的“肌理说”的古诗理论，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桐城两方子，喻彼马与指。时文即古文，使我心翘跂”（翁方纲，1982，第17页），其中“桐城两方子”指的即是方苞与其兄方舟（1665—1701）。即使是对桐城派有所质疑的史学家、教育家章学诚（1738—1801），也不反对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他在《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中为书院师生列出数十条关于举业与作文的建议，第二十四条即是专门论述时文与古文的关系，他说“世之稍有志者，亦知时文当宗古文，其言似矣”，并建议士子不仅要学习古人之文，还要学习古人精求经史的治学态度（章学诚，2017，第619页）。可见早期桐城派的主张是对清代科举及科举导向下的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三、制举业 讲学术——“桐城三祖”对书院教育的探索与影响
书院是桐城派士人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据有关学者统计，自刘大櫆、姚鼐起，该派约有70余人参与过各地的书院教育活动（徐雁平，2007，第68页）。桐城派通过参与书院教育，吸引、培养了大批弟子，传播了本学派的学术主张，可以说书院既是桐城派刊布学术主张的重要平台，也是其培养后学的重要基地，书院对桐城派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助力作用，使其突破地域限制，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学术派别。同时，作为具有自己思想宗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的学派，桐城派的积极参与对清代书院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学术风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初，为防止士人以书院讲学结党干预政治，清廷对书院的发展采取抑制政策。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朱学独尊局面的形成，清廷开始逐渐转变政策，雍正十一年（1733）下令积极兴办书院，并进一步加强官方管控。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大批书院得以恢复发展，但与前代以私人讲学为主、重学术传播的书院不同，清代书院从经费拨给、选址建设，到山长聘任、生徒择录、课试方式等基本都由各级官员决定，书院的官学化和举业化的程度加深，多数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目标，渐渐成为变相的官办学校和科举考试链条的重要环节（徐道彬，2012，第32页）。自乾隆中期始，清代学术发展迎来新的转向，汉学完成学术体系构建，宗奉经史考据逐渐成为治学主流，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权威开始失坠，“知识界已不能再建立起对宋学的虔诚信念”（戴逸，2018，第601页）。学术变迁密切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学界的训诂、考据之风亦随之浸入书院，部分书院甚至出现了专宗汉学、摒弃宋学的倾向。如徽州紫阳书院在乾嘉时期“宋学残垒，已渐崩溃，朴学风气，日趋优胜地位。……戴东原（震）、程易畴（瑶田）相踵继起，蔚为一世所宗，后进学者，无不闻风而从”（吴景贤，1934）。除徽州紫阳书院外，苏州紫阳书院、扬州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也都在讲求汉学，特别是嘉道年间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进一步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与繁荣，也使得书院讲学之风有所恢复（邓洪波，2013，第520—528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尊奉程朱理学、重视古文诗歌的早期桐城派士人加入到书院教育的行列之中，他们反对只讲八股制义将书院变为科举附庸，但对书院中兴起的尊汉斥宋的讲学之风亦不以为然。于是他们立足桐城派的治学理念，探索既能符合官方要求又能培养人才、传播其学术思想的书院教育模式。
