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跟随龚育之写党史忆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門城楼接見红卫兵。第二排左側露臉者為本文作者庞松。
由远而近的感念
龚育之，是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以来，最为敬重的学者和师长。
从接受龚育之的学术影响来看，还在1980年代中期，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主持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工作。在缜密研究毛泽东文稿的基础上，他带领“毛组”的几位编研人员，陆续写出了第一册（1949年9月—1950年12月）、第二册（1951年）、第三册（1952年）的编后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编后记将这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的大量文稿中对党和国家工作起重要指导作用的文电，逐一梳理，分门别类，提纲挈领地加以解说和阐述。
从题目上看，第一册，主要分析论述了开国的历史文献，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的战略转移，建政初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战略策略方针，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民族团结问题，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抗美援朝的决策等；第二册，主要分析论述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电影《武训传》批判等；第三册，主要分析论述了“三反、五反”运动，关于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和资产阶级问题，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等，所论皆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历史中的重要环节。
编后记的内容主线清晰，层层递进，对上列各项所含思想内容，包括较为敏感或有争议的问题，都基于档案文献给予一定的评价，对相关事件、人物的解读，立论严谨，有质有文，读来很有启发。
可惜的是，后来龚育之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指导思想大约有所变化。从第四册（1953年）起，这种能够提供建国初期毛泽东文稿研究的初步成果，或如龚育之所言体现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起点”的编后记，戛然而止了。
不过，对于像我这样初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后学者来说，龚育之主持的对建国初期毛泽东文稿的研究，其实已经搭建起一个研究建国头三年历史的初步分析框架。
这期间，1987年11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在汕头举办“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全国研讨会，龚育之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题发言。
我在场聆听了这篇发言，对他深入浅出、一气呵成地论列了建国后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直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演变中的十二个相关问题，深感钦佩。我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事一道，分工整理了龚校长的长篇录音，并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发表。
这篇份量很重的论文，综合分析了大量文献史料，一环紧扣一环地提出问题，有针对性而又充分说理地回答了困惑人们的若干疑问，在党史学界有很大影响。
龚育之从1980年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并参与编写了至今还很有权威性和参考价值的《历史决议》注释本，主持编辑和研究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又于1990年应胡绳之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负责改定建国后前十七年（1949—1966）的第六、七两章，加上郑惠修改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一章，该书获得“陈言大去，新意迭见”的高度评价（见胡乔木为该书的“题记”）。
龚育之（左）与胡绳。
其间，他还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报告等多项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接下来，中央决定龚育之在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同时，出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协助胡绳主任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工作，实属理所必至，堪当大任。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早在1994年9月，中共党史学会举行的西安会议上，龚育之就向胡绳主任领受了协助他主持编写党史中卷的任务。回来之后，即贯彻西安会议上胡绳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讲话精神，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卷编写组连续开会，在对编写提纲反复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于1995年1月拟出中卷分编目录初稿，3月开始中卷编写组分头起草初稿。直至6月以后，龚育之才正式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对此，龚育之自己有个注脚：关于“抓本子”，这件事我介入早一些，开头是“客卿”，后来才是作为室负责人。这种超出常规的状况，缘于1994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被就地免职，胡绳急请龚育之先以“客卿”身份填补一个为时不短的“空档”。这也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史志上值得玩味的一项人事变动。
1995—1999年间，我有幸在龚育之同志的领导和主持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1949—1978，后改称第二卷）有关编章的撰写工作。从最初的谋篇布局，拟定提纲，到起草初稿，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再到按照中央审读小组的意见，进行集中统改，一部七十余万字的送审本，无不倾注了龚育之的心血和识见。
对于编写组同志写的各编初稿，哪怕是衣冠不整，甚或是蓬头垢面，他总是认真披阅，有关原则要求和修改意见，从宏观到微观都指导得很具体，很到位，乃至对一些字句的仔细推敲，每每透见易一字而顿显张力的辞章家的功力。在编写组内部对某些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七嘴八舌的论辨，七稿八稿的修改，龚育之的精湛史识和力行学术民主的学者型领导风范，极富感染力。
尤其是在中直机关苗圃几次集中统改的日子里，龚育之及郑惠、石仲泉等几位主任排除冗务，同编写组的同志们厮守在一起，起早贪黑，殚精竭虑，逐篇研讨，详至句读，答疑解惑，耳提面命，愈彰显出科学民主的治学精神，兼容并包的宽阔视野，深思熟虑的透辟分析，还有令人叹服的博闻强记。
举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讨论抗美援朝战争时，龚育之先讲到过去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由此联系到台湾的命运，油然生出一段回忆，当场通篇流畅、一字不差地复诵出他在学生时代念过的一篇课文：“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口里痛在心。想当年，郑成功，开辟台湾多费心，原望后人长保存。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滚滚，中日一战清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
