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流告急的中小企业，就像没有呼吸机的重症新冠病人。2019年，中小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如果中小企业出了大问题，就业就保不住，而丢掉工作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去创造消费，完成经济复苏的“冷启动”？就是在这层背景之下，4月26日晚，罗汉议世堂线上开讲，聚焦疫情下的中小企业和就业。“从普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只能维持三个月”，罗汉堂学术委员、前IMF副总裁朱民此话，说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真问题”！这不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小问题，是全球经济的大问题。同样身兼罗汉堂学术委员的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就告诉了我们英国的状况：英国的基本政策，就是要让中小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生存下来。而英国之所以这么做，从皮萨里德斯指出的另一个现象中不难揣摩——“劳动力市场看起来比整个经济下滑得还要快。”疫情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割裂、国家内部的分歧，如果说还有什么不约而同的想法，那就是让中小企业活下来！危机当前，中小企业与命运的抗争，在很多场景下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行动。疫情导致海外订单骤减，不少中小外贸企业都遭遇到了严重的生存挑战，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这些企业也普遍开始通过拓展内需市场谋求“自救”。4月26日，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20 中国产业带数字化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个月，“淘宝特价版”上新增10万商家，而在总共120万商家中，外贸商家的占比更是超过四成。外贸是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但除了外贸行业，线下零售商家显然也过得不轻松——不要说是中小企业，像格力、OPPO这样的制造业龙头，之前不重视线上，在疫情之下，也是该做直播的做直播，该做微商的做微商。活下去，才是中小企业唯一的真理。如果能未雨绸缪、为了明天活得更好而行动，这简直就是可敬可畏的。国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可能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起码，该做的事情，都会去努力去做。前IMF副总裁朱民提出，政府保证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税收上给出优待、帮助中小企业承担一定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朱民也提出了很关键的一点：帮助中小企业，最关键的是如何应对需求下跌的趋势，政府要创造出新的总体的需求。换言之，如果没有需求，中小企业在现金流上无论得到何种支持，最终还是会有撑不下去的一天。毫无疑问，作为救急之策，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调整市场限制这样的方式，是可以创造需求、扶一把中小企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这轮疫情是非常极端的，主动向市场要需求，主动为市场创造需求，这才是中小企业为了活下来应该做足的必修课——从这个角度看，像中小制造企业争上淘宝特价版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罗汉堂的连线中，皮萨里德斯就指出，就业的情况可能并没有我们所考虑的这么悲观。在1980年，中国的很多商店做生意的方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很大地改变了，大家都不是在柜台后面跟消费者去打交道了，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元素突然出现，整个经济突然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应该说，皮萨里德斯的乐观，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乐观本身，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行动的思路，这和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并不冲突——毕竟，中小企业如今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活下来，而是活下来之后如何创新，而不至于再度陷入危机。如果我们谨慎推导，中小企业的命运、就业市场的前景，确实并非一片黯淡。只不过在任何一场危机到来的时候，任何一个群体都必须对他们的选择负责，甚至接受命运的分化。皮萨里德斯指出“做生意的方式”改变了，因此就业的情况并没有我们考虑的这么悲观。这在罗汉堂秘书长陈龙看来，同样也是中小企业应该乐观的理由——陈龙把皮萨里德斯的观点概括为“接触经济转向远程经济”，并且认为，中小企业将成为数字技术的受益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如今可以提高效率的数字技术，的确不是头部企业的专利。淘宝特价版主打的C2M模式（工厂直连消费者），受益者正是中小企业，当红的直播经济，甚至将营销创新的颗粒度史无前例地细化到个体层面。应该说，包括淘宝特价版这个案例在内，有很多数字经济的事例都足以证明：疫情在让外贸导向、线下导向的中小企业受到冲击的同时，也让他们开始真正思考和主动利用数字经济的价值。疫情之下，不仅中小企业有危机，头部企业也在承压，这让就业市场看起来也确实不乐观，罗汉堂学术委员、前IMF副总裁朱民就预测，“今年不会有太多的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招聘。”但是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在数字经济的视角下重新看待，未来就业市场的良性调整就值得期待。有一个英语词汇——Gig Economy，汉语里叫零工经济。在“远程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个反映职业自由化趋势、体现经济韧性的词汇，尽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越来越热，但起码在我国，并没有被目前的失业率统计考虑在内。事实上，《2018美国的零工经济(Gig)》报告显示，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在零工经济(Gig)中赚钱，商业调研结果显示，“零工”工人占美国劳动力的 34%，到2020年将增长至43%。阿里研究院的报告则显示，到2036年，中国可能有多达4亿人属于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零工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新型雇佣关系，平台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将替代企业，成为用工的主要连接体。而从中受益最大的，可能就是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成本，主要就是用工成本，灵活的雇佣关系在改变就业结构的同时，如果能够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势必就能够提升中小企业和经济整体的韧性。罗汉堂学术委员、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以数字金融平台为例指出，中国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确实走在前列……但在西方，要让人们去接受数字化金融服务，是有很多阻力的。例如，有人会说，现在的银行服务很好，我的供应商用传统服务也很好，为什么要跳到数字化的技术上去？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技术焦虑。而好的一面是，皮萨里德斯也指出，疫情正在倒逼观念的改变——好多公司都注册要开展线上业务，保证业务的持续性。而在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也感受到了数字技术的优势，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效率大幅度地提升。可以想象，我们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之所以把业务转移到线上，其初衷也是“保证业务的连续性。”但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及的——由此带来的种种好处，将足以改变一些中小企业之前过于保守的观念。事实上，完全打消技术焦虑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报之以乐观。正如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所指出的，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几点：1、技术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历史上的产业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2、人类其实没有能力去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3、正因为如此，我们始终会存在对于技术的焦虑。也许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在就业问题上，前IMF副总裁朱民提出了经济政策的平衡点：一方面，随着增长的放缓，企业必须降规模，就业的需求也势必会萎缩；另一方面，政策已经可以帮助年轻人创造与未来衔接的就业——中国正在进入到高技术经济发展模式中，比如人工智能和5G时代，我们需要这些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是未来最重要的劳动人群，我们要保证他们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一个中期的培训项目也很重要，让这些人接受更高级的教育，让他们更好地为未来的就业去准备。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不仅仅是帮助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的经济，帮助中国的未来……所以，影响中小企业和我国经济命运的东西，短期可能是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线上化支持之下的业务连续性，中期是围绕数字化的模式创新，长期来看，则是数字技术的人才供给和数字化基础设施持续发力支撑的新的经济模式和就业结构。就当下而言，中小企业的传统观念已经在改变，支持中小企业和就业的政策也持续落地，而围绕数字化的前瞻性投入，实际上也正当其时。如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所言，中国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走在前列。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在数字技术的舆论、研讨氛围上，需要有更强的建设性和前瞻性，就这一点而言，2年前在杭州成立的罗汉堂，不仅持续聚焦数字经济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由全球顶尖学者紧跟现实议题的高频讨论和发声，更是有效弥合了庙堂之上与普罗大众的认知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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