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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姚克勇:一斤二两芝麻种子送我上大学

2017-12-30 姚克勇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原题

一斤二两芝麻种子



周末闲来无事,整理以前的旧书报、杂志时,无意间翻出来那张早已发黄、缺失一角、但紫色印章清晰可辨的准考证,使我猛然回忆起好多年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前后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作者准考证


1978年夏天,我从省会江城来到长江北岸一个贫穷的小乡村插队落户已近四年。那是一个落后、闭塞的独性小村庄,全村几十户农家一百多口老小全部姓林,人称林家湾。也正是在这一年,村里淳朴善良的乡亲,从来年不多的芝麻种中,拿出一斤二两,使我顺利办完了粮油关系并迁移户口,送我离开了这个使我至今仍然深深怀念的小乡村。


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所谓知识青年,我来到一年种植两季低产水稻的贫穷农村。几年来,面对这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劳动强度和严寒酷暑、极端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以及改变自己现状的无望。


那年的盛夏,突然降临的高考机会,就像落水者的一根救命稻草,使我无法放弃,田间、地头、繁重劳动歇息的瞬间,月光下的晚上,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点不起煤油灯,晚上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月光可以利用,除了生存必须的劳动、吃饭、睡觉以外的一切大块和小块的时间,都是我抓住不放的良机。


考前一段冲刺时间,我又去了大表哥任教的一所师范学校,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补习者,我们不像年长的老三届,他们或许认真学习过,我们是当时所谓的初中新三届,对于在读书无用的动乱岁月,学习从未认真过一天的我们。所谓的补习,几近疯狂,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知识、或者说只是文字加数字符号,任由他人或者自己往脑袋里强灌,那段时间,可以说每天都是在头痛欲裂中度过,考试的日期终于来临。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三天,1978年7月20日以后连续的三天,公社那所破败的乡村中学里,一字排开的十间教室,全公社近五百下乡知青、当地农民和少数应届初中毕业生,路远的头天晚上已经赶来露宿校园,最远的必须走五十里乡土路才能到达这里。


厚厚的土墙上,斑驳的木窗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外,天空像是在下着火,超过四十度的气温,使屋里所有物体都发烫而超过了人的体温,教室里除了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之外,听不到其它任何声音,个别体弱者,因中暑虚脱被监考老师挽扶离场,也没有影响大家答题的速度,教室里的每一位都在挥汗如雨。


上午的政治考试结束了,为了应付下午的物理考试,我在镇上的小卖部用仅有的六毛钱中的两毛换来一小筒劣质饼干,另外的四毛钱还必须等到明天和后天使用。然后,w同其他部分考生一样,来到校园东不远一处水塘边,双手捧起太阳爆晒下发热的浑水,狼吞虎咽后,急忙回到校园,教室外窄窄的走廊上,席地而坐、而躺,早已挤满了回不去家的考生,大家都在为下午的考试或准备或祈祷。


三天的考试就这样程式化的过去了,昏昏沉沉地回到村里的住处。第二天睡了整整一天,大脑仍是一片空白,考的什么?考得如何?所有的记忆好像从大脑里蒸发了,无从记起。接下来的日子简单而沉闷,干农活、吃饭、睡觉,每天在焦虑和期盼中等待,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迟迟收不到录取消息。


又是酷暑难耐的一天,南方农村正值抢收抢种的‘双抢’农忙时节,乡亲们早已出工,大家都是头顶在炎炎的烈日下,泡在爬满蚂蟥的水稻田里熬过又一天,那天我独自一人没有下田,躲在屋里百无聊赖,度日如年,失望和失败的阴影阵阵袭来,绝望之下还是决定回到江城呆几天。江城的码头上,我曾跟着城里的表哥,做过码头搬运工,那里,或许能使我暂时摆脱这眼前的烦躁和无奈。


十来里的乡间小路不知不觉走到尽头,来到仅有几间破房的乡下铁路小站。离南去江城的最早一班火车到站,还差一个多小时。冷冷清清的候车室里,我靠在墙角的一个长条椅上打起了盹,迷迷瞪瞪听见有人喊:克勇哥、克勇哥,我哥要我给你送信来了,把我推醒的是房东家的小侄子,人称他“掰子”和他的一个小伙伴。


