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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甲子“枫”正红

浙江天平 2024-03-28
编者按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


5月12日,2023年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会议要求,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扎实开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等专项宣传。要围绕防范、依法化解、管理、服务、疏导等方面,解读好、宣传好新时代“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更加强调党的领导、更加彰显法治思维、更加突出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是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绍兴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方面走在前列。


《人民法院报》用“绍兴三变”由点及面探寻“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寻访绍兴法院促进源头解纷、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综合治理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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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变”之③——

历经甲子“枫”正红



不是金秋十月,并非枫叶红时。可在绍兴市,有这样一片“枫”景,红了60年。


60年前,伴着枫溪江的潺潺流水,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


60年来,“枫桥经验”成了绍兴的“传家宝”和“金名片”,它从枫桥出发,奔涌澎湃在神州大地上,书写着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新篇章。


跨越一甲子,“枫桥经验”善于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灵魂始终没变。


可“枫桥经验”又一直在变——如何用好“枫桥经验”,解决好当下现实问题?绍兴法院用具体实践为“枫桥经验”写下了新时代的生动注脚。


党建引领,党员带头——

放大政治优势,从“单一治理”走向“协同治理”


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坡塘村,在过去许多人的印象里,是十年未变的“后进村”。一方面,集体经济薄弱,后续增收乏力;另一方面,村民矛盾突出,卫生环境堪忧。


可如今,村前溪水潺潺,村后青山如黛,白墙黑瓦的农家小院坐落于绿水青山间……一路行来,移步换景,没有奇山异水、鲜有人文名胜的坡塘村,这几年的发展却日新月异。


“从昔日有名的‘后进村’到现在的‘标杆村’‘网红村’,我们与法庭党支部开展的党建共建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聊起这两年的工作,兼任村共享法庭庭务主任的坡塘村党委书记罗国海不禁感慨。


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带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枫桥经验”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


可如何衔接?又怎么互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在摸索中找到了方向。


2021年,越城区法院主动与18个结对村社开展党建“契约化”共建工作,将共享法庭建设、矛盾纠纷联调、普法宣传、志愿服务等内容列入共建协议,推动共享法庭建设运行模式最优化,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的“资源共享、问题共解”共同体。


而坡塘村,就是18个结对村社之一。


“以前大家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反正有问题就找法庭,工作都是‘亡羊补牢’,大家都累,可治理成效却不明显。”越城区法院鉴湖人民法庭庭长孙锡芳介绍说,“现在我们与坡塘村党委签订了党建‘契约化’共建协议,双方共同列出需求、资源、共建‘三张清单’,努力实现法庭党支部和村社党委的强强联合。”


机制已立,如何落地?将基层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每一个末梢,靠什么?


“就靠党员干部这个‘带头人’,要充分激发‘法治带头人’的潜力。”孙锡芳说。


而罗国海就是这样一个“带头人”。


作为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省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以及绍兴市人大代表,罗国海把共享法庭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支点,“不懂法干不了群众工作”。


在鉴湖法庭的指导下,罗国海牵头成立了坡塘“清新”联合调解室,力促实现矛盾跨村联调、就地化解。


2022年,依托共享法庭,坡塘村累计开展“清新坡塘”普法讲堂、“以案说法”分享会、调解培训、协助执行100余场次,受众达1500余人次;通过积极开展民生议事堂等活动,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古村落文化遗址保护、旅游村庄建设等提供法律支持。


如今,坡塘村共享法庭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以坡塘村为中心点,辐射到周边12个村社,实现矛盾跨村联调,推动鉴湖街道村风民风日益清新和谐。


伴随着坡塘村的党建共治盛景,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争取党委支持,推动市委把诉源治理的关键指标“万人成讼率”纳入市委市政府减分事项对下考核,形成法院“问诊开方”、各方力量“对症用药”的治理格局,同时绍兴两级法院构建立案预警机制,对在立案、审理中发现的涉众型类案、涉敏感类纠纷进行及时甄别,第一时间向党委发送立案预警告知书,助推党委及时决策防范纠纷成讼。


2022年,绍兴全市万人成讼率同比下降10.16%,一审民商事和总收案量连续四年双下降。


“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系统集成的整体治理,在治理主体上突出党建引领、多方参与。要持续放大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制度优势,使由法院主导的单一模式向党委领导下各部门协同一体推进的新模式转变,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绍兴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姚海涛掷地有声。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守护一颗初心,从“被动治理”走向“主动治理”


什么是“枫桥经验”?每一个生活在绍兴的人都有自己的回答。


对于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退休法官朱小英来说,“枫桥经验”就是“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心”。


从事审判工作三十余年的朱小英,曾获“浙江省十佳优秀法官”“浙江省劳动模范”及最高人民法院“荣誉天平奖章”等荣誉,具有丰富的审判调解经验。


2011年退休后,朱小英受聘为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上虞区法院的调解员。专业的法律知识、较高的社会威望、高超的调解艺术,让“朱小英调解工作室”一跃成为了上虞区法院的一面“金字招牌”。2022年,工作室成功调处纠纷1095件,涉及争议标的额达3.67亿元。


