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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打工者围城:离上海迪士尼仅五公里的iPhone超级代工厂 | 三明治

兰莲超 三明治 2018-10-31


文 | 兰莲超

“过来应聘面试的吗,妹妹?”这是王小利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掐掉手里的烟头,利索地滑着小电瓶车来到我身边,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我已经在这个路口站了20分钟,他是第三个跟我搭讪的人。


在这之前一位摩的大爷想要把我拉到昌硕电子厂大门口参加直招,他用一种神秘的口吻对我说,“你是不知道那里面的奥妙唷。”一个理着平头的男子直突突地凑过来,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我是不是来找工作,他对我的学历情况很感兴趣,猜测我是个大专毕业生,并表示一定能给我找一份拿双工资的工作,轻轻松松月收入过万,前提是要我先登记身份证。大爷在旁边揶揄道,“你别想了,人家是博士后,你哪里请得起?”


(图:李梓新)


在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火箭村,像这样站在路边随时能提供工作机会的中介都集中在秀沿路,他们远远地看见你左顾右盼就会立刻跑过来热络地关怀问切,“你怎么还没进厂?”仿佛你的掉队给全体员工火速的入职进程拖了后腿。等你决定同他去看看,就会被直接带到秀沿路3668号,这里是昌硕科技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它隶属于台湾和硕集团(Pegatron)。


(从康新公路地铁站一出来就能看到昌硕科技的大楼)


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都产自郑州富士康,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中国还有一家和富士康抢订单的公司,正是和硕,他家以生产4.7英寸iPhone为主。在生产iPhone7时,和硕甚至还比富士康提前进入量产阶段。


上海附近的代加工厂大多聚集在松江和江苏昆山,而昌硕这家保密性极强的iPhone代工厂距离上海市区内环只有7公里左右,比直线距离5公里外的上海迪士尼还近市区,附近有两条地铁线,并且紧靠磁悬浮线。整个公司占地面积3200亩,比3个上海迪士尼还大。


火箭村本地人口只有一千多,外来人口多的时候挤满了整个村镇,数量能达到10几万,基本是在每年7、8月——iPhone正式发布新款之前,这时候工厂大批招工就是为了赶出首批iPhone订单。根据当地人的说法,1958年人民公社大生产时成立了一支“火箭突击队”,后来开展行政村改革,就把“火箭”这一叫法沿用至今,但实际上“火箭村”这个名字在外地人圈子里还远远不如“昌硕”两字叫得响。


进厂


王小利进过两次昌硕,每一次都是走投无路。


他来自河南濮阳,今年26岁,5年前跟着朋友在广西南宁做了一段时间传销,最后浑身上下只剩了一张身份证,连手机都给抵押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啐了一口,“TMD骗得老子身无分文。”后来干脆坐着一辆昌硕免费直招车来了上海,上车给发面包发矿泉水,他觉得还不错。但来了以后面临新的问题,进厂要体检,体检费50块,“电话都没有,借钱也借不到。没钱怎么办?我捡矿泉水瓶捡了3天凑够了50块。”


过了这一关,进厂就顺利多了,基本上只要能背26个英文字母,没什么重大病史和大面积纹身就可以拿下普工的工作,一个月有三四千块左右的工资,厂里提供住宿,一间屋6-8人不等,每人每月住宿费160元。食堂也在厂区内,一般在工厂2楼或者3楼,方便工人们吃完后一溜儿小跑回到岗位,每次吃饭刷卡,直接从个人账户里扣。


但是在厂里干了没几天,王小利坐不住了,联系了朋友说“要去社会上再玩玩儿,玩儿个厉害的”。他转移到了上海五角场,在那里他扮演的是个狠角色,每半个月就去一条长长的小街上收取“保护费”,一般他会带上两个小弟走进小门面,大剌剌把腿往椅子上一跨,仰着头跟店家说自己最近手头紧,要借两个钱花花。不给就开始砸店,砸完打人。