接下来龚育之说，当年朝鲜一仗，日本占去了台湾，现在朝鲜一仗，美国又插足台湾。我们并不想打这场战争，发起这场战争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要讲清楚我们的基本立场，基本的观察和分析，基本的战略考虑。
对于朝鲜战争这样关系复杂国际环境因素的问题，用如此伸长的切入点，这样独到的视角，又信手拈来鲜活的民族集体记忆来启发思考，实乃大家治史别开生面、引人入胜之道。
龚育之。
建树创新之一二
在龚育之主持下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不能不谈到他在编写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上的建树和创新。
我在读《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的一篇书评中写到过，龚育之在讨论党史中卷的过程中，特别是结合编写工作的实际，逐步形成和强调了若干指导思想，如“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在概括史学界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展、新的论述写历史”，“用广角镜头写历史和用特写镜头写历史”，“叙述历史和议论历史”，“联系国际形势、对外关系和党对国际斗争形势的判断、国际战略的决策写党的历史”等。
这些指导思想，都是认真仔细地分析党史研究中必须正视的薄弱环节而提出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学界或有类似的一些说法，个别地散见于一些文章中的观点陈述，但作为党史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加以整体概括，当首推龚育之。其独到的建树在于科学探究的精神和历史辩证的风气贯通其中，用以指导党史工作者通过对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带有综合性和时代创新性的研究，更好地发挥党史学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
此外，龚育之按照胡绳的意见，力求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分析1957～1966十年曲折发展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串到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的全部历史，以便更如实地写出“两个趋向”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他强调，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有复杂交错，不是简单地黑白分明，则是共同的。
从党的事业曲折发展的客观进程看，有几次突然的大转弯，要分析转弯之前指导思想内部的两个侧面。由于对形势估计的变化，一个侧面就压倒了另一个侧面，整个指导思想就发生大转弯。这样，就从“探索”这个主题的角度，突出了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应该说，这是一个区别于过去“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窠臼，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中的成绩讲够、缺点错误讲透，可谓很有创意的分析框架。后来，因为引出某些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分析框架没有得到很好运用。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总体框架，在龚育之的主持下，首先确定了中卷的编章结构。1995年1月23日，龚育之提出了一个分编目录初稿，最大的特点是将建国后的头七年分为“前三后四”两个时期。当时我暗自感叹，这与我在1989年和王东合著的《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一书的构想，不约而同。
龚育之（左三）郑惠（左四）石仲泉（左一）等党研室领导会见外国学者。庞松（右二）章百家（右一）陪同。
众所周知，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放在一起写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分期的定评或定势。龚育之负责改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也是以此为依据，将这七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章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事隔三年后，在谑称以“客卿”身份讨论中卷本编写提纲时，龚育之通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前三后四”分两编的意见。这个结构经过编写组会议反复的讨论，确定了前三年独立成编，即：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在全国的实施（1949—1952）；第二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1953—1956）。
这在当时党史、国史学界是一个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的编章构想。
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划分呢？当时受邀参加中卷编写工作的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有一个分析，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进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所开辟的新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我认为，这也是龚育之强调“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指导原则，后来又提出“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立论之深意所在。
1994年秋，距离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其间，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
1992年举行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外商中外合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允许按资金投入、按技术入股等分配方式同时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切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大大前进了。
龚育之（右）与于光远。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以《历史决议》为指导，又符合我们党已大大前进了的认识，就成为胡绳、龚育之指导编写党史中卷这段历史着重考虑的问题。诚如胡绳在西安会议的讲话中所说，写党史中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一个毛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些新的结论，有些问题的认识应该进一步。
党从1956开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政策，但没能坚持贯彻下去，很快又走回头路。从历史上看，由于没有处理好国际国内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妨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将党的探索放在上述限度内来阐述，就可以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胡绳进一步说，我的意思是要说明，对建国头七年、“文革”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不要说得过满，不要过高、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胡绳此论，含义很明显，如果对五十年代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过满，就对改革开放以后允许私营、个体、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不能自圆其说，难以服人。
