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王虹：插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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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王虹：插队的日子

Original 2018-02-06 王虹新三届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970年春节，我和李雷留在曹圩二队没有回南京。三队的苏平也在春节前返回了曹圩。我们是在曹圩七队南京下放干部老阚那儿过的春节。

正月十七是一个赶集的日子，恰巧也是苏平的生日。我们三个在黄集街上晃悠。当路过一个烟酒店铺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提议来个开怀畅饮，既可为苏平的生日助兴又可检验一下每人的酒力。

在此之前，虽说大家也与酒有染，却并不曾多饮，不过是沾沾口而已。

我的提议遭到李雷的反对。他的理由是:为什么要花钱买痛苦呢？好在有苏平支持，于是开怀畅饮成了我和苏平之间的对决！

当时市面上大多是些山芋干酒，虽然比较便宜却是地道的酿造。我选择了半斤装的洋河，苏平选择了半斤装的双沟。我们匆匆赶完集，相约晚上在三队苏平处开饮。

从二队到三队大约三里地，天一黑我和李雷便赶到了三队。李雷因为不介入酒局，便负责下酒菜的张罗。记得当时的下酒菜也非常简陋，没有什么荤菜。李雷带来了一点豆腐乳，说是做一道腐乳肉。不过记忆中似乎并没有肉，而是用萝卜干替代的。经过一番准备，饮酒对决便正式开始了。我和苏平各持自己的酒瓶为自己的小酒杯满上了第一杯酒。

出于正式对决的考虑，我们每饮一杯都要有个说法，有个祝酒令。记得半斤酒共饮了17杯，也就是说应该有17个不同的说辞。现在还能清晰记得的也就最初的那一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那是当年最流行的一句特定祝福语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对那句祝酒辞进行了自己的诠释，以便同社会上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忠字舞" 区别开来。我们的解释是：我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只是基于他的正确，仅此而已。

实际上这个认识在文革后期，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形成。我们对新生入校后，军宣队的那套做法不屑一顾。

在整个饮酒的过程中，我们的话语比较多，所以时间拖得很长，各自的半斤酒足足饮了两个多钟头。临近尾声的时候，台面上终于出现了情况：苏平有些坚持不住。虽说是对决，其实只是各自饮完自己的半斤酒。当只剩下最后一杯的时候，苏平说什么也不肯再饮了。我极力劝苏平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岂不前功尽弃了吗？在我的坚持下，苏平终于吞下了最后的一杯。此时酒精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现，最初的兴致也已荡然无存，不过结局还算圆满。于是我和李雷告辞了苏平。

记得那天的晚上是个阴雨天气，待我们离开三队的时候，夜深漆黑一片。我们打着手电，撑着雨伞，顶着北风，在落着小雨的泥泞路上一步三滑，直到踉踉 22 68193 22 14987 0 0 3876 0 0:00:17 0:00:03 0:00:14 3876跄地回到我们的茅舍。进屋后，我刚准备对酒后平衡力作自我欣赏的时候，却不慎碰碎了一个煤油灯罩，让李雷抓了个正着——酒精作用的证据，我也只好认同了。余下的几天，我的肠胃症状明显。

自从那一次对决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饮过那么多的酒，或者说基本上滴酒不沾了。苏平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兴致，后来在洪泽县城以8元钱淘得一瓶正宗的茅台，一时传为佳话。

【沉重的箱子】

同苏平“对决”后没多久，沈德辉也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曹圩，此时的二队就剩下李得宁还滞留在南京。

农村的正月比较空闲，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可是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难以平静的事情。

那是一天的晚上，大队刘书记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叩开我们的房门，“夜访”知青来了。我们的茅舍是个“一头灌”的结构，从西端的厨房入门向东一连四间。大队干部迅速深入到屋子的每一间，想看看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此时我正在听耳机。王大队长凑了上来，对收听的效果表现出兴趣。沈德辉、李雷正在看书。干部们也显示出对书籍的关注。在最里边的屋子里，他们翻阅着李得宁床头的外文书。

当时我收听的恰好不是他们关注的“节目”，大家看的也只是数理化以及其他知识类的书籍。

经过一番寒暄，刘书记步入了正题：据贫下中农反映，你们有一个非常重的箱子，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瞧瞧?

刘书记提到的这只箱子，让我们一言难尽。时间要追溯到插队前的1968年。当时工宣队进校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很多人都急于离开学校。既怕自己拖连进去，也不愿意去趟那盆浊水。红联（包括井冈山）的骨干已于9-10月间集体去了泗洪和内蒙古，我们也准备着来洪泽。临行前多少有些“悲壮”，对于母校附中也有着复杂的情绪。这导致我们做出了一些错误的行为。包括运走了校办工厂的一个台钳（准备在农村派上用处），另外拆卸了一个篮球筐以及十二只凳子（每位男生一个）。

我们顺利缴获了这些之后却犯了愁，如何装走这么重的东西呢？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班上的侨生李徳安主动提出将他的铁皮箱子送给我们。凝聚着友情的箱子便跟随我们来到了苏北农村。我相信它一定是知青行李中最重的一个（里面还有姜叙的一副大哑铃）。

到黄集街迎接知青的那天，社员们抬着这只箱子走了十来里路。尽管社员们是轮番抬着箱子，也不可能不对它产生印象……

话说刘书记想瞧瞧我们的箱子，这让我们感到不快。从大队干部的眼神儿来看，他们一定把事情想偏了——里面那个重重的“家伙”莫非是?尽管他们没有说出口。

当我们将铁皮箱子打开，他们才发现除了一面文革组织的旗帜外，已空空如也。干部们显然对文革的物品缺乏兴趣。于是我们解释说箱子里曾经装有锻炼用的铁哑铃以及书籍之类的东西。（注：台钳早已转移到临接的万福大队，凳子也分散到了各户）

为了缓解一下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刘书记讲出了令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番话：我们向来对同志是既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排除疑虑后就会更加信任……

听到如此“更加信任”的鼓励，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刘书记的水平。

【可食蛋白质】

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很节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除了碳水化合物比较充足外，其他方面的营养都很欠缺。由于很少吃肉，豆腐等豆类也不经常吃，蛋白质的摄入量明显不足。同当地农民相比，除了粮油的量超出农民外，蛋白质总量并不高于农民。农民虽难得有肉吃，但每天有小孩子在河沟里捞些小鱼小虾，多少还有些补充。