“为什么别人不报警?”他挑了挑眉毛,狡黠地歪嘴笑笑,“我砸的是朋友的店,自己人当然不会报警,这都是演给邻居看的,人家肯定想着能躲一事算一事啊,到时候你再往门口一站,他们自然就乖乖把钱送上来了。”


但这条来钱路他没能走多久,后来那边小店的经营状况不好,赚不了什么钱,店铺都纷纷关掉了。“赌徒”王小利还常在牌桌上失利,入不敷出,最后输得身无分文,只能又回到昌硕。厂里“管吃管住”,不至于让人流落街头,是个还不错的选择。这个庞大的、拥有配套生活设施的超级代工厂像一个“避难所”,人们没钱应急时就去躲一躲,腻了就再跑出来。老老实实在厂里待上一年的人,舍友都能换十几批。

(昌硕的宿舍楼一般排列在工厂外围,路边的围栏下经常会发现员工抛掷的生活垃圾)


现在王小利不再是普工了,他觉得这份救急工作不赚钱,距离他攒够五六十万,30岁之前结婚生子的目标相去甚远。二度离厂后,他在街边卖烧烤,结果城管抓得太厉害,只能灰溜溜卷了摊位和朋友们一起去做劳务中介,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街上“逮人头”,靠的是他的看家本领——嘴皮子。一群人三三两两聚集在路边,吐着唾沫抽着香烟大声互相说笑,看见路人就“帅哥”、“美女”地问候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商机。介绍一个人进厂,厂里就会给人头费,高的时候能给几千块。一天要是能逮到2、3个人,基本算完成任务了,王小利就可以回到他那间月租1000多块的出租房里睡大觉。


白天街上人不多,工人都在厂里做活,除了像王小利这样三两作伴的中介,更多的是从地铁站方向以及厂区方向走来的人,拖着编织袋和行李箱,要么才来,要么正准备离开。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能清晰地听见行李箱滚轮在不平的人行道上压得呼噜噜作响。


当天王小利的进展不算顺利,没什么人搭理他,还是早春时节,寒气冻得人牙齿打架,说话费力,他坚持掐着嗓子和这些过路人嬉皮笑脸地打招呼,时不时转过身来和我分享他的心得,“来的人都问一句,这个钱赚得稳当。前两句话最关键,别人起了疑心你怎么说都没用,就这么简单。”说完抬手理了理前额碎发,那一小撮头发做了离子烫,染成黄棕色,在冷风里倔强地飘来飘去。


王小利总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这类玄乎的问题,还喜欢摆谈厂里的门道,“里面科长主任都有爱好,打牌啊喝酒啊,要懂得投其所好。所以我可以无限装逼,直接搬个凳子过去和美女聊天。”做了中介,他明目张胆地站在工厂大门口招徕生意,门口的保安一般会把逗留的人吆喝走,他略显得意地告诉我,“不让你滞留又不是不让我滞留,让我走,他敢吗?”


在路边碰到做保安的老乡,对方背个褐色的小皮包,头发梳得油亮亮,他像个大哥一样放话,“你们做个保安一个月4、5千有啥前途?跟着我玩儿就行,现在联络联络人,到大招的时候赚钱。”王小利老把朋友网和人脉挂在嘴边,对那些想要追随自己的朋友显得非常大方,“自家兄弟别说投奔这种话,有钱一起挣。”等人一走,他又忍不住开始传授自己的做人经验,“人就像一颗白菜,感觉料很多,其实扒着扒着就没了。教徒弟也都是要留两口的。”


这些手腕是他的立身之本,能让他快速获得金钱、权力和尊重,以及摆脱因为贫穷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



(图:赵景宜)


赵一轩的进厂经历没有王小利那么戏剧,他说自己从家乡湖北宜昌出来就是“玩一玩,晃一晃”。他是跟着自己的老乡来的,搭着他们找的中介“顺风车”直奔到了厂里,结果老乡们来昌硕晃了一圈就“另谋高就”去了,只剩下他一人还在。