“调解工作要以情动人、以情动心,道理不能讲得太生硬。只有带着感情去讲,才更好听、更动听,更容易走进当事人的心……”近些年,朱小英等专业调解力量的“调解秘笈”似乎已经不再是秘密。


在“天平调解”制度机制作用下,绍兴两级法院通过各基层法检单位,物色遴选退休法官、检察官并组建团队,以6个“天平调解工作室”的名义入驻6家社会治理中心,在充分发挥“天平调解”专业优势的同时,鼓励引导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走出调解室,走入共享法庭、街道社区、村镇小巷,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调解心经”倾囊相授。


“专业力量的‘传帮带’能帮助培育壮大基层法治力量,能充分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用自治、共治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上虞区法院副院长薛荣辉说。


而对于嵊州市人民法院黄泽人民法庭“司法义工”董伯千来说,“枫桥经验”则是有光发光、有热发热、守护一方和谐的那份热情。


2021年,已从教四十余年的教师董伯千来到黄泽法庭,当起了义务调解员,并很快主动自学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在羲之调解室调解完了一起邻里纠纷,正拿着包急匆匆地往外走,“我要赶快回去做饭了。”


“法庭不管饭?”


“没有饭,我是义务的。”


“董老师2023年7月份才退休,他在本职工作之外来参与调解,不收取报酬。许多来调解的群众都是他曾经的学生,一看老师来了,怒气立马消了一半。”黄泽法庭庭长刘艳说,“董老师来之后参与调解案件400余起,有这样的人来帮助我们,大家的工作压力小了不少。”


在黄泽法庭,羲之调解室、羲之家训、羲之云法庭等“羲之”文化元素处处可见。羲之调解室里,一张巨大的《王氏家训十二戒》挂在墙上,其中最后一戒就是“讼戒”:“莫健讼,讼则终凶枉费心,赢得猫儿先卖马,争得荒田又失金,早猛醒,勿沉沦,冤家毋相寻。”


“现在法庭就是一个‘羲之’文化馆,我们将羲之家训与戒讼传统融入诉前调解、法治宣传,发挥村规民约滋润民心的作用,在纠纷化解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情理法相融合。”刘艳告诉记者。


2022年,黄泽法庭同比收案量下降22.95%,诉前化解成功率达58.41%。


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实际情况,开展调解工作。


法庭下辖的金庭镇,原本是群众口中“民风彪悍”,有“好讼”“缠讼”传统的地方。2022年,该镇进京信访人数、登记人数却同比分别下降了100%和80%,信访积案化解率达100%,万人成讼率保持在全市镇街最低、全绍兴前十位。


“‘枫桥经验’的诞生来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智慧。到了今天,‘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依然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法宝。”嵊州法院副院长章国松感慨地说,“‘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绝非刻意‘捂盖子’,而是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身心兼治。更多地让群众参与、监督、评判,群众才能更加理解、认同和尊重司法。”


固本强基,防微杜渐——

推进多元解纷,从“末梢治理”走向“源头治理”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绍兴有8个国家级及省级经济开发区,纺织、化工、金属加工、黄酒和珍珠五大传统产业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现代医药和新材料四大新兴产业多点开花,市场主体超73万家。


如此庞大的市场体量,如此活跃的生产交易,各类劳动纠纷难免多发易发。


绍兴中院民一庭副庭长王翠告诉记者:“近两年,劳动纠纷数量逐年增长,劳动纠纷化解和诉源治理工作压力增大。2022年,全市受理涉劳动人事纠纷包括劳动仲裁机构登记案件9376件,涉及劳动者人数超1万人,一不小心很容易衍化产生群体性风险。”


“要加强劳动争议源头治理,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和初始状态。”绍兴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徐凯盛一语破的。


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看家本领,也是妥善处理涉众问题的不二法门。


在市委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下,绍兴中院联合人力社保、司法、总工会等出台《开展劳动争议全生命周期治理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构建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多元解纷—诉讼断后—救助兜底”的劳动争议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


而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就要抓基层、打基础,这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永恒主题。


于是,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情况,绍兴法院坚持“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努力实现“纠纷少发生、发生少诉讼、诉讼少对抗”——依托全市7家劳动争议共享法庭,集聚劳动争议相关部门力量、资料及信息,对用工双方开展合规用工培训;全市法院与劳资领域多部门联合共同摸排企业用工风险,建立企业用工风险台账,并对预警企业出具体检报告或风险提示;法院与工会进行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强化工会参与协调调解职能,促进纠纷预警联动……