村子里没有经营豆腐的农户，这是我们没能以豆类补充蛋白质的原因。

我们想到了用盐水腌制鸭蛋。鸭蛋是经过挑选的，食盐也放得较少，还用针在蛋壳上扎些小孔，这样半个月就可以食用了。我们腌制的鸭蛋在质量和口感上绝对超过今天市场销售的产品。

但每天仅仅靠一个鸭蛋仍然不能满足对营养的需求。终于有一天李得宁从阅读中发现了一个新概念——“可食蛋白质”。也就是说，除了一般的食物外，只要是有食用价值的蛋白质，我们都可以将其作为补充。思想开拓到这般境界，令我们异常兴奋——我们想到了猫。

当时邓小平的猫论或许还没有正式发表，但猫论与农民的意识大体相似：猫的功能只在于抓老鼠。

现在城里人时尚宠物，猫的功能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但当年我们看到猫，想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可食蛋白质”！说出来也不怕别人笑话，存在决定意识么。

尽管有了这个意识，我们却从未主动出击，去干偷鸡摸狗的事儿。至于猫，我们也只是守株待兔，乐见其自投罗网。

我们的茅舍位处村子最东头，同农民的房子有些距离。夜里农民的猫会时常光顾我们茅舍的灶台，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们堵住窗户将房门略开，然后布置一个传统抓麻雀的局，想着用笆斗扣下来的方式捕捉。

终于等来了机会。这天，我们听到猫进入房门发出的轻微声响，当笆斗落下来的时候，最里间的李得宁首先冲到了灶间。此时猫并没有被扣住，而是跳上了灶台。我这时也赶到了灶间。有准备的与没准备的硬是不一样：李得宁迅速扑向房门，没准备的猫出于本能也扭头扑向房门。只听得重重的，几乎是同时发出的两个声响——前一声是李得宁扑向了房门，后一声是猫头与房门的撞击。那一幕让人感慨万分：为了“可食蛋白质”，人的爆发力竟然战胜了猫！

猫肉的前期工序一般由我来进行。最后将剥了皮的猫浸入屋边的河沟“拔血”去除腥味。烹调采用红烧的方式，可以吃上几天。农户发现猫不见了，多半是若干天之后的事。

此后，我们还曾几次得手。记得有一次还提着猫肉到女知青家做客，佯称是兔肉。

说到猫肉，都说其酸。其实猫肉比狗肉细腻可口，甚至超过兔肉。猫肉比兔肉脂肪多，对于缺乏油水的我们来说这点也很重要。

光顾我们茅舍的猫并不多，所以我们总共也就品尝过三四只猫，却落下了一个吃猫的名声，这是后话。

除此之外，我们还吃过从大队部引来的通讯员的一只狗。后来干脆将自己养的一只外号“纰漏”的狗也可食了。

洪泽多水，我们也尝试水蛇肉。结果并不理想，可食的部分不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有一次我不在村里的时候，据说沈德辉品尝过白鳝！那是村里人挖棺材时，在棺材板旁边发现的。因为晒不到阳光所以呈白色。当地农民有这样的约定：生产队需要用木材的时候，可以挖祖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许不是件坏事，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容易理解，而我们当年已视空见惯。

对于当地知青而言，谁家没有一两件出土文物那就不正常了。我们的饭桌板凳、门窗、甚至锅盖都属于这样的出土文物。当然这怨不得贫下中农，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据说1958年大跃进时树木都砍光了，现在要额外安置知识青年，也只好这么着了。

尽管如此，我也没好意思去问沈德辉白鳝的味道。

我们最成功的一次尝试，就是品尝黄鼠狼！那是一次偶然的机遇。我们去公社的收购站询问猫皮的价格，无意间发现了一只刚刚扒了皮的黄鼠狼。当地人连猫都不去问津，更况是黄鼠狼了。我们回来后，简单作了些处理，然后如同红烧鸡一样认真烹饪了一番。我要说，那是我吃过的最鲜美的四条腿食物，其味道让人难以忘却！后来我在部队又踫到一次机会，我说服了战友一同品尝，鲜美极至，无不拍手称绝。

村子里老乡家的猫不见了，多少会引来疑惑的眼神。终于有一次大队刘书记踫到我，提到了这件事情。“你们知青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件事不好，你们吃猫！”“七世才能修成猫，不容易呀！你们怎么不考虑群众的影响呢？”刘书记严肃地说。我当时是矢口否认，反正没有证据么。四十年后再度见到刘书记，我坦然承认了这个猫事。刘书记笑着说，可以理解......

【没有地址的信】

我们的开销不大，但有一种开销占去了收入不小的份额，那就是寄信的邮资。普通的一封信算上邮票、信封耗资人民币八分以上，这对于几乎没有什么收入的知青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说来也巧，邮局系统当时有个不成文的做法——“毛主席去安源”那套邮票不盖邮戳，据说是维护邮票画面上领袖的光辉形象不受沾污。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着更为深层的考虑。众所周知，盖戳是个既单调又讲究速度的工作。在忙乱中难免不把邮戳盖到伟大领袖的脸上，那后果就很难说清楚。所以敬重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畏惧才是内心真实的感受。

既然邮局有这个畏惧，我们则无所畏惧。于是“毛主席去安源”就不停地，反复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穿梭。邮票经过多次用水泡开再用，邮局的工作人员自然心知肚明，这个“优惠”很快便终止了。我们转而选择邮寄毛主席语录。当时人们对领袖有一种敬畏心态，所以购买毛泽东的书籍以及其他相关物品都忌讳使用“购买”二字，言必称“请”。

邮寄毛主席著作或语录也不需要邮资。于是我们将“信”夹入语录，或者干脆将信写在包装纸内侧。昔有“柳毅传书”，今有“语录递信”。后来邮寄语录也有了新的规定。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就是用米糊在邮票上再涂上一层，邮戳盖不到邮票，用水泡掉米糊还能继续用。当然这些都有点搞笑和恶搞的成分在里面。兴致过了以后，基本上还是规矩地寄信。