“桐城三祖”的书院教育活动自刘大櫆始。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大櫆返乡，任黟县教谕六年，其间他“开导生徒，提唱诗文宗旨”（吴甸华，1998，第120页），颇得到黟县士人学子的认可，直至刘离世，黟士仍“感诵先生教育之仁不息”（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教黟期间，刘大櫆受安徽巡抚托庸（生卒年不详）令同时主讲安庆敬敷书院，但因资料所限，其在敬敷书院的教育详情已不可考。大约在此期间，刘大櫆将其讲学时随手所记作文心得集结为《论文偶记》一卷，提出了“义理、书卷、经济”为“行文之实”之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发展了桐城派的文论（孟醒仁，2002，第150页）。三十一年（1766），刘大櫆离黟县教谕任。同年张佩芳（1732—1793）知歙县，他注重教育、爱惜髦士，特聘刘大櫆来教导士子，并于三十五年（1770）将原在县学名宦祠后的书院移建于问政山麓江家坞，积极招收“士之好学而能文者”（刘大櫆，1975，第175页），辟为问政书院，专请刘大櫆主持。在任期间，刘大櫆曾作《问政书院记》记录书院建设情况，也表达了自己对书院教育的看法，他说：“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刘大櫆，1990，第309页）刘大櫆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校以教化天下、使“无一人之不同归于善”为立学的目的，教育的方法是循序渐进的启发诱导，教育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而当世的书院只是集聚一群学子，聘请乡邑内年老致仕的学者教授，教育内容只涉及训诂、辞章等学问的“末流”，这已与古代之学不同，但与重祭祀而轻讲学的庙学相比，书院能传承学术知识、培养乡里后学，所以可算“于学为近”。可见刘大櫆虽承认书院的教育作用，但对当时书院偏重训诂、制义的教育内容和学风并不满意。幸而知县张佩芳“宰歙期间，以经术为治术”“以古学倡多士”（张穆，1999，第514、526页），建问政书院的目的是“将使歙人之同归于善，而非徒词章、训诂以为进取之阶”（刘大櫆，1990，第311页），有仿古代之学发扬学术、引导学风、教化民众的志向，因此得到了“常思以泽及斯民为任”的刘大櫆的欣赏与支持。
刘大櫆在问政书院兢兢业业教导士子，“日校月课”，坚持以义理训士，每月一大课、一小课，在书院内开展了颇具特色的时文制义和古诗文教育活动（许承尧，1975，第218页）。刘大櫆认为发明时文的本意是为引导士子深入理解和阐释四书五经中的“圣人之言”，因此他倡导学生作文要力争达到一种“不趋于时好，不骛于速成，抽曲尽之思，显难详之义，浸润乎六经之旨，敷扬乎两汉之辞，并之于云日而光明，赓之以管弦而和洽”的境界（刘大櫆，1990，第101页）。即在钻研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以古文之法“为圣贤立言”，既要揭示出深刻的经义，还要流畅通顺有节奏有美感。刘大櫆教导学生习作有内涵、有实情、有美感的时文，更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与学术水平，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与治学态度。当时有吴定（1744—1809）、金榜（1735—1801）、吴绍泽（1735—1789）等一批徽州学子闻名前来求学，刘大櫆“不鄙其愚，规其道德，牗其文章，慨然许以立行立名之任”（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以“君子者修其在我而已……盖明天之道，察地之理，因时之序，安其固然而已”相教（刘大櫆，1990，第116—120页），时常告诫学生不要被功名利禄所迷惑而丧失对学术的追求和对个人品德的要求。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刘大櫆在歙县培养出一批重义理、善作文的士子，时人曾评论说：“先生负师表之望，畎亩而无日忘天下之人才先觉，而不忍有一夫不兴于学”，以“诗歌古今文”教育之，“俾穷乡浅陋之儒得略闻道德文章”（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
除了教导学生，刘大櫆还与歙县士人学者交游切磋，引领了歙县崇古重文的学风。在黟县做教谕之时，刘大櫆就与邻近的歙县士人相交甚欢，常一起游历山水、谈论时务、切磨文章。刘大櫆主讲问政书院之后，与这些士人的联系更加密切，也更加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与研究。刘大櫆以古文振兴学术的主张得到歙县方根矩（1729—1789）、程瑶田（1725—1814）、汪肇龙（1722—1780）、汪凤梧（1725—1773）等人的极力推崇与响应，复兴古文的理想在歙县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支持者，他曾在《汪在湘文序》中写道：“窃叹古之为文者，蜀山秦陇江河之渎也，后之人隳以为部娄污渠，思有以振兴追蹑之，而苦才力之不逮，徒怀虚愿，谁其助予？其后得交于歙之诸君子，有同志焉。……余亦以诸君之才与其志，果足以兴起三代秦汉之文章，而又不遗余力以求之，每顾之不言而自喜。”（刘大櫆，1990，第54页）此言虽有夸张成分，但也体现出了歙县士人对古文的重视与对刘大櫆的认可。乾隆三十六年（1771）刘大櫆以老病辞去问政书院主讲，歙县众士人远出城阙，河桥相送，依依惜别，不忍离去，时人记曰“先生以老退归去之日，师与弟相持而泣”（吴定《紫石泉山房文集》）。