龚育之提出“前三后四”的编章结构，与胡绳主任的意见高度契合，就是将“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前进。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建国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
如党的十四大，在几个重大理论观点上的前进，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决议提到了初级阶段，但是没有展开；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而历史决议是讲实行计划经济，辅以市场调节。这些都是党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从而向前延伸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基本论断。
龚育之指出，确定前三年独立一编，一是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那时我们党是以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来号召人民；一是便于充分反映新中国建立之初辉煌的历史，现在有对新中国成立的意义估计不足的情况。他分析说，建国头三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本是历来的分法，不过以前是以“经济恢复时期”命名，不能充分概括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至于《历史决议》把前七年放在一起写，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写历史书时把它分为两编，正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把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放在一起写，并不妨碍我们写历史书时把它分为两个时期。
建国后的中共党史，开卷即有独立一编若干章的篇幅来叙述头三年的历史，在龚育之看来，开国盛世，文治武功，可以从容不迫，充分展开，多花些笔墨，是值得的。重要的是，把头三年独立成编，并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来统领全编，合乎我们党历来对自己纲领的宣传，合乎建国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或《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完全淡化了，并不合乎历史实际。重新强调那个时期基本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也同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
历史地看，全面地看，以实施《共同纲领》来总揽这个时期，而把恢复国民经济作为重要内容包含在其中，应该说是合适的。考虑到建国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的特点，以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界，把这七年分作两段来写，便于把当时实行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纲领、目标、政策说清楚，使人们了解党领导人民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努力在建国头几年中形成为特定的历史阶段，并了解它与后一阶段的区别和衔接。
龚育之。
关于建国头三年党史的写作，龚育之提出了一套成熟的看法。譬如，搞好几个大的板块，要体现党在建国问题上思想发展的总脉络。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块，新的国家的设想，究竟是什么样子？新中国准备向何处去？怎样认识和设定新国家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历史地位？怎样设定新中国在两个阵营对立、几大力量矛盾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这些都要有个总的交代。确定国体和政体、经济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制定外交方针等，都应该提高到党对总体形势的新认识上来把握。
要注意，从抗日战争讲的新民主主义到建国前夕讲的新民主主义，在内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还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内，但在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各方面，社会主义的成分都比过去设想的要大大增加了。
客观实际是，建国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比原来设想的多，无产阶级没收了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整个政权是在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处于比较高级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既与过去的纲领相衔接，又比过去的纲领前进很多。后来很快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一个根由。
新民主主义改革这块，首先要有一个总的概念，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包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从经济制度到政治、文化制度，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社会，说明这是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又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新民主主义建设这块，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经济上，农村是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城市是在接管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恢复和发展。同时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全面贯彻共同纲领这个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等等。
对于龚育之提出的把建国头三年独立成编的框架结构，党史编写组给中央写过几次说明，即重在恢复党的历史上关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和实践的本来面貌。
它突出了新中国的发展，实际经历了一个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不是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利于提请人们注意，中国不是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助于防止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而忽视同长期的封建影响和小生产习惯势力斗争。如同胡乔木在向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历史决议》的说明时所说：1949至1952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 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龚育之称，这个说明，既有组织的权威，又有科学的权威。有些人仍在大学教科书中讲建国后一开始就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将共产党的信誉置于何处？！