不过有一次实在出于无奈，我写了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与那位著名遗嘱的作者普列汉诺夫的“信”相比，我的这封信确实没有地址，尽管邮资一分不少。当时苏平在南京，我有事急于同他联系。他家我曾经去过，但不记得确切的门牌号码。信是一定要寄出的，我只好在信封上认真地画了一个图。好在苏平的住处是大马路旁一座孤立黑色的两层小楼，只要注明位置应该能够投递到。那时我不仅相信邮局人员的智商，更对为人民服务的宣扬抱有信心。信件果然邮递成功！

邮局人员助人为乐的事情还不止这一回。我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信忘了贴邮票，邮局人员不仅代贴了邮票，还在信封后面加上了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估计这位邮局人员不仅了解知青，同情知青，而且对知青也是宽怀大度的。

【不该有的聚会】

1969年秋冬，城里人在搞居民下放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先行一步的知青在干什么呢？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次聚会。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们插队洪泽黄集公社的第二年。知青串门或聚会成了大家难得的愉快时光——年初在马坝走访老知青时，黄桂玉（1964年插队后改名方玉）发自肺腑的感慨也是我们的同感。

“聚会”发生在一次赶集的日子。我同沈德辉一大早便从曹圩二队出发前往黄集。按照惯例，我们总是先去公社的邮局，看看有没有南京方面的信件。在邮局的桌子上，一张空白电报纸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或许是枯燥的农村生活需要些刺激，在见到那张电文纸的瞬间，一个奇异的想法或者干脆说是馊点子就在脑子里形成了：搞个假电报，就称谁家要下放速归，然后以此为由头搞一次“送别会”。

我的点子一出，沈德辉便拍手称绝。我俩分析了情况，认为曹圩十队的鞠和（高一甲）是最佳人选。当时城里搞居民下放正值风头上，教师也成了下放的对象，而鞠和的母亲恰好是教师。此外，鞠和十分强健，心理素质也比较好，估计承受“压力”不成问题。

说干就干，我们立即草拟了电文。巧在同村的农民曹如会也在场，电文的抄写就请他代劳了，并要求他严守机密。电文写好后，发现背面还需要盖章，我灵机一动在盖章处打了一个勾。这勾的寓意是多方面的，不但包括OK的意思，还有执行完毕的含义（当年公安局的立即执行都是打勾的）。

我们匆匆赶完了集，便直奔曹圩四队。当时插队于黄集东面的附中同学，分布在曹圩，万福两个相邻的大队。曹圩四队的位置比较适中，正好在两个大队的中心，是聚会的好点。

四队有高二丙的几位同学，他们对电文有些半信半疑，面对这种雪上加霜的“现实”，谁都难以接受。李世融拿着电报再三琢磨，最后做出了肯定的判断：瞧！这后面还有一个勾呢！尽管电文难以接受，电报的“真实性”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考虑到鞠和接到电报会很快“回南京”，甚至可能一去不复返，所以“欢送会”得立即着手准备。这时刚刚临近中午时分，争取下午两点钟左右搞个欢送聚会还是来得及的。于是大家立即分工，有的去通知同学，有的去准备饭菜。我自告奋勇揽下了到岔河水产买鱼的苦差事。从曹圩到黄集来回有二十里路，从曹圩到岔河来回也要十来里地，当时谁也没有交通工具，完全凭脚走路。为了能够“聚会”，多消耗些体力也值，谁让自己是始作俑者呢！

通知鞠和的任务由沈德辉担当。他有点为难，想就此打住，而我正在兴头，哪能就此退缩。最后沈德辉总算硬着头皮到十队去了。那天我从岔河拎回来两条大桂鱼，虽说桂鱼超过两斤就笨了，但考虑到有那么多同学来“送行”，也只能慷慨解囊。下午两点钟过后，聚会的同学都陆续到齐，他们包括曹圩二队、三队、四队、十队还有万福九队的同学。酒菜准备停当后，“最后的午餐”便正式开始。

时间很快就过了午后四点，天色也微微作暗，聚会到了要分手的阶段，我俩的压力却开始沉重起来。

戏演到这个份上要收场已很不容易。我和沈德辉溜出来商量对策。尽管内心很虚，但结论还是明确的：立即当众宣布电文纯属虚构。此刻若不说明，后果肯定会更糟糕，挨骂遭拍也顾不上了。我们重新回到屋内，同学们正在作最后的道别。记不清楚我和沈德辉是谁宣布的了，只记得当时有个短暂的沉寂，对我俩来说则是令人窒息的沉寂。

“怎么能用同学的信任来开玩笑呢！”三队的苏平（高三丁）终于打破了沉寂。整个下午寡有言语的鞠和，此时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谁都知道下放的人有问题.....你们欺负人.......”

虽然也有人出来打圆场，可我俩还是不敢正视大家的目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聚会酿成了‘批判会’，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当天晚上，沈德辉作为代表特地到十队向鞠和赔不是。以后的几天，沈德辉常去十队帮助做事，将功补过。

“电报”风波总算过去了，农村的生活又逐渐恢复了平静。

事隔几十年，最近读到南师附中69年下放教职员工名单，得知18位下放教职员工中就有3人病逝于下放期间，死亡人数占到了六分之一。可见当年的“下放”造成人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么沉重！这不禁让我勾起对“电报”的记忆。无论怎么看，当初“电报”选择下放的内容都是太损了。

在1969年，没有哪件事能比“下放”更让人心情焦虑，精神崩溃。农友们当年的“批判”，现在看来还算是轻的。好在假戏并没有成真，我们造成当事人的心理压力也只持续了几个钟头。这同动真格地让人家下放，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呵！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够宽慰自己的地方了。

【怎么办与二百首】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动员。滞留在南京的李得宁已经感到很难继续坚持，于是也来到洪泽黄集曹圩二队。在此之前，他因下乡写给许世友的信件被塞入档案的事情已有传闻。

李得宁还带来了一本只剩上册的小说《怎么办》。这是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大家争相传看。文革中，江青自不量力，十分浅薄地批判起俄国的三个斯基一个夫，反而让我对他们的作品更为青睐。为了避免麻烦，李得宁在扉页声明，这是列宁最喜爱的一本书（大家惯用的办法）。当时的书店已经没有这样的书籍，从社会态势来看，也很难再印刷这样的小说。所以，我几乎整段整段地抄写该书精彩的篇章，以加深印象和理解。

