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娟 杨玲茱 |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临床试验的组织过程

原文信息：贾文娟、杨玲茱，2021，《向死而生：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的自利逻辑与社会赋义》，《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原文提要见文末，点击“阅读原文”链接阅览全文。

作者：贾文娟                 作者：杨玲茱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临床试验的组织过程

贾文娟  杨玲茱

论文“向死而生：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的自利逻辑与社会赋义”有幸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我们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和外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和大家分享文章背后的故事。毕竟，整个调研和写作历程于我们而言，也是一次“向死而生”的旅程。

一、为什么研究临床试验？

实际上，2018年初我就考虑做一项与身体伦理相关的研究。当时，我读Ashley Mears的Girls研究时发现，她引用了不少身体商品化的文献。我把Healy、Almeling、Anteby、Rossman这批文献下载下来，考虑如果有机会，也要做做这类研究。2018年6月，玲茱竟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家跨国药企，这便成了我们开启这项研究的契机。

当然，做这个研究还因为临床试验本身很重要，也有理论意义。“药”是人们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事物，大家都读说明书，应该见过“药代动力学”“副作用”等字眼。实际上这些信息都是通过临床试验得出的。没有临床试验，就没有“药”。随着社会对新药研制需要的提升，临床试验规模也在扩大，受试者数量也不断攀升。根据常识，极速扩展的产业往往潜藏着社会隐患，因此对临床试验组织模式的研究也该同时进行。总之，这项研究的实践意义是保护医学技术参与者的权益，助推我国新药研制与临床试验事业的良性发展，以及引导技术向善。

从理论上看，这项研究讨论了技术参与者如何通过“社会赋义”弥合医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堕距，说明了人们如何通过社会行动应对技术参与中的道德难题。中国人都熟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但是，如果神农让其他人尝百草呢？这就会出现一个道德困境：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未敢损也”；另一方面，我国受试者权益保护确实不完善，公众对“临床试验”并不了解，更不必说参与了。结果，“技术”在迅猛发展，“社会”却跟不上。这便出现了斯蒂格勒提出的技术时间问题。他认为，人类始终是代具性的，技术则是人的本质。但人类既有普罗米修斯的勇敢狡黠，也有爱比米修斯的莽撞糊涂，人类盗得了技术火种，也带回了潘多拉魔盒。虽然技术与社会并非先天地处于彼此敌对的关系中，但它们也未必总是能相互融合，裂痕才是常态。临床试验研究的理论意义便是指出，技术行动者会通过“社会赋义”等策略缝合“超前的技术时间”与“滞后的社会时间”之间的裂痕，以减少其对自身与社会秩序的伤害。进一步而论，人们将健康受试临床试验阐释为“身体物质的交易”，而将患者受试临床试验阐释为“播撒希望的福利”，这消解了将“人”作为技术“对象”的难堪。

二、走出令人困顿的田野

直到今天，我还觉得做这项研究是莽撞之举。我们没有和任何组织合作，也很难进医院蹲点，只能自己去找被访者。但临床试验的组织过程非常复杂，参与方很多，相互之间又是隔离开的：药企的技术专家不认识私人中介，私人中介和院方不直接联系，健康受试者与患者受试者更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便尝试在贴吧、QQ群撞大运，却意外地发现这个光怪陆离的田野令人“大开眼戒”。

图1 QQ群中的临床试验广告 

我还记得2018年的深秋，我和玲茱在静安区的高档写字楼外等待一名私人中介时的感受。当时，玲茱紧张地说：“老师，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会不会把我们卖了？”确实，这种即将进入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的感受很惊悚。我几乎在霎那间理解了电影《大开眼戒》中纽约街头的报纸随风而飞的长镜头。这名私人中介表面上是在写字楼工作的会计，衣着干净笔挺，梳着丝滑整齐的“海派”偏分，实则混迹于充斥着人力中介和放贷者的灰色市场。他从放贷者那里获得债务人的名单，然后把临床试验项目推荐给他们，并赚取人头费——而这笔钱本应属于受试者。之后，玲茱加入了不少日结群、中介群，想办法和健康受试者攀谈。每次有人添加QQ好友，我们都充满期待，但遇上的大多是劝说捐卵、代孕的黑中介。灰色市场与我们原本想象的不同，无法给予深处绝望窘境的人们以真正的帮助。