不过赵一轩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熟人网。下了班,他会直奔到昌硕厂门口找另一个老乡,是他的高中同学,这人在银行信用卡中心实习,每天的任务就是劝人办卡,昌硕附近人流量大,是月底冲业绩的好地方。到了临近傍晚的时候,一群银行信用卡工作人员围着路边的电线杆子站成一圈,像执着的飞蛾一样聚集在昏暗的灯光下面。


最初搭上话,赵一轩问我是不是跟着小姐妹一起来找工作。熟人搭伴务工的情况在当地再正常不过。厂里的人大多保留着自己的家乡关系网,熟人社会的生存模式在这里依然存在。他们远离家乡熟悉的社会制度以及价值体系,本能地复制小城或村镇的模式,在这个重新塑造的熟人环境里,试图找到自己的坐标系,和他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重获身在他乡的安全感。


只有在这个圈子中,他们才能真实地意识到,活着。



流水线上“爱加班”的工人们


入夜八点后,火箭村才正式活跃起来,昌硕各个厂区的大门涌出密密麻麻的人潮,穿着浅粉色厂服蓝色立领的工人们列着队在刷工作牌,5号门人流最集中,站在入口安检处,能听到机器不断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大巴装着一车又一车的人穿梭在道路上,开往昌硕厂外的宿舍点。




保密性极强的iPhone代工厂会在门禁处设置面部扫描仪确认身份,外加一个金属检测器,它能检测出装有摄像头的设备,以防止新产品的照片外泄。在准备开始工作前,工人们都会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放进储物柜。车间里密不透风,李巍说白天根本没有阳光,厂里面的大灯开得明晃晃,冬天时最低室温也有10来度。在那里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动,齿轮转动,链条替换,人被淹没其中,可能连一声微弱的叹息都难以察觉。


来自湖北随州的李巍在昌硕电子厂里已经待了1年多时间,他负责组装一个手机主板零件,所在的流水线是条小产量线,一天需要组装出3000台iPhone,有的大线一天就要生产1万台。春季尚在淡季,厂里只开了20多条线,据他所说,夏季旺季能增加到60多条线。工人们日夜轮番倒班,机器不会停止运转。


李巍每天从8点半开始上班,但他会提前一点过安检,因为打卡晚了就要被扣半小时工资,至少10块左右。中午12点会有50分钟吃饭时间,下午会接着干到5点半,歇息半小时,再从6点一直工作到8点,上下午上班期间还各会有10分钟的中途休息时间,让工人们在休息室里喝喝水。


在路边听工人闲聊时,他们透露了不少对于管理层的怨言,摩的大爷所谓的“奥妙”其实也是暗指厂里复杂的人情往来。在鱼龙混杂的地方,要多动脑筋,才能杀出重围,混出个人样。李巍今年已经34岁了,之前在家乡做机床,上淘宝卖耳机,和姐姐一起开报喜鸟服装加盟店,都没赚到什么钱,离了婚以后,他决定来上海投靠亲戚,寻求发财之路,最快捷的方式当然是进厂,当天工作和住宿就能有着落。



李巍比较寡言,在厂服外面套了一件黑夹袄,习惯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灰扑扑的皮鞋,嗓音里透着中年男子特有的沉闷,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很少会超纲回答,聊到厂里的工作感受,他先是简短地说了三个字,“一般般”,顿了几秒他激动地补充道,“台湾老板喜欢吼人,从上到下,科长、厂长能把人吼哭。能混领导也不想混,担心被屌。管理层离职率比普工还厉害,没有后台混不下去的。”


