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吴晔：鸡飞狗跳的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吴晔，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9级。1983年毕业到人民日报任编辑记者。1997年调任《中国土地报》任副总编，1998年创刊《中国国土资源报》，任副社长、副总编。2017年退休。近年出版著作有《资源战争：世界，美国控》《立地成人》三卷，《图说土地文化》《吳晔诗书画集》《读秘——与动物画大师秘修斌对话》《青铜时代的土地战争》等。
原题
政治运动毒害人性：
我记忆中的“四清”
1964年，“社教”工作队进村了，农村“四清”开始了。我后来接触过许多人，说起那场针对老百姓的运动，几乎都用了一个词：鸡飞狗跳。而我最切身的感受是我的父母亲的经历。
“咱就想不通，都是给共产党干事的，人跟人咋能差那么大码子？地主也没那么恶。旧社会土匪进村，也无非拣有钱的人家抢点儿，没见过这专整好人的阵势，阴沉沉杀气腾腾板个雷公脸开进来，把全村人都当敌人，当坏人，这还是共产党吗？咱这一带也没见过日本鬼子，不知道是啥样子，可国民党军队和旧社会的土匪进村也就是找几个大户弄些钱粮银子，也没见过像那么凶，把大家一个个过堂审问的，还不准别人说话，跟咱村那几个土匪钻到一起，从早到晚叽叽喳喳咬耳朵，想鬼点子害人，这个是‘四不清’，那个‘假贫农’，嘁哩喀喳嘁哩喀喳咬、咬、咬！把几个能干的干部都咬光了！”
母亲后来经常对我们说。她对那年发生的事有一种神经质的记忆。
过去了许多年后，我父亲的大悲大痛早已淡忘，记忆中的苦日子在他口中叙出，宛如讲一出古装戏，悠悠幽幽，怨怒不起：“本来不敢整我的，找不出我一星半点的错处。只因为那工作组长原来就是土匪出身，跟咱村里贼老三那几个土匪‘帽儿亲’，要给他们降成份，我挡了。又想把土匪的几个对头家升中农升地主，我把地契文件搬出来按政策和他们理论，他们搞不成。这才下决心先整我，强行定了个‘四不清’，又给咱升成中农，为的是剥夺我的发言权。”
“后来人家还要升地主呢！”母亲说。
父亲面容活泛似乎还有些微笑：“那天晚上通知开会，要给咱升地主，人都到齐了，工作组接到紧急通知，连夜撤走了，再也找不着了，一眨眼功夫，不知道钻到哪个老鼠窟窿里。我这一辈子经见的事情也不少，新社会的政治运动也一场一场过来了，还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刚进来时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专整跟共产党干活的积极分子，那时候简直就是变了天了，后来换了一批人，又甜言蜜语安抚大伙，可话还没说明白，也走了。撂下一堆烂事，没人管了。唉……”
“像蝗虫，‘哗——’地飞来了，连日头都遮住了，嘁哩喀喳咬一阵，‘哗——’，又飞走了，没影了！老天爷，你没见过那阵势，全村人都被集合到戏楼前边，工作组长又拍桌子又瞪眼，嘴里唾沫星子像洒农药，就像电影里那日本翻译官。那几个土匪跟狗一样叫唤蹦跳，贼老三解放前又当国民党兵又当土匪，带人抢他姐家，杀了他姐夫，糟蹋了他姐，他姐眼窝都气瞎了，骂贼老三是黑心狼！工作组跟这样的恶人却对上眼了，像刘备待诸葛亮，言听计从。贼老三蕞个子一蹦三尺高，举着小拳头喊：‘地主！地主！’工作组长就说：‘地主！’不准你大回家。我气疯了，走出大门不知道东南西北，灶下烧着火又跑地里干活去了，差点把房子烧了，刚给锅里添上水要做饭，又把水舀出来倒回井里，我变成个半疯子……”
母亲越说越紧张，似乎又回到那个被祸害的年月，激动得嘴唇发白。
父亲笑了：“整我还轻些，有的关了多少天不准回家，人家一审，嘴里胡交待。也不是咱一家一村遭难，西安这一片都这样，疯了的，跳井上吊的，不是一个两个。我始终就没说一句害人的话。”
顿了顿，父亲又说：“咱村还有附近村子，从解放前后跟着共产党干的那群人，没有一个不挨整的，从那以后，农村就变了，一般好人就不敢也不愿当干部了，不想惹麻烦，都说是这新社会和旧社会不一样，好人不能出头承事，只有那些想捞好处谋私利的人才伸头朝前走，农村世事颠倒了，好人不敢言传，瞎人蹦跶得欢。那一次，城里人把农村人害骚扎实了！”
从那以后，我家的成份就变成了中农，弄什么事都被人低看一等。
“四清”“社教”运动过去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后来我听许多人讲过这话：“四清”整人那是预演，“文革”整人的那些手段就是在《桃源经验》开发创造的基础上升级提高的版本。
后来，我当民工在西安北郊修公路时，遇到附近老村支书老婆，五十几岁的女人，非常娴雅周正斯文，一看就是有良好教养的人，但是只和自己丈夫说话，和别人从来不说话，不管遇到啥事情，我们找她问她她都不张口，就用那一双大大的长得很好看的眼睛瞪着你，看得人心里发毛。哑巴？我们都很奇怪，一问才知道，也是家里那年“四清运动”被整了，她上吊跳井都被救了，疯了一段时间，从此再不和外人说话。据说，西安附近在那场运动中上吊跳井自杀的疯了的人，不是一两个三五个。
1986年，我与陈忠实有一次超过十个小时的长谈，当然是谈农村，谈文学。那时候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负责向海外介绍中国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我们谈到那次“四清运动”时，提出了一个看法：以前，农村的乡绅和道德自治系统，虽说是不具强制力，软弱或者说脆弱容易被突破，但是因为强权干预少而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自从我们的政权力量触角无所不在的深入到乡村后，逐渐调动了大家进入新组织体系的活力，替代了原来的自治习惯，形成了响应号召、服从政府的新风气。不管是土改、合作化、公社化，还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再多的困难咬着牙也学习服从不思考。但是，“四清”《桃源经验》整人那一套一来，大家傻了：原来这些跟着跑的干的卖命的领头的积极分子，都是要挨刀的啊！看来这跟共产党跑骚没有好下场啊！从那以后，农村能干的正直的人，许多都不愿意再当干部，而某些有私心有欲望的琉璃球混混儿就上来了掌权了……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报到，碰见单位一个领导，关心询问我的家乡，我说了陕西长安县大原村，他非常兴奋：“我在你临近的马王村搞过‘四清’！“
我当时就脸色变了，眼睛瞪着他问：“你害过多少人？“
他很尴尬：”没有没有，我是去纠偏的。“过后，他特地跟我说：”你们那一带当时整得太厉害了，伤害了不少人。“
我把这理解为他的道歉。因为，他曾经是那个创造出经验的大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个经验的升级版最终把大领导自己害死了。就像武侠小说里某个厉害无比邪门的武功，像“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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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微信公号晔公好龙，作者授权本号转载，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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