《怎么办》主张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将利己主义划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好的利己主义同时也利他人，所以是合理的。这个合理的利己主义同当局宣扬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等，绝对不是相同的概念。我觉得这个理念更容易说得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认同了这个“合理的利己主义”。

记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南师附中高中学生已经有过“人是否是自私的”的探讨。印象中争论很激烈，还出了几个明星人物，包括著名史学家罗尔纲的儿子罗子（绰号）。由于身处毕业班，我对于高中生的争论缺乏更多的关注。

一本好书对人的影响会很大，尤其像车尔尼这样的思想家的小说。这本书是列宁流放时携带的少数的几本书中的一本。知青插队虽说算不上流放，但携带这样的书下乡，也很耐人寻味。

有一次我和李得宁在田间车水的时候，我问他是什么主义，为谁服务？这个问题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说，可以不加思索就能脱口而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呗。李得宁的回答则是另一类：合理的利己主义，为世界服务。

可见车尔尼小说的影响力是多么厉害。当然对于李的回答，我并未感到意外。

在一片形而上学的浮躁中，一本小说就像打进了一个另类的楔子，让铁板一块的僵化裂出一道缝隙。

据说李得宁下乡前就读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书。当然，在农村我也没有少读马克思。对我来说，读马克思就如同听古典音乐一样，有一种韵律在内心能够产生共鸣。

还有一次，生产队为农田施肥，我和李得宁负责给社员挑担上肥。劳动的间隙，两人可以说上话。“你能证明我们的政府是代表民众利益的吗？”李得宁把话题一转问到。我略加思考回答说：“不能证明”。当时我们确实不能证明，因为“政府的行为不透明”，谁知道在干着什么。

虽然我们不时会有些想法，但并没有深入的探讨，更不曾想过搞个什么小组。那时我就曾听说泗洪有的知青成立过什么“斯大林小组”，探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阻力来自何方。据说还有过结论：阻力来自走资派！这件事听说被当地政府制止，说是文革都胜利结束了，哪来的走资派，“小组”也被取消。这些都是197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

当时带到农村的小说很有限，一部分还是从学校图书馆弄出来的。其中有《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青年近卫军》以及舍甫琴科的《音乐家》、《美术家》等。物以稀为贵，大家读得都很认真。

除了读书，还有《外国民歌二百首》的陶冶。音乐在生活中占有的地位不容质疑。文革时期的城里人，虽说对文艺非常重视，但不免过于僵化。在农村则相对宽松，确实有点像现在的所谓“想唱就唱”了。我们的音乐熏陶主要归功于这“二百首”。原来不唱歌的人，也开始认真学习起简谱，以补上原本应该在学校学好的功课。练习小提琴，手风琴的也有人在，但还是歌曲更容易上口。当时流行的主要有《红河村》《草原》《山楂树》《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以及《老黑奴》等歌曲，我们百唱不厌。

农村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依靠双脚走路。到邮局或者洗个澡什么的来回也要走上二十里路，时常还是一个人步行。对我来说，路上的消遣便是唱歌。只是在这个时候，才会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放声歌唱的。当年通俗的风格还没有流入境内，市面上只有民歌和美声，外国民歌二百首的基调显然是美声。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应该是“二百首”打下了我美声的基础。

知识青年在农村大唱“二百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大家的思想中起到了一种抵制现行文化的作用，即所谓潜移默化的道理。从现在的眼光看，一些苏联歌曲或许也有它的不足，但与“社会主义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样的东西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俗话说，乐感来自天生。对此我有所保留。应该是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环境影响。设想一个人总是沉浸在“社会主义好”这一类型的旋律中，他的乐感能够有长进吗？

农村同城市的差别，让我们能够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政治神经。这是我们在穷乡僻壤找到的可以自我安慰的价值。

【白鱼鲤鱼混子】

1970年，城里面“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相当地惨烈。相比之下，洪泽农村则几乎没有什么动静，不仅是慢了若干拍子，而且味道也不一样。

平静中，首先传来了南京的消息——母校南师附中的消息：南师附中有人想“搞”红野.......

“红野”是红色野战军的简称，是我们高三丁为主的一个文革派别组织。南师附中的消息内容是，想把红野作为打砸抢，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典型。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让我不得不认真对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一番思考。震惊全国的南京一.三事件，红野的一部分人确实参与了。据说最先冲破保守派防线的就有宋杰等同学。学校抄“黑材料”是红野带的头，还有捣毁九中黑子兵广播站，红野也去了。

另外，确实同学校的黑子兵有过肢体接触，但那也算不上武斗呀。为了军训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去南京市军管会反映情况是红联所为（红野只是红联的一个成员）。红野整个文革期间只参与了一.三事件的所谓武斗（后来知道毛泽东将一.三事件定性为革命行动）。显然，将红野搞成“打砸抢”典型，缺乏依据。心中有数，则没有什么包袱。南师附中的消息也就很快淡化了。

后来才知道，南师附中的消息在另外的地方动了真格。插队泗洪的井冈山派别的同学没能逃脱劫难，有人硬是被揪回南京整肃了三年之久。

“一打三反”中，洪泽仁和公社的八中知青陈卓然成就了轰动南京城的“反革命事件”。当时公检法的布告也贴到了洪泽，但我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只记得破案之前，我所在的黄集公社搞过一次查笔迹行动。当时留在黄集的知青都到公社大院验查笔迹，每个大队的知青还要在大会上发言表态。

黄集公社后来也有一名外校知青卷入了一个所谓组织。当局对组织格外敏感，不管是什么组织，包括称兄道弟的也一概取缔。

在慢了若干拍子之后，公社、大队都组织了“一打三反宣传队”。不少知青也参与其中，我们村的李雷参加了公社组织的宣传队，到其他大队去了。我则参与了本大队的宣传队。我们的“一打三反”宣传队，似乎重点放在了经济方面。虽然“一打”缺乏对象，排查还是免不了的，起码也要将平时说说怪话的人敲打敲打。当地有件事情让人哭笑不得，文革中有人对“三忠于”活动挖苦，说成“三种鱼”——白鱼鲤鱼混子（洪泽的主要水产）。下乡之前，城里也搞过一阵子“三忠于”，居委会发给每户三个“忠”字，要求贴到大门上。三个忠字代表“三忠于”，这也太形而上学了，贴一个不就得了？不行！居委会复查时，硬是要求一定要贴满三个。

