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远 | 从“职业物闹”现象“小切口”反思社区治理“大问题”

原文信息：钱志远，2022，《受困的业主自治和失控的市场扩张——由一个“职业物闹”事件引发的探讨》，《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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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志远

从“职业物闹”现象“小切口”

反思社区治理“大问题”

钱志远

拙作《受困的业主自治和失控的市场扩张——由一个“职业物闹”事件引发的探讨》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我感到很荣幸。这篇文章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有独特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期刊对文章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篇文章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非常高兴受邀分享自己研究背后的故事。

一、为什么做“业主研究”？

我出生在农村，后来一直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学习，实际上没有过城市社区“业主”的相关生活经历。不过，这种陌生的感觉让我对业主的社区生活产生了兴趣，对于业主们的遭遇充满好奇。2015年12月至2020年6月，我对翠苑社区的业主自治和物业纠纷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跟踪调查（根据学术规范的要求，本文的人名和地名经过了匿名化处理）。每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都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翠苑社区居委会进行田野调查。

图1 物业与业主的关系

在翠苑，我认识一位曾在省级机关单位中担任处级干部的业主陈为民。2003年，陈为民居住在单位分配的老旧小区，为了改善住房条件安享退休生活，陈为民与老伴花费了一大半积蓄在翠苑商品小区购买了一套新房。这位退休干部现已经没有了当年事业有成的自信。在我对他访谈时，他自嘲是社区中爱管闲事的“傻子”。陈为民原本想在翠苑过上退休后的养老生活，但令陈为民没有想到的是，在翠苑的居住生活中，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物业纠纷。从面对开发商移门占地维权到物业公司非法撤离的诉讼维权，从满腔热情地担任翠苑第一届业委会主任到伤痕累累地下场，陈为民在社区物业纠纷中不断受挫，与他想象中的社区美好生活相去甚远。近几年在城市商品房社区的田野调查，让我发现陈为民的社区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活遭遇，也是广大业主们的共同经历。城市商品房社区的业主们在最近二十年间都陷入了物业纠纷的漩涡之中。这促使我关注当下中国城市商品房社区业主自治与物业纠纷问题，探寻业主们日常居住生活中的遭遇。

二、在物业矛盾的漩涡中“探险”

2018年8月，为了开展博士论文调研，我第四次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翠苑社区进行田野调研。之前几次调研过程中我与翠苑社区委员会、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为这次的调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田野调查中取得信任是研究者常常遇到的难题。我认为没有捷径，与田野点保持联系，常常与研究对象保持联系，才能“日久生情”建立“朋友关系”，成为研究对象眼里的“自己人”。田野调查是反复多次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买卖，很多时候研究者需要在长时间的互动之后，才能真正被研究对象所接纳和认同。

2018年8月23日，刚开展调研的第一天，我在社区居委会遇见了过来交材料的业委会副主任余阿姨。她拉着我诉苦：“小钱，我在业委会干了这么多工作，现在落得了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成为了一部分业主想要扳到的对象。”前几年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翠苑业委会工作很出色，受到了多方认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我约了余阿姨改天再深入交流。转天，余阿姨就联系我到一个茶社见面，她说业委会的其他几位成员也想和我谈谈。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不在小区业委会办公室交流，要约到一个离小区几十公里远的茶室呢？我一个人去访谈怕招架不住。于是，我叫了师妹一起，两个人做访谈可以相互照应。到了茶社，余阿姨和我们解释了选在这个地方见面的原因。她解释说翠苑现在矛盾很大，如果在小区业委会办公室交流，被别人看见的话，怕对我不利，可能把我也拉进入矛盾的漩涡。我顿时毛骨悚然，非常惊讶。翠苑业委会委员们慢慢和我讲述了小区“职业物闹”的故事......