2022年7月,诸暨某医院因经营违规被查处后处于停工状态,106名员工的数月工资眼看就要落空,集体信访风险一触即发。


诸暨市人民法院获悉信访预警情况后提前介入,为当地党委政府开出了“共享法庭+仲裁调解+专业调解”的一剂法治良方。经过共享法庭、仲裁院、商调委、司法局等各方力量线上线下联合调处,矛盾争议被层层化解,涉及106人的工资问题得以成功调解,无一成讼。


“本来以为这次倒霉了,没想到被拖欠的工资很快就有了着落。”员工李某告诉记者,“大家也不是非要打官司,非要搞上访,只要问题能解决了就成。”


今年第一季度,绍兴地区仲裁裁决案件同比下降16.04%,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一审案件同比下降24.75%,未出现因工资等问题的群体性信访事件,劳动争议诉源治理成效显著。


科技支撑,智慧加成——

深挖创新动力,从“数字治理”走向“数智治理”


“中国轻纺城市场上到底有多少种花样在流通?”


在“国际纺都”轻纺城,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流通其间的花样种类报出一个确切数字来。


大量权属不明的花样在其中流通,形成法律明文保护的“灰色地带”和盘桓在经营户们身边的“不定时炸弹”,更让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轻纺城人民法庭的法官们感到头疼。


“海量的花样图案数据如果都靠人力搜索比对,那真是海底捞针。所以一旦发生版权纠纷,要界定它们的权利归属往往成为棘手的难题。”轻纺城法庭庭长李籽苏无奈地说,“更让人无奈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尺度,我们法官判断界定的花样创新度、稀缺度,常受到商户的质疑。”


近些年,乘着数字改革的东风,浙江全省各行业各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扎实有力。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让治理更智慧一些,也已逐渐内化为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显著特征。


滚滚科技浪潮中,2021年4月22日,柯桥区法院联合多部门合力研发的“版权AI智审”系统正式发布。


一匹布的经纬之间,AI能做什么?


“我们的系统在接通省版权局数据库的基础上,现已跑通全部公开网站的接口,AI算法会从线条重合、元素构成、块状分割三方面框定30张至50张的疑似图,并自动进行综合打分,一键生成创新程度图文报告,检验争议图形的创新程度,大大缩小了比对范围。”李籽苏介绍,系统利用相似性指标构建的算法模型,可以有效解决相似度无统一标准、难量化的问题,用看得见的“数字正义”为法官裁决增添筹码。


“其实这个AI系统的运作原理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论文查重,大家一眼就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抄袭、抄袭了多少。”李籽苏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2022年11月,具有“查、比、争、看”四项功能的“版权AI智审”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对方是原创吗?”“作品够新颖吗?”“要用的图是别人的图吗?”不管是被控侵权人、作品创作者还是市场经营户,都能利用小程序解答自己的疑问。


“在之前,有人利用市场上花样权属不明的问题钻空子,通过种种方式将不属于自己原创的花样登记在自己名下,继而向法院起诉索赔,并把这当成职业。一边是牟利诉讼,一边又无力提供反证,法官们审理这类案件也是如坐针毡。”李籽苏说,这种带“恶意”的“抢先登记”,更是令市场经营户深恶痛绝。一位经营户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一个花样索赔几万元,打一次官司,涉及几十个花样,如果原告胜诉马上就发财了,比我们辛辛苦苦一年赚的都多。”


“现在有了‘版权AI智审’,以此牟利的那些人在小程序上一比对就知道自己没有胜算,索性就直接撤诉或者直接连诉讼费也不来预交了。”轻纺城法庭法官助理宋孟彦说,同时,商户们通过小程序自助比对,可以主动下架争议图案产品,提前避免侵权。


自治与法治并举,技防与心防相融,数字治理让新时代“枫桥经验”有了取之不尽的创新动力。


自该系统发布以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其具备先进性而两次向全省推广应用,现省内已有义乌、余杭、温州等40余家法院实案使用。系统还曾亮相第8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并接受绍兴市柯桥区文旅局、市场监督局委托查重。


“夯实自治这个基础,强化法治的保障作用,发挥德治的引领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基层善治。”姚海涛说,“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重要的成果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其生命力就在于基层治理创新。”


六十载光阴荏苒,有许多事物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日益增长,“枫桥经验”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可这样一个发轫于小镇的经验,如何从浙江一隅走向全国各地?如何历经半个多世纪而经久不衰?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那就是:“枫桥经验”为民的初心始终未变,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始终未变,因时而动、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始终未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枫桥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一批新的治理机制、模式和方法——


由坚持党的领导,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升级;由群防群治,向共建共治共享升级;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升级;由条块分割管理,向“最多跑一次”升级;由传统手段,向数智治理升级;由注重他律,向激发自律升级……


“枫桥经验”,就这样始终在实践中与时代同行,变得日益“丰满”、更具活力。


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你我,也依靠你我,我们共同创造也共同分享一份平安和谐。这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来源:人民法院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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