相比之下，这个“白鱼鲤鱼混子”，实在是太幽默了！

农民中也有上纲上线的人，有时说着说着就开始扣帽子，居然将“三种鱼”的主，说成了五一六。我赶紧制止了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三种鱼”经过一番敲打，总算过关。

农村的五一六展开不起来的时候，城里（包括洪泽县城）的五.一六已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据说南师附中70%的教职员工都受到了冲击。哪来的这么多五一六？人们很容易思考到这个层面。别的单位不了解，南师附中的情况还能不知道吗？教职员工在文革中的谨小慎微，自身难保，还有“胆量” 去搞什么五一六！

可是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领导不这么认为，而是煞有介事，越搞越起劲。除了五一六，还有现行反革命。哪来的那么多反革命！这个问题常常令我陷入深思。

假如我公开自己的全部想法，多半也会被打成反革命或者五一六——我不能不换位思考。那么我是反革命吗？当然不是。所以我在想，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往往是愿意思考，忧国忧民的人。将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当局究竟想干什么？

有言道，旁观者清。或许是我们身处政治漩涡之外的缘故，对深挖五一六，排查反革命特别地反感。由于缺乏信息渠道，遇罗克罹难的事情当时并不知晓，否则觉悟就可能提前。

当时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状态。我时常在想，毛泽东的周围都是如此鼠雀之辈，老人家一定孤独呵！

宣传队期间，李雷有时也回来带些生活用品。有一次他对我说，准备在他去的大队搞个扫盲学习班。他感慨地说：文化原本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现在许多农民却被剥夺了文化。扫盲是将原属于他们的东西，再归还给他们。多年过去，李雷或许已经记不清他曾讲过些什么，但我记住了这些蕴藏哲理的话语。

几年以后，我离开农村到了部队。一次在部队礼堂传达“纠正五一六运动”的文件。四百多人的现场相当肃静，我却无法控制住情绪，竟然抽泣不已。可见当初压抑程度之深。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

我们很在乎社会对我们的定位以及关注度。生活愈是艰苦，愈渴望得到些“温暖”，这或许是人软弱的一面。

讯息越贫乏就越是关注，包括小道消息之类的。记得有一天，万福一队的廖平兴冲冲地赶来告诉一条消息：国内准备组织知青缅甸军啦！

当时缅共的头头刚刚遇难，游击队受到重创，形势十分的严峻。廖平的这个消息有可信度。据廖平介绍，参加缅甸军的条件也比较优惠。军龄算工龄，回国后安排工作，缅甸军经历不写入档案等等（写入档案当时被视为很严重的事）。

我们尽管很关注这个消息，但毕竟是去打仗，性命交关的事情难以盲目乐观。但廖平还是表现出较高的兴致，因此获得了“廖缅甸”的美誉。缅甸军的消息后来没有了下文。多年后才知道确有其事，只是范围控制得很小，另外参加缅甸军也需要一定的渠道。

针对知青量身定制的小道消息，缺乏可信度的也不少。比如1973年我们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毛泽东询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关于知青再教育的情况。永贵大叔赞誉了知青一番之后又添了一句：如果再有五年，情况会更好。毛泽东严肃地答曰：人生能有几个五年！

听完这个消息，我们仿佛在痛苦之中被注入了一剂吗啡。因为到了1973年，我们高中的同学很多人年龄已经超过25岁。按照当时的惯例已经超过招工，甚至招生的年龄上限。按照廖平的话来说，在初中女同学的眼里已经成了植物人——不可挪动了。如果再来五年，必将全军覆没，不可想象！

每逢元旦、国庆，我们都会格外关注报刊、广播，尽量找出能够同我们粘上一点关系的东西。这种敏感，也让我们感觉到每况愈下。到了1970年的国庆节，我们已经开始绝望，甚至有些自我嘲弄。在那么多的国庆贺词中，竟然只有一条可能同我们有些关联——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致敬！

可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一条应该是指境外的爱国人士，例如李宗仁先生之类的。显然起草者的本意不会将知识青年纳入其中。李得宁富有逻辑和哲理性地分析，让大家的情绪跌入谷底。

1971年的国庆却出奇地平静，平静得让人很不习惯。一次和往常一样的赶集，听到了一个让人惊诧不已的消息，林彪出事了！消息有鼻子有眼，说是已经传达到基层支部。听到这样的消息，自然没有心思继续在集市转悠，我立即赶回了曹圩。当然是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啰。

据李得宁回忆：当天晚间李雷、李得宁和我，三人在油灯下议论此传言。开始还比较谨慎，李雷只是用“二号”来称呼林彪。大家判断此事是真的。据说，我当时就想到打谷场上去呼口号“打倒林彪”，是在二李劝阻下才作罢的。

这个心情又难以言表。怎么林彪出事，大家可以这样兴奋？难道大家就这么盼望林彪出事，这么恨林彪这个接班人吗？

当天下午上工的时候，我同义大爷（赵其义）一同整理打谷场地。终于忍不住谈起了这个听来的消息。很快整个庄子的人都知道了，也迅速传遍整个大队。第二天，有着丰富经验的刘书记顺藤摸瓜找到了曹圩二队，很快我就直面刘书记了。刘书记坚持说那是个谣言，我则固执说那是一个传言。

无论如何，刘书记执意让我写一份检查。我只好答应。这个检查不同于“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的那一类，而是为了承担“传言”的责任。刘书记的意思我很清楚，只要将听到传言的过程写出来就可以了。写检查的那天，风和日丽。曹圩、万福两大队的知青相约划船去邻近的白马湖一游。

为什么选这一天游湖，已经记不清楚，或许是某位同学又要远走他乡的告别吧？当时投亲靠友已经渐成势头，仅靠近的三个大队就有阴曼霞、吴丽文、赵生健、赵生莲、王蕴理、武步宇、吴小军、张明珠、李雷（男）先后离开洪泽以求机遇。记得离开时还得有知青的评语。李雷的评语是我写的，他很满意，说是根据评语可以当选中央委员。这些都是后话。不过，写检查这件事却让我记住了这次游湖，我是在船上写的检查。