刘大櫆参与书院教育的时间短暂，只在徽州地方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书院教育模式也只是进行了初步摸索，但他的教育经验与理念被其弟子姚鼐继承并完善，并经由姚鼐之弟子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形成了桐城派传承百年的书院教育传统。
如前所述，姚鼐有着丰富的书院教育经历，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辞官离京，曾先后主持扬州梅花书院十一年、安庆敬敷书院十四年、歙县紫阳书院二年、江宁钟山书院二十二年。在前后四十余年的书院教育实践中，姚鼐将其“汉宋兼收”的学术取向和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治学路径引入书院教育，在书院内制义与讲学并举，同时开展举业教育、理学教育和特色古诗文教育，努力探索科举应试、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书院教育模式。
姚鼐主持的四所书院均是由官方主办监理的著名书院，对其所在地的教育与学风具有重要影响与示范作用。“考课”是这些书院的重要制度，特别是以举业制义为主要内容的官课（大课）在书院教育中占据着主要位置。扬州梅花书院自乾隆四年（1739）由扬州盐运司支持经费，四十一年（1776）盐运使朱孝纯（1735—1801）更新其制：“亲为校课，匝月一举，谓之官课；延师校课，亦匝月一举，谓之院课。”（李斗，2001，第76页）安庆敬敷书院于清顺治九年（1652）由操江巡抚李日芃（？—1655）创建，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改为官办，每月由巡抚、藩司、臬司、郡守轮流官课一次，由山长斋课一次。歙县紫阳书院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官府支持下重建，初由绅商经理，后仍由官方经理，每月两次大课，一次小课。江宁钟山书院由两江总督查弼纳（1683—1731）创建，书院每月会讲两次、会课两次，“每月会课，既有经题，须作经艺……听掌教径自揭示院中，使肄业者鼓舞加功，以为棘闱夺帜地”（汤椿年，2013，第33页）。可见举业制义是这些书院教育中重要的内容，作为官选掌院（山长）的姚鼐既要负责“讲学”，还需负责“课文”，承担着教授、评阅时文制义的重要任务，包括评阅大课、小课之卷及学生日常自拟之题。如前所述，姚鼐主张以古文改良时文，他教育学生要学习古文精研经义、发明义理的“以文载道”的做法，并借鉴古文有节奏、重气韵和文采的写作手法进行时文创作，为书院的举业教育增添了学术色彩。姚鼐初次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期间，在方苞所选《钦定四书文》的基础上精选重编二百五十一篇时文，题名《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多录“行文体格，及因题立义、因义遣辞之法”，用以教授敬敷书院诸生课读，引导生徒模仿古文“行气说理，造句设色”（姚鼐《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序）。在钟山书院主讲期间，姚鼐以时文教授诸生，陈兆麒（生卒年不详）从其学先后长达十二年，深得其“以古文为时文”之法，作文“酌古今之宜，审文质之中，内足自立，外足应时”，多获时论称赞（姚鼐，1991，第49页）。陈用光亦在钟山书院从姚鼐求学，师徒二人多论时文，姚鼐曾以“义理既深，辞气复淋漓昌沛，可以论古，可以协今”（陈用光《姚姬传评定太乙舟时文稿》）评点其所做时文，对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姚鼐还曾多次在钟山书院编纂时文集并刊刻，这些文集常被用来教授学生、赠送友人，以示范时文写作之法，为当时之学者用。