才到昌硕来了两个礼拜的赵一轩很快也悟出了厂里的生存法则,今年才22岁的他对权威压制充满反骨精神,他忿忿地说道,“只会骂,不动脑筋。”赵一轩去年9月才退伍,部队驻扎在重庆,还在西藏、云南短暂停留过,归属于“陆军野战部队”,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就算是来”玩一玩“,也要认真点,为了尽快融入厂里的生活,他的办法就是少出错,少被骂,减少和领导层的正面较劲。


赵一轩觉得自己所在的组别是整个手机组装里最累的,最容易出问题,被骂最多,“前面的手机在传送带依次流下来,如果出了错没有发现,依旧往下流,发现问题还是算我们的,如果查出问题就要倒回去。”他在流水线上负责安装手机两侧的静音键和音量键,涉及普通用户最直观的使用触感。这条线站位10人,一天的总产量是4800台,这意味着每天经由他手的iPhone数量为480台。新手一天出错20几台就是非常不好的表现,平均出错2-4台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他状态好的时候,做一天,一台都不会错。

(昌硕的手机出产量高,中国海关直接在工厂门口设点,加速通关)


赵一轩用他自己特有的简单方式来理解厂里的状况,这也算是明朗。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小利那样擅长把上级的喜好摸透,并熟练地应用这套规则,王小利的小聪明能让他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摸鱼机会,“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去哪条线去哪条,想在哪儿睡在哪儿睡。”赵一轩则显得单纯自信,尽管他对现实遭遇满腹牢骚,但依旧相信一种略显抽象和模糊的前途。


高中毕业入伍后,赵一轩的专科学籍还挂在一所大学,但他不想回学校,想先闯荡社会,丰富阅历,对他而言,在厂里做工并不算是什么辛苦事,“生活不满意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这个人要求不高,部队生活更艰苦,无所谓。我们那时候风餐露宿,睡马路睡稻田。”他说不准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他觉得去迪士尼工作也是一条出路,反正一切尝试都是为了要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


一般工人们每天工作时长为10小时,一周工作6天,但也有工人说自己的日工作时长达到12小时。在大部分社会新闻和劳工组织的报告里,像昌硕和富士康这样的iPhone代工大厂,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指责为“血汗工厂”,相关的形容不外乎是,弄虚作假的培训,强迫性质的加班,肮脏拥挤的宿舍,防止员工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抑郁自杀而在高楼悬挂的安全网。



2014年BBC派出3名卧底记者到昌硕调查苹果代工厂的相关情况,拍摄名为 Apple’ s Broken Promises(《苹果破碎的承诺》)的新闻纪录片,里面指出工人轮班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一名卧底记者最长一次轮班的工作时长达到了16个小时,另一位卧底记者甚至连续工作了18天。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的责任声明中写道,禁止中国的供应商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因此片子一经播出,引起巨大争议。


王小利倒是不大爱把员工们的心理问题归咎于工作压力过大,他说在男多女少的厂里,感情纠纷多,跳河跳楼的男男女女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个,他很不屑地形容这些人是上演“现场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里,小伙们个个年轻气盛,你瞪我一下我瞪你两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到处找茬,哐的一下就能打起来。


另外,实际上很多工人是“喜欢”加班的,因为工资太低,加班可以提高收入,这好像是个被普遍认可的规律。李巍的周工作时长基本就卡在60小时的边缘线,他说自己亲戚的女朋友来上海打工,半年里跳了5次,厂里工资都差不多,就是要靠加班创收。


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厂了,高返费成了劳务公司手里的一张“王牌”。一般厂里会给劳务派遣公司一笔招聘费用,劳务派遣公司为了完成厂里的招聘任务,就会与中介和求职者分享这笔费用,这就是工人手里返费的由来。


李巍说旺季的时候,返费加工资一个月能赚1万,其中返费有7000块,很多工人就是为了捞这一笔钱,好年底回家。淡季返费少,基本在1500块的水平。返费通常在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之后结算,相当多数量的工人冲着高返费而来,最后却空手而归,被骗是家常便饭,只能擦亮双眼。