事实上，从听到消息时起，大家就做出了判断——这不是谣言。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国庆节的平静，以及林彪在报刊广播中的消失，还有城里的来信等等。另外刘书记的态度也极能说明问题。如果真是谣言，就不是写写检查的事情了。在措词上我还是坚持使用“传言”而不用“谣言”，否则几天之后“传言”成真，你却说是谣言，那问题可能真会很严重。游湖结束后，我向刘书记交了差。几天后，“传言”成真。

话题要转回到最初的兴奋。我们为什么如此地兴奋？

据李得宁回忆：林彪事件一发生，我们即意识到，受此事打击最大的便是毛。我们仿佛在长夜中，看到了一丝希望，所以兴奋。等到“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后，我们倒有点为林彪未能成功而遗憾了。

对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一切都可以解释了。在此之前，我们的认识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矛盾的。我们虽然不认同这些年搞的“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 “深挖五一六”等运动，但往往没有将责任同毛泽东挂钩。林彪事件把问题解释得很清楚：连亲自挑选的接班人都出事了，再说毛泽东没有责任，谁能相信呢？我们的兴奋是有了清晰答案的兴奋，是一种思想解脱的兴奋——毛泽东终于自己跌下了神坛。

9.13事件对于我们这一代，其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是一个思想认识的分水岭。9.13事件之后，社会上终于形成了人数众多的不再迷信毛泽东的群体，并随着社会的演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历史。当然，现在仍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年代认识不清，其原因多半是当初或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利于思想的这个转变，或者自身努力不够所造成的。

林彪事件的细节与事件本身的意义虽然不可相比，但人们对事件的细节仍然充满好奇。我曾两次听过日本NHK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NHK每年的9.13都会重播这个内容）。NHK援引蒙古法医最初的骨龄鉴定：三叉戟上没有50岁以上的人员。

我倾向于蒙古法医的说法，林彪或许不在飞机上.......

【样板戏沙家浜】

1971年，曹圩万福两大队的知青联手排演了样板戏《沙家浜》。起因不清楚，自己只是从南京返回曹圩，中途加入的。不过，从两个大队共同承担工分来看，应该是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充分支持。几个毛头知青全无京剧的底蕴，竟然也排演样板戏，真是不可想象。当时大家因地制宜，充分调动了万福小学的师生。《沙家浜》戏中进攻敌人翻越围墙的那一段“武打”，是对没有任何武功的小学生们严峻的考验。“围墙”是画有围墙模样，挂在绳子上的一条长布。“围墙”后面是类似跳高的落地缓冲装置——一堆稻草（名副其实的草台班子）。

扮演新四军战士的小学生们，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越过“围墙”，免不了磕磕碰碰。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才是促使“样板戏”最终成型的关键所在。李世融演郭建光，徐越兰扮阿庆嫂，鞠和饰沙奶奶，我演刁徳一，胡传奎由学校的一位教师扮演，卫生员是徐小梅，郑国民任伴奏指挥客串赵书记，陈国强京胡客串日本军官，廖平手风琴客串翻译官，其他角色由小学生担任。

排练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抢救溺水儿童的插曲。洪泽多水，河沟到处可见，小孩子落水时有发生。这次幸好被我们碰上（当时正在曹圩四队排练）。于是《赤脚医生手册》上看来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几经折腾，小孩终于缓了过来。大队的医生此时也赶到了现场。

医生指出我们打开小孩口腔的方式不够专业，以至于用筷子撬掉了下面的两颗门牙。我在想，能够在第一时间打开口腔，成功实施人工呼吸，已经很不简单。这是我们在农村唯一一次成功抢救生命的集体经历（我还有过另外一次经历，因为不够及时而没有成功）。

经过半个多月的排练，样板戏终于有模有样了。我们在曹圩万福为村民露天演出了十多场次，反映不错，甚至有些名声在外。后来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还特地邀请“剧组”在公社礼堂来了个专场演出。这虽然算不上大有作为，也该算得上有所作为了。

【黄山行】

到了1972年，许多知青已经意识到必须做出脱离农村的最后一搏，投亲靠友各找门路成了当时的主调。我们也预感到即将各奔东西，于是大家（苏平、李雷、沈德辉和我）清理了有限的“共同资产”——铁箱子和红野军旗，并决定结伙去黄山一游，为“共事“一场划上一个句号。

路费由我买单（作为分得铁箱子的交换）。从南京出发，我们选择了先走水路再转旱路。事后证明这不是一条最佳的路线，却是一个幸运的选择。

6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我们匆匆踏上轮船甲板的时候，发现苏平负责的“知青身份证明书”竟然忘记带了。我们并没有去多想，只是良好的心情洒上了一丝不安。

第二天的临晨，轮船到达铜陵。我们直接搭上早班汽车。经过7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了黄山脚下的太平县城。我们急于落实住处。可是，当所有的旅馆都坚持要求出示身份证明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形势比我们想象得更为严峻。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了公安局。如果能让公安局开出一个安排住宿的条子，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我们四人立刻前往太平县公安局。

我们向公安人员述说了遇到的困境，表示了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志向和决心。经过我们四人轮番的诉求，公安人员已经显现出心动的迹象，几乎就要动笔写条子了。可是就在我们觉得大功即将告成，有些抑制不住喜悦的时候，阶级斗争的觉悟却“本能地”在他们身上激活，准备写字的手又收了回去。

接下来的话语更是给了我们相当的刺激：险些被你们蒙住了！要是开出条子，谁能担保你们不出事儿？知识青年不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怎么跑到黄山来了？这个条子我们不能开！

坦白地说，我们此刻的心情比来公安局前更糟。

旅馆住不成，也得弄个落脚的地方。苏平、李雷在县革委会的门口找到了灵感。那一夜他们取下了县革委会、贫协的两块牌子当作了垫板。我和沈德辉溜进了县医院的候诊室，在长板凳上被医院的蚊子叮了个正着。第二天清晨四人再聚到一块儿的时候，苏平发出了难得的感慨：真是一夜胜过二十年！

显然那一夜他的心境很不平静，要不怎么一清早就能讲出如此经典的话语呢？

尽管如此，山还是要上的。就在我们做出最悲情的决定，准备露宿黄山的时候，在乘车站遇到了前一天的车友。他一口答应住宿的事情包在他身上——黄山宾馆有他的熟人。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直悬着的心，这时才感到有所踏实。人际关系的传统文化终于翻越了阶级斗争的门坎儿。

我们开始有心情同周围的乘客交谈了。我们发现乘客大多是来黄山开会的公职人员。这种以开会为由兼顾游览的行事风格，让我们长了见识。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车内专程来黄山游览的，竟然只有我们四人。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前一天公安人员的顾虑不是全无道理。那年头有几个专程跑到黄山来旅游的呢？更何况还是知青！我们的行为也忒不合乎“国情”了。

我们如愿住进了黄山宾馆。眼前的山清水秀让一路上的郁闷一扫而空。为了抢在会议人员的前头，我们决定第二天就直奔北海，不在途中停留。

第二天登山开始没多久，就看到前方道路一侧的山体上醒目刷写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巨幅标语，落款是南京大学的827。当年也曾有附中学子骑自行车到过黄山，他们没有以这种方式来展现情怀，或许他们心中另有情怀.....