“职业物闹”是近些年城市商品房社区出现的物业矛盾新现象。在“职业物闹”过程中，物业公司雇佣职业“撬盘手”团队，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煽动业主、破坏小区业主大会正常选聘物业企业。“职业物闹”引发社区冲突，威胁着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阻碍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因此，我想以翠苑“职业物闹”事件为例，阐述市场力量如何“撬盘”，业委会如何“保盘”，这对于社区治理产生了什么影响，体现了怎样的业主自治。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职业物闹”现象，我还对N市多个商品房社区进行了调研，加入了N市的业委会互助联盟，多次参加N市业委会互助论坛，现场与业委会主任、物业管理专家以及N市房产局物业管理处的领导交流“职业物闹”问题。

三、“职业物闹”引发的业主自治困境

业主维权与自治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业主自治发展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方面存在着争论。一部分学者在业主自治发展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方面持乐观态度。比如郭于华、沈原（2012）指出业主维权运动是从维护产权走向实现公民权的过程。陈鹏（2016）指出“以业委会为核心建制的社区政体系统能够释放出可观的‘制度红利’，并有力促进和改善商品房社区的治理境况和业主福祉”。然而，有学者发现业主内部存着严重的分化，这威胁着社区治理。比如石发勇（2010）发现业委会过度利用关系网络将有损于基层社会治理。吴晓林和谢伊云（2018）通过定量研究指出，外部的政策制度缺陷和市场力量强势阻抑，业委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和业主群体公共意识不足导致了城市社区业委会总体上尚处于襁褓之中。城市社区业主之间如何克服内部分化，成为新型“业主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肖林，2013）。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业主群体内部治理问题。

图2 笔者调研中的社区景观

我通过“职业物闹”现象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外部市场力量的扩张中，分散的业主很容易被煽动，社区业主自治活动受困于市场力量，导致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这种利益团体引导错误公意获取私利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而且会造成社区业主的内部矛盾。目前学术界对这种“被裹挟的业主自治”现象缺少研究。因此，我想通过考察“职业物闹”事件中“撬盘手”、业委会和基层政府等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进而探讨业主自治的受困机理。

四、业主自治困境背后的机理

在“职业物闹”事件中，社区外部的物业公司雇佣“撬盘手”，通过组建职业团队、网络动员和谋利型上访等策略“撬盘”。面对“撬盘手”，翠苑业委会通过自我“检举”、行政诉讼、联名信访和引导舆论等策略来“保盘”。在社区冲突激化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通过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等进行应对。然而，第三届业委会行动最终失败，社区治理陷入了困境。深入检视翠苑“职业物闹”事件，受困的业主自治是社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转型背景下物业行业市场恶性竞争导致社区成为资本逐利的空间，业主自治制度存在的投票可操纵性和投票结果非理性以及基层政府依法治理的实践悖论是该现象产生的外部因素。社区多元主体权力结构失调和共同体意识缺席是该现象产生的内部因素。

本研究对于深入反思城市社区业主自治和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力量发育是初步的，“社会”难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而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制约。一方面，社会力量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可能会陷入公共性困境。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可能会被资本力量所裹挟。“职业物闹”过程中出现“受困的业主自治”反映了我国当前物业纠纷和社区治理公共性困境，我认为化解城市社区物业矛盾，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营造良性的物业市场竞争环境，完善业主自治制度建设，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的引领作用。

五、田野调查的意义所在

有一次在母校“河海社会学田野调查分享会”交流中，一位学弟问我田野调查的意义是什么？我说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让我能够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面对不同的社会，我很高兴自己能像“探险家”一样不断地克服困难，探寻社会世界的“奥秘”。同时，自己的研究发现既能获得学术圈的认可，也能对社会世界起到建设性作用，这是田野调查的意义所在。我很高兴这项研究发表的同时，也能对业主自治、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带来反思。本项研究曾在江苏、湖南、浙江等地区的业委会互助论坛进行分享，获得了很多业委会实践者的关注和认可。

图3 笔者参加的某交流活动

“与鲜活的社会生活相比，理论始终是灰色的”。业委会圈子中“藏龙卧虎”，他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感谢田野调查中业委会实践者们给予的灵感和提供的帮助，这篇文章的发表是我感谢你们的最好方式。

提要：本文以一个商品房社区的“职业物闹”事件为例，探讨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产生的机理。案例中，社区外部的物业公司为了扩张市场，通过职业团队、网络动员和谋利型上访等策略“撬盘”。面对此，业主委员会通过自我“检举”行政诉讼、联名信访和引导舆论等措施“保盘”，基层政府则通过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等予以应对。但最终，业主委员会的“保盘”行动失败。在物业市场的恶性竞争、业主自治的实践偏差和依法治理的实践悖论等社区外部因素，以及能力的结构性失衡和共同体意识缺席等社区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业主自治陷入困境。因此，应当进一步营造良性的物业市场竞争环境，完善业主自治制度建设，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社区治理 物业矛盾 业主自治 业主委员会 职业物闹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

👇对本文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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