“掰子”是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平时常蹭在我的房里,要听我从城里带来也是那个年代村里唯一的一个小收音机,他不明白小盒子里怎么会有声音,可能是小时候过于淘气,摔折了一条胳膊又没怎么治疗,痊愈会一条胳膊再说再也伸不直了,从此以后走路也只能一摆一摆了,故大伙戏称他“掰子”。他的二哥与我同岁,是我下乡期间最要好的朋友。


“掰子”用仅有的一只好手抓着一个信封,一半已让汗水湿透,皱皱巴巴,我一眼就看到信封下县招生办字样,一只牛皮纸专用信封,我急忙接过来,马上撕开,里面正是我期待多日不见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激动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掰子”和他的小伙伴无法理解这封信对我的重要性,四只小眼睛圆圆地瞪着我,以为我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等我缓过神来,再看“掰子”和他的小伙伴,圆圆的小脑门上脏兮兮的,满脸的黑汗渍直到脖颈,两个小胸脯一起一伏还喘着粗气,全身已湿透,就像刚刚从泥潭里捞出来。


事后我才知道,接到他二哥从水田里赶回来,令他给我送信的指令后,出了村子,“掰子”和他的小伙伴竟一路狂奔,近十里乡间小路未敢停歇半步追到车站。这时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歉意,急忙从衬衫兜里掏出将要购买火车票的六毛钱,一个孩子三毛,“掰子”和他的小伙伴接过钱,满脸高兴,一摆一摆地去了镇上的小卖部。


回到村里,我的心情一片轻松,当下直接去大队部开了介绍信,按照录取通知书的的要求,第二天要到30里外的另外一个公社卫生院去体检。由于全县大中专考生集中体检,轮到我全部项目检查完,天已擦黑,月光下要走过多处乱坟岗的30里夜路,也丝毫不觉得难走。回到村里已近后半夜,临近村边,房东家大黑狗窜出来狂叫不止,走近发觉是我,亲昵地围着我转圈摇尾巴,以示欢迎。


天亮后,我乘长途车去县里取档案也是一帆风顺,没想剩下最后一项,去公社办理粮油关系并迁移户口时,卡了壳。


按当时规定,办理粮油关系必须交回半斤油票。我下乡插队以来,从未见到过油票,磨破嘴粮管所长也不能办,这是规定,最后经公社招办出面解释,粮管所长同意,没有油票,交一斤二两芝麻也行。


我只得回到村里向老队长说明原委。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极左年代,芝麻、花生等经济作物受到严格限制,一百多人的村子,只允许留下十来斤芝麻种子。老调队长答应明天早上出工前让大伙讨论讨论,他自己首先同意,问题不大。


第二天上午出完早工回来,大伙三三两两端着饭碗来到村东头的晒场,一边吃饭一边听老队长派工,最后老队长用浓重的当地口音说,克勇从城里来林家湾插队几年,现考取大学,没有油票转不了粮油关系,公社粮管所同意交一斤二两芝麻抵半斤油票,村里只有十斤芝麻种子,大伙同不同意拿出一斤二两?短暂的沉默之后,大伙竟异口同声地大喊:同意!


接下来还是那个“掰子”,自告奋勇地跟在村里老保管员四伯的屁股后面,直接去了村祠堂前的村粮库。吃完早饭,我又一次准备动身去公社粮管所前,远远看见“掰子”滑稽地用那只残疾手提着一个小红袋子一摆一摆地赶来了,也不知道“掰子”在哪儿找到一只那个年代特有的、鲜红色、儿童在冬天才穿的破旧尼龙袜子,一根细细的麻绳紧紧扎住袜子脚拇指处一个大破洞,装得鼓鼓的一袜子淡黄色芝麻种子,粒粒饱满。


“掰子”告诉我,四伯过秤后他还想多抓一把,结果挨了四伯狠狠一耳光。我听后哈哈大笑,赶忙说,分量够了,我接过来的感觉真是沉甸甸的,林家湾贫穷而纯朴善良的乡亲们,正是透过这一斤二两芝麻种子,用他们的真情,送我离开了这个贫穷、但令我终生难忘的小乡村返回江城,送我跨进了省会江城一所重点工科大学。


四年后大学毕业,我来到北京,时光荏苒,如今,光阴已走过40年,那段永远镌刻在人生经历中的知青岁月、那段乡村和高考的人生记忆,仍是那么铭心、亲切、清晰……


作者上大学用的尺子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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