在登顶的过程中，我们重点游览了天都峰。我觉得上下天都峰比在鲫鱼背更让人感到心惊肉跳、提心吊胆。

在半山寺我们遇到了一位气宇轩昂的住持，他特地为我们介绍了黄山毛峰，让我们品尝云雾茶的清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同这位老者应该有过合影。

一路上的风景之美就不用去多说了。难得的是一路上几乎碰不到同行者，仿佛整个黄山都处在纯粹的自然当中。这种感受或许是后来者再也体验不到的。

傍晚之前我们到达了北海。由于有山下宾馆“熟人”的条子，不仅顺利住进北海宾馆还受到了一些照顾（包括特地开了一个大间，价格更优惠）。山上的旅客不多，算上短期或长期逗留在宾馆的客户以及宾馆工作人员，总共也就几十来号人，整个宾馆显得十分清静。中晚餐的伙食是两菜一汤，荤素搭配，味道挺不错。加上早餐和住宿，每人一天的费用只有人民币两元。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了清凉台观看日出。我们穿着租来的棉袍，由于山上水气大，棉袍潮湿湿的，显得很重。那天到清凉台看日出的也就十几个人，不巧的是日出过程完全没能看到。倒是大片乌云在气流的推动下，向我们迎面扑来，周围的山体忽隐忽现阴深深的，给人一种多少有些恐惧的感受。从清凉台返回宾馆后，天下起了小雨，大家只好呆在宾馆内休息。前一天登山的疲劳此刻也显露出来，两条腿有些沉重。不过据苏平回忆，当时还打过乒乓球。

好在午后天气好转，我们抓紧到西海等景区游览。有名称的景观也算是找到不少，当然为了这些景点也没少跑路。一位上海游客也尾随了我们一程，毕竟一个人爬山还是有些单调。

面对山上仙境般的风景，我难以克制内心的兴奋，不禁放开喉咙唱起了意大利民歌《重归苏莲托》。声音在群山之间回荡。那独特的音响效果，令上海游客也赞叹不已。

当我们回到宾馆后，苏平突然决定第二天就下山，说是家里有事情。其余三人虽然兴致还未尽然，也只好以大局为重了。

我们是从后山下来的。路上并没有遇到前山那么多的台阶，这使得下山更加放松随意。一路上我们是边走边看边琢磨，希望也能发现一些新的“景点”。可见这种“景点文化”当时对我们还是很有影响。

回到山下，专程到黄山开会的大批人马已经上山去了。我们住得比较舒适，洗温泉也让疲劳得到了充分的缓解。

返宁的路线与来时也不相同。黄山有到芜湖的直达车，再从芜湖乘火车到南京也非常便利。

或许我们从开始就应该选择芜湖而不是铜陵。可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必定同那位太平县“车友”失之交臂，后面的事情就很难去想象。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最初选择了芜湖，未必会忘记携带那张最为重要的“知青身份证明书”。当然无论怎样选择，最终靠的只能是“运气”。

这次在黄山停留的时间总觉得短了些，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可是对我而言，“下一次”却始终没能成行。

为了那难忘的记忆，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黄山......

【收音机的困惑】

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是知青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因为在生产队一般是看不到报纸的，也没有电。文革后期盛行过男焊女织。其中男焊指的就是男生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与曹圩四队张正中的那个近乎专业的外差式相比，我的属于迷你型的单管机，简单却不失创意。最初的日子，我就是靠它来了解新闻。

初到农村，生产队还来不及为我们盖房子，我们几个挤在牛棚旁边的一间土坯公房。房子窗户也就是一个洞口，没有玻璃。转眼已是1969年的四月。之前大家在期待着九大会带来一些转机。一天吃过晚饭，大家在干着自己的事情，我的耳机传出九大闭幕的新闻。这不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因为结局很难乐观。

我们马上想到的是“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漏人”的习惯动作，赶快睡觉才是最好的应对。说曹操，曹操到。透过窗户洞口，已经看到有手电筒的光束闪动，很快就传来狗叫声以及人员的杂音。光束和声音直接朝着我们的住处奔来。睡着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装佯睡着。很快，大队贫协组长刘学仁带着几个人已经围在我们的窗口开始喊叫。“大个子，快起来”（沈德辉的绰号）。

可是任凭他们怎么喊叫，我们也没有反应。叫喊声最后干脆简化成“大个子”了。或许他们已经觉察出情况有些蹊跷，于是找来了竹竿，通过窗口捣我们。这一招绝对奏效。为了保护棉被、避免皮肉伤害，我们终于都“醒”了。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人们所熟悉的，比如若干人绕着村子池塘之类的地形，喊上几句口号，也算是应付过去。可是，大队还得组织到公社的报喜队，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脚板儿得走上二十多里地，还是在漆黑的夜晚！

这一次，收音机虽然没能让我们避免折腾，但也没带来负面的影响。以后的两次遭遇却不那么令人愉快，除了前面提到的“箱子事件”，还有一次也给人以感触。

那是1972年的夏天。从黄山归来后，我便返回了农村。当时留在曹圩的知青只有我一个，不巧又碰上了新的“反革命案件”排查，刘书记带着几个人再次登门。听刘书记介绍，这次排查的对象要满足三个条件：1.有收听工具。 2.有一定英语基础。3.对现实不满。

显然，刘书记没有走错门。刘书记提出要把我的收音机带回去“研究研究”，我也只能配合了。这次带走的是我后来用14元人民币购买的一个单管机，比我自己安装的那个效果要好。收音机被带走后，生活完全闭塞。半个多月过去，“研究”成果迟迟出不来，我有些缺乏耐心，于是到大队打听究竟。