文身、病假单、网吧

昌硕在2004年进驻上海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园,没过几年袁开喜在附近开了康桥镇第一家文身店——“振宇纹身店”,现在店里90%的生意都是由昌硕工人贡献。一到夜晚,工人们下班“放风”,步行5分钟抵达“华硕夜市”,这是火箭村夜晚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文身店在这时也显得格外局促。



夜市是绝大部分工人出厂“打牙祭”以及购买生活日用品的地方,这片各处闪烁着简陋霓虹灯店招的区域更像是一个杂货批发市场,卖内衣、卖被子、卖炸鸡、卖鸭脖、卖手机(多是Vivo、三星这样的品牌),地面上泛着油腻的光泽。这里的物价水平远低于上海市区水平,基本只用10块钱,就能管饱。一只完整的烤鸡标价15块,烤鸭肠10元30串,买个塞满料的卷饼花不了5块钱。像样的餐厅也是有的,菜系基本围绕着三大系列,“山西拉面”、“东北饺子”、“四川麻辣烫”,但吃起来味道都是一样酸酸甜甜的。夜晚人群快速流动起来,空气里弥漫的炝炒辣椒油烟味也变得越来越厚重,大锅铲乒乒乓乓发出此起彼伏的敲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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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开喜说这个小地方是在2009年-2010年有了一点规模,那时候一个个店铺还没有盖上结实的屋子,只是铺平了水泥地,做生意都是流动摆摊。袁开喜除了搞文身,还做拷贝资料的生意。在智能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山寨按键手机横行,网络娱乐资源极其稀缺。厂里的工人喜欢找袁开喜把影视资源拷贝到内存卡里,回宿舍慢慢消化。袁开喜明码标价,电视剧5块钱1部,电影1块1部,歌曲1块钱10首。


在袁开喜的印象里,2012年左右,昌硕工厂招工人数激增,他估摸说应该达到11、12万人。2007年苹果第一款iPhone上市,富士康一直是iPhone和iPad的独家代工生产企业。2012年左右,正是和硕从富士康开始抢走部分iPhone的代工生产订单的时间段,在这之前,和硕一直以代工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和主板为主。那会儿袁开喜每天光是下影视剧都要下几百部。


2003年袁开喜从家乡安徽亳州来到上海,落脚地是松江,他在那边的厂里做机械车床数控,后来跟着师傅学了两年纹身技艺就转行了。他看准了昌硕这里,有厂有人有消费能力。现在夜市里一共有三家文身店,另外一家才搬来不久,还有一家老板之前是做日用百货的。




在一个集结了数以万计江湖人士的地盘,只要会画大龙大虎大鲤鱼这样标准样式的江湖图腾,就不愁找不到人买单。这里大部分的人处在一个相同的环境里,拥有类似的命运,在电子厂打工,穿整齐划一的厂服,挤在一间小屋里。房子里的风景和生存大同小异,千篇一律,连精神气质都是差不多的。文身成了他们选择范围里一种较容易表达个性的方式,代表年轻时比天还大的爱情,和现实的残酷对抗,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追求的只是这股“痞气”。


据说,工人们进厂前都要脱衣服检查,原则上厂里不收有文身的人,能通融的底限是文身图案不超过名片大小,衣衫能遮盖。不过进厂以后,文身就是件自由事,只要别做得太过火就行了,工人们会把小图案藏在内臂里,或长裤下的小腿上。




袁开喜的手艺在当地还算有名,别家文毁的图案他也能修复,还收了10来个徒弟学艺。白天没什么客人,他喜欢斜躺在店里的座椅上,微微腆着肚子,懒洋洋伸着两条腿,用胳膊枕着脑袋玩手机,嘴巴也是闲不住的,从里面不停地吐出瓜子壳。等突然想起什么来了,他会对着在一旁练习勾线的学徒点评两句。