姚鼐一方面积极主张并认真在书院教学中实践以古文改良时文的理念，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只讲治文之法并不能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因此，在改良制义时文教学的同时，姚鼐更加重视在书院中讲求学术，引导学生积极治学，以扭转“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讲，经史子集之书束而不观”（《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的空虚学风。
乾嘉之际“汉学方兴，气势汹汹，几无可敌”（吴景贤，1934），姚鼐因汉宋之争辞官离京，但汉学之盛不止于四库馆，地方同样强劲。即使素以程朱理学繁盛称道的安徽歙县，“经自戴东原、江慎修辈，大抵所论主考证事物训诂而已”（姚鼐，1991，第237页），紫阳书院中亦是“江戴汉学崛起，宋明思想悉为其所掩蔽”（吴景贤，1934）。士人亦多尊汉学，而卑视宋儒。姚鼐折中论断，归于和平，在书院教育中高举“汉宋兼收”的旗帜，“教学者多以古文法义，可谓由宋至汉之津梁”（吴景贤，1934），在当时汉学为尊的学术潮流中维系了程朱理学的教育空间，引导了书院“汉宋调和”的学风，也使得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举的文论主张转变为教育主张，形成了特色书院教育模式。
以钟山书院为例，清初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学术界确立了权威地位，钟山书院自雍正元年（1723）建立起近半个世纪内，都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乾隆中叶以降，宋明理学渐趋式微。乾隆三十四年（1769）顾镇掌院时提倡汉学，后继山长卢文昭、钱大昕均为汉学大家，相继在钟山书院弘扬汉学二十余年，使得钟山书院成为汉学重镇。尊奉程朱理学的姚鼐继卢文昭后，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掌钟山书院，迎着当时“尊汉抑宋”的学术潮流，力倡“汉宋兼收”的治学取向，教导弟子“义理、考证、辞章”不可偏废（姚莹，2014，第202页）。
姚鼐认为程朱理学继承了儒学正统，所谓“天下之学必有所宗，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姚鼐，1991，第206页）。他认为，士人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政府政策所规定，同时更因为程朱理学确实阐发了圣人的思想主张，并为天下士民所认同。姚鼐认为汉宋二学本并不相抵，治汉学是可以有利于宋学的，“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汉学博闻强识，可“助宋君子之所遗”（姚鼐，1991，第73页）。但当时的学者多囿于学识浅薄与门户之见，不能正确地认识汉学和宋学的关系，“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甚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姚鼐，1991，第73页）。姚鼐担心汉宋相抵，特别是汉学家竭力攻驳程、朱，会对世风、学风起到错误的引导，长此以往必将有害人才培养、道德风化。姚鼐曾对弟子陈用光言及他的这种忧虑：“近人才衰耗……夫为学不可执汉、宋疆域之见，但须择善而从。此心澄空，自得恬适。”（姚鼐，2014，第124页）姚鼐认为“人才衰耗”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为学将汉学、宋学分离，不能以客观的心态“择善而从”并专力治学。因此“思所以正之，则必破门户，敦实践，倡明道义，维持雅正。乃著《九经说》，以通义理考订之邮；撰《古文辞类纂》，以尽古今文体之变；选五七言诗，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姚莹，2014，第204页）。
姚鼐在钟山书院坚持以义理训士，并积极刊刻各类理学经说用以教导学生，曾以其所刻《九经说》授徒梅曾亮（1786—1856），并说“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吾之经说如是而已”（梅曾亮，2012，第119页）。姚鼐“论学既兼汉宋，而一以程朱为宗。其诲示学者，恳切周至，不惮繁举”（陈用光，2014，第213页），吸引了管同（1780—1831）、方东树（1772—1851）、陈用光、胡镐（1762—1847）、凌廷堪（1757—1809）等一批学子赴钟山书院随其治学。其中胡镐求学时，姚鼐“亲炙为尤久”，在姚鼐的教导下胡镐“说经取汉宋两家之学折中”，特别是“于十三经注疏、廿一史及诸子百家靡弗精讨，所作制艺胎息正嘉”，获得姚鼐的认可，“每课辄冠其曹刊”（甘熙，2007，第151页），其课作多收入钟山书院课艺集。胡镐继承姚鼐融合汉、宋两家之长治学取向，并在后来主讲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时将其传授弟子，使得汉宋兼治的主张在书院教育中得以延续。