刘书记的答复出乎我的意料，也令我瞠目结舌。“收音机，我们没收了”，刘书记若无其事地回答。我赶紧解释：这是在百货公司购买的正规商品。“百货公司的商品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的”，刘书记继续自信地说。

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并没有因为知青的地位，已经到了不能随意购买百货公司商品的地步而自卑，而是内心掠过了一丝怜悯。长期穷乡僻壤的生活，让刘书记这样的精明人也会如此地受到局限。

争辩不会有结果，我只能来回二十里地到公社想办法。公社人武部长二话没说，写了条子。刘书记看到条子，也是二话没说，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事后细想起来，心情却难以平静。

我们插队之际，文革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心头压抑着“文革走过场，中学生成了牺牲品”的深深的忧虑。几年的文革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中学生面临没有出路！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我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甚至比其他层面的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选择。插队农村是顺从了社会的命运——“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情抉择。

这个世界都知道知青对现实不满，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满？

【土法绘制地图】

我们时常会有突发奇想，刘书记也不免受到了影响。有一天刘书记问到我和沈徳辉，能否为曹圩大队绘制一张地图。他说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书记，曹圩大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也不清楚。

我们能够理解刘书记的情怀，也感激他对我们的认可。我和沈德辉掂量了这件事的可行性，满口答应了。预计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刘书记许诺工分由大队承担。

我们手头的测量工具只有一个简易指南针和丈量土地用的的长尺。我们认定测量只能是个粗略的活，所以用均匀跑步的步数来计算地形的长度。这个方法或许古代先辈们也曾使用过呢。

时值冬季，跑跑步还可以驱寒。我和沈德辉分工：一个负责指南针并记录数据，另一个负责跑步记数。

每个生产队一张草图，基本上需要一天的时间。曹圩大队共12个生产队，有的比较远也比较大，综合起来确实需要半个月时间。我们的草图包括每块农田的大小形状、灌溉河沟、道路以及农民住房等等。半个月以后，前期工序完成，我们握有12张小草图。

时间已经临近1973年的春节。我将这些草图带回南京，以便完成绘图的后期工序。

12张孤立的小草图要拼成一张完整的大图一定要经过适当的调整。由于并不要求非常的精准，所以调整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很快，一张彩色的曹圩大队平面图就完成了。地图有指北标示，有比例尺。还有农村的一些特殊标示，比如水闸，涵洞等等。

刘书记见到这张地图时非常感慨，他没想到曹圩大队的地形竟是如此地不规整……

我不知道在此之前，其他地方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地图。可惜，随着曹圩大队的变迁，书记的更迭，这张地图没能保留下来（刘书记后来不无遗憾地提到过这件事情）。否则，那会是一件不错的文物。

【擦肩而过】

1973年是我最忙乎的一年。年初曾尝试用多功能机床捆绑招工名额，希望挤入马鞍山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奔走未果。随后打算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工农兵学员，因不是上海知青而受阻。最后只剩下部队文工团这一条路了。凭着“二百首”的功底，我从南京到福州，从陆军到空军，苦苦挣扎了一番。

机会有时会接踵而至。返回曹圩后又被大队刘书记推荐参加县里组织的“批林批孔”工作队。据说全县只有两名知青参与其中（三十四年后，另一位参加工作队的知青对我说的）。不过，在公社领导面接时，还是出了一个花絮。原来工作队是有目标的，工作队成员将是大队书记培养对象。

公社领导当时并没有这样直说，而是提了一个问题：是否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我只能实话实说：还没有这个想法，但我会站好每班岗。显然，这样的回答不能让领导满意。大队刘书记事后埋怨说，当时公社领导通知他——曹圩人选不理想，希望换人。但是刘书记也告诉我，他还是力挺我的。直到进了工作队，我才知道有培养大队书记一说。

工作队由县里统一领导。1974年春节过后，工作队在县城集训了几天，然后分别进入指定公社指定的大队。集训期间县人武部的部长，副部长进行了动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副部长，他在动员时宣称，“批林批孔”就他个人的理解是第二次文革的开始！他还真敢说。

工作队进入到指定的大队，主要是参与具体的工作，比如农业生产，计划生育等环节，批林批孔实际上只是喊了些口号而已。我所在的大队宗族矛盾十分严重，闹出过冤假错案。工作队内部也受其影响，产生分歧。工作队长将我和另一位下放干部的子弟小徐看作是他的人马。其实队长非常孤立，只有他一个人。队长让我俩写入党申请书（其他人已是党员），结果小徐递交的是入团申请书，被队长批评了一番，说是入什么团么，直接入党！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让人匪夷所思。为了保证出生率不能超标，适育妇女要排队生育。今年你生，明年她生，以此类推。如果今年该你生而未生，那么对不起，将重新排队。即便排到猴年马月，那也是你自己的错。另外不该生的，都去结扎。妇女抱怨医生的水平不高，往往带来后遗症，并且没有承诺和补偿政策。遇到这样的场面，我也会加入到批评政策不配套的抱怨之中。

这个地方的农民盛行“斗鸡”的民间娱乐，即用手拎起一条腿，呈犄角型，两人相互斗撞，直到其中一人双脚落地为负（现在官方称谓“脚斗士”运动）。我蹲点的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和队长都是村里的好手。会计败给我之后，姓贾的队长硬是不肯放过我。

贾队长身高马大，面相如狮子，体力充沛，是队里一霸。我自知可能不是其对手，就算满足一下他的求胜欲吧，于是答应了。一开始我还能抵挡一阵，而他的体力逐渐占了上风，我被逼近一个水塘的边缘。他看到了机会，而我也是不服输的主，并未就此称臣。他的最后一击，我已经没有退路，直接跳进了水塘，但仍然单腿站立着。贾队长如愿以偿了，我虽说有些狼狈，却也不失尊严。

没过多久，我接到了特招入伍的通知（年龄、体检、政审相对于普通招兵要宽松许多）。那是1974年4月底，我已经27岁。

工作队期间是我距离“组织”最近的时候。擦肩而过则渐行渐远，再也没能回头。

再见了，洪泽。

原载《百姓秋叶》(第4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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