没一会儿有人拉开门,说要来照相,准备进厂。这人脚上穿着拖鞋,上半身拢着一件西服外套,领子直挺挺。袁开喜反应极快,一个翻身坐起来,把门边一块蓝色小幕布拉起来,文身店立刻变成了微型摄影棚,他掏出手机咔擦两下,接着在电脑上用一个傻瓜修图软件飞速地又做出了一版红底,照片洗出来以后他满意地递给顾客,说效果好到可以拿去相亲。除了立照立洗证件照,袁开喜还提供复印身份证、定制手机壳的服务。甚至还有外地的陌生人提着行李来投奔他,希望通过他联系上当地的中介,直接进厂,他接待着这些来客,嘴里念念有词,“在这里呆了10多年了,小的事情都能搞定,大的搞不定。”


只要多琢磨琢磨,昌硕附近可做的生意种类很多。距离工厂越近的地方,牛皮癣广告越多,在电线杆、垃圾箱上贴得到处都是,连绿化带里也都四散着小广告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几个大字“帮开病假单”、“医保卡套现”,还会附上微信二维码。有工人告诉我,旷工一天至少扣160块,但是有病假单最多就扣60块。





但这些都不是最赚钱的行业。火箭村是一个小网吧荟萃的地方,10来块就可以包夜。上网吧,是许多工人最喜欢的业余休闲活动之一,不同于流水线上麻木疲惫的神态,一排排包夜打团的人眼神专注,就像创作中的马克思。


王小利也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他的账算得很细致,只要有10台电脑,按照一天10小时的开机时间来计算,每小时收2块钱,一天就可以赚200块,更别说再卖几包香烟,一天的电费也出来了,一年差不多可以有7、8万块的收入,但他说每天通宵通宵的,“实在太熬人”,所以做了没多久,生意又泡汤了。他总是有更多条路要走,不过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火箭村,已经进入夏天,路边拖着行李箱从地铁站走向工厂的人多起来,有人会直接拦住你问秀沿路在哪里。“华硕夜市”重新翻修,小店的砖墙都统一成了深灰色,地面干净多了,夜市外围墙面上五颜六色的广告都被撕掉,覆盖着一层白色新漆,里面一家麻辣烫的店主告诉我说是因为“上面”觉得“影响市容”。几个携家带口去迪士尼玩的外国游客也误打误撞闲逛进去。为了配套迪士尼,近几年秀沿路附近开了好几家精品酒店,提供直接开往乐园的大巴,车程不到10分钟,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也齐全,村越来越不像个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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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轩在5月离开上海回了老家,走之前他还是没有去成迪士尼,他对未来暂时没有打算,似乎正处于20多岁的年轻人都常有的那种沮丧阶段。我不太想把他界定成“农民工”、“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他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是无数个城市青年的堂弟或者哪一个远亲的孩子。出路狭窄,基本只能靠着读书扭转命运,而一旦这条路走不好,就只能选择用打工的方式闯荡社会。




从夜市出来,很巧,迎面遇上王小利,他依旧骑着那辆小电瓶,风风火火从厂区门口呼啸而过,原本色彩斑斓的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微胖的身材消瘦了一点。我想起他说自己只会在这里待个半年左右,“离开以后找一个安逸的,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城市,南宁啊厦门啊,尽量让自己活长寿点。”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不知道距离他攒够钱的目标还有多远。


把江湖规则摸得熟门熟路的王小利,不算什么黑社会头子,他口袋没钱,脏水洗身,从没有什么人生的康庄大道可走。有些小梦想,又有些可笑。只能依靠喝酒、打架、赌博甚至是仗义开拓出在陌生城市里的局面。


不远处,一个拖着行李的女孩子走过来,他又露出久违的夸张表情,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滑着电瓶上前搭腔,开场白依旧还是那句,“过来应聘面试的吗,妹妹?”


(王小利、赵一轩、李巍均为化名,文中图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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