姚鼐在书院“独举义理、文章、考据三者并重之说以诲示人”（陈用光，2010，第590页），将古文与经史之学并列，肯定古文也是“学问”，将其由“艺”升至“道”。姚鼐认为古文可“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姚鼐，1991，第68页），在书院中将古文教育作为树立生徒“根柢”的“正学”积极推广，立志培养学生成为“前可以继古人，俯可以待后世”，有治学追求和经世之志，能通晓道义、以文载道、教化风俗的君子。
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时，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提供历代优秀古文范例，并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方面解释和介绍了古文写作的内容、形式、境界和风格。姚鼐以此教授弟子，启发他们古文写作的门径，“赖以成名者甚多”，如书院弟子胡虔，尽得姚鼐为文之法；弟子贵徵，“善属文，尤工汉魏六朝骈俪之作”，得到姚鼐的赏识（李斗，2001，第78—85页）。《古文辞类纂》一书，嘉、道之后成为士人研习古文的必备书，被资州艺风书院、仙源书院、学古堂、大梁书院、嘉定九峰书院及河北临津书院、天桂书院等诸多书院收录，影响深远。在书院中，姚鼐培养出包括“姚门四杰”在内的大批精义理、善古文的学子。梅曾亮在钟山书院随姚鼐受古文法，“依惜抱讲论道艺，而学益淳厚，文愈高古，其得义法以此时为最”，居“姚门四杰”之首（吴常焘，2012，第671页）。管同在钟山书院师事最久，姚鼐“久亲指授，最承许与，实为‘姚门四杰’之次”，得姚鼐真传，以古文名家（刘声木，1989，第158页）。方东树受姚鼐教导，“览经史诸子百家，独契朱子，为文好构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穷源尽委，沉雄坚实，无不尽之意，无不尽之词，不尽拘守文家法律”，为“姚门四杰”之一（刘声木，1989，第265页）。姚莹曾在敬敷书院和钟山书院亲聆姚鼐教诲，“受古文法，其为诗、古文词，洞达世务，激昂奋发，磊落自喜”（刘声木，1989，第160页）。陈用光也是千里赴钟山书院从姚鼐学古文辞，在院时时向姚鼐求学，分别后常以书信交流沟通，“从鼐最久，师说尤为笃信。其为文必扶植理道，缘经术为义法”（刘声木，1989，第160页）。晚清著名理学家唐鉴曾有评价说，姚鼐“主讲扬州书院，寻移主钟山。教育人材，成就者众。人之见之也，如坐春风。然不饮而和，不熏而洁，其德辉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庆后言古文者，必以先生为归”（唐鉴，2010，第420页）。
姚鼐这种“汉宋兼收”的学术取向和“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治学路径被其弟子继承，作为其重要遗产的还有其科举应试、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书院教育模式。姚鼐弟子中并称“姚门四杰”的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均曾掌教书院，再传弟子如吴嘉宾、吕璜、朱琦、王拯、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等亦曾致力于书院讲学，并承接姚鼐之教育理念，多在书院内同时开展举业教育、理学教育和古诗文教育，形成了具有桐城派特色的书院教育传统。
以“桐城三祖”为代表人物的早期桐城派学者是清代中前期教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积极开展多种教育活动，并将其治学与论文的主张引入教育领域，积极顺应社会发展与学术变迁的需求，不断探索适合其学派特点的教育方式。他们重视教育活动选才育人和引导世风、学风的社会作用，坚持以理学教育为核心内容，以古文教育为重要组成和关键把手，改良科举时文，改革书院教育，摸索出一条以“文”入“理”，培养精义理、通辞章的实学人才的教育路径。这种颇具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对清代中前期的文教发展、科举时文、书院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为晚期桐城派学者在近代社会文化大变迁中继续开展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这份历史遗产应该得到重视和发掘。
（田正平工作邮箱：tianzp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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