我们发现，参与试药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甚至边缘人群。在“噻托溴铵粉剂BE试验”的11名受试者中，有因为出老千被庄家跨省追杀的赌徒；有以临床试验为生，深喑各种体检技巧的“职业试药人”；有不愿去工厂，混迹于车墩日结市场的“躺尸大神”；有被中介从其他地方转来的捐精者；有生意失败被四处追债的小老板；有想为家人赚一笔过年钱的快递小哥；有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还有欠了消费债的女生。

此外，健康受试者在医院的经历也令人担忧。我们团队成员朱海宁发现，即便在气温很低的冬天，提前到达医院的受试者不被允许进入大厅等待。在排队体检时，医院保安等工作人员对受试者也并未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友好的态度。一般来说，临床试验如此重要，受试者应当被社会给予更多的尊重和认可，但现实中受试者却受到了歧视和孤立。

图2 健康受试者等待体检

田野中的复杂人性让我和玲茱感到沮丧，我们被各种“没想到”冲击。但是，我们同时意识到，研究者不应该困于表象，而要穿透表象、探寻临床试验参与者行动逻辑的形成机制，找到扼住人们命运喉咙的结构性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尽力克服困顿，将视线从令人悲哀的“人性”中移出，去关注临床试验参与者们向死而生的努力。

图3 健康受试者在抽血（受访者提供）

三、我们都在向死而生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视为“向死”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决绝和勇气，生命便不可能迸发出力量。今天，人类社会在面对各种疾病挑战时，以循证医学的方法应对。临床试验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向死而生”的勇气；患者受试者在面对肉体生命的绝境之时，用参与临床试验来寻求出路和希望，而健康受试者在面对社会生活的绝境时，用参与临床试验来谋求翻盘重生，两者的行动也显示出“向死而生”的力量。仅这一点，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就值得敬佩。但是，我们不能掩盖问题。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与风险分配不平等正在底层群体身上叠加，他们为了摆脱窘境承担了多种风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群体“向死而生”的勇气，便认为其承担更多的风险是正当的，并由此心安理得。所以，应为该类人群提供结构层面的制度保障。

图4 美国地铁中的麻省总医院临床研究项目招募广告

临床试验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临床试验的组织方式体现出的是特定社会的发展逻辑和水平。我们不仅应该重视临床试验发展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注重支撑其发展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同，其要求提升受试者权益保护、完善利益协调与纠纷解决机制、形塑整体社会对临床试验的认知、提升普通民众对临床试验的了解与信任等，最终营造有利于临床试验良性发展的社会土壤。此外，我们不仅要注重医学伦理，还应推动社会伦理的发展。与医学伦理不同，社会伦理关注在特定时代和文化中，公众认为何种社会行为是正当、道德和高尚的。社会伦理的革新有助于提升公众参与临床试验的积极性。

最后，大家也许会想到“借鉴西方经验”。但是，Cooper和Waldby在《Clinical Labor: Tissue Donors and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Global Bioeconomy》一书中犀利地批判了西方国家的临床试验的市场化组织模式。西方经验也需审慎观之。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推进临床试验、怎样实践技术向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挑战，亟需更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原文提要：药品的研发生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临床试验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临床试验不仅是技术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各方参与者在自利主义逻辑下，根据受试身体生物学变量的差异，将健康受试临床试验解释为“身体物质的交易”，而将患者受试临床试验理解为“播撒希望的福利”。在社会赋义下，临床试验成了一种道德可接受、目标能理解的社会行动。临床试验的社会赋义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医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堕距，并体现出受试拒绝将自身看作对象物，要求在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之中实现能动性与主体性的社会需求。然而，在这种社会赋义之后，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即收入分配与风险分配不平等在低收入群体身上叠加，并使特定群体承担更多的风险。

关键词：临床试验 社会赋义 社会不平等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贾文娟)、保山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杨玲茱)

👇对本章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原文。

期刊版责任编辑：张书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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