对过渡时期的转变问题作这样的处理，说明了我国不是也不可能直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更不是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明确这一点，可以防止过分突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截然对立，而忽视非公有制经济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作用。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找到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重返市场经济的历史源流。现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际上是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发展而来。
可以说，建国初期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践虽然短暂，但它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提供了实证的经验。深入了解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这段历史，对于清醒地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重要论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求科学发展，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项建设，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终极关怀和奋力笔耕
1999年，龚育之年满70岁，再三向中央请辞领导职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急流勇退”。在此以后，党史二卷陆续进行了六轮大的修改。风风雨雨，是是非非，难以尽述，这里仅作一个略记，留以备忘。
首先，后来的二卷本抛弃了胡绳、龚育之主张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这个分析是这样的：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计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
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
同时还要看到，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对于党的指导思想上“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被抛弃，龚育之在2006年5月17日对二卷征求意见本第三编的阅后意见中，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个分析沿用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职务著作（不是胡绳或胡绳等几个人的个人著作），在胡乔木、胡绳两位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成员主持下，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主持开会讨论批准出版的。如果现在写的这部第二卷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职务著作，那么，去掉《七十年》中的这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做出了那个论点不正确的判断。如果那个论点真的错了，当然不该沿用。我知道有同志认为那个论点是错误的，但始终不知道都有哪些理由。作为一个同行，可不可以写几百字，让我了解了解那理由呢？那个论点错了，改变那个论点的决策，又经过哪里讨论哪里批准的呢？
这里表达的质疑和困惑，再一次反映了龚育之一向主张的我们党对党史本的审定模式，应当脱出斯大林时代联共党史审定模式的窠臼。这是一位真正共产党员、学者型领导干部发出的铮言。
本文作者在中共党史二卷统改讨论会上发言。
其次，从1998年直到2006年，党史研究室上报中央的送审稿仍保留了龚育之主持编写工作时的结构框架。这时，他已重病在身，每周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仍非常关心二卷工作的进展。2006年2月至5月间，龚育之最后一次阅看了二卷征求意见本，在病榻上对一、二、三编分别写下了他的意见，长达二十多页，大至重要议论和判断，小至文字错讹及注释规范，无不提出中肯、准确的意见。
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景田，将这份宝贵的意见批给各位副主任一阅，特意写上：龚育之同志高龄，身体又不是很好，这样认真修改，真令人感动。值得记录的是，龚育之见到的这份征求意见本，仍保留了“前三后四”的分编结构，他表示感到很欣慰。
可是，对这个历史分期，有领导同志表示不赞成。原因是：第一，《历史决议》是把建国后的头七年作为一个部分来写的，因为这七年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第二，前三年和后四年这两段虽然有区别，但也分不开，前三年是为后四年做准备的，所以合起来更好。
最终，这个历史分期没有保留下来。2011年，中共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时，还是将原来的两编合并为传统的一编。这样一个结局，倘若龚育之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龚育之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迅即抓住他有生之年的每一分钟，物我两忘地投入自己一向希望的作为更有独立思考、更有鲜明语言的“自由撰稿人”的创作生活。
果然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几年下来，硕果累累，一发不可收拾。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们二卷编写组的几位同仁，却感觉岁月如梭，苦苦捱过了修改—送审—再修改—再送审，一轮又一轮周而复始的十年光景，直捱到了退休年龄，成了返聘人员。如今，贤者去矣，往事历历如昨……
在中直苗圃改稿，本文作者（左3）与龚育之（左2）、郑惠、石仲泉等党研室领导例行饭后漫步。
最难忘，当年在中直机关苗圃宁静怡人的写作环境里，龚育之和我们编写组人员形同友朋，每日三餐之后，必相携徐步，沿小桥流水、亭阁绿荫漫游园内一周。每行则敏思如涌，谈笑风生，纵议党内党外许多流变的缘起，以及世事沉浮背后的掌故。
党的历史上多少扑溯迷离乃至颇为吊诡的人和事，一经他的点拨，往往豁然开朗，方知原委。那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走近”龚育之的机缘，对我等后学者来说，当属教诲良深，终身受益。
正所谓“听者无心，言者有意”，这一连串仿佛不经意的闲庭信步和即兴漫谈，内中蕴含着龚育之对许多重要史料的深度思考及其生动细节的把握，在从领导岗位卸任后，犹如关不住闸门的汩汩潭水，一篇接一篇地写在了龚育之的系列新著《党史札记》里，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加上《党史札记二集》，以及在病榻上勉力完成的《党史扎记末编》，凡百万言，影响和感染了党史学界以至学界以外十分广众的读者，留给了世间最后一笔财富。
逝者如斯，有人慨叹曰：“何时再见大师”？好在人的思想是不会停止的。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总是要前进的。人的认识，党对自身历史的认知，必定要随之前进。
就当下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的缺失而言，用得上老舍先生原著《四世同堂》电视剧片头的一句大鼓词：
——重整河山待后生！
（文章获作者许可转载